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二：以“人民权利”为基准点出发的政策，之所以能在司改议程上历久弥新的原因有三：首先，符合台湾政治环境的民主化潮流，代言人民具有正当性。其次，律师的专业训练让他们在政治场域中容易曝光，举世皆然；相较于法官与检察官，律师接触政治动员的机会更多，倡议工具很快就能熟练。最后，既然律师代言人民，政治人物在寻求正当性的时候，也倾向接收律师们提出的政策选项。在台湾的经验中，政治人物面临压力时往往会选择走捷径，直接接受倡议团体的包裹政策。
注三：一开始只是内部参考，1998 年首次公开结果。2001年，法官评鉴的规模扩大至全国共11个法院之民、刑事庭法官，2003年则更进一步扩张，与台北地方法院与台北地检署联手，进行三方法曹评鉴。
注四：相对的，检察官的主要认同并非国家公诉人。检察官出庭进行法律控诉，在实务上，至今不是最受肯定的任务；例如，地检署的检察官普遍认为去公诉组是轮替到轻松的工作。而如果想在体系内获得肯定，检察官也必须在侦办黑金、重大瞩目案件的组别内才容易有表现的空间，获得上级、同侪的肯定以及升迁的机会。
注五：根据资深记者范立达的观察，1999年全国司法改革会议中，无法获得共识的提案几乎都是因为法务部的代表们集体反对。见《司法改革十周年的回顾与展望会议实录》页365，中研院法律所出版，汤德宗、黄国昌主编。“当时检察官体系人数不多，大概只有二十几个人，可是只要在提案的时候这二十几个人反对的话，那个案子就过不了。那个时候司法改革会议，白天，大家在分组会议里面讨论得跟真的一样，晚上开完会之后呢？各部队全部拉回自己的阵营，法务部拉回自己的阵营，司法院拉回自己的阵营，开始辟室协商密谈，然后决定方向，一个一个举手表决，决定就出来了。所以十年前的全国司法改革会议里面对于有关刑事侦查方面的提案，后来获得共识的案子只有三件，没有获得共识的案子高达十件。没有获得共识的原因，都是以当时法务部长叶金凤部长为首的那一派20几个人一起反对，没有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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