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尹子轩：特雷莎·梅和科尔宾，都不是拯救英国的答案

“强大而稳定”（Strong and stable）从竞选口号变成了笑料，英国保守党在失去了下议院的大多数后，无奈必须靠北爱的民主统一党（DUP）这个意料之外的盟友投诚，才有机会侥幸以少数政府形式保住执政党的地位。目前由于和 DUP 的协定尚未确认，保守党的执政党地位仍未确立，作为少数政府的执政恐怕亦不得长久。英国近代出现过几次少数政府，分别是1974年和77年的工党政府，以及96年的保守党政府，均在大选后不久就分裂，必须重选。以英国目前的选举制度，在极左派科尔宾（Jeremy Corbyn）领导的工党成为执政党机会亦极微的情况下，政权谁属引起的乱局，恐怕将延续一段时间。

这次选举造成的混乱祸首，当然是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失败的竞选策略，但是，英国政坛分裂、两主流大党政纲各走极端的远因，却是英国秉承的简单多数、“胜者全取”的政制无法处理全球化运动下的基层躁动所致。保守、年长的基层族群，和年轻、外向的改革支持者们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英国选举制度下，政治动力常年毋庸置疑地集中在两个大党之间，一旦建立这个制度的政经秩序开始崩塌，两党制便容易成为民粹政治劫持建制的最佳场所。在中间派政治力量消失的情况下，可以想见各走极端的英国政坛必然进一步陷入胶着状态；暂不论其对英国政坛长远健康的影响，目前英国离2019年3月29日的脱欧“大限”时间已经捉襟见肘，但是原定6月中开始的脱欧谈判却尚未知能否如期开始，如果保守党的少数政府必须解散重选，英国和欧盟之间讨价还价的余地更所余无几。

保守党和工党各走极端

近年的工党和保守党，不论是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新自由主义政府，或者是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驯化版”撒切尔主义政府，都并非往极左或者极右而是向中间派选民靠拢，以惠及尽量大的选区范围为己任以保执政权力。然而，这一种往中间走的方向并非必然，竞逐执政党的党魁必须具有足够的远见，和抵抗或说服党内极端分子的能力。这次选举则与之前的大相径庭：特雷莎·梅领导下的保守党一直坚持“硬脱欧”立场和极端自由主义的福利政策，罔顾英格兰以外的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等地区的利益；而科尔宾的工党，则是以牺牲为英国贡献最多税收的企业家以及高收入阶层以补助中下阶层，以及离弃48%留欧派的选民，选择在脱欧问题上，除了确定将会带领英国脱离欧盟之外含糊其辞。

保守党工党双方的立场都走极端：保守党的硬脱欧、反移民立场和鹰派的社会福利政策，比如说“脑退化税”（日后大有机会被证明是选前大热的保守党的阿基里斯之踵（Achilles’ Heel）），以及会减少家庭平均可领取福利上限等的紧缩措施，都明显是党内的排外和赤字鹰派所为。

另一方面的工党，现在科尔宾获益于保守党向自己的长者铁票下手政治自杀，其重新崛起的声势可能会让人忘记不过一个月前，这位老左派几乎让工党在票仓威尔士的地区选举全军覆没。他的政纲和特雷莎·梅的相比，是政治光谱的另一端。科尔宾带着对于欧盟的冷淡，对于国有化产业的迷恋，还有他想像里劳工和资本世界二元的对立，期望以高收入的中产人士以及企业家的利益作为祭牲，大幅度增加公共开支去吸引一无所有的年轻人和城市的中下阶层选民。仅仅是工党废除大学学费此一项主要竞选承诺，科尔宾就将会需要额外112亿英镑的税金支持。再加上其他的竞选承诺，根据工党计算，将需要英国人额外缴纳486亿英镑的税款，方可以维持收支平衡。而新增的开支，将会由从17%大幅增加到26%的企业税，以及向年收入八万英镑或以上人士新征收45%或以上所得税去弥补。工党的政策，对于脱欧之后因为依赖欧洲市场而必定受到打击的高增值企业，以及作为英国经济火车头的金融业高收入中产人士，将会带来切肤之痛。特雷莎·梅和科尔宾，将选举硬生生变成了互相牺牲对方支持者的零和游戏。现在悬峙国会（hung parliament）的出现，其实正是英国民间中间派声音无法被任何一个大党代表的后果。

英国选举制度在21世纪的缺陷

今年两党各走极端、中间派消失的原因，在于英国政治制度已经无法解决全球化为英国带来的多极政治需求。英国的单议席简单多数制，原意在于维持一个稳定的两党制，由社会上各阶层出身的精英领导两个代表不同社会利益的政党竞逐执政。但是，全球化的脚步却打乱了这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却依然行之有序的范式；原本保守党代表地主和资产阶级、工党代表工人和知识分子这个政治光谱上的平衡，被欧盟这个20世纪最大最成功的全球化政治实验打破。

今日英国中间派政治力量的消弭，一半源自上一次的悬峙议会：2010年大选，自民党（Liberal Democrats）凭着包括免除大学学费、注重征税分配公平原则，以及着眼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等等自由派政纲，再乘着紧缩政策制造的反保守党浪潮成为了该届大选的“造王者”。当日投票给予自民党的多半是年轻人和英国南部及伦敦的年轻中产阶级，就正是享受和认同全球化红利，包括欧盟人口、资金和货物流动等益处的选民。自民党在当时，不但被视为进步派，甚至有取老迈的工党而代之的声势。如果是在一个以比例代表制组成政府的国家，2010年的自民党将会占下议院接近四分之一的议席，和坐拥三成选票的工党组成中间偏左的自由派政府——但是在简单多数制下，自民党只取得了57个选区的议席，要执政，就只能和获得最多选区议席（除去议会长一席，共306席）却只取得36.6%全国选票的保守党组成议会过半数的联合政府。如是者，在议会议席数量决定一切的英国，自民党进入立场相左的保守党政府后被迫在许多议题上妥协，在2015年的大选中大量议席回到保守党手上便属意料之中。自民党的支持度从2010年的23.4%，断崖式下跌到2015年大选的仅仅7.9%，再到今年大选的7.4%，绝非偶然。

另一个受英国政制所害的是英国独立党（UKIP）——如果说自民党的陨落将英国进步派力量赶到极端的话，英国独立党的冒起和彻底的消弭，就是将英国的极端保守主义注入政府，引领英国步向固步自封的祸首。2015年的大选，挟12.7%的全国选票，英国独立党却仅仅由当时的党魁 Nigel Farage 获得一席。英国独立党本身作为一个行为乖张、以鼓动认为自己利益或者文化被经济全球化侵害的基层去反建制的边缘政党，在任何一个比例代表制的政制内虽然都会被容忍，但是成为单一执政党的机会却依然微乎其微。比照荷兰自由党（PVV），尽管逼使到主流政党稍为往右倾，在没有政党愿意和它组阁的情况下，它的极端思想只能影响政局于一时。然而在英国制度下，英国独立党所鼓吹的极端保守主义在保守党传统的年长选民“铁票”中大行其道之余，当时急于满足党内疑欧派的保守党首相卡梅伦（David Cameron），为巩固保守党于2010年大选中从工党手上夺得的东西中部地区（East & West Midlands）议席，将吸收英国独立党的票源视为重要手段，卡梅伦灾难性的脱欧公投计划就此成型。

特雷莎·梅的侥幸，与科尔宾的致命伤

今日的保守党虽然保持下议院最多议席，但是在仅获得比工党多2.4%总票数的情况下，原先特雷莎·梅希望巩固脱欧谈判的强势，和重整具自己印记的本土政策的如意算盘全盘落空。实际上，如果根据传统左右翼政治光谱去区分，包括工党（40.0%）以及苏格兰民族党（3.0%）和绿党（1.6%）等的左派政党有46.1%的支持度，在加上自民党的7.4%，是完全可以在一个比例代表制的政制下组成多个不同组合的政府，压制在此情况下只可能和英国独立党（1.8%）组成右翼政府的保守党的。保守党是再一次受益于英国的政治体制，方有机会让特雷莎·梅和北爱的民主统一党（DUP）商谈协议继续勉强执政。

不过，工党同样需要面对党魁科尔宾能力问题的的瓶颈。科尔宾的政纲中免除大学学费的举动固然讨喜，但是免费大学教育本身的受众主要局限于中产阶级，相比起国立医疗系统和退休金等的政策，受众极为狭窄，但工党政纲中分给免费大学教育的金额（112亿英镑，如前述）却是接近医疗（77亿英镑）和退休保障（46亿英镑）的总和。科尔宾的理想主义，只在年轻人以及极左派中引起回响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已经接受了脱欧事实但反对硬脱欧的选民。今年2月，科尔宾即使就赞成启动脱欧程序议案下达“紧急指令”（three-line whip），党内依然有接近五分之一的议员投下反对票，其所显示出的领导能力堪忧。若果特雷莎·梅的脱欧立场稍微温和一点，或者不提“脑退化税”的话，恐怕今日在失业边缘的就是科尔宾而不是特雷莎·梅了。

依旧无法说服到以前投票给工党的选民，是科尔宾的致命伤。科尔宾的极左政纲，饶是凭年轻一辈投票而令总得票创下新高，工党到现在仍未能彻底收复贝里雅时代的、工薪蓝领阶级聚集并且是脱欧心脏地区的选区，就是明证。2001年以及2005年英国大选，工党的版图由整个大曼彻斯特区（Greater Manchester）、默西赛德郡（Merseyside）以及约克郡（Yorkshire）等的英格兰北部，往南下沿着切斯特菲尔德（Chesterfield）以及莱斯特郡（Leicestershire）等选区，再到重工业集中的英国中部地区（The Midlands，尤其是 East Midlands），都一并收归囊中。反之，今年的工党得票严重集中于城市以及年轻人，纵是获得了四成选票，结果也不过是获得比当年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政府倒台时多四席而已。以特雷莎·梅和科尔宾的能力来看，他们都不是拯救英国的答案。

以英国在过去三年经历的三次全国选举作为背景，可以说英国秉承的简单多数、“胜者全取”的政制已经无法为人民提供具有民意代表性以及稳定的政府。在脱欧谈判期限迫在眉睫的当下，英国政制的设计逼出一个将自己党议会多数赌输掉的弱势首相，去和由拥抱全球化的法国新总统马克龙以及强势十年如一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所领导、已回复自信的欧盟谈判未来。

（尹子轩，香港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主任，伦敦政经学院欧盟政治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