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赵楚：不再是朝核问题，而是半岛战争危机

2017年9月3日，朝鲜进行了第六次核试爆，标志着朝核问题已越过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成为当代最现实的危机。另一方面，在第六次核试爆前后，朝鲜不顾国际制裁与全球意愿，连续进行了各型号弹道导弹的试验。核试和导弹试验两相叠加，除表明朝鲜追求核武及战略威慑─打击能力无可怀疑的决心外，更显示了其作为远东新崛起的事实拥核国家，所具备的实质军事能力。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政策互动及最新发展，已使朝核问题演变为半岛战争与和平问题。

众所周知，朝核危机的主轴一直被中国学界和媒体有意地描述为美朝对抗关系的表现，而美国在解决与塑造朝核问题上，亦的确占有极为优先的位置。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对朝核问题的明确态度是：绝不允许朝鲜拥有威胁和打击美国的战略武器。美国以此划下红线，并展开行动，推动和加强国际制裁，以至军事战争威胁。美国对目前形势下的谈判不感兴趣，公开表示已失去“战略耐心”。

在朝鲜第六次核试爆前，特朗普表示针对朝鲜的军事挑衅，美国将以前所未有的“火与怒”（fire and fury）回击；朝鲜则高调宣示，其导弹射程覆盖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主要海空基地关岛。在刚过去的本年度联合国大会上，特朗普以谩骂的语言称呼金正恩为“火箭人”（rocket man），称其正在玩火自焚，并再次高调表示，如果不得不采取反击，美国将彻底“摧毁北朝鲜”；朝鲜随即破天荒第一次发表领导人金正恩的电视讲话，除反唇相讥地称特朗普为“精神错乱的美国老糊涂”（mentally deranged U.S. dotard），更针锋相对地表示将使美国为这番侮辱和狂言付出代价。

这番骂战本不出人意表，问题在于，这种极类似1991年海湾战争开战前美国与伊拉克语言“战争”的情势，显示出几大实质问题：一、朝核问题“制裁─升级”的循环国际政策，对控制局势毫无作用；二、目前朝核问题已不是一般的去核问题，而是直接威胁半岛和平及区域和战大局的全球安全事务；三、此前朝核问题的多边与双边对话和沟通管道已失效，现时并无任何有效的博弈平台；四、美朝对峙已由一般的政策冲突，演变为两个拥核实体之间“古巴导弹危机式”的“眨眼游戏”。

简言之，朝核危机已经实质转化为现实的半岛战争危机，是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全球新一场的核战争危机。而包括美国在内的相关国家，无论政府、学界，还是公众，对这种空前毁灭性的战争危机仍然注意不足；政府政策、媒体报导和学界思考，乃至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措施，主要焦点依然在如何延缓和控制朝核武及导弹科技发展，而不是将遏制核战危机作为第一优先。这是极其误导和危险的。

历史的经验反复表明，没有对事件性质最新演变的准确认识，将不会有切实有效的政策修订，而局势则将在错误的政策互动和无所作为中，一路上升到后果不堪设想的战争。

局势最大变数──朝鲜

打破国际军事对峙紧张情势的主要动力，往往是其中一方的主动政策。以朝核和半岛局势而言，可能导致局势走向临界点，乃至爆炸性局面的，主要是朝鲜的主动行动。可以说，造成今日局势的主动者均是朝鲜，而时至今日，朝鲜发展核武与导弹科技的决心已再无疑问，其对抗国际规制的意志也已毋庸置疑。

美国已再三声明，没有对朝鲜主动发动战争的政策目标，并在最近通过国务卿蒂勒森的发言，伸出不追求颠覆朝鲜政权与愿意谈判的橄榄枝。即使在引起举世哗然的联大讲话中，特朗普在宣言要“摧毁北朝鲜”时，也特意加上“假如美国不得不保卫自己与盟友”的前提，并且最后落脚在“试看朝鲜如何”。关于美国对朝鲜发动打击行动在国际政治与军事作战上的困难，已屡有论列，均切实成理。然而，关于朝鲜行为，我们必须注意到朝鲜决策背后自身的环境与特点。

人所共知，朝鲜历来是不按所谓牌理出牌的。但就历史实证而言，并无一种事后看来完全“按理”的决策，否则萨达姆将不会入侵科威特，甚至希特勒也未必会发动世界大战。朝鲜长期面对的国际孤立及自身的内部特殊情况，是理解和预测其决策的关键。在目前形势下，朝鲜并不信任美方的所谓“谈判”善意，也不信任多边的国际机制；从连续成功的导弹试验及核试爆结果看来，朝鲜领导者更可能为自己的核武与导弹发展决心而骄傲，决意利用事实拥核及相当的中程弹道导弹打击能力，迫使美国与国际社会承认其拥核地位，彻底打破国际制裁体制，提出终极经济要价，一劳永逸地解决体制安全，乃至发展问题。

同时，已有论者指出，金正恩加速发展核武与导弹科技，是朝鲜先军政治体制内部统帅权建构巩固的需求表现；而考虑到朝鲜社会与经济的内部困难（这种困难虽然外界无法精确评估，但因制裁而极大恶化，是无疑的），领导者更需要通过创建标志性的国家威力，及建立对外的军事威信。这不仅是政治与心理性质的，也是现实经济和产业性的，二者交互作用。这种交互作用，以及一国系于一身的体制特点，无疑是促使朝鲜领导人悍然冒更大风险的制度与社会基础。

质言之，朝鲜具有充分的内部需要和动机，进一步在核试和导弹试射方面采取主动政策。目前最值得关注的动向，也是全球大国发展核导科技的常见步骤，就是朝鲜已经通过其外长李勇浩扬言的“两弹结合核空爆试验”。2017年9月15日，朝鲜试射的第二枚洲际导弹，全程飞行约3000公里，已具备覆盖日本和韩国全境，以及阿拉斯加和关岛的能力。目前最大的危险，也可能性极高的是，在不可示弱的“眨眼游戏”中，朝鲜完全可能实施两弹结合，向太平洋海区试射载运核武弹头的洲际导弹，展示和从技术上彻底完善战略威慑与打击能力。

一旦上述事态发生，则几乎可以断言，美国将不可避免作出军事反应，届时冲突局势便将立即转向不可控制的全面冲突，乃至核冲突发展。美国截至目前的军事准备，也可以说是按照这种剧本进行的。

所以，绝不可以仅仅从此前朝核博弈的僵化视角，观察和前瞻现时的半岛局势。

不可忽视特朗普的军事准备与决心

美国是朝核危机的主要当事国，其对朝鲜作战的特殊困难众所周知，主要在国际政治和军事作战两个方面。

就政治而言，包括日韩等盟国不会支持，而因为涉核，北约欧洲盟国也不会支持；至于中俄，则情况更为严峻，一旦开战，中俄目前对制裁的有限支持政策，很可能面临不可预测的转变。就军事言，美国在伊拉克与阿富汗的行动尚未结束，北约欧洲防区危机隐隐，因此美国面临兵力不足问题。更严重的是，美国虽在日韩与阿拉斯加等西太地区驻有兵力，但像全球各国军队一样，美军并没有在核武及其他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环境下作战的实际经验。同时，无论印度和巴基斯坦，乃至以色列，各国也未有对事实拥核国家采取过军事打击行动的先例。与拥核国开战所包含的军事风险和变数，是美国不可能事先完全设想的。此外，总统特朗普以个性奇特著称，美国的内部决策与政策指导体制对其行为也有极大的约束力。

鉴于上述，美国并未把军事反应作为朝核问题的优先选项。然而，绝不应忽略的是，朝鲜行为的冒险性和不可预测性，令特朗普政府不可能对事态发展无所作为。尽管战争决策的困难巨大，但我们仍需留意美国对所谓必要时的行动所做的扎实军事准备。

自奥巴马第二任期起，美国实现了向亚太地区的单重心战略转型，并围绕新作战想定和新军事革命兵器，加速发展了优势的海空新战法。除升级关岛的海空系统作战整备之外，美国新一代的主要海空作战优势装备，包括F-22“猛禽”和F-35“闪电II”战机，都已投入过地区作战的训练，并经常从本土或阿拉斯加到日本轮驻轮训。美国在关岛驻扎包括B-1B“枪骑兵”和B-2“幽灵”战略轰炸机，在日本亦有一艘常驻航母。而自2016年秋起，原任务区位处于太平洋日期变更线东侧的第三舰队，已受命执行西太任务。近年，美军加快了在韩国部署反导系统的动作，美军驻韩部队亦增加了针对性训练。2013年以来，美韩联演均突出特种作战和核生化条件下的作战环境。美军不仅在装备上处于代差的优势，在战法上的优势更是不可以道里计。

就在联大骂战声中，美国派出B-1B战略轰炸机，在F-15C战机护航下，第一次前出到非军事区的最北端巡逻，事后美军明言是显示决心和能力的行动。这是来自美国方面恶化局势的举措──美军进行这样的冒险行动，必定来自最高决策与作战计划的需要，而不会是偶然的单独举动。

特朗普上任不足一年，观察其在伊叙打击IS的政策，以及违背竞选承诺增兵阿富汗，可见他的军事决策意志是坚强的。美国已划下不能允许朝鲜拥有打击美国能力的红线，而朝方在此点上可谓针锋相对，双方的政策意志并无调和的余地。特朗普政府支持中国外交斡旋，本包含最后外交努力的深层意味，美军参联会主席邓普西访华及东亚，近期特朗普加紧了美日韩首脑对话，这些都明显有战前外交与军事协调的色彩。

尤值得一提的是，不同于以往，美国现任国防部长马蒂斯是强硬派职业军人出身。他曾长期负责国防情报部门，外人难以了解的是，在情报作业方面，美最高决策当局是否认为目前为打击朝鲜的最后窗口期，而拖延将导致朝鲜具备真正的战略性威慑、打击和反击能力。

正如军事史上没有一场战争是必然会发生的，同理，也没有一场战争是一定不会发生的。当对峙形成，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是双方决策者的政策及其对局势的推演。在当前的半岛局势而言，双方均日益显示升高的意志和决心，而又毫无斡旋与沟通的管道，且无威力与信用足够的仲裁者，发生战略误判和擦枪走火的可能性是空前的。

总之，忽略特朗普与美国的军事准备和决心，将是不可挽回的现实判断错误，也将因此失去及时采取政策主动，介入管控危机，从而遏制和消除战争风险的历史良机。这也许是最后的机会。

中国应及时采取外交主动管控危机

考虑到朝鲜半岛如果发生战争，则很可能是核生化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背景下的全面冲突，无论在地缘、国际政治、环境，乃至内部进程方面，其风险与系列影响均为中国不能承受之重。而现实的朝核危机已经演变为急速趋向临界点的半岛危机，因此，出于切身利害，中国绝不应停留于一般的外交呼吁，而应运用自身软硬国际实力资源，超越既有政策框架，更新政策思维和作为，采取外交主动，为缓解、控制和遏制危机升级采取行动。

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朝核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一直以半岛无核化为政策目标，但近年中国最高领导人屡屡明言不许半岛“生战生乱”，这表明中国决策者已意识到朝核危机性质的转化。但随着危机升级，人们看到的是，中国在危机管控方面的作为反更加模糊暧昧。这是中国对朝核问题连续政策的实际处境所引起的。中国虽一贯标榜无核化和外交解决，但实际的相关政策受四个基本目标及其差异矛盾牵制，那就是：无核化、半岛和平、维护对美关系大局，与保持对朝鲜特殊经贸与外交关系。

在朝鲜第六次核试爆后，无核化目标明显已经空心化，而其他三个目标的需要则更实在而突出。因此，中国愿意将有关问题笼统地描述为美朝之间的问题。支持制裁是出于维护中美关系大局需要，而保持对朝鲜能源及粮食供应，则是保持中朝关系需要，而在这一切之上，又要保持半岛现状，绝对不愿意看到半岛战争爆发，因此使自身陷入最为被动的局面。在传统微妙的多目标动态平衡政策指导方式下，面对日益失控的半岛局势，中国手段已日渐捉襟见肘。

中国要更新政策思维和作为，首先必须明确认识到，历来对朝鲜的国际制裁政策及对话机制已经失去影响局势的效能，以新的思维重建有关对话机制和平台，已是亟需的首要任务。

中国应重新任命级别足够高的朝核─半岛问题“特命全权使节”，展开外交斡旋，推动新的对话。这种对话对象首先是中美之间的，然后也可以是中俄朝三方的，或中朝之间的，在形式上可以是政府间的，也可以是二轨道或半官方的；考虑到目前半岛危机的核性质，也可以是包括欧洲主要大国和《朝鲜停战协定》监督国的。在官方谈判不可能的情况下，学者与二轨道、一轨半的对话尤其必要。

总之，中国完全不必拘泥于“六方会谈”等过去的框架。超越过去框架的低层级对话具有即时的现实性，也可能在极大程度上避免误判，促进沟通，为未来可能的外交谈判准备适当的氛围。更重要的是，通过更广泛的国际范围对话，可以促使全球对半岛战争危机做出反应，从而遏制已硝烟袅袅的战争风险。

中美在朝核与半岛问题上的政策目标是非对称的。美国的红线是朝鲜的核武与导弹能力，而中国最迫切的目标是制止战争。因此，随着局势发展，中美本身在有关问题上加强对话，则非常必要。中国支持制裁，但不可能因制裁而导致中朝反目，使有关问题变成中朝对抗，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参与国际制裁行动的限度所在。

在当代全球主要大国中，只有中国拥有实际经验与事实拥核国家接壤和相处，中国应在朝核问题上显示更加清晰的现实主义立场，并进行切实的军事准备。简言之，如半岛发生战争，中国将采取怎样的全局政策转变，甚至军事对策，这些都应使有关国家，特别是美国和朝鲜充分了解。

大国的重大政治与安全目标，只有通过明确的意志显示和务实的政策作为，才能得到有效保证，呼吁和奉劝本身是不可能实现任何政策目标的，而只会在局势恶化时使自身的地位日益无足轻重。

（赵楚，中国军事战略问题学者，原《国际展望》执行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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