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通识现场:通识科,“国民教育”的另类选择?

从前线教师经验来看,时下学生从不缺乏对中国的认识,缺乏的是合理、有序分析中国处境的框架,以及开明体谅的心态。
2008年中国三鹿集团被爆出「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

编按:2009年9月,香港开始实行新高中课程(由七年中学教育改为六年),并将“通识教育”(Liberal Studies)列为必修科目。通识教育科内容分为六个单元,包括个人成长与人际关系、今日香港、现代中国、全球化、公共卫生、能源科技与环境。

近年香港政治环境急速变化,愈来愈多青年参与政治和社会运动,有人归咎通识科和通识教师过分“政治化”,惹起社会争辩。本系列文章由赵永佳教授与多位通识科老师共同执笔,希望将高中通识教育现场所见所感与公众分享,并廓清对通识科的误解与成见。

 2008年中国三鹿集团被爆出“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
2008年,中国三鹿集团被爆出“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

最近媒体经常有一个讯息:“香港回归心未归”,尤其突显香港新一代的身份认同问题,备受多方关注。再加上近年青年在主导社会运动时,“本土为先”的旗帜鲜明,最近更有部分青年成立“香港民族党”,提倡“民族自强、香港独立”,以行动宣示对中国的抗拒。在青年一代,人心不止无法回归,更有远离的走势。

面对成因复杂的“人心背离”现象,部分社会人士强调推动国民教育科的重要性,顺带压抑有“反叛”嫌疑的通识教育科。但是,从前线教师的经验来看,时下的学生从来不缺乏对中国的认识,缺乏的是合理、有序分析中国处境的框架,以及开明体谅的心态。

新一代对中国想像成型甚早

余健峰于中五通识教育科教授“现代中国”单元的时候,同学写下对中国内地的认识或印象。
余健峰老师于中五通识教育科教授“现代中国”单元的时候,同学写下对中国内地的认识或印象。图中7幅脑图,其中有两幅是同一组的作品。

其实,新一代对中国想像,比我们想像中更早就初步成型。有一次,余健峰老师于中五通识教育科教授“现代中国”单元的时候,想知道在没有任何教学前,同学对中国内地有什么认识或印象。于是,他将全班分成每组四人,各组派发一张A3的白纸,中间以“中国”为中心,要求同学将对中国所有的认识或印象记下,形成脑图(Mindmap)。

结果很有趣,有六组同学作答,余老师将出现重复次数的相近项目整理记下(见表)

注:图中7幅脑图,其中有两幅是同一组的作品。资料来源:作者提供。
资料来源:作者提供。

这个整理很简略及未必有严谨科学论证,但是它说明了重要的一点:新一代对中国的认识并不一定在中学或学校形成,且形成的时期也未必是高中阶段。因为很多事件皆是他们年幼时出现的,如北京奥运、四川地震、毒奶粉等,都在2008年发生,他们当时都是初小学生。

赵永佳教授也曾撰文指出,据中文大学及香港大学的民意追踪调查,较年轻(30岁以下)的港人对中国人的身份认同至2008年达到最高点后急降,和同学们的集体记忆吻合,而这些记忆显然成为年轻一代对国家想像的基础。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些学生通过近年新闻或评论,“重塑”他们对中国和这些事件的印象,印象都是最近耳濡目染得来。不过,无论如何,重点是通识科对他们取得这些印象,未必有太大关系。

不逃避责备、不隐藏光荣

完成脑图后,余老师再问学生,他们认为“自己是香港人多些还是中国人多些?”结果学生回应认为自己是香港人的有83%,是中国人的有17%。在讨论中,同学们将有关中国的负面事件及香港遭受内地人的种种不快对待,成为他们抗拒中国人身份强而有力的理据。更令人奇怪是,同学当中有不少是内地新移民,其中部分人指出,在两地跨境的生活体验,令他们愈来愈珍惜香港人身份。他们更特别提到内地无法如常使用面书(Facebook)等青年人生活经验。

不过,当问及同学,中国发展有没有令他们有良好印象时,即使不承认是中国人的同学,也说有很多印象,特别是有关经济发展的。他们更能说出具体事件,如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及穷人减少等。余老师好奇地问同学:“既然这样,你们为何仍抗拒中国人身份?”有同学回答的意思大概是“再多经济发展都没有用了,它对人民这么‘衰’(这么坏)。”老师没有特别为中国辩护的意思,但为了刺激同学作通识科必须的多角度思考,便再追问:“你们知道吗?中国是13亿人口的大国,能取得当今的成就并不容易。”这时同学都静下来,以陌生奇异的眼光望著老师,仿佛从未以这角度来看中国。

这堂课令老师明白,在资讯爆炸的情况下,通识教育协助同学分析和反思资讯的真确性,以及不同观点、立场,是非常重要的。和成年人一样,同学们在学校以外,尤其是通过媒体,会接触到大量有关内地的讯息,当中有好有坏。他们往往会受当下流行的视角影响去解读这些讯息。如在2005至06年间,同学们可能多会以较正面角度来看中国,但在最近几年,却很难想像他们能摆脱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因此,通识科老师们在实践多角度及批判思考的学科宗旨下,应能让新一代全面理解中国的真确一面,不逃避责备、不隐藏光荣,让学生明白中国发展的困难,明白国情与实践的落差。

通识角度的“国民教育”

在现今香港,传统“爱国”式国民教育的理想其实已算是彻底破产。从前线与同学相处的经验,令人反思时下部分社会人士以推销员角度,一面倒推广国家成就而忽略国家不足,到底是有助新一代青年对中国想像的建构,还是适得其反。

社会想学生明白国家光辉事绩,感受国家荣誉,但从网络及传媒资讯,或亲身参加内地交流团的认知,他们却会发现内地发展的种种问题,与想像中的中国相违。现实与宣传中的中国有严重落差,若他们缺乏疏理中国发展的理性分析框架,新一代就会产生被骗的感觉。愈“认识”辉煌的中国成就,感到被骗的程度便愈深,心中便愈不忿愈失望。结果在回归后一波锐意唱好唱旺的国民教育之后,反而令新一代的人心走得更快更远,这可能是部分爱国阵营无法理解的。

通识教育科重视对社会的投入、对公义的关怀,可能被误以为是“反动”科目,也曾被诿过为人心背离的共犯。然而,作为前线教育工作者,老师们相信它能为新一代青年建立分析框架,充分明白内地地域文化差异大,就算沿海先进地区也只是小康水平,内地农村就更是发展初阶,社会改革连带的问题,进两步,退一步的情况无法完全避免。通识教育科未必能向同学灌输爱国情怀,但它能令学生独立思考,辨识资讯真实,以多元开放的态度审视中国发展,理解中国发展过程出现的两难与挑战。

在本土意识冒起的时代,下一代无可避免反思身份意识,并建构自我认同,例如中国的香港人、香港中国人,甚至单纯的“香港人”等。要学生重视国家意识,取决于新一代与中国的互动,通识科只能充当一座理性桥梁。

当然,这也未必是部分社会人士心中的理想国民教育范式,但我们认为,通识科能帮助年轻人,以更全面、合理的视角分析中国,并从而建构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而非陷入别人(无论是爱国阵营或本土派)传播的中国想像。在今时今日的香港,这其实越形珍贵。

(余健峰,通识教育科老师;赵永佳,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联席所长、高中通识教育科One Committee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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