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草茅：特朗普时代，尴尬的亚裔教育平权运动

8 月初，美国司法部民权司的一份内部通知遭泄露，内容是该部门正物色律师加入一个“调查，并且有机会对有意以种族为纲的大学录取提起诉讼”的项目。根据《纽约时报》对文件的解读，这意味着特朗普（川普）政府将向教育上的种族平权政策“强制优待”（Affirmative Action）发起进攻，以维护白人和亚裔申请者的权益。而且，该项目将由民权司的管理层、即特朗普任命的官员直接发起。这条消息瞬间引爆舆论。而亚裔在报端处于最醒目的位置，罕见地成为话题主角。然而在种族矛盾激化的今天，美国政府的这一举措，无疑让亚裔面临尴尬的境地。

入学维权，亚裔陷入政斗漩涡

这不是美国大学在录取中的种族强制优待第一次遭到挑战。自 1961 年肯尼迪总统提出“强制优待”概念以来，它一直是左右两派争议的焦点。但由于种族问题的现实，在法律上对强制优待的一次次挑战，基本以妥协收场。2016 年 6 月，在最有可能一举推翻该政策的“费舍尔案第二季”中，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猝然辞世，摇摆派大法官肯尼迪再次倒戈，让判决前各方高涨的情绪戏剧性地平息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庭内外，今天强制优待政策最活跃的新对手，已经是美国亚裔。我在旧文章中已经指出过“强制优待”下亚裔面临的高等教育畸高入学门槛。身处这种境遇，亚裔踊跃加入改写强制优待政策的队伍。

近年来，以中产新移民为核心的群体的亚裔组织起来，开始主动寻求与民权活动人士联合，以上诉、申诉和投票的“入流玩法”，在三权分立的体制内积极寻找破题机会。今年 6 月，在维权组织推动下，教育部调查了普林斯顿大学录取中亚裔遭歧视的个案，尽管揭开了许多值得推敲的内幕，但结论仍是“没有硬证据显示亚裔申请学生遭到了歧视”。

然而，为什么教育部调查刚结束，司法部突然又把这个话题放进议程？无论是因为共和党建制派已经逐渐控制局面而推动改变，还是因为新上任的保守派大法官戈萨奇加大了法律挑战的赢面，美国亚裔在这场政争中所受到关注都不该令人意外。因为，今天美国亚裔的存在，对强制优待政策为代表的身份政治来说如鲠在喉，令其在理论和实操上都面对很大麻烦，直接威胁到相关政策的存废。

与此同时，亚裔的维权并非孤立斗争，它始终处在更大的社会运动背景中，并非常依赖后者提供的机会窗口。奥巴马政府高张少数族裔利益，但其鲜明的平权色彩，实际上没有为投票给他的大量亚裔精英带来实际利益——因为优先照顾非裔和西语裔，反而需要挤压、牺牲亚裔的入学和就业空间。结果在其执政后期，亚裔维权运动开始在全美勃兴，从反对加州录取考虑种族的 SCA5 法案开始，逐渐把整个强制优待政策当做主要的对抗目标。

而特朗普普政府时期，白人至上风潮又起，对奥巴马时期的平权措施的反制中裹挟着极端主义气味。此时亚裔维权力量的兴起，不仅符合一般保守派的利益，也成为白人至上主义可利用的道德资源。因此，亚裔无奈卷入政治斗争的大漩涡。

亚裔与传统身份政治不兼容

亚裔为什么能扮演这样的角色？这与身份政治的建筑方式有关。身份政治，是以种族、性别、性取向、年龄、公民身份、价值观、信仰等方面的身份为动员方式的社会运动模式。通过回答“我是谁？”、“我属于哪类人？”、“我与其他人存在怎样的关系？”这三个问题，身份政治界定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剧本。

在美国语境下，身份政治的根本叙事是“种族主义是少数族裔痛苦与困难的根源”。黑人与西语裔的贫困、犯罪、健康、司法不公等所有社会问题，或多或少都是——或者，应该是——由白人延续至今的压迫造成的。相应的，白人经常被认为从出生起就背上了一个“看不见的背包”，里面装着一揽子隐形的优势。出于对历史正义的伸张、以及权责对等的要求，身份政治呼吁对这种结构性的伤害进行弥补。可以说，道德和责任是身份政治叙事的核心维度，因而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从马丁·路德·金的“I Have A Dream”到“Black Lives Matter”, 身份政治一直是发起美国社会运动的主流动员方式，硕果累累。而强制优待是身份政治叙事的政策成果代表，尽管争议不断，在美国社会的认可度也一直不低。

然而，亚裔的存在是身份政治故事里的异类，对传统身份政治叙事逻辑，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破坏效果：美国亚裔昔日在道德账上是饱受压迫的冤家债主，今天的表现和成就却常常是社会赢家，这种特殊组合，使其注定成为身份政治的绊脚石：

从道德和责任上看，亚裔在美国历史上遭遇的苦难不亚于任何其他少数族裔，因此亚裔有足够的苦难资源。从规范性的道德层面看，既然身份政治要以压迫与苦难为理由提出补偿，那亚裔没有不被照顾的理由——至少，没有被反向歧视的理由。

于是，亚裔让身份政治实践上很难首尾兼顾。如果把身份政治的道德和责任叙事当做金科玉律，把亚裔也像纳入强制优待的保护范围，就等于自毁长城——道德和责任叙事的目的，是在结果上对不公平进行弥补，若亚裔也被纳入保护，让亚裔以比白人低的分数就能进入同等大学，非洲裔、西语裔、原住民和穆斯林的实际机会将大大缩小。

亚裔暗含了一个令传统身份政治逻辑非常难堪的质疑：“种族主义是今天少数族裔持续的痛苦与困难的根源吗？”这问题本身就会招致很多道德攻击，但这个“不道德”、政治不正确的问题，在亚裔身上表现得很清楚。如果回答“是”，那为什么亚裔能够从底层崛起？如果亚裔崛起的如很多人所说归咎于文化或其他因素，那身份政治是不是就变得格外狭隘？如果回答“不是”，那又要身份政治和强制优待做什么？

这一点被左右两派政治家看在眼里。左派政治家明白：在既有的强制优待框架内，这一小撮亚裔精英的诉求很难解决，还可能损害非裔西语裔的基本盘，因此对这块烫手山芋没有兴趣；右派政治家视其为可利用的政治力量，高层乐见其成，基层颇为拉拢，共同对抗左派。结果使得亚裔维权的议题变得非常尴尬：要整个推翻强制优待，就要以小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政治力量去对抗大群体，成功很难，可能会长期在悲情中挣扎。若想取得进展，就必须联合保守派乃至白人至上主义者，挺身充当马前卒，用道德资源换政治支持。但这样一来，很多真正的弱势群体失去庇护时，亚裔就变成了帮凶，所以在道义上也面临很大挑战，毕竟亚裔在美国的腾飞，也是从搭了平权运动的便车以后开始的。此外，亚裔还有兔死狗烹，最终被白人至上主义者最终踢下船的风险。这是目前亚裔小小的入学标准问题至今无解的外部因素。亚裔的命运，并不掌握完全在自己手里。

政治对抗绑架了社会问题吗？

目前已经摆在桌面上的方案，并没有真正从解决社会问题的角度入手。强制优待的支持者反复强调非裔西语裔的需要，并没有提出消除甚至哪怕是减轻对亚裔反向歧视的方案，仅指望亚裔精英能深明大义、顾全大局。

而另一方，强制优待的反对者吸纳亚裔社区的道德资源、资金支持，去对抗超出亚裔预期的对手，实际上等于开空头支票。双方的话语和叙事反复相互刺激。这使得亚裔内部的分裂也愈加明显，不同族裔之间对彼此痛痒的漠视也在加剧。这意味着，问题的最终解决，实际上越来越远。

回到亚裔入学维权运动的初衷，就会发现这种复杂局面造就了一组多么奇怪的对抗：亚裔新移民精英只是想稍微拓宽自己的上升渠道，在高层竞争上获得起码的公平，他们的竞争对手是各族裔的少数精英。以亚裔精英的体量而言，这只是很小、很具体的利益分配。但他们没有想到，要达到这个小目标，居然非得影响广大非裔西班牙裔底层的利益。而为了与一处不公作战，就得与整个政治机器以及本来没有直接利益冲突的其他弱势群体发生龃龉。

结果，无论是亚裔的入学歧视还是非裔西语裔的贫困艰难，对具体议题的探索，最后不得不变成政党立场和意识形态的全面对抗。这种扭曲反映了政治争议对社会问题的全面介入。在特朗普时代，政治对抗的双方逐渐将战胜视作终极目标，却有意无意让社会问题难以真正解决。当任何社会问题都要搭上意识形态机器的便车才能到达目的地时，恐怕“解决问题”已遥遥无期。在今天的美国，一种理性务实的、保障彼此尊严的协商共进是否还有空间？恐怕在亚裔平权人士面前，这个问题先需要得到答案。

（草茅，美国亚裔教育联盟AACE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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