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纯：已打响的精神内战──中国自由派为何应声援毛左青年？

两个月前，北京大学毕业生张云帆在广东工业大学举办读书会时，遭警方以“非法经营罪”拘捕，后又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被刑事拘留30日，监视居住14日。在这期间，逾四百名人士联署了一份致广州番禺警方的公开信，要求释放张云帆。联署名单上，不仅有左派的孔庆东和范景刚，还有自由派学者张千帆、秦晖、徐友渔和于建嵘。另外，女权主义者、NGO社运工作者等各界人士都赫然在列，形成了一个跨越各种意识形态光谱的声援阵容。

12月29号，张云帆取保候审出来，发出一封自白书，之后，与其一同被捕后获保释的孙婷婷、郑永明和叶建科，以及被网上追逃的四名参与读书会的青年，徐忠良、黄理平、顾佳悦和韩鹏，都先后发出了自己的声明，拒绝认罪。从这些声明可以发现，他们都有类似的经历和心路历程：出身“寒门”，考上大学，一直不忘底层人民的苦难，想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思想武器，去改变现实，去帮助弱势群体。

毛左青年思想，真的与自由主义不能兼容？

有一名国家主义者说，如今的中国处于“精神内战”之中，如果这个判断基本不错，那毛泽东就是中国人产生“精神内战”的根源。一般来说，自由派对于毛是一概否定，不仅不认同反右、大跃进和文革，也不承认中国人民“站起来”是毛的功绩。然而这一次，这种“精神内战”也蔓延进了自由派。对于是否声援这些“毛左青年”，自由派内部产生了分歧，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种分歧虽然不至于撕裂整个自由派，但却亟待有力的分析和澄清，以便明确自由派以后要往哪一个方向着力。

反对声援的自由派主要认为，当下这种言论不自由的状态，根源就在于毛所建立的这一套专制的体制，毛左对这一套体制是基本认可的，他们受到专制的“铁拳”只能说是求仁得仁；毛左本质上也并不支持言论自由，而只是认为拥毛的言论不该被压制，如果现在出事的是一群自由派青年，毛左并不会站出来声援。当然，还有一些自由派纯粹出于对毛的厌恶，不愿意声援这些以毛的思想为旗帜的人。

上述两种主要的反对理由，都可以运用到“国家主义者”身上。国家主义者也认可这一套体制，国家主义者也觉得拥护国家主义的言论不应该被压制，但倘若此时刘小枫、甘阳、王绍光、强世功这些人，因为某些国家主义言论被抓了起来，你问我会不会声援？我可能要琢磨一下。但这不意味着我认为“言论自由”在中国已经不是一种值得捍卫的价值。这次在左翼阵营中，受到自由派学者“捍卫言论自由”的精神所感动的，不只一个。黄纪苏在《信连“信”》中说：“秦晖、徐友渔、于建嵘诸位这次愿意为几位同学说话，践行了自由主义‘我虽不……我誓死……′的原则，这个原则我觉得比‘凡是敌人……凡是敌人……’的口诀要好。我认为，有希望有未来的社会主义应该包括这样的原则。我相信云帆他们这些最新一代的社会主义者，也会这么想。”中国托派成员秋火，也抨击了一些毛派的双重标准：“愿意追求真正社会主义的进步青年，应当彻底反思、抛弃这种欺骗性的实用主义毛派传统，重新以真诚的原则性的态度支持反迫害、捍卫言论自由权利，并且以这种真诚的原则性的态度去团结其他不同倾向的群众。”张云帆自己，更是在自白书里说出：“‘言论自由’受宪法所保护，无所谓适可而止”。

因此，只要那些因言论而受到迫害的人，也是真诚地认可言论自由是所有人都应享有的权利（而不仅仅是某个派别的特权），那自由派有什么理由不声援呢？

我看过这八个“毛左青年”写的自白书和声明，除了对毛歌功颂德的部分，他们大部分的理念、关怀、诉求，并非不能被自由派所理解。在张云帆的自白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些年关注的社会问题：国企下岗工人、黑煤窑和血汗工厂。这20年来，自由派媒体人发表的关于这几个问题的报导不计其数，自由派行动者为其中的受害者维权的也不乏其人。像张五常这样拥护国企工人下岗、黑煤窑和血汗工厂的，恰恰是这一套体制的坚定拥护者，但他不能作为中国自由派的代表。

张云帆在北大期间，做过一份关于北大校工的调查研究，但很快被封杀了。这一次，他和另外几个青年，也不过是给广东工业大学的校工组织红歌会，和他们一起跳广场舞。这里面哪一件事是自由派不能做的？老一辈的自由派里，喜欢唱红歌的也不在少数，这是一代人成长的痕迹，和政治信仰无关。

这几个青年，关心穷苦人和上访者，反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还追问29年前春夏之交的那一个事件。这一些，哪点和自由主义相违背？在孙婷婷获释后，她将她在看守所的经历写了出来，其他几个青年也对她的遭遇表示愤慨。他们所愤慨的，并不是他们作为“毛左”，居然也遭到这样的虐待，而是这里面不合程序的逮捕、不人道的审讯、令人发指的拘禁和欺凌。孙婷婷在她的声明里提出了这样的质疑：“警察是不是可以把任何一个人先拘留起来，再来找证据来证明他有罪，找不到证据就把人放了但警察不受任何处分？……被问讯的人如果回答得不如警察之意，警察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安个罪名先关进去再说’？……是不是因为在警察面前强调了自己的权利，就应该被认为‘不配合’而得到看守所里显而易见的欺凌？……是不是必须写上符合警察之意的口供，才能够取保候审？……”

尽管这几个青年都流露出左翼的思想和对毛的崇拜，但是从他们的言行里，我看不到任何与自由主义原则不能兼容的地方。也许有的人会说，毛在1949年前也发表过一系列拥护自由民主的言论，现在这些毛左青年这么说，只不过因为他们尚未得势，他们的话不能相信。

放下历史包袱，重新叙述点滴的进步

那就抛开这一点，我们说说为什么自由派还应该声援他们，即使这几个青年的声明并不反映他们完整的想法，而只是策略上的需要。

如果说毛是中国人“精神内战”的根源，那对于拥毛的人来说也是一样。在张云帆出现之前，拥毛的人大概分成两种。一种是官方立场的毛派，将毛作为民族复兴的符号，强调他让中国人民“站起来”的那一面，强调毛和邓的一致性。刘小枫甘阳一类的文化—政治保守主义者，认同的也是这一种立场的毛主义。另一种是拥护文革的毛派，拥护“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认为文革是大民主，是彻底的反官僚主义和反资本主义，文革失败的原因是党内走资派复辟成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两派都属于国家主义者，他们的矛盾在于对文革和邓的评价，前者对文革基本持否定态度，后者认为邓小平和改革开放就是资产阶级复辟。

拥毛派内部的这种矛盾，对于自由派来说是很尴尬的。一方面，自由派与文革毛派同陷于被边缘化的处境；另一方面，自由派与官方毛派共享对文革的否定态度（尽管官方毛派为了维护毛的权威，并不会大张旗鼓地说出来），由于自由派对文革的厌恶和恐惧远大于对国家主义叙事，所以自由派对激进主义毛派的批判，要更为激烈，甚至占了主流。

然而官方毛派和文革毛派还有一个较少被提及的分歧，那就是对工人的态度。在官方毛派那里，“阶级”话语全然被抹掉了，工人阶级作为国家的领导阶级也早已不再提及，而文革毛派将此作为“资产阶级复辟”的证据，他们把阶级话语与文革话语结合起来，认为文革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自然延伸。

这就是张云帆等“毛左青年”出现的意义，在他们的言论里，第一次在公共领域出现了一种站在底层工人一边，但却没有把阶级话语和文革话语结合起来的毛派立场。他们歌颂毛，但是并没有歌颂“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领导一切”；不管他们内心对文革是什么态度，他们并没有公开采用“党内走资派”、“资产阶级复辟”这样的语言，也没有公开为批斗、出身论、破四旧这样的现象辩护。也就是说，他们很有可能是一群“非国家主义的毛左”。这样一批“毛左青年”的出现，不仅可以让自由派放下包袱，不违心地支持他们的公开的理念和行动，而且对于改变整个毛派的格局，也有深远的影响。

如果我没有判断错，当局目前最大的意识形态工程，就是“通三统”。儒、毛、邓三统，内部的张力不可谓不小，比如儒统内的“礼教”与毛统内的“反封建”有冲突，毛统内的“经济平等”与邓统内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有冲突。如何取舍，当局尚未有最终定论，所以那些与当局争夺解释权的派别，比如儒家里面偏自由派的那些，毛派里热烈拥护文革的那些，对当局来说都是不稳定因素。长远来看，文革毛派会随着那一代红卫兵的老去而丧失影响力，新成长起来的拥毛派，会更接近张云帆，而不是张宏良。他们的出现和壮大，有助于形成一种“公开的政治”，使得当局难以垄断对毛的解释，使得民间也可以利用毛的符号将自己的诉求正当化。

有一些原教旨的自由主义者，认定自由主义绝对不可对左派妥协，更不要说对“毛左”妥协。要我讲，如果真的存在什么“绝对不变的自由主义”，那就是对“自由”价值的承诺。但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域，“自由”价值实现的条件、提出的诉求、展开的面貌，未必是一样的。这一百多年来，自由主义已经吸收了不少社会主义的要素，在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它将原本只属于有产者的民主扩展到了所有成年公民，也在宪法或国家法律层面确定了公民的各种福利。即使在中国，自由主义也可以从左翼那里获益良多：在左翼的督促下，自由主义不仅被要求时刻关注底层人民的痛苦，而且也被鼓励摆脱对“说理”的痴迷，去拥抱行动，去正视自身组织性的困境。

长久以来，自由派对“中国革命”是少有肯定的，有一些恨屋及乌，甚至将文革的起源追溯到五四。如今“启蒙”之名已经被自由保守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联手抹污，重新继承启蒙之遗产的自由派，是不是也可以承认，尽管1949以后发生了那一连串的灾难，但人均寿命的增长、女性地位的提高、平等意识的发展、民族自尊心的提升，也是值得一提的成就？自由派有没有可能放下历史包袱，重新去叙述这片土地上一点一滴的进步是怎么发生的，即使其中的一些进步，发生在一个让自己十分厌恶的年代？

“反国家主义”联盟的可能

在这一基础上，一个将左右翼的自由派、非官方的女权主义者、各种非国家主义的左翼、反对国家干预宗教的基督徒、不支持强制推行国学教育的儒家信徒，甚至将张云帆这样的“毛左青年”包括在内的“反国家主义”联盟是可能的。这一个联盟，将以“启蒙、民主和反国家主义”为基本共识。尽管一些左翼和儒家对启蒙有不同方面的批判，尽管一些自由派对各种左翼思想有所保留，尽管女权主义者对基督教和儒家里面的保守因素十分警惕，但这些并非不可调和，它们内部的冲突，要比“通三统”小得多。

这一个联盟的对立面，是各种类型的国家主义者：施派（文化—政治保守主义者）、国家主义左派、大陆新儒家、威权主义自由派，以及期待由这一套体制来满足他们诉求、不惜支持其高压政策的各种派别。换个角度来说，如果将张云帆这样的“毛左青年”排除在反国家主义联盟之外，那他们后面被国家主义招安，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有一些左派已经行动起来，建议张云帆等人去北京自首，以换取国家的谅解，虽然这里面不乏出于好心之人，但不得不让人怀疑，这就是要收编的前兆。

从这一次自由派的反应来看，里面大多数并不反对声援这些青年，除了参与联署的自由派学者，许多民间自由派也积极参与了几份声明的转发，并呼吁更多人起来关注。中国的自由派，是愿意改变的，所以我希望，左翼看待自由派的眼光，也可以有所改变。

我们要彼此意识到，现在“自由派”和“毛左”这样的标签，其意义没有本质性的诉求来得大，只要双方可以共享一些本质性的诉求，不需要为了一些标签斗得你死我活。如果“毛左青年”具有强大的斗争性，那可以将目标对准国家主义。在国家主义的框架内，底层人民永远都是牺牲品，前一阵北京清退“低端人口”，就是最好的证明。在那次事件中，站出来联署抗议的，基本都是自由派，很多在高校里身居高位的左派学者，对此保持了可耻的沉默。这说明，任何与国家主义的合流，都终将导致对底层人民和以往理想的背叛。

我不知道张云帆等“毛左青年”对待文革的真正态度，但是如果他们对文革持同情态度，希望可以将这一态度局限于私人场合，在公开发表的言论中，尽量不要出现对文革的赞美，不要使用文革式的话语，不要肯定批斗、出身论、破四旧等毛时代的现象。要知道，这样的姿态只会刺激到一些反国家主义者（不仅包括自由派），对于改善工人和底层人民的处境并没有什么好处。

尽管我们拥抱行动，但是不要低估思想战场的影响力。如今国家主义者垄断着体制内的教育，垄断着主要的喉舌，整个系统在批量生产国家主义机器上的部件，以及各种“精致或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此时，任何有跳出这个系统的意识、有决心去改变它的人的出现，都是难能可贵的。在组织和行动受到严厉压制的时候，争夺中国年轻人的头脑，就是在争夺中国的未来。

这场精神内战，早就已经打响了。

（陈纯，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青年学者，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