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本文在6月8号傍晚刊出后，有读者指出原文 “辅大校方的延宕疏失” 一节有部分错误陈述。经查证属实。我们请作者修订改写，更新该段小标为 “辅大校方需向社会释疑”，并在文末附上作者的道歉声明。《端传媒》对于编辑流程的查证疏失，谨向辅仁大学与读者致歉。
5月29日辅仁大学（辅大）心理系朱姓学生在网路上公开一篇8000多字的网志，揭露2015年6月，其巫姓女友在系上毕业晚会后，因酒醉遭同系学弟带至校内角落性侵。文中痛批辅大校方、心理系系主任何东洪，与社科院院长夏林清，指责其不仅未妥善处理，还试图大事化小。此文发表，立刻在社群媒体热传，引来各方强烈反应。
文中多次把矛头指向夏林清，让台湾知识分子界深感震惊。夏林清过去以鲜明的左翼旗帜，长年投身工运与以日日春公娼为首的妓权运动，还曾代表民阵参选2012年立法委员。夏一向被认为是台湾妇女运动先锋之一，此次却被学生指责“为保个人名誉地位，试图责怪当事人，将调查方向导向酒后乱性的合意性交”。
朱生文章发布后，一周内，辅大校方、心理系所陆续发出多份声明，回应朱生指控。系方早先曾提及“一切程序合法”，后撤下原声明，仅在官网留下“一切统一由校方发言之声明”字样。
社科院院长夏林清也三度发文：首次声明温和道来，师者与学生共同学习处理冲突矛盾的初衷，第二份由心理系系主任何东洪脸书代发的声明，则对朱生愿意接受“朱生质疑事件处理委员会”的提案表示欣慰。第三份声明由夏林清的个人脸书帐号发出，措词改趋强硬，指责朱生此举对她造成莫大伤害，并波及心理系及辅大性平会。
这段时间，还有该系毕业的辅导老师陈惠雯在《苹果日报》投书，提问“辅大心理系违法了吗？”她认为校方并无失职。该系兼任讲师何燕堂于个人脸书公开发文，认为朱生此举是对夏老师“未审先判的死刑”；兼任讲师王芳萍随后也发文，认为朱生已塑造一个“被权威打压的强而有力的被害者形象”。
6月7日早上，夏林清以个人名义召开记者会，延续之前声明论调，表示朱生指控是“片面、去脉络的”。晚上，心理系所召开漫长的师生讨论会，试图在系上建立共识。综观这些回应，校方、心理系与夏院长均称事实与朱生说词有所出入，并表示一切处理于法有据。
本次性侵案的事实认定，已进入司法程序；当事人与辅大校方，乃至心理系其他师生的对峙，教育部也已启动性平会开始内部调查。以上两点，身为外人不宜多揣测。
然而本案爆发至今，校方、系方与夏教授所公布的一系列声明，呈现的处置流程是否得宜，仍可受公评。若对照《性别平等教育法》、《性侵害犯罪防治法》，以及教育部所颁布之《校园性侵害性骚扰或性霸凌防治准则》各项条文内蕴之精神，不难发现此事在过去一年的处理流程，确实存在多项可议之处。其中最重要的症结，就是由心理系师生在过程中所组成的“工作小组”，不仅于法无据，且其组成和运作方式，也存在重大的伦理争议。
本文将先阐述性平法的立法精神，回顾其实践的局限，再讨论辅大校方处理本案的问题。文中将聚焦分析辅大心理系设的“工作小组”，指出其如何抵触性平法背后若干价值，也混淆咨商情境与师生角色的权力关系；更将探讨这种作法背后的“受害者培力”理论，何以在这次事件中触礁。辅大性侵事件，有可能成为台湾性平史上的指标事件。其意义值得大家思索。
《性平教育法》的立法精神
我们先从《性别平等教育法》的立法精神谈起。
《性别平等教育法》的首要目的，在于保护性弱势与性少数。除了透过教学宣导，在校园推广对多元性别与性倾向的理解包容，其也期望保障任何人免于校园霸凌、骚扰、侵害等事件造成之恐惧。
性平法针对“校园性侵害、性骚扰及性霸凌之防治”的条文，著重于确保申诉管道畅通、追究行政责任。为保护未成年人及潜在受害人，不受司法程序旷日费时的影响，该法旨在最短时间内，将行为人带离该环境进行调查、辅导或惩处，让受害人安心回到校园就学就业。
然而过去在实务上，校园性平会并非每次都能发挥应有的功能。除了受害方经常出于恐惧和个人名誉考量，不敢声张，也常见校方负责人员对法规程序陌生，错过或延误处理时机。例如，曾发生过当事人已提出口头检举，经办人却以为无书面申请就不算数的乌龙。甚至也发生过性平会成员欠缺相关知识与敏感度，在调查过程造成当事人二度伤害的例子。另一个常见的挑战，则是事件爆发后，当事人之一自行转学或调职，学校也可能以“管辖权有争议”为由而拒绝受理。
早期性平法缺乏相应罚则，不少学校承办人员无心熟悉相关法规、怠忽职守。因此，2013年性平法修法时，已增加“强制通报”等条款的相关罚则，弥补上述缺失。修法后，性平业务也已列入“中小学统合视导”和“大学评鉴”项目，若有学校应通报未通报，导致事情再度发生，对校长罚则相当严重。
校园性平申诉的困难
在《性别平等教育法》中，对性平会的设计和期待，是希望实践校园自治精神，结合熟悉校园环境和师生互动情况的成员，加上一定比例外部成员的监督，以力求调查的速度与公允。
然而，台湾教育圈是一个极为封闭、内聚型的网络。教职员从教学评鉴、调职、论文升等、研究经费补助等等，都有赖从同侪延伸出去的人脉关系相互支援──除非万不得以，大家不愿轻易得罪同行。
即使性平法规定，个案调查中必须至少有五分之一性平会成员为外聘，二分之一以上为女性；但外聘是否真代表独立，女性又是否一定具备足够的性别意识，仍不无疑问。甚至，当事人的社经地位与社会资本，也可能影响其申诉被认真看待的程度。
2011年由陈昭如女士和人本基金会调查揭发的特教学校集体性侵事件，就是鲜明例子。笔者友人也曾亲眼见证，自己任职的某高职发生教师间的性侵事件，却遭校方恶意拖延，不进性平流程通报处理。
辅大该生刊出网志后，能立即在社群媒体的掀起舆论关注，部分也肇因于，过去已有许多人曾透过性平管道争取权益，却遭遇各种困难的切身之痛。该文传播开来后，我就在陆续读到数位网友道出的自身经验──有碰到素质不佳的性平委员，或存心保全校誉者，在委员会中万般阻挠；有的因为提出申诉而遭遇同系师生排挤、霸凌；甚至有人在申诉程序中，因压力过大而崩溃就医。
辅大校方需向社会释疑
以性平法规范检视本案处理过程，辅大校方有几个问题必须回答：
首先，辅大是否有在规定时效内召开性平会，询问当事人接受性平调查的意愿，还是仅由心理系教职员或办公室代为转达？其次，当心理系以 “工作小组” 取代性平调查一事，是否有报请校方核可？
2015年九月，当事人转向性平会申诉时，校方是否有就系设 “工作小组” 组成的适法性做出判断，还是直接采用该小组提出的报告，作为性平调查的基础？若校方对工作小组的存在有疑虑，是否有采取任何告诫措施？最后，辅大校方是否有因该事件可能影响大学评鉴成绩的考虑，而对心理系选择自行处置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性侵属于重大事件，警方也已受理当事人提告，依性平法精神，即使当事者不愿进入性平程序，校内行平会仍需开会评估此事件是否有再发生的可能，以及是否有需要对被指控的行为人做出适当的辅导和处置。
但直到该年9月，校方才首次针对此事件启动性平会，也仅认定该事件为「猥亵行为」；到了来年2月，校方面对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提出的验伤报告与DNA证据，才再次召开性平会，对被控方做出退学处分。这中间性平会究竟如何认定是「猥亵行为」？两次会议间，又是否还有更多举措协助当事人？
辅大校方与心理系至今，也许只有坦诚响应上述疑点，才有可能慢慢厘清是非，赢回社会公信力与尊敬。
“工作小组”与性平法的张力
在夏林清和辅大心理系的说词中，一再强调的重点，是其在系上成立处理该案的“工作小组”。在他们的论述中，“工作小组”是在法律救济途径、校内性平会之外，开拓出来的“第三条路”；其既有辅导学生之功能，也能补性平会之不足，更未违反法规。
然而，工作小组既涉及对事件过程的梳理，涉及受害者对事件的回想重述，就须检验其流程设计，是否逾越性平法试图保障的价值：
首先，设若今天性平会程序启动，调查小组需由性平会授权组成；且考量调查的公正性，成员中至少五分之一必须为校外或第三方人士。辅大心理系的“工作小组”在组成上显然不合此规定，其对当事人迳行的询问或调查，也便难以免除“系所主导而不公正”的疑虑。
其次，该系师长曾强调，“工作小组”报告已由事件双方当事人阅毕、修改、签名后送交性平会处理。但校园性平调查在程序上，其实仍以报案记录、笔录和社工辅导记录为准，在制度上妾身未明的“工作小组”，其报告缺乏法定证据效力。
性侵事件处理的重要原则，是尽量减少受害者面对重复回想的伤害。所以性平法二十二条第一项才会规定：“学校或主管机关调查处理校园性侵害、性骚扰或性霸凌事件时，….应避免重复询问。”因此，在现有的性平与司法程序上，叠床架屋地加上“工作小组”的介入，实质上等于迫使受害者得承担重复询问回想的压力。
最后，夏院长的书面声明与7日的记者会均强调，工作小组的存在，是为辅导学生而设。但让同一群人肩负“辅导”与“调查”的双重角色，仍有违反教育部“校园性侵害性骚扰或性霸凌防治准则”第二十一条第三项之嫌：“校园性侵害、性骚扰或性霸凌事件当事人之辅导人员，应回避该事件之调查工作；参与校园性侵害、性骚扰或性霸凌事件之调查及处理人员，亦应回避对该当事人之辅导工作。”
不论夏教授与心理系过去如何看待性平制度，辅仁大学作为教育部治下、受大学法规范的学校之一，目前仍必须以《性别平等教育法》、教育部《校园性侵害性骚扰或性霸凌防治准则》，作为谈论此事件中各项伦理问题的起点。毕竟，这套制度纵有不完美，仍为众多各有信念、各持立场的教育专业者与性别团体，在民主程序中，历经十多年努力协调后的共同结晶。
师生权力关系的干扰
更重要的是：在性平会的调查完成后，依照性平法，辅大校方主管可能被追究其行政责任。所以当事人双方与心理系的师长之间，其实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
咨商辅导的角色，存在足以左右当事人对事件认知的可能；而认知的改变，又可能影响教育部性平会对校方行政责任的认定。在如此敏感关系下，应为当事人进行辅导的，绝不是心理系的师长，顶多能透过该校辅导室提供资源并转介。
再者，学生的成绩、毕业、论文合格与否，甚至未来实习、就业，都深受师长影响。师生间存在不对等、可能受宰制的权力关系；这层矛盾，绝不是由当事人集体保证“绝没有发生过”就自动不存在。不论辅大心理系过去在心理咨商领域有多少专业成就，都不应直接将该系学生的事件，套进医病关系或个案辅导的伦理框架。
必须强调：不论学生如何信任老师，在涉及后者自身利益的情境中，都不宜比拟为咨商情境中的角色关系；双方在制度中背负的不对等权力，必然造成角色混淆。
心理系秉持对心理学的自信，想组工作小组介入，可以理解。但它该扮演的角色，不是同时身兼当事人的辅导者与对事件梳理的工作，而应该对其它师生加强性平教育与性侵害防治的宣导。
夏教授在声明及记者会中，一再强调朱生的指控是“不合事实、去脉络、去情境的”。然而，若不是因为这个工作小组的特殊性，以及忽略了相关的伦理、忽略了师生间权力的不对等，夏教授的“被误解”，与朱生、巫生的“受伤”，也许根本无从产生。
“受害者培力”的理论逻辑
追根究柢，今天酝酿出这场争议，关乎夏林清教授等人的学术立场。
对受害者的培力（empowerment），是夏教授一派团体动力学者，极为重视的心理复健过程。他们致力于协助受害者离开“无能为力”的心理情境，认清即使受到伤害，仍能在心理上拒绝伤害，重新找到力量。
他们相信就个人层面而言，不管是要走出伤痛还是选择反击，这样的力量握在自己手上，比国家介入仲裁要来得真实；同时，唯有经历这样的培力过程，加害者才能更具体的认知自己造成的伤害，与行为背后的结构成因，而不只是被动地被社会放弃、惩罚而已。
他们也相信，除当事人双方之外，与之相关的社群成员也能透过这个动态过程，学习辨识每位人的发言位置、动机、运动资本，以及如何进入相互协商等课题。这也是夏教授与辅大心理系在整个处置过程中，如此强调“共同学习”的原因。
夏教授投入半生所带领的辅大心理系，在理论上强调“群体动力”与“受害者培力”，反对由国家主导的“性平体制”。他们相信透过咨商、教育、叙事治疗、参与社会运动等方式，为主体争取到的才不会只是一时的正义，而是新的认同与能动性。
理解这点，才能理解当前辅大心理系的作法，跟主流社会看法的反差。
在国家体制与社群之间
然而，辅大事件正也突显了：这套透过团体动力学进行受害者培力的理论，在现实情境中的限制。本案中涉及当事人（学生）与培力者（师长）的利益冲突、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硬要运作这套理论，不免造成前述的伦理难题。即使师长无意做任何导向的处理，也难免予外界瓜田李下的疑虑。
把咨商或互助团体中的技巧，套用在师生之间，无疑需要更严谨的辩证与省思。即使熟悉这套方法论的专业工作者，在实务操作也是如履薄冰，需要漫长的时间与案主建立信任。其大概也不会支持在性平调查中使用此方式，或是事发不久就对“受害者意识”进行翻转批判。
或许，夏院长与何主任只看到过去在学生身上做的培力，信任他们对这套方法的熟悉度，却忽略了当事人的受创程度，也忽略了被指为加害者的自保本能。而所谓的翻转批判，在此次辅大心理工作小组的运作中，到底是让受害者透过主体培力，而能打破原本造成伤害的结构，还是维持了既有的利益结构？这也是外界质疑的症结。
平心而论，以国家法制规范下性平体制，确实有诸多待改进的缺失，过去，以培力受害者为信念发展出的咨商、辅导、治疗模式，不只在许多个人身上，也在不少支持与互助团体中发挥过令人惊叹的力量。然而，若全面弃体制，改而拥抱“社群解决”，让所有人都走“受害者培力”路线，必然也将制造出新的压迫；同时其也忽略社群成员在社经地位、沟通能力与文化资源不平等的情况下，将更不利于身处弱势的女性与性少数争取正义的现实。特别是在华人文化影响下，任意于职场或校园性平事件采用“社群原则”，非常容易沦为处理“家丑”、对少数不愿“和谐”者斗争的工具。
国家作为强大的权力集合体，确实有失控可能，必须时时谨慎提防。然而和家族或丛林法则相比，或许仍得忍受国家这个必要之恶。至少在国家体制内，还有相互制衡监督的可能、还能寄望独立的司法系统、第四权、第五权等多元救济管道。
如何继续改善性平制度现存缺失、并透过性平教育，改变过去一面质疑、检讨受害者言行、一面又将受害者僵固于被动无力位置的主流文化论述，也许才是辅大心理系工作小组成立之初，应走却未走完的那一哩路。
台湾性平史的指标事件
辅大事件在台湾的性平史上，可能会成为别具历史意义的事件：
首先而吊诡的是，它确实印证了过去以夏林清为首的一群学者，过去对“性平体制”的控诉：个案中常见行政和承办人员疏失，导致程序延误，容易沦为官僚间相互推委，也延长了当事者的痛苦。这派专家学者们同时也认为，性平体制只是助长国家对个体的控制，并削弱女性与弱势在面对暴力侵害时的能力，因而尝试发展另类途径。
但在另一方面，辅大事件争议，也对前述学者提出严酷的质问：舍弃国家权力后，我们能否发展出一套可以取代体制、具体可行的解决方案？如何在社群原则下，解决成员之间的资源差异，避免形似民主、却能轻易由魅力型人格者掌控团体动力的寡头统治？甚至，如何避免团体内因多头马车相互斗争，而容易落入丛林法则的困境？
最后，在诸多如罗生门般的争议中，性平法最初立法时的若干远见也从中浮现──包括对不对等权力关系的提防、外部成员制衡的重要性，保护受害者不受程序和人际公审的二度伤害的精神。
我们学到什么？
若问，此一事件有什么集体的“教育意义”，或许就在于其凸显了：所有与“性”有关的事件，永远也与权力相关。如何定义性骚扰与侵害，如何定义正常与异常，如何解读每个人的性，正是一场最赤裸的诠释权角力。
其次是看见“身而为人”的限制。当我们为了塑造一个象征，为满足寄望、崇拜的人性需求，而把一个人神格化，同时也就让渡了自身的责任。辅大事件让我们看见：对于特定信念的坚持，以及肩负一个学派路线、机构组织能否延续的压力，如何可能使人曝露出自身的限制。当这样的限制，出现在过去被神格化的人身上，我们不免惊愕，感到难以承受。在见到人何其有限那一刻，除了愤怒，也提醒著我们去思考：在把信任与权力交出去时，让渡的是什么？又是否做好了心理准备？
同时，我们也该再次提醒整个社会关于“身体自主权”的意义，反省那些对受害者常见的质疑、责怪和偏见，使其不必因社会大众的眼光，再承受一次伤害。甚至，作为集体，我们还应该反省整个文化对于阴柔气质的鄙视，对男性阳刚、男子气概的追求与盲目崇拜，是如何让一些人相信以言语或行为羞辱他者，可以证明自己“是个男人”，而逐渐进入加害者的角色。只是把他们赶出校园、关起来，并无法终结我们身边各种关于性的欺凌，我们需要的，是拆解二元对立的性别观，对多元，有发自内心的尊重与实践。
在面对性骚扰与侵害事件中的受伤者时，不能忘记那是一个真实的人。记得把人感受和处境，摆在任何理论之前；记得对待一个人，重要的是在乎、是陪伴、是同理、是疗愈，并且，不要害怕在对方的经验里，发现与某种特定理论或自身价值的落差。
永远警惕单一叙事的风险，特别是，要警惕任何权力者提供的叙事版本！
附录：作者道歉声明
原文在 “辅大校方的延宕疏失” 一节，有两段陈述存在错误：
第二段 “首先，辅大并未于性平法规定的二十四小时内，向教育部完成通报。教育部学生事务与特殊教育司长刘仲成曾明确向媒体表示，先前并未收到该案通报资料。教育部是在朱生网志引起社会广大关注后，才主动启动性平机制，派调查小组至辅大了解情况。”
第四段 “但辅大校方不只错过通报时效规定…”
这两段叙述的判断基础，是文中所引UDN刊载之报导《大学性侵疑压案 教育部组调查小组》（中央社新闻稿）。原文内容是：
“刘仲成表示，教育部性平调查小组原需接到陈情和检举，该事件并未收到，但因受到社会关注，教育部会主动启动机制…”
写作之初，我将 “该事件并未收到”，理解为校方并未完成法定通报。经进一步查证，刘仲成司长所言 “该事件并未收到”，指的是该事件并未收到对校内性平处份不满的陈情或检举，并非指 “法定通报”。原文观点，建立在本人对上述报导的误解。
该段已根据最新信息重新改写，并将小标调整为 “辅大校方需向社会释疑”。对于这个个人疏失，在此特向读者与辅大校方致歉。
这个错误并未影响文章其他部分见解。（6月9日2:40更新）
（乔瑟芬，曾任职媒体、出版业与表演艺术行政，长期关注性别与文化议题）
读者评论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