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刘细良:政治领袖的匮乏──摇摆在专业政客与官僚之间

在殖民地体制下,刘兆佳指香港政治领袖贫乏,2017回归已经廿年,这个说法仍然正确,只是背后成因有别。

香港特首参选人林郑月娥曾被前政务司长许仕仁称为“好打得”(处理具争议政策手法强硬),但自选战开始便陷入不少争议之中:首先是被媒体报导不懂用“八达通”入闸搭港铁、不知便利店没有厕纸卖、新年施舍500元予内地“专业乞丐”、向渔农界拜票时说自己喜欢食新鲜鸡,被指漠视正在研究中的本地活家禽业未来路向顾问报告。有评论指林郑之所以“离地”,是为官多年之故。其实,她由好打得的官僚变成中产眼中动辄得咎的离地政客,当中走过的路,就是香港近廿年的政治变迁。林郑月娥的处境,其实也反映在同是政务官出身的曾俊华及叶刘淑仪身上,大家只是程度上有差异而已。

离地精英的政治基础

专硏香港管治精英的学者刘兆佳认为,二战后的香港是一个“低度整合的政治社会系统”,政府与社会实行一种“边界政治”,彼此维持有限的联系与交往。政府一方面奉行“积极不干预”的小政府策略,另一方面亦试图遏抑社会上的政治力量,强化民众的政治冷感。

当时的香港是“难民社会”,主要由逃避大陆政治动荡局势、追求安定富足的家庭所组成。这些家庭之间缺乏强大的中介组织(如工会、居民组织等公民社会组织)联系,因而缺乏社会动员能力。因此,当时的港人面对许多在都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会透过家人和亲戚的网络筹集资源解决,刘将之称为“功利家庭主义”。因着这种“社会吸纳政治”的社会生态,香港在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才能保持政治稳定。

当时,管治者的确是“离地精英”。因为管治殖民地的是外来政权,难民社会则是由外来市民组成,上至总督下至执行的官僚,都毋须关心民望、舆论、问责及连任等政治问题,拥有充分的政策自主性,公共决策只需要精英之间达成共识就可推行。那年代公众对财政预算案的关注点,是财政司会否公布加烟税及汽油税,以便他们在政策公布前抢购香烟或排队入油,仅此而已。殖民地体制赋予官僚的自主性,当时我们给予它一个美丽的称号:“行政主导”,并且得到未来宗主国的高度肯定,这就是官僚“好打得”的客观政治基础。由于毋须回应公众关心的政策,而官僚又可自己决定何时、以何种方式介入社会,而且他们掌握大量政策资讯,社运团体、区民组织根本难以挑战,久而久之,形成了普罗大众对官僚精英的信任。

政务官的政治训练

六七暴动后,殖民地政府认为官民沟通出了问题,于是在60年代末展开地方行政改革,设立地区民政主任作沟通桥梁;到1980年代咨询式体制已经确立,社会精英与官僚建立政策共识,为政府决策背书,提高认受性,林郑月娥就是在这时加入政府当政务官(AO)的。政务官是这种咨询式政治的幕后操控者,他们掌握政策议程、顾问研究方向,任务是引导社会精英达至政府预设的结论。1991年立法局引入了直接选举,民众政治抬头,政务官利用公众的信任,仍沿用同样政治手段去操控议会,一边讨价还价,一边打民意战,力抗他们眼中的民主派“民粹政客”。

前港督彭定康1992年来港后,带来英国专业政客的政治技巧,鼓励中青代政务官走上台前,到立法局开会、出席城市论坛、接受传媒专访,全方位推销政策,跟民主派政客争夺民意。例如林焕光推销老人金、罗范椒芬推公屋富户政策;林郑月娥任副库务司时,也曾在预算公布前的闭门座谈会中负责就预算案细节向传媒解画,清晰明确,记者对她印象甚好。

那年代出身上位的政务官,包括林郑月娥、曾俊华,虽出身政务官自命精英,但不能说没有政治历练。他们在1990年代开始在议会与各派打交道做交易,跟传媒高层识于微时,由专业官僚转型为专业政客,理所当然。日本自民党、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也吸纳不少出身官厅的专业官僚为党内政客。

官僚过渡政客的落差

今天转变的并不是官员,而是近十年的香港政局。前特首曾荫权在2005年取代董建华时,卖点是官僚强大的执行力,以“强政励治 ”形象取得高民望,香港人也不计较中央钦点了。2007年曾荫权连任,主打的也是执行力,口号是“我会做好呢份工”,没有价值理念,也无所谓愿景可言。但今天如果仍然以好打得、超强执行力作为竞选特首的卖点,任何候选人都会惹来批评。林郑月娥以为可以“攞彩”(出风头)的西九故宫博物院,一样以高效率为卖点,殊不知引发极大争议,得不偿失。

今天很多市民要求的,是政治精英能代表某种“香港价值”,而不再只是专业官僚的执行力,因此当林郑月娥由专业官僚过渡到政客,便出现了不符其预期的落差。经历了梁振英治下五年尖锐的政治斗争,年轻及中产专业人士认为维护高度自治、法治、程序公义是政客首要任务。林郑月娥、曾俊华及叶刘淑仪三个政务官出身的政客,在政策及政治纲领上失去自主性,政治上不同程度受制于北京既定的民主发展立场如8.31框架,而政策层面则要讨好建制利益集团。看到林郑月娥向渔农界选委拜票,公开表示渔业、农业及鲜花对香港很重要,也不敢就渔农界60席选委是否过多表态,就可知她的所谓政策纲领,不过是背后各个利益团体的大集合,与当年的唐英年一模一样。

政治外判的恶果

过去十年,政治工作早已外判予中联办及建制政党,试问政府又何来有专业水平的政客?

林郑月娥的问题,也是其他两位政务官出身候选人的问题,就是公众根本不知道他们代表什么价值。有人说她相对曾俊华是公关失败,不熟悉新媒体操作,这些批评流于表面。她真正的难题是无法过渡成为真正的专业政客,问题有两方面:首先是出于策略考虑,当她表达自己的政治信念、核心价值时,处处显露出𧫴小慎微,生恐动辄得咎、得罪背后支持势力。其次是殖民地时代专业官僚政治训练的缺失,令她适应不了今天的政治环境。官僚精英或许懂得政治交易、拉拢传媒的技巧,但政客最核心部分,即政治价值及其论述,却付之阙如。他们对香港有什么抱负、对中港关系如何定位、施政核心纲领何在、与反对派及官僚如何相处,以至如何组建政治联盟,根本就没有看法。因为过去十年,政治工作早已外判予中联办及建制政党,试问政府又何来有专业水平的政客?

在殖民地体制下,刘兆佳指香港政治领袖贫乏,2017回归已经廿年,这个说法仍然正确,只是背后成因有别。

(刘细良,香港跨媒体时事评论员,曾任职民主党智囊,其后从事传媒,曾任香港政府属下的香港中央政策组全职顾问)

读者评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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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你看來確實沒看懂這篇文章。引用劉兆佳那一套,是分析港英時代的管治思維和社會的氛圍,而作者很明顯表達了,回歸後已經不再是那一套舊理論和舊思維了,現在已經有新的社會環境,其中一個因素就是中共的控制。
    當然,你要求的深度不是不合理,我只是想說你對劉的文章理解並不準確,但沒有說劉的文章寫得足夠深入。

  2. 樓下的,你才沒有細讀我語意。
    你所quote, 只是視而可見的事實(facts),道其然,未盡其所以然。不信你就隨便在香港找個茶餐廳伙計問:為香香港只有狼英、林鄭此等貨色冒出?他們必給你講得更鏗鏘有聲!這文章,有甚麼北京的因素的”深度分析“成分??(況且這個劉兆佳已是港人共知的親共左學,689的中央政策組的人,引用他,能分析出甚麼中共的負面東西?)
    香港不匱有能之士(否則天天運行千億經濟體系、股市,就晨早玩完了!)你見政圈的所謂“精英”,林鄭梁狼之徒,只得令人哈哈哈笑三聲,連說話邏輯都欠奉,所有跟梁振英在英皇書院同校的同學們,全部知道當年英皇卒業又入不到大學的,只是條廢柴不是精英了!倒是中大另一學者的分析一針見血:”以前是精英管治平凡人,現在香港的問題,卻是蠢人管治社會精英!”。此文章怎不也分析“其所以然”?中共到底如何今有能之士止步、怎樣培養蠢材、背後機制如何、社會動力……其所以然,這才是令讀感到讀完有智慧加添的分析吧

  3. @醫心人 我懷疑你沒有認真看文章。
    //林鄭月娥、曾俊華及葉劉淑儀三個政務官出身的政客,在政策及政治綱領上失去自主性,政治上不同程度受制於北京既定的民主發展立場如8.31框架,而政策層面則要討好建制利益集團。看到林鄭月娥向漁農界選委拜票,公開表示漁業、農業及鮮花對香港很重要,也不敢就漁農界60席選委是否過多表態,就可知她的所謂政策綱領,不過是背後各個利益團體的大集合,與當年的唐英年一模一樣。//
    //因為過去十年,政治工作早已外判予中聯辦及建制政黨,試問政府又何來有專業水平的政客?
    在殖民地體制下,劉兆佳指香港政治領袖貧乏,2017回歸已經廿年,這個說法仍然正確,只是背後成因有別。//

  4. 是甚麼好文?劉紹佳的“分析”,從中學三年班的社會科老師已知道這種政治。為什麼兩位劉生都避談20年來更大的一個客觀環境 –中共的政治環境???談香港沒政治領袖不談中共因素,等如在評論一顆樹不看它立在荒原還是森林!!

  5. 观点论述精到。政治家要有自己对于香港的长远规划,这是第一;第二才是要周旋利益各方,聚裂平衡,负重致远,达致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