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庄子·逍遥游》
近年来，与官方对文革话题的回避、粉饰与禁锢姿态形成对照，中国大陆民间的文革写作方兴未艾。一些年逾古稀的亲历者不辞辛苦，也不顾时代的冷落，整理、出版了自己所参与的文革见闻。无论官方态度如何，这些作品的存在痕迹已经无法抹去，它们已经保存“在社会的档案里”，使有心探求历史真相的后来者有迹可循。因此，在这样的总体氛围下，这些作品都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而在这些作品中，钱理群先生的近著《爝火不息：文革民间思想研究笔记》（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简称《爝火》）又有尤为特殊的意义。
《爝火不息－文革民间思想研究笔记》
作者：钱理群
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7年12月
钱理群先生早年在北大任教时以研究民国作家周树人（鲁迅）和周作人闻名，退休后他的学术生命并未停顿，而是转入了现代民间思想史的研究。对这种研究的意义，在他更早的一部作品《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以下简称《时代》）里，已经有了明白的揭示：它可以让我们看到，在一个官方的、主流的中国之外，还有另一个尽管被镇压、被抹杀、却始终顽强存在的“地下中国”；即使严酷如毛泽东时代，这样两个中国、两条发展路线的搏斗依然存在。
正是这个缘故，钱先生在《时代》一书中，在描绘那个时代的画卷时，不同寻常地为张中晓、杨伟名、李一哲、陈尔晋等民间思想者保留了相当的篇幅：每写到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作者在介绍了宏观的路线与政策之后，都会不惜笔墨评述这些民间思想者的独立思考和贡献。更进一步地，他把自己也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将自己思想经历的变化和盘托出，作为我们观察的样本，帮助我们理解那个时代。
而《爝火》一书则是将镜头推近，聚焦于各个阶段的民间思想，对重要文献做了概括和诠释，从而将这另一个中国的面孔刻画得更为细致。这样一种努力，事实上尤其为今天的中国所需要。实事求是地说，那些民间思想者的思考、著述，无论当时多么珍贵、富有勇气，今天的人们大概都很难进入其中。如今人们对光亮已经触手可及，很难去体验那种“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舒婷语）、寻找光亮的感觉。这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这些思想的先行者对今天的我们而言变成了完全的陌生人，或者充其量只是留存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名声；最近的历史反而离我们最远。
钱理群先生把自己也作为这个群体的一员，将自己思想经历的变化和盘托出，作为我们观察的样本，帮助我们理解那个时代。
钱先生在本书中的工作，近乎于为今天的人们进入陌生的文革史搭建了一座方便的桥梁。他一如旧时代的母亲，把食物嚼碎了喂给孩子，经他的咀嚼，那些思想变成了易于我们吸收的养分。例如，经过钱先生的解读，我们得以知道农民思想者权佳果对唯阶级观点的质疑，“共产革命就仅仅是被压迫者翻身对压迫者实行镇压吗？这就是共产社会吗？这就是人类幸福吗？”我们得以知道李一哲大字报提出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时代意义；得以知道陈尔晋提出的“叉路社会主义”、“特权资本”等概念的理论贡献，以及他对工人所陷入的“一身兼具政治与意识形态的‘主体’与生产组织里的‘无条件的服从物’、对分配上的‘商品’”的双重性所作的深刻分析；我们知道了卢叔宁超前于时代的思考，也知道了老革命冯毅之极具洞察力的“文革日记”……凡此种种，正如书名的寓意，都是那个时代微弱却不熄的炬火。
通过钱先生提供的辅助阅读，关心时事的读者或许还会有一个意外发现：今天围绕文革所产生的很多迷惘和争论，尤其一些左翼青年对文革所抱的别样寄托，如果他们有机会接触这些亲历者的思考，一大半都会烟消云散。那一代人的痛苦经历并非全无痕迹，他们对时代的思考都留在了那些秘密记录与供词中，只是对我们而言，这些今日已经公开的作品仍在沉睡着，有待于借助一支如钱先生那样的笔去唤醒。
“两个毛泽东”之争
每一本文革作品，都无法绕开对这场自上而下、上下呼应的运动性质的评价。书中所述的民间思想，不同程度地对这场运动做出了独立评判，然而，由于历史当事人不可避免地难以获得一种距离感，也由于长期置身于一个封闭、单一的思想环境中，更由于这场运动带有的一些不同寻常的特点——比如它的形式与实质的极端背离，它与旧统治方式的复杂关联，以及当时不为人知、今天也未能完全揭秘的权力黑箱运作——因而这些民间思想并没有能在当时对这场运动、对整个体制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完整的解释。
《爝火》一书虽无专章处理这一问题，但综观全书，钱先生对此是有明确解答的。早在《时代》一书中，他已经提出，反右后形成的五七体制虽然造成了大量的矛盾，但这种矛盾远未到你死我活的地步，“文革最后演变成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完全是毛泽东有意引导的结果”，因此这是一场最高领袖刻意制造的运动。至于运动的目的，钱先生则仍坚持权力斗争和理想主义两个面向，不过在本书中，作者论述的重心大幅地偏向前者，后者只是一个无关眼前形势的远景。
在钱先生看来，毛发动文革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无条件地’服从于自己的个人集权统治，以实现自己的乌托邦理想。为此，他就要区分两个党（又称‘两个司令部’）：听命自己的就是‘真共产党，无产阶级的党’，不服从自己的，或自己控制不了的，就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而这场运动的特殊之处、也是最为迷惑人之处在于，它在初期采用了群众政治的形式，毛借此迅速撇清了自己与官僚体制的关系；而一旦整肃官僚集团的目的达到，而造反的学生、工人又越来越难以驾驭，他就毫不迟疑地“回归官僚政治的观念与思维”，降伏那些刚刚被释放出来的造反精灵。所以看似你死我活的毛与官僚体制的冲突，不过是“两个毛泽东”之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文革前的毛泽东，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文革初期的毛泽东之争。
钱先生的这种思考，虽不必然为所有文革亲历者和观察者所接受，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他所延续的这种反叛的民间思想传统，考虑到他也曾是笃信毛氏理论的青年知识分子，考虑到他至今仍然坚持要“和毛泽东参与构建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传统保持某种精神的联系”——事实上他的“走出毛泽东”只是告别了这种传统曾经的载体——那么，他的思考自然有足够的分量，值得所有人认真对待。
看似你死我活的毛与官僚体制的冲突，不过是“两个毛泽东”之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文革前的毛泽东，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文革初期的毛泽东之争。
如果说钱先生的观察还有什么不足，笔者觉得可能在于他忽略了权力的表演性，过于看重政治家一些言辞和举止的表面意涵。一个例子是毛接见北京红卫兵造反派“五大领袖”，呵斥说现在轮到你们犯错误了，从而宣告了红卫兵运动的终结，但叮嘱在场的中央首长：“不要又反过来整蒯大富啦，不要又整他”。对此，作者评之为“在严酷的政治斗争中毛泽东的人性、人情这一面的一次流露”，但这在笔者看来，恐怕表演成分远大于实质内容。这样的例子书中还有一些，钱先生只看到伟大领袖的“虎气”和“猴气”，却未对他——但不止于他——的“狐气”予以足够的重视，未免是个缺憾。
内在视角的批判
由钱先生对文革时期民间思想的解读和继承可以看出，他批判那个时代，但不是一种外在视角的批判，而是一种深入其内部的批判。
所谓外在视角的批判，钱先生在书里也有提及，比如因为这一代人最终被欺骗和利用，最终的结果与初衷全然相悖，甚至付出惨痛的个人代价，有人就把他们视为被“骗子”和“疯子”蒙蔽的“傻子”，从而对一代人的追求予以全盘否定。这样一种轻率的、自以为高明的态度，自然不为作者所同意，事实上，它既未能正视一代人的付出，最终也不能为后来者避免重蹈覆辙增加任何保险系数。
他还在鲁迅作品的启发下意识到，弱者承受压迫而激起的造反，未见得都值得歌颂。
而钱先生深入历史内部，从内在视角对自己所属的一代人所做的深刻的自省和批判，其严厉程度未见得减弱——其他历史当事人恐怕同样觉得难以接受——却更能激起人的思考与共鸣。比如他看到自己这代人身上，“外在的霸气是与内在的奴性纠缠为一体的”。
更重要的是，他还在鲁迅作品的启发下意识到，弱者承受压迫而激起的造反，未见得都值得歌颂，其中有些是光明正大、可歌可泣的反抗，有些却蕴含着怨毒、包含着邪气，极易被利用而引发疯狂的破坏。很不幸，文革中的造反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后一类型，这就是作者所自省和追问的——“文革中的造反，在某种意义上，不就是这样的‘卑怯’的‘反抗’么？我们曾受到压抑，心中郁积着怨愤，文革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发泄的机会，但我们这‘万丈怒火’，‘除弱草之外’，又真的‘烧掉了什么呢？’”——这样的追问，是很多当年的造反派所不愿正视、无力回应的；而跳出这样一种反抗者天然有理的意识形态窠臼，也可为我们讨论和正视今天的一些问题（比如社会失意人士砍杀儿童）打开更多的空间。
充满创见的“笔记”
在《爝火》中，虽然主体部分是对文革民间思想的研究，但还有一部分内容是对今天的文革民间写作做了介绍和评述，由此作者勾勒出了一个文革史的总体研究框架，兼及了文革的史前史、不同群体史、地方史、日常生活史。
全书中随处可见一些非常有启发的内容，比如作者对1957-1966年这十年间《中国青年》杂志的考察使我们看到，文革的精神氛围和政治价值在这个阶段事实上已经打好基础，文革中起来肆虐的青年人并非突然从地平线上出现，这之前他们已经在精神上被武装了起来，而相应地，社会则被拆除了任何保卫自己、对抗统治暴虐的屏障。唯一出乎意料的，只是文革指向的对象——其中很多就是自己的掘墓人。
再如，作者通过石名岗先生《文革中的山西》一书的解读，一针见血地指出：“有权就有一切，没有权就没有一切，这种权力崇拜经过文化大革命这样一种全国范围的夺权斗争，可以说已经渗入到不同程度卷入文化大革命潮流中的中国人灵魂深处，并且遗传到了后代。”这是文革对中国人民毒害最深的观念遗产之一，而“党的许多领导干部从文革吸取的最大教训，就是必须把维护党的执政地位，以及由此带来的绝对权力放在第一位，即使提出和接受改革开放，也是以维护自身的绝对权力为前提。”这种分析确实有振聋发聩之功。
无疑，这本书远非作者在书名中所暗示的只是一本“阅读笔记”，它也包含了许多学术上的雄心和创见。
作为历史与公民教育的文革写作
按笔者个人的看法，目前中国大陆民间的文革写作，大致可以分出如下几类：第一类是个人回忆，通过个人的命运和感受以折射时代的氛围；第二类是历史与专题研究，通常需要较强的专业性；第三类是对文革思想的哲学阐发，是一些左派理论家擅长的领域；第四类是史料类，如当年日记、书信的整理出版。但除此之外还有第五类作品，它有个人经历，也有研究，但更注重勾连过去与当下，从而承载一种历史与公民教育的功能。这类作品最为一个共同体所需要，但在今天却是最为稀缺的。钱先生的作品，可以当之无愧地归入最后这种类型，并因此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不可否认，这种写作范式常常不容于一些专业研究者的视野，其意义也常被忽略。我们不时能听到一些评论（有些甚至是来自学术圈和知识分子），认为钱先生的写作过时了，与这个时代的前沿思考没有关联。然而，这种评判的眼光却疏忽了对一个共同体至关重要的一些问题，而这恰恰是钱先生这样的写作范式所努力面对的。
像钱先生这样不厌其烦地记录过去，诉说苦难，帮助今人与过去之间搭建桥梁，帮助我们理解过去几代人生活的意义与教训，这本身也是重建共同体、与精致利己主义做斗争的一项重要努力。
美国社会学者罗伯特·贝拉（Robert N. Bellah）曾在名著《心灵的习性》中（本书为多人合作，这里权以他作为代表），对美国社会日益泛滥、空洞的个人主义做了病理诊断，他开出的一剂药方就是摈弃那种空洞的自我概念，使个人意识到他与共同体、尤其共同体的历史的关联。贝拉写道：
“我们所说的社会共同体具有一定的历史，在很重要的意义上它们是由其过去所构成的。为此我们可以说，真正的社会共同体是一种“忆旧共同体”(community of memory)，一种不忘其过去的共同体。为了不忘却过去，一个共同体必然不断诉说它的故事，它的构成性经历……这些故事并非都具有典范性，并非都是关于成功和成就的，一个真正的忆旧共同体还将诉说共同经历过的苦难的伤心故事；有时，这种故事能够创造出比成功更为深刻的共性特征。”
由此可见，忆旧，也即向一个共同体反复诉说过去时代的故事，包括那些苦难与不幸，帮助共同体保持对过去的记忆，对于一个社会重建它的共同体感，对于一个社会保持对未来的希望，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因此贝拉才说：“忆旧共同体不仅使我们联结着过去，而且使我们面向着未来，因而又是一种希望共同体。”
如果我们承认，今天的中国社会确如一些学者指出的，是无公德的个人主义（阎云翔语）或精致的利己主义（钱理群语）的盛行，如果我们承认除了像托克维尔设想的参与公共生活以外还有其他补救措施，那么像钱先生这样不厌其烦地记录过去，诉说苦难，帮助今人与过去之间搭建桥梁，帮助我们理解过去几代人生活的意义与教训，这本身也是重建共同体、与精致利己主义做斗争的一项重要努力。钱先生在耄耋之年仍不懈地以他的写作参与社会建设，这正是值得我们致以最大敬意的地方。
在錢先生看來，毛“發”動，不是“髮”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