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睁开眼，人贩子说我已经被卖到了中国”，被下药拐卖的缅甸女性 Fan 回忆道，等待她的命运只有两种——要么付钱赎身，要么被人买走。
41 岁的柬埔寨女性 Chan 则被一辆嘟嘟车带离家乡，搭上前往中国的飞机。Chan 的亲戚说，嫁到中国可以过上比现在更好的日子，并把她介绍给一对陌生男女。对方为 Chan 办理了出国手续，分文未取，但从始至终，这一男一女都没有露出过面容。事态在 Chan 飞抵中国后急转直下，接机的两名男子没收了 Chan 的护照，并把她卖给一位中国男性。尽管 Chan 不同意这段婚姻、也拒绝与所谓的“丈夫”发生性关系，“丈夫”的哥哥（或弟弟，原文 brother）还是逼迫她进行了这一切。
Chan 后来发现，在她被卖入的村子里还有很多和她一样的柬埔寨女性，她们大多来自柬埔寨东南部与越南接壤的磅湛省。
在被贩卖到海外结婚的柬埔寨妇女中，中国是最普遍的目的地，非政府组织“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倡议”（GI-TOC）调研指。端传媒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拐卖妇女”为关键词搜集到 2018-2024 年间 488 篇刑事判决书，多达 1031 位受害女性里，外籍妇女占三分之二，以越南最多，其次是缅甸、柬埔寨，亦有少量来自朝鲜与老挝。
据联合国《2024 年全球人口贩卖报告》，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发现的受害者中，女性约占到八成，强迫婚姻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类。 Fan 和 Chan 的经历即被收录在研究东南亚妇女贩卖的相关报告中。
一家在东南亚帮扶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机构对端传媒表示：柬埔寨由于国内债务问题日益严重，大量家庭背负高额债务，令妇女被迫走入跨境婚姻；而缅甸由于长期战乱和毒品问题，当地妇女很容易成为拐卖目标。此外，疫情期间国际航线受阻，此前柬埔寨女性被拐卖至中东做家政女佣的路径受到限制，催生了通过越南走水路进入中国的拐卖新路线。
该机构同时强调，裁判文书网的案例无法显示整体趋势，因为有大量案例未能进入司法程序：“如果她们没有向中国警方报警，或者没有明确指认在中国拐卖她们的犯罪人员，案件立案的可能性极低。”
而这些被拐买到中国的外籍妇女，不但被人贩子限制人身自由，更因语言不通、缺乏有效身份证明等原因，陷入求助无门的境遇。“中国那么大，地理位置搞不清，坐交通工具很多都是需要证件的”，上述受访机构补充道，这都让东南亚女性给外界留下了“好控制”的印象，进一步助长了“生意”。
外籍被拐妇女“售价”更高
据裁判文书网，东南亚女性大多会被拐卖者经边境地区带入中国。云南同越南接壤的文山和红河两大自治州，便是常见的陆运中转地。以柬埔寨女性为例，据“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倡议”调研，早在 2016 年前，已有两条柬埔寨妇女被贩运的路线：经越南陆运到中国，或从金边飞到中国；2016 年后，中柬官方加强监管，路线演变为先非法过境到越南、再偷渡到中国，或到越南后再飞往中国。
入境中国后，东南亚女性主要被售卖至安徽、河南、湖南、江西等中部省份。
这条人口贩卖产业链上的人，既包括以介绍工作或婚姻为名，哄骗甚至暴力挟持贩运女性的本国同胞；也有在地理位置、语言文化上更接近，能协助偷渡和转手的边境村民及婚姻介绍所；此外，还有通过贩卖妇女牟利的中国犯罪团伙。
“拐买过程中，犯罪分子通常是与受害者同一国籍的人，因为这样更容易获取信任。”上述受访机构指，外籍被拐妇女数量的增加，说明该国劳工或婚姻移民群体在中国逐渐扩大，同时拐卖网路变得更加成熟。
收买这些妇女的中国家庭，则会借“彩礼”、“好处费”等名头付给人贩子们酬劳。
端传媒通过整理判决书发现，被拐外籍妇女的“售价”比中国被拐妇女显著高出一截，从三五万到十几万不等。来自柬埔寨的 Chan 在 2015 年被售出时，“价格”为 13 万元人民币。
其中一个原因，或是中国被拐妇女里有一定比例的人患精神疾病或智力障碍。一篇基于 1038 份裁判文书分析中国拐卖妇女犯罪特点的研究指出，在 1662 名被拐女性中，超四分之一的受害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端传媒整理裁判文书网 319 位中国被拐妇女案例时发现，不少存在精神障碍女性的“售价”都在一万元人民币以下，且更容易遭到嫌弃、歧视和多次转卖。
同时，因跨国人口贩卖的犯罪成本更高，且外籍被拐妇女往往会在多个人贩子间转手，标价随之水涨船高。
没钱、语言不通，外籍被拐妇女求助更难
被下药拐卖到中国十天后，来自缅甸的 Fan 被一个中国男人用两千块人民币买下，并被带往一个贫困、偏远的地区。来自柬埔寨的 Chan 则被买入她的家庭没收了护照，并禁止离开房间。尽管她后来渐渐喜欢上了“丈夫”，“婆婆”的虐待依然让她渴望逃离。
而对包括 Chan 在内的所有外籍被拐妇女来说，逃离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裁判文书网上有多位受害者都提到身上没钱、又语言不通对她们求助造成了阻碍。
更困难的是，很多时候警方不会对她们施救。前述在东南亚帮扶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机构提到，“同村警察往往以‘家务事’打发了之，妇女必须学著向市一级甚至省一级报警才有可能被接案受理”。此外，她们还要学著利用 Facebook、微信等社交媒体发布自己的状况，向 NGO、本国政府与大使馆求助。
值得注意的是，像 Chan 这样被强制进入婚姻的外籍妇女，往往不会被认为是人口拐卖受害者，而是非法移民。认定的关键，在于她们是否（在一开始是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条件来到中国）自愿结婚，而非她们在丈夫手中经历了何种虐待，以及为获得她同意所提供的资讯是否与她所经历的现实不符，“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全球倡议”在调研报告中解释道。
Chan 打给自己在柬埔寨的姐姐（或妹妹，原文为 sister），请对方求助柬埔寨一家反人口贩卖的 NGO 组织，后者给了 Chan 柬埔寨驻上海领事馆的电话，领事告诉 Chan，她必须想办法自己逃到总领事馆。Chan 的邻居——另一个柬埔寨女性偷了丈夫的信用卡，给 Chan 买了一张去上海的车票。Chan 得以逃脱。
为了孩子，一些人选择留下
缅甸女性 Fan 则选择留下。尽管她也想逃回家乡，但“丈夫”的善待，及生育两个孩子的现实，让她放弃了这一念头。
而这也是不少被拐外籍妇女的缩影。一篇相关研究指出，越来越多外籍妇女选择留在中国。出于经济方面的考量，她们并不想回到贫瘠甚至战乱的家乡；另一方面，她们也舍不得和自己的孩子分开。
“我们遇到很多例子就是妈妈本来已经有机会跑回家了，但是因为带不走孩子，又回头。”上述受访机构补充道。因为被拐外籍妇女都没有正式的结婚手续，这给她们造成了一系列连锁问题——没户口、无法就业、不能缴社保。
正因如此，关注这一群体的研究指出，政府和NGO的关注点必须更多地转向内部干预，即消除男性购买外籍新娘的能力，并积极向目前仍在中国境内的受害者提供援助。上述受访机构也建议，须向这些愿意留在中国的外籍妇女提供更多援助，如将其视为普通居民、在中国民政系统中登记、帮她们办理合法居住证件等。
（Fan和Chan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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