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月29日晚，美国华盛顿特区上空发生一起严重的空中相撞事故，一架商用客机与一架军用直升机在波托马克河上空相撞，导致67人遇难。在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迅速将矛头对准了“DEI”（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多元化、公平与包容性）政策。在并未得知事故缘由的情况下，特朗普一口咬定因为在前总统奥巴马和拜登执政期间，联邦飞行管理局在招聘空中交通管制员时过于强调多元化，导致了安全标准松懈。
而在特朗普正式上台执政前的一周，特朗普和其盟友马斯克，也就DEI政策向加州的民主党州政府开炮，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指责其多元化的招聘政策导致了消防部门未能及时应对烧毁了富人区的野火。在新政府上台后，特朗普更是将DEI政策塑造成了美国一系列天灾人祸的罪魁祸首，要为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的腐败、国家艺术基金会（NEA）的资金挪用，和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的低效负责。他火速颁布的一系列行政令和政府部门备忘录，更是旨在短时间内在联邦政府和私人机构层面消除DEI政策的影响。
为何特朗普及其政治盟要对DEI发动如此系统性的“战争”？DEI政策由何而来，如何在职场、教育和福利等层面深远地影响了几代美国人的生活，又在这个政治极化的年代成了公众舆论的焦点？而DEI政策又是否像他们的支持者所言，推动了美国社会的公平与进步？
撤销DEI的政策
自新政府上台以来，特朗普已经签署了70份行政命令。其推进速度之快、覆盖政策范围之广，及合宪性之模棱两可，令主流媒体在报道新政府的新闻动态时手足无措，无法一下抓准关注重点。而藏在这70份行政命令中的，是三份有关DEI政策的行政令和一系列行政部门的内部备忘录。通过这些颁布速度快、通过司法手续挑战时间成本高的行政命令和内部指示，新政府企图彻底终结DEI政策在联邦政府、私营企业和教育机构中的实施。这些政令可以被归结为以下几类：
一、联邦政府
上任首日，特朗普总统即签署了题为“终止激进且浪费的政府DEI项目和优待政策”的行政命令，指示1）各联邦机构在60天内关闭所有与DEI相关、带有歧视色彩的办公室和项目；2）联邦政府终止所有带有“社会工程”（social engineering）色彩的“公平”（equity）计划、目标和项目；3）联邦机构在采购决策中排除对公司DEI实践的考量，在员工审核中排除DEI指标。
美国人事管理办公室（OPM）随后发布备忘录，要求各部门负责人立即通知相关员工，将DEI工作人员安排为带薪行政休假，并制定计划终止所有相关项目。备忘录还警告，任何试图隐瞒或重新包装DEI活动的行为都将面临“不利后果”。颇为吊诡的是，行政令和备忘录行文模棱两可，并未定义何为带有“歧视意味”的DEI政策、何为与“公平”有关的政府计划,以及何为与DEI有关的政府工作人员。为顺应行政令，1月27日，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发布备忘录，指示所有政府机构在24小时内停止向接受联邦资金援助的团体和机构拨款。该备忘录声称，这些援助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约占联邦政府近10万亿美元支出的三分之一。该备忘录要求所有机构自查其计划及受资助者是否涉及任何“可能受总统行政命令影响的活动”，如“外国援助、非政府组织、多元化、公平与包容（DEI）、‘觉醒’性别意识形态及绿色新政”等。
二、跨性别者
特朗普第二份有关DEI的行政令也在上任首日签发。这份名为“保护女性免受性别意识形态极端主义”的行政令将“性别”定义为“不可改变的生理分类”，还令各联邦机构删除所有“灌输性别意识形态”的声明、政策，和法规，并禁止使用联邦资金宣传“性别意识形态”。该命令还指示司法部长发布指导方针，以确保“表达性别二元性的自由”、禁止跨性别者使用厕所等“单一性别空间”。
三、私营企业
上任第二日，特朗普还签署了名为“结束非法歧视、重构优绩主导机会”的行政命令。该命令撤回了1965年由约翰逊政府签发的，要求联邦政府合同方招募更多少数族裔和女性的行政令。同时，该命令要求各联邦机构负责人，鼓励私营企业终止任何“非法”的DEI政策，并要求司法部长确定“每个相关领域中最恶劣和歧视性的DEI从业者”，对其发动潜在的民事合规调查。与此同时，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FTC）已经开始审查一些企业的DEI计划是否违反“平等就业机会法”（EEO）。受政府政策变化影响，多家大型企业开始调整其DEI战略。硅谷巨头Meta和Google皆援引联邦机构采购标准的变化，宣告其将结束招募更多少数族裔和女性的企业目标。
四、教育机构
在教育层面，教育部向各学校和大学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两周内终止与DEI相关和“种族偏好”招生的项目，否则将面临联邦资金削减的风险。面对突如其来的法律风险，不少美国高校，尤其是更仰仗联邦拨款支持的公立高校纷纷开始收回原有的DEI政策：东北大学在一月底从其官方网站上删除了所有与DEI相关的内容。密歇根州立大学原定于1月29日举办一年一度的农历新年午餐庆祝活动，但在活动前一天突然取消。学校在给学生的邮件中表示，取消的原因是“社区成员对当前有关移民和DEI的行政命令表示担忧”。诸多州立大学则直接关闭了其DEI办公室，以符合新的联邦政策要求。
什么是DEI政策？
究竟什么是在新政府看来万恶的DEI政策？在美国历史上，诸多少数群体长期受到歧视，缺乏公平的职业、教育和经济机会。因此，DEI政策目标是在职场、教育、社会福利等层面，通过反歧视监管、在教育和工作方面给予少数群体优先待遇、针对潜意识偏见进行员工培训等手段消除这些结构性障碍，吸纳更多元的人群进入主流社会组织（diversity），促进实质性的社会公平（equity），营造包容（inclusion）的文化。
不同的政府和私有机构对于DEI政策的受益少数群体定义会有出入，但一般都会覆盖女性、少数族裔、LGBTQ+群体、残障人士、老兵、低收入人士等多元群体。本届政府的意识形态操盘手，向来对优惠少数群体的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满怀愤恨的副总统万斯，其实也因其老兵身份，在上昂贵的法学院时，在学费和极高的录取门槛上，受到联邦政府和耶鲁法学院DEI政策的照顾。另外，在美国上班族中颇受欢迎的带薪产假、带薪个人健康假等，也已被视为美国企业DEI政策的基石。
与右翼政客的想象不同，正因受益群体之广，不仅仅限于公众想象中的少数族裔或是LGBTQ+群体，DEI政策在美国社会的支持率在21世纪向来不低。去年十一月皮尤中心的民调中，就有52%的美国员工表达了对DEI政策的正面看法。当被问及具体的DEI政策时，更有超70%的员工表示支持公平对待员工招募、薪资和晋升的政策，超过60%的员工支持在公司内部成立基于性别、种族背景等员工小组（affinity group），并设立专门监督公司落实DEI政策的职员。
当然，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尽管在被问及具体政策时，DEI政策颇受欢迎，但公众对于DEI政策的看法尤其容易受到政客的操纵。正因DEI覆盖政策领域过多、定义过于模糊，导致DEI这三个空洞的字母极易被政客重新妆点，成为他们向保守的白人选民吹种族主义狗哨的工具：过去一年的选战，由于共和党政客在选战中对于“文化战争”的鼓吹，将DEI政策包装成“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种族理论”的产物，对白人和基督教存在系统性的威胁，导致相较于选前，共和党支持者对DEI的负面评价大幅上升，从 30%增至42%，同时不同族裔之间对DEI政策的分野也愈发加大。
筹谋已久的“烟雾弹”
保守派对于DEI政策的怨念由来已久。这种对DEI政策的批判，源自一个长期以来由右翼智库和保守派金主主导的宣传运动。比方讲，早在本届政府上台前的2022年，在臭名昭著、因为意识形态过于极端，令特朗普在参选时不得不亲口承诺与其无关的“2025计划”——由美国保守派团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牵头发布的一项计划，旨在为下一任共和党总统提供政策指导，就数十次提及DEI政策，并详细列举了如何通过总统行政令和内部备忘录等可见度小、影响力大的手段迅速消除在美国社会根基逐渐深厚的DEI政策。
另外，诸如Manhattan Institute、Claremont Institute等右派智库，也力图将DEI政策描绘成文化马克思主义和批判种族理论的成果，将其渲染成左派学术精英“洗脑”美国中小学生的工具——当然，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由法兰克福学派发展而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和在法律期刊和部分法学学者中流行的批判种族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本都是学术小圈子内，对于普通受众颇为艰深难懂的哲学理论，与中小学基础教育相去甚远。
在发现指责大学和中小学灌输“批判种族理论”这一套污名化并不能被公众轻易接受之后，保守派智库和幕僚们又将目标转向企业和政府部门内的多元化措施，将其描述为无用的官僚作风和浪费纳税人钱财的项目。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以及国家艺术基金会（NEA）等机构，都被共和党政客们形容成推行DEI的“前线”，成为削减资金和解散机构的理据。
另外，保守派法律活动家也愈发意识到已经彻底右转的高院的政治价值——他们不需要依靠赢得媒体上的公共辩理，便可依靠离普通人更远、更易被保守派捐款和诸如Federalist Society等保守派组织所控制的司法系统，直接获得他们想要的政治成果。因而，我们看到诸如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等由保守派律师支持的组织通过主动寻找原告、在倾向保守的司法辖区起诉的方式，成功推翻了在美国社会有广泛支持的美国大学优惠少数族裔的平权法案录取政策。
因此，右翼对于DEI的攻击是一枚在政治策略上极为成功，又极具危险性的“烟雾弹”。一方面，通过将DEI与移民政策、教育改革以及劳工市场等其他长期保守主义施政目标联系起来，右翼活动家联合了向来对左派学界心存不满的文化保守派、对政府开销和直接干预私人企业招募行为一直心存芥蒂的财政保守派，以及在特朗普上台前日渐被建制派边缘化、相信白人美国正在被有色人种取代的阴谋论的白人民族主义者。这使得特朗普的MAGA阵营在意识形态上空前庞大和多元。
另一方面，右翼民族主义势力在深谙如何博得媒体关注的特朗普，和手握社交媒体平台X的马斯克的加持下，将DEI塑造成政府浪费和“觉醒意识形态”（wokeness）的代表，并炒作USAID花费数百万美元为哈马斯购买避孕套，联邦政府资助研究可卡因对蜜蜂的影响等哗众取宠的假新闻，将其与企业多元化培训、平权行动，甚至中小学关于种族平等的教育混为一谈。这一系列对于DEI政策的造谣，和纷繁的总统行政令一道，成功地转移了公众、媒体和民主党政客的注意力，使其自顾不暇，陷入实施核查的陷阱，在辟谣和反驳中浪费了开始组织有效政治反击的精力。
这颗烟雾弹最危险的地方就在于，在削减政府开支或限制“觉醒文化”这样看似传统的保守主义外衣下，隐藏着的是更为反动、更为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的政治议程。通过将DEI描绘成一种“反白人”的工具，右翼民族主义者得以合理化他们一直以来颇为推崇的“科学”种族主义和优生学。比方讲，与马斯克关系密切的保守派活动家Richard Hanania提出，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赋予了少数族裔“过多的”权利，致使白人男性在社会竞争中被边缘化；他甚至暗示，平等的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种族之间在智力等方面存在根本差异。
保守派智库Manhattan Institute的学者Christopher Rufo也曾指责DEI导致波音飞机事故，在没有任何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声称公司因DEI而聘用“不合格的”少数族裔飞行员。然而，这一论调成功引起了公众关注，并被特朗普重复使用，当作是DEI削弱美国优绩主义社会（meritocracy）的论据，在其发布的一封行政令中这么写道：“这些非法的DEI政策还威胁着全美男女老幼的安全，因为它们削弱了个人才能、能力、勤奋和决心在美国社会关键部门（包括各级政府、医疗、航空和执法部门）就业和任职的重要性。”而麦肯锡的研究显示，相较在多元化上表现一般的公司，种族更为多元的公司在盈利表现上超过全国中位数的可能性可以高出36%。很显然，优绩主义不过是白人民族主义者宣扬其种族优越性的一件合法性外衣。
历史上曲折的多元之路
要理解今日保守派对于DEI政策的攻击，除了了解白人民族主义内在的政治逻辑，也不能忘了从历史中窥见DEI政策自身在法律、文化和经济层面的局限性。
现代的DEI政策，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时期通过的一系列依赖政府监管、企业合规才能得以实现的反歧视法案。1961年，肯尼迪颁布行政令，要求联邦政府承包商主动采取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来消除就业中存在的对于种族、宗教和国籍的歧视。1965年，约翰逊政府将性别也加入了被保护的身份类别，并鼓励更多私人雇主采取主动的平权行动来消除歧视。1964年，国会通过《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更进一步夯实了反歧视政策的法律基础；其中第七章禁止基于种族、性别等因素的就业歧视，并成立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EEOC） 以监督执行。
然而，这一系列法案和行政令并未详细定义何为歧视性行为，而法规的不明确也导致政府的执法和监管力度较弱。因此，许多企业未能采取实质性措施改善少数族裔在美国职场中的境遇。据一些研究显示，到 1970年，仅4%的雇主建立了平等就业机会办公室，少数族裔和女性的职场处境仍未明显改善。
进入70年代，政府加大了对平等就业的执法力度。1972 年，国会通过《平等就业机会法》（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Act）， 赋予EEOC更强的权力，使其和雇员都能够主动起诉雇主。而从自由派的厄尔·沃伦担任高院首席大法官以来，对宪法诠释愈发与时俱进，愿意适从社会平权潮流的高院也赋予了平权法案实际的法律含义。比如，最高法院则在1971年的Griggs v. Duke Power Co.案中确立了“结果不平等”原则，致使即便企业没有直接歧视行为，但如果政策对少数群体造成了不利影响，也可能面临诉讼。
在监管和诉讼压力下，企业纷纷建立平等就业办公室，聘请平权法案专家来制定合规政策，以避免法律风险。平权行动也在根本上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美国企业的文化，促使企业正式化招聘和晋升流程，提高透明度，以减少歧视行为的发生。到1980 年，80%的大公司已设立平等就业和平权行动政策； 许多企业制定了目标雇佣比例，以增加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招聘与晋升机会。这一时期，平权行动和平等就业专家成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了一个在美国商界逐渐扎根的利益群体。
随着里根的上台，80年代的美国经历了平权政策的回潮。里根在竞选总统时期就以“狗哨政治”的手段，用缩小政府规模，减少政府对商业教育等私人领域干涉，推崇“法律与秩序”等看似中立的政治话术，隐藏其加大对黑人轻微罪犯（比方奖吸食和贩卖大麻）的逮捕和执法力度，推广使得黑人更难获取房贷的“红线”贷款政策等充满种族歧视意味、不能摆在明面上讲的政策，从而来拉取对种族和性别平权一直心存芥蒂的保守白人选民的选票。
不少今日政府对DEI政策开刀的手段，都可以从里根政府里找到影子：里根在任期间削减了EECO和联邦合同合规办公室（OFCCP）的预算，减少了对企业平权行动的审查；通过行政令和行政部门的配合，里根政府弱化了“目标雇佣比例”的执行，不再强制要求企业设定招聘或晋升配额；另外，通过大量任命保守派联邦法官，里根政府成功地反转了六十年代以来自由派高院通过关键判例引领社会运动的趋势。
许多政策专家在当时预言，平权行动可能渐渐淡出企业和教育政策，但是美国的大企业们并未放弃平权措施，而是找到了新的话语体系来维持多元招募和平权行动政策： 企业管理者和平权专家将多元招募重新定义为“管理效率”工具， 开始强调平权法案帮助公司提高招聘流程的透明度，避免用人决策的随意性，从而提高整体管理水平；另外，企业也逐渐意识到了多元招募带来的商业价值——多样化的员工队伍能够带来不同的市场洞察力和创新能力，帮助企业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竞争从而提高利润。在80年代新自由主义成为两党都逐渐拥护的主流政治经济范式，去监管化和私有化取代公共福利政策的大背景下，这种以新自由主义市场逻辑，强调多元化提升企业利润和效率的话语体系，替代了上个十年依赖政府监管来实现法律平等的范式，渐渐成为业界主流。
在里根任内，保守派的伦奎斯特于1986年就任高院首席大法官，拉开了高院逐渐右转的帷幕，也使得平权法案的法律地位愈发岌岌可危。1988年，老布什总统上台，延续了对种族和性别平权运动的打压。1990年代，保守化的最高法院的一系列裁决，进一步削弱了平权法案的效力。例如，在1995年Adarand v. Peña案中，高院要求政府的平权计划接受“严格审查”，使得在此之后的平权计划几乎难以通过合宪审查。受其限制，之后的克林顿政府不得不以“修正但不废除”的立场，进一步限制平权行动的执行力度。在这种背景下，平权行动咨询师们延续了80年代以来的策略，在企业内部设立“多元化经理”等职位，将平权行动塑造成以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手段，并使其变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也使得“多元化管理和咨询”逐渐形成了一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庞大产业。
也是在这一时期，政府也主动推动平权行动去政治化，去法律化：政府开始以“包容文化”的名义，鼓励企业主动提升多元化，而不是被迫执行法律要求。 而多元化管理也扩大到包括不同年龄段、性取向、文化背景、LGBTQ+、残疾群体等，以减少企业内部的白人男性反弹情绪。另一方面，纵使种族问题仍然争议不断，布什和克林顿政府得以在残障人士和老兵权利保护上取得进步，分别签署了《美国残障人士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和《老兵就业机会法案》（Veterans Employment Opportunites Act）。
保守高院在法律层面对于DEI政策的限制，大公司通过市场化的逻辑“招降”激进的社运活动家，总统另辟蹊径将老兵、残障人士等争议更小的社会群体纳入DEI政策的趋势，也在新的世纪，随着高院在“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诉哈佛大学案”中裁定高校平权行动违宪，科技和金融机构在弗洛伊德事件后纷纷推出新的DEI承诺（当然很多都流于表面）等标志性事件中得以延续。
妥协与招降：DEI的难言之隐
回过头来看，美国DEI的发展史是一部从政府、法律和监管驱动，到由私人机构、社会文化和市场逻辑驱动的演变史。一方面，与公众的主流想象不同，DEI政策的内核并不一定都是左翼/自由派/政府强制灌输的；相反，保守派也在残障人士保护和老兵福利等领域推进过DEI政策的落实。而自90年代以后，这些政策具体的推动和落实者已渐渐从联邦政府转移到私人机构。正是由于DEI政策覆盖群体之广，包含了少数族裔、女性、老兵、残障人士、老年人等政治和文化立场不尽相同的人群，以及DEI政策已深入私人机构文化，导致DEI政策在商业和教育领域已经深根蒂固，难以在一朝一夕内得以颠覆。
而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崛起和衰落带来的政治经济范式巨变，引导着历史上不同政治派系互相的妥协和退让，导致美国社会在“多元”，“平等”和“包容”这些事关怎么分配社会经济资源的问题上，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与种族、性别、性向问题息息相关的多元问题上，由于高院右转所致的立法困难和国家福利基础设施的缺失，政策制定者从消极地通过立法和监管手段打击歧视现象，渐渐走向去监管化，主动地引导教育和商业等私人机构自行落实多元文化；而在这些组织内部，“多元化咨询师”俨然已成为独立的利益共同体，不再靠基于价值和规范的论点说服管理层做“道义上正确”的事情，也不再靠游说或抗议等传统利益群体向政府施压立法的手段，而是倚靠利润、企业形象、工作效率等颇具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概念，在企业内部将多元化管理塑造成了符合市场逻辑的现代企业理论。
在平等问题上，强调形式上的法律平等、着重消极反歧视监管派别和强调结果上的实质性平等、着重主动向少数群体提供优惠政策的派别之间一直存在着张力。一方面，法律确实决定着不同群体的权利、义务和社会经济资源获取方式。但由于联邦制的存在，美国不同州、县等辖区的法律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同时，美国宪法的起草者本也受白人国家主义的影响。这导致仅在法律层面维护形式上的平等，不仅在实践层面难以实施，在规范层面，也需要面对这个国家并不光彩的种族主义历史和其对法律的影响。真正的实质性公平应包含物质资源、政治代表权和社会认可三个维度，而不仅仅是法律上的一致性。 因此，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应采用差异化方法，即针对历史上受到压迫的群体（如少数族裔、女性、LGBTQ+ 群体）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才能弥补结构性不公。
与保守派的想象大相径庭的是，左翼学者对于针对上述问题的反思和重构都由来已久。比方讲，乔治城大学的哲学教授Olúfẹ́mi O. Táíwò在他的著作《精英俘获》（Elite Capture）中，就敏锐地提出，身份政治最开始被提出的目标是推进被边缘化群体的利益，但如今它已经被精英阶层所俘获，变成了维护现有权力结构的工具。而这种“精英俘获”，已让社会运动从系统性改革转向象征性胜利。换言之，当下的身份政治过于关注个体经历和特定群体在精英群体中的发言权，而忽视了更广泛的制度性斗争：企业通过雇佣更多有色人种管理者来回应种族不公，而不是提高工人权利或改变薪酬结构；大学设立 DEI 办公室，而不愿意降低学费或提升贫困学生的入学机会；媒体强调“代表性”，而不报道更多工人权利或经济正义的话题。因此Táíwò教授认为，简单地让边缘化群体在特定的、通常由资本定义的高级场合发声（比如让黑人女性担任公司高管）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这些个人仍然在既有的权力框架下运作，无法推动实质性变革。 而真正的DEI应该是结构性的，即改变资源分配、提升边缘化群体的实际权力，而不是仅仅增加象征性的多元化。
纽约大学的新闻学教授Pamela Newkirk在《多元牌公司》（Diversity, Inc.）一书中也注意到了愈发“公司化”的、被商业巨头所招降收编而不再激进的DEI政策。她提出，过去数十年间，DEI已经变成了一个有着行业自主性和自我利益、价值数十亿美元的产业。尽管美国企业和机构在过去几十年投入了数十亿美元用于DEI计划，并没有真正改变招聘、晋升或工资结构。更为讽刺的是，许多DEI顾问和专家本身来自白人主导的机构，并未真正理解有色人种在职场中的困境。
近年来，也有更多的历史学者注意到，看似进步、为诸多民权运动和多元化系统筑起法律保障的60年代和肯尼迪及约翰逊政府，实则要为后世的大规模监禁，以及因此导致的贫富分化负直接责任。耶鲁大学历史教授Elizabeth Hinton就在《反贫困战争到反犯罪战争》（From the War on Poverty to the War on Crime）一书中，详细分析了美国如何从20世纪60年代的“反贫困战争”演变为“反犯罪战争”，以及这一政策转变如何导致黑人社区的系统性监视、警察暴力和大规模监禁。
1960年代的“伟大社会”（Great Society）改革原本旨在通过社会福利、教育和经济发展来减少贫困和种族不平等，但随着黑人社区爆发一系列骚乱，政府的重点迅速转向了“控制犯罪”：1965年洛杉矶瓦茨骚乱以及随后几年在底特律、纽瓦克等地的动乱，被政府视为社会秩序的重大威胁。 政策制定者错误地将这些骚乱归因于“黑人社区内部的犯罪文化”，而不是系统性的经济剥削、住房歧视和警察暴力。联邦政府没有加大对社会福利的投资，而是通过“反犯罪战争”加强警察和监控措施，这导致贫困和犯罪被等同起来，最终形成了系统性种族控制的框架。
从“反贫困战争”到“反犯罪战争”的转变并非偶然，而是美国政府有意为之的政策选择：政府在贫困社区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地流向了警务和监狱，而不是教育、住房或社会服务，使得美国本就不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愈发薄弱。
结语
关于DEI政策，其实不论是来自白人民族主义者的狗哨政治，还是左翼学者的深刻反思，背后所体现的是困扰美国政治精英的结构性难题。
在宪政制度层面，过去为民主制度提供坚实的宪政保障的宪法已经过于古老，不论选举总统、两院制等以现代角度看过于偏向农村地区保守势力的制度设计，光看为一系列DEI政策提供法律保障、包含“平等保护条款”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竟已是19世纪中叶的产物，能被司法保守派用原教旨主义的解读方式限制其应用范围。而修改宪法，在这个政治愈发极化、高院彻底右转的年代几乎难于登天，使得右翼活动家仍能轻易操纵司法系统为其服务，推动其危险的反多元化政治议程。
在政治经济领域，国际上，过去数十载依靠美元霸权的全球化，虽然在整体上给美国人带来了便宜的劳动力和商品，和以全世界其余国家投资者支撑起的金融、借贷体系等数不尽的好处，但也迅速放大了贫富不均和阶级差距，间接为把因民权运动获益的少数族裔当替罪羊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们提供了阴谋论土壤，也让他们与贫富不均最大的受益者——因DEI等文化议题迅速向MAGA投诚的华尔街基金经理和硅谷巨头们——形成了吊诡的政治联盟。
而在美国国内，美国薄弱的福利国家基础及新自由主义框架下对于企业利润、股东福利的过度追求，导致平权行动的落实与执行本就需要通过私人雇主来实现，而看不到尽头的大规模监禁和对黑人社区广泛存在的监视，更是将国家能力浪费在压榨而非保护其最脆弱的人群身上。
在社会文化层面，西方世界民主政体的政客们似乎还未发现针对社交媒体上铺天盖地假消息——尤其是鼓吹种族和移民阴谋论的假消息——的应对措施，致使MAGA势力可以肆意炮制假新闻，在转移公众注意力的同时，实施其极为危险的种族主义政治纲领。
也许我们可以庆幸，美国社会仍存在着一定对多元社会的文化共识；去中心化的司法系统也为少数群体在保障自己权益方面，提供了挑战行政令的可能；特朗普支持者内部更非铁板一块，推倒DEI政策的深层逻辑也不尽相同，不少保守派政客口头上对于特朗普和马斯克的拥护，很可能只是一种政治上的投机倒把。
但是，美国公众更应认识到，以特朗普、马斯克为首的MAGA运动，反DEI的最终目标并非仅仅削减政府支出或限制“觉醒文化”，而是为更极端的保守议程打开大门。这不仅可能导致教育、移民和劳工政策的倒退，还会为科学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优生学思想进入主流政治创造空间，并削弱美国的宪政民主基础。
右翼民粹政客及其支持的智库利用反DEI话题来分散公众注意力，使人们关注那些无害的多元化宣传口号亦或是他们炮制出的种种谣言，而忽略他们真正的政策目标——即联合正迅速被MAGA运动收编、不再能限制民粹政客的建制保守派，以及愈发寡头化的商界巨头，在公民社会未能做出及时反应的数月或数年间，限制民权、削弱社会福利体系、削弱司法体系对于白宫的限制，从根本上打压一切政治对手，从而维护精英白人群体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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