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笑蜀：斩首《炎黄春秋》，谈何“不忘初心”

《炎黄春秋》杂志，是中共体制内改革派的一个舆论平台。1991年由萧克上将创办，指名赵紫阳旧部、1980年代的新闻出版署署长杜导正主持。其编辑、作者，亦多数为中共离退休老干部和中老年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思想体系，大致不出“两头真”的范围。

所谓“两头真”，一头是指他们的早年，一头是指他们的晚年。他们多数知识分子出身，早年受两个方面的影响：一是“五四”传统的影响，因而狂热地追求所谓“科学”、“民主”；二是世界性左倾思潮的影响，因而坚信苏联的政治宣传，认为苏联道路才是中国的道路。这就注定了他们必然不满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属于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异议分子。

中共与知识界的蜜月期与破裂

但在当时，他们政治上的选项并不多：夹在国共两党之间的所谓第三势力，过于文弱；足以跟国民党政府抗衡的阵营，非共产党莫属。更重要的是，中共吸取大革命时期阶级斗争、四面开战终致失败的惨痛教训，开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起点，努力与自己从前的敌人之一（即中间社会）和解，争取其同情与支持，为此表现出相当的开放和包容，尤其包容了中间社会主流的政治主张，即宪政主张。

中共因而在这一时期成了全国性宪政运动的重要力量。延安有官方组织的“宪政促进会”，毛泽东亲任理事。中共还在其国统区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了大量抨击一党专政、呼吁宪政民主的社论评论，在国统区尤其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广受欢迎。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一时竟成“民主”明灯，与“独裁”的陪都重庆形成鲜明对照。

这是中国知识界与中共的蜜月期。成千上万青年知识分子满怀理想，从国统区络绎不绝地投奔中共，以致整个延安时期，中共知识分子比例之高创历史纪录。后来《炎黄春秋》杂志的核心人物，如主持人杜导正，主要支持者李慎之、李锐、朱厚泽、何方、何家栋、谢韬、冯兰瑞等，当年都是这样投身中共的。宪政民主就是他们的初心，他们也坚信他们与党同心，即他们的初心也是党的初心。以这种初心相标榜，中共成功地争得政治上的主动，得到几乎整个中间社会尤其知识界的支持，在八年抗战中迅速崛起。

中共1949年掌握全国政权之后的故事，就是尽人皆知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共越来越走向极端，走向当年所谓初心的反面，最终遭遇空前危机，从而有邓小平时代的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与《炎黄春秋》的诞生

所谓改革开放，跟抗战时中共的战略调整颇为相似，即因创巨痛深，中共不得不有所反思，收敛极端，跟社会、跟世界和解，重聚国家的生机与活力。在思想上、文化上，当时的中共也表现出相应的开放与包容。

从国统区投身中共的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掩埋了初心，要么随波逐流，要么历经劫难，当年初心都成了恐惧之源。但改革开放让他们有如枯木逢春，他们在政治上重新活跃起来，成了改革开放最有力的支持者，当年的初心也重新萌发。

初心的全面开展，则始于1990年代。那时他们已到耄耋之年，大多离退休，无官一身轻；尤其因为八九学运惨遭镇压，令他们极度震惊。他们大多属于胡耀邦、赵紫阳的旧部，要么因为学者出身，本身有强大的反思能力，如李慎之；要么因为跟晚年赵紫阳过从甚密，有赵紫阳自我反省的带动，如杜导正。

如果说1971年爆发的林彪事件震撼全党，成了中共执政后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那么八九学运惨遭镇压，则成了中共执政后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起点。由此才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前，“反和平演变”的白色恐怖之中，萧克上将竟能逆流而上，成功创办《炎黄春秋》杂志，并且开宗明义以“说真话、写信史”号召天下。

历史与政治言论的特区

《炎黄春秋》杂志就这样逐渐成了猎猎大旗。党内、体制内的改革派尤其当年胡赵旧部，总之整个“两头真”群体，逐渐向《炎黄春秋》杂志聚拢。他们当然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差异。李慎之、何家栋、朱厚泽行之最远，反思和批判最彻底、最决绝，对体制完全不抱希望，观念上更多属于自由主义序列；李锐、杜导正、谢韬、何方等则相对温和，主张上下互动、体制内外合力，让中共能软着陆，实现从革命党到宪政党的转型，观念上更多属于民主社会主义序列，这在“两头真”群体中应该属于主流。

但他们内部的这种微妙差异，并没有公开化，而是一直比较默契，不乏凝聚力、向心力。25年来，他们以《炎黄春秋》为平台，主要推动了以下三件事：

一、抢救历史真相。这点国内媒体无出其右。其意义不限于史学，更在于对未来转型的推动：真相是转型正义的第一要件。《炎黄春秋》一直致力于此，从未懈怠。没有它的这份坚持，好多关键真相都会因当事人跨鹤西去而湮没无闻。

二、传播宪政民主与公民社会常识。除了历史文章，《炎黄春秋》还有大量政论。而其所有政论，无不围绕宪政民主和公民社会两大主题展开。即便这两大主题在2012年之后沦为敏感词，《炎黄春秋》仍不改初心，不作任何让步。如其2013年新年献辞，标题即为《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

三、传播民主社会主义理念，代表作即为谢韬发表于《炎黄春秋》2007年第2期的长文《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发表后反响巨大。如果说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是半个多世纪来自由主义在中国第一次浮出水面，谢韬此文则无疑是半个多世纪来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第一次浮出水面。

众所周知，中国几乎没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可言。但在2013年之前，事实上存在着两个局部意义上的新闻特区、言论特区──即《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民间通称“一报一刊”。同气相求，分居南北两地的“一报一刊”，彼此也有某种程度的呼应。但自2013年南周新年献辞事件起，《南方周末》即遭全面压制而逐渐沦陷，《炎黄春秋》顿形孤立无援，成了言论市场上各种极端势力集中攻击的目标，处境日益艰危。

杜导正的“五不怕”与不屈

对此，《炎黄春秋》尤其领军人杜导正，其实早有思想准备。笔者的一段亲历堪为注脚。

2011年春，杜老托友人打电话给我，要我到北京找他，我遵嘱前往。杜老先问我：我们想请阁下做杂志社的编委，阁下意向如何？我大喜过望、满口应承的同时也有几分惶恐和不解：“《炎黄春秋》编委不是德高望重，就是学界精英。我何德何能而竟忝居其列？”杜老大概读出了我眼里的问号，说：“请你当编委，主要是想保护你。有这么个头衔，以后他们如果要动你，我们为你说话，就天经地义了。”

杜老此话一出，暖流即刻涌遍我的全身，我不禁感激莫名。须知，那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节点之一。因为年初所谓“苿莉花革命”的牵连，我遭当局从《南方周末》除名，不仅流落江湖，而且风声鹤唳中随时有沦为阶下囚的可能。而此前我虽然也是《炎黄春秋》作者，但与杜老并没有多少私人交往。他能在关键时刻相助，无疑基于公心，即基于对我的价值立场的高度认同。这实际上不只是保护我，也很可能是杜老自己价值立场的间接宣示。

随后，杜老还谈了很多很多。谈他当年如何左，谈他晚年如何觉醒，谈《炎黄春秋》如何历尽坎坷。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强调的“五不怕”。他说，以后的形势会越来越险恶，《炎黄春秋》可能随时命悬一线。但是，他说，他不怕，“毛主席讲五不怕，我正好用得着”。第一，离婚不可能；第二，砍头不至于；第三，坐牢也不至于；第四，撤职，停退休金，这不怕，儿女养得起；第五，开除党籍，这也不怕，组织上开除，思想上没法开除。

最后，他补充说：“我其实还真有一怕，那就是毛主席没提到的，取消医疗待遇。你知道到了我这个级别的干部，生病住院都是国家包干。哪天身体出了大问题，这医疗费可是儿女包不起的。但转念一想，我都89岁了，马上就90了，活到这岁数也可以想开了，也不怕！”

今天回头看，杜老真不是随便一说，真是早做好了最坏打算：杂志能坚持多久就坚持多久，一期也不耽误，一篇文章也不耽误，把可能的空间用到极致。但如果实在无法坚持，则坚决玉碎，泰山压顶也不妥协，决不苟且偷生。

“泰山压顶”的蛮横

泰山压顶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这本在意料之中。出人意料的只是来到的方式，太流氓，太卑劣。杜老夫人刚去世不久，杜老还沉浸在哀痛中，并因生病住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名义上的主管机关）偏偏选择此时朝《炎黄春秋》下手，撤换社长杜导正、副社长胡德华和总编辑徐庆全，并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派员接替。杂志社原本的社委会、执行主编制也一同被弃，这实际上是对《炎黄春秋》的“斩首”，并且属于典型的趁人之危。

《炎黄春秋》实际上一直是体制外独立运作。25年前从零起步，国家不曾投入一分钱、一个编制，所有成果都是《炎黄春秋》同仁辛勤劳作的积累，与所谓主管方即中国艺术研究院没有任何关系。中国艺术研究院无非是官方硬性指派挂名主管，并受双方事先签署的协议约束。协议明确规定杂志社人事、发稿和财务的自主权。其趁杜老病重难以视事，强行接管杂志社人事、发稿和财务，显属单方面推翻协议，法律上没有任何效力可言。

但不幸的是，中国离法治太远。大有来头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以文革方式占领《炎黄春秋》杂志社，律师诉诸公堂亦不被受理，法律无力约束权力的专横。继《南方周末》沦陷之后，《炎黄春秋》这最后一个讲初心、讲真话的平台，也不能不选择停刊，不能不悲壮地沉没了。从此之后，偌大个中国，将再无一寸言论市场，真是白茫茫一片好空旷。

就在不到一个月前，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先生，在七一讲话中还不厌其烦地、浓墨重彩地反复提醒全党要“不忘初心”。余音尚绕梁，真正不忘初心的《炎黄春秋》杂志却遭致命偷袭而轰然倒地，不忘初心的代价高昂至此，宁不令人寒心？事实上，《炎黄春秋》杂志所坚守的初心，所坚持的胡赵路线，是中共历史上仅有的正资产。对《炎黄春秋》杂志的致命偷袭，可否理解为与这仅有的正资产的最后诀别？

（笑蜀，前《南方周末》评论员、《炎黄春秋》杂志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