评论|陈冠中:你知道太多,却不知道什么东西不见了

建制、泛民、本土......“谁可以占领这些词呢?这些标签都是偷懒做法”,他笑谈自己是“本土爱港建制民主自治派”。
陈冠中。

1952年出生的香港文化人陈冠中,在北京生活的时间,加起来就快有20年。

“雾霾这么严重,为什么还要在北京?”

“因为这里是矛盾的中心。”

他说自己是写作的人,“要活出时代的矛盾”,然后写下它,这是基本责任。

“活出时代的矛盾”是陈冠中近年常说的一句话,来源于罗兰.巴特,原文是“我所主张的是充分地活于我之时代的矛盾”(live to the full the contradiction of my time),而引用时,陈冠中把“活于”改成了“活出”(living out the contradiction of our time)。

“活在时代的矛盾并不难,我们每个人都活在里面,是被动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难的是把那些未解决的矛盾‘活出来’、‘写出来’,这是主动的。”什么样的矛盾?陈冠中解释:“我们写作,做文化的人,很难同时兼顾三件事。一是理想原则,二是说真话,三是政治的有效性。有些年代,也许能全部兼顾,但有些时代只能兼顾两个,就不错了。我们现在,好像又遇到了一个三者无法兼顾的时代。”

既然无法兼顾,知识人的身份必然矛盾,也必须有所取舍。“作为一个写作者,都不能兼顾的时候,我就只能选择面对事实真相,说真话。”他以奥威尔举例,奥氏年轻时参加西班牙共和军,反抗法西斯势力,但当他发现斯大林派对共和军的控制愈发增强,开始打击、清洗其他人,诸如巴塞隆那无政府主义者时,奥威尔选择了放弃“政治有效性”,而是写出真话。“奥威尔的文章,不能在当时英国左翼刊物发表,被认为破坏左翼团结。当时苏联发生反人道的行为,而欧洲左翼因为顾及政治有效性,为避免有利于对手,就放弃了公布真相。但今天看来,我们很庆幸奥威尔选择了说真话而不是一时的政治有效性。”

今天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奥威尔面临的时代?陈冠中没有给出答案。在57岁那年,他选择了小说作为最主要的“说真话”的武器,用虚构来讲述现实,听来矛盾,却是他认为可以最大限度,把复杂、暧昧、模糊的现实,装在一个文本里表达出来,给读者传递真实感受的方式。

2016年4月20日,陈冠中到访端传媒,和记者们分享他在两岸三地生活与观察的体验。

北京:“只剩下最粗糙的拍马屁的人”

陈冠中坦言,这些年都住在北京,对香港多了点距离。获知香港的消息,依赖不定期地回访,翻墙看新闻,或是朋友从香港来京时,聊天而知。他笑说近年变化之大,令他觉得回看自己此前对香港的分析,已经像是在看“考古”。而北京这些年的变化,也同样让陈冠中感到时代的紧张和难解。

“在北京,从2000年到2008年,2008年再到2010年,这两个阶段,和今天这个阶段完全不是一回事。大家都说中国是个共产国家,但是2000到2008年我去到北京时,惊讶地发觉,这里怎么思想这么蓬勃,文化这么盛!那么多好的报刊,调查报道,思想交锋,大家都在冲。网站刚开始出现,里面有各种丰富的交流。出版业兴盛,很多我觉得不可能出版的书都出版了。还有各种NGO,独立制片,‘目不暇及’,根本来不及一一去追踪。”

“很幸运,我在2003年写出了《波希米亚北京》,那一年我还可以勉强汇集、介绍(北京的文化),但那之后文化发展之快之多,根本不可能再追踪。再往后,中国再也没有一个观景台能够看清楚了,所有人都缺少了这样一个观景台。”

“2008年之后有些不一样,气氛有些紧张,但是又出现了很多精彩的东西,比如微博。2009年我写了《盛世》,那个小说预言2013年的中国什么声音都没有了,当时被很多人批评,他们说你完全忽略了微博,你看我们现在,什么声音都有,围观改变世界!”

预言小说不幸成真了。到了今天,陈冠中清楚地感受到“过去的那个北京在慢慢消失”。“现在也不是无声,而是另一种亢奋。当年不管自由派、新左派,不管你是哪个派,都是要有点水平才能说话。现在根本就是一边倒,就算是拍马屁,连好的拍马屁文章都不需要了,品质越差越粗糙的,越会出来。”

香港:“我是一个本土爱港建制民主自治派”

谈到香港,陈冠中笑言,自己讲的东西会面临“政治不正确”的风险。

“说到2047吧,现在我觉得有点把讨论的框架弄错了。”在他看来,一国两制,港人高度自治,实现普选,如果能够连贯下去,会变成一个好的制度,好的制度是没道理要一下子断掉的。“‘两制’未必需要同一化,如果两个制度都在往好的方向走,那延续机会就都很高,这是一国两制能延续的最好情况。但如果一个变坏,一个变好,那就会不稳定,如果两个都变坏,那根本不需要等到2047年,就很难维持下去了。”港人现在的重点是搞好香港这一制,就是贯彻港人高度民主自治。

八十年代中英谈判期间,6成香港人支持不要回归、“维持现状”,大部分进步知识分子支持“民主回归”──以民主自治的方式,主权回归中国,而当年30岁不到、任职《号外》杂志主编的陈冠中,是少数提出香港应该“命运自决”的代表。回想起来,他认为当时自己的理念接近“城邦自治”,“我同辈大部分学运的朋友都在搞‘民主回归’,我没有参加……我也曾经主张香港也参与对自身命运的谈判,但是被否决了。后来出了联合声明,我转而支持一国两制。因为我觉得中英联合声明里的内容,也没有更好选项了,算是比较不坏的。”

30多年过去,香港新一代的年轻人,人人都在谈“自决”、“公投”,而在关键历史窗口时主张“自决”的陈冠中则认为,在今天的政治现实里,“一国两制”仍是香港未来命运的出口,眼下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怎么去做好一国两制。“怎么让港人高度自治落实,实现双普选?这个是最能走的路,最有法理根据和历史根基的,也是能说服最多人的。如果说香港正在一个隧道里,那这是个明摆着的出口。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政治阶层,未必想要往这里走。现在空间很小,隧道很狭窄,但在这么窄的空间里,大家已经打起来了。”

陈冠中说,“建制”、“泛民”,“本土”这些既有的媒体标签,极大地限制了公民对政治立场的理解和选择。“谁可以占领这些词呢?这些标签都是新闻界的偷懒做法。”他举例形容自己的政治立场,是“本土爱港建制民主自治派”,而对当下政治二元对立的划分和冲突,陈冠中感到颇为无奈。他形容香港的出路,在于建制派扮演他们应该做的“建制”责任:

“我曾经在《香港01》上写文章说过,建制派‘背叛’了香港。本来,他们是应该以高度自治一国两制作为建制的基础的。但他们背弃了这个。香港的建制派不去代表香港,这是最不幸的。2003年之后,他们变成了一个管制联盟,希望完全替代对手,什么票债票偿,彻底消灭对手──可是在香港制度下,非建制派是无法消灭的,这边不是中国大陆,你必须要承认对手在政治领域的角色。”

可是建制派又有什么动力去“改变”?陈冠中意味深长地讲到“狐假虎威”的故事,“香港大部分时间都是狐狸在叫,但是老虎是随时可以变的。大家现在会很没信心,觉得中间道路是不可能存在的,但每个社会都永远需要硬朗的鸡蛋,为公平正义诉求努力,理性和平非暴力地持续抗争。世态无常,我担保,老虎一变,狐狸会一下子全部转变。”

“政治阶层的责任是提供一个政治方案,帮社会去理顺很多问题。”尽管强调政治解决和回归基本法,在今天的香港越来越困难,但陈冠中仍然强调这些方式的重要。他反对脱离基本法的框架去解决问题:“基本法是经过80年代整一个时代的讨论凝结出来的,不幸在1989之后才定案,但不幸中的大幸是,它基本保留了80年代的整个讨论。这一纸基本法,保障了香港过去20年,虽然今天我们发现,字眼上的确有些陷阱,但是我一直还是觉得,我们可以在基本法的框架里做事。这是我到今天都有的立场。如果要打开修改基本法的这个潘多拉盒子,连这一纸都保不住,香港会有无穷风险。”

文学:“我不再写三部曲了”

陈冠中对下一部作品守口如瓶:“下一本小说,我有很多想法。但小说创作的过程很神秘,就算开始了,也未必能完成。完成就是一个奇迹。所以现在想法很多,但是不能跟你们分享。”

他还会书写香港吗?没有答案。

“还好我写的香港,是香港婴儿潮世代的三部曲。而这一代人,我相信真的应该退场了……现在的香港,应该是年轻人上场的新三部曲了。第一部曲从占中可能已经开始,End of a Beginning。这真的是很明显的替代,和十年前完全不同了。”

70年代,陈冠中从批评和散文开始了自己的文学生涯,直到近年来,他才专攻纯小说的创作。小说书写是否会帮助他超越所在的地域,在世界文学的范畴内确立意义?他打趣说,其实主要是自己个人的“冲动,满足,脑洞”。但另一方面,小说家陈冠中,也在用这种体裁书写自己试图说出的东西,讲真话,只不过这里的语言,会更加多视角、多隐喻,这也许正适用于他观察到的,无法再一眼看透的中国。

“有人说中国的现实像一个魔方一样,魔方都没有归位,这样一个三维的东西,你该如何描述它呢?魔方中间有个轴,大家都知道党,只能是它。但是这之外,外面还有一堆东西。可能只有小说,能够把人们带进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我57岁那年,决定要做个小说家。”

“我在80年代为《城市笔记》系列写的总序叫做‘写下与活出时代的矛盾’,活在时代的矛盾很容易,但‘活出时代的矛盾’不容易。对有些听众,我会说,你既要有根,也要有翼,如何既要有根,也要有翼?或者说,既本土又世界?我觉得上一代或许被迫要在这里面选一个,但是下一代一定可以活出这个矛盾。”

两岸三地:我们在被控制,却不是1984

在中港台三地游走的切身经历让陈冠中感到,要两岸三地相互理解,实在极为困难。

“在北京,很多人一看到我,就要跟我讨论‘香港问题’。但他们说完之后,当我正要开始解释,他们就又会接着说一大堆‘香港不行了’之类的话,根本不听我说。我说你们答案都有了,还问我干什么呢?”

每当这种时候,陈冠中只好反过来反驳大陆朋友:“别操心香港了,快担心一下内地经济下滑啊,山西煤矿,河北钢铁,东北老工业的较单一产业城市,这才是真的完蛋了!”他说,实际上这些朋友都是比较开明的,都是善意地讨论香港问题,但是问出来的问题,就往往和《环球时报
》的论述没什么区别──“真的不要小看媒体控制,效果真的非常明显”。

而这种控制最厉害的一点,是让人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陈冠中形容,这正好是奥威尔在《1984》中所描述的情景的反面,不是匮乏,而是过剩,是“abundance”。

“今天中国不是匮乏,而是‘太多’。书店有很多书,影视作品也很多,五花八门的资讯也非常多,但是,你不知道什么东西不见了。我们的年轻朋友很聪明,以为自己什么都看得到,真以为自己能翻墙,能通天,什么都知道。在今天你真的很难告诉大陆朋友‘你们知道的东西是不对的’。”

真实的香港就是在这样“太多”的世界里“不见了”的一个点。

“中国的确在走向原子化,家族化,部落化。香港也类似,整个世界都是。人越来越活在自己的圈子里、部落里,各个部落关心的命题完全不一样,问题意识也是不一样的,他们听不见彼此。比如知识分子很悲观,但不见得很多人都是很悲观的──城市创业的年轻人就很亢奋,儒家也很亢奋,但是自由派很悲观……真的是鸡同鸭讲。”

部落化的时代,陈冠中仍然相信香港有自己的武器:公共性。“部落化是可以跨境的,全球化的。逝去的是公共性。大陆这一点特别明显。香港好的,有希望的地方,恰恰是公共性重新出现,而大陆是没有公共性的讨论了,政府不想大家有。”

香港人这些年爆发的公共性,令他在悲观的年代感受到希望:“我记得前年去一个‘文艺复兴夏令营’,八十几个艺术家都要跟我谈政治,我们那一代的艺术家,哪有谈政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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