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聂可：冲进世界杯的Pussy riot，以“破坏”开始，未以“破坏”结束

7月15日，世界杯决赛，法国队和克罗地亚队激战正酣。比赛进行到第52分钟，1：2落后的克罗地亚人在后场准备组织反击，场上突然冲进4名观众，高举双手穿梭在球员之中，主裁判只能叫停比赛。心急的克罗地亚后卫洛夫云（Dejan Lovren，洛夫伦）一把将跑过面前的男子推倒在地，而法国前锋麦巴比（Kylian Mbappé Lottin，姆巴佩）则似乎很满意这一意外事件带来的延时效果——当其中一名女子跑到他面前时，年轻的法国人伸出双手和她来了一个击掌。场上的球员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人和以往那些疯狂的球迷有什么不同。

眼尖的观众可能已经发觉，这些人身穿的是老款的俄罗斯警察制服。在现场观战的普京（普丁）眼皮底下发生这样的事情，决不是一般的安保事件。果然，比赛结束不久，著名的俄罗斯庞克（朋克）乐队Pussy Riot声称对此事负责。这个以反普京、反威权政治、宣扬女性主义而出名的艺术团体将这一事件本身看作一次当代艺术创作，并将其命名为“警察进入比赛”（Policeman enters the Game）。她们声称，这次艺术创作是为了再次唤醒大众对于俄罗斯政治压迫的认识，并提出了释放政治犯、停止在集会上抓捕民众、允许公平的政治竞争等诉求。

闯入世界杯，并不是她们心血来潮的政治活动。2012年，Pussy Riot闯入了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进行“庞克祈祷”，在神坛上高唱“狗屎”、“赶走普京”。这也不是她们第一次“搅乱”体育大赛：2014年的索契冬奥会，她们在索契港口表演原创的讽刺歌曲“普京会教你如何爱”（Putin will teach you how to love），之后被警察带走。她们创作的“警察国家”（Police State）、“直接从阴道出来”（Straight Outta Vagina）、“让美国变得更好”（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等歌曲在Youtube上拥有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点击量。因此，当Pussy Riot声称对闯入世界杯事件负责，似乎一切都说得通了。

然而，尽管Pussy Riot一直以“庞克乐队”示人，但这一身份着实要打一个问号。她们和俄罗斯庞克音乐圈几乎没有任何来往，对行为艺术似乎比对庞克音乐更为热衷，她们的音乐甚至也不完全是庞克音乐——有的七拼八凑没有明显庞克特征、有的粗制滥造甚至不叫音乐。在许多批评家看来，她们更像是披着庞克乐队外皮的政治活动家。

什么是庞克？

她们只是在用破坏政治的方式介入政治，而这一破坏本身并不带有政治动机。换句话说，即便她们的破坏造成了政治后果，这一后果本身也是反政治的，是一种关于政治的双重否定。

什么是庞克？和所有关于身份认同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没有一个确切答案。瑞典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学者Erik Hannerz在做关于庞克文化的调查时，对庞克的多样性感到吃惊。他在《表演庞克》（Performing Punk）一书中描述了一个庞克音乐节上众人的特征与气质：有些人穿着皮衣，有些人穿运动衫；有些人是光头，有些人接了脏辫；有些人荷尔蒙旺盛地恨不得把舞台拆了，有些人把起哄的人赶走从而能安静地享受；有些人认为在场的都是庞克，有些人认为庞克在80年代就死了；甚至还有不喝酒的素食主义庞克，他们鄙视吃肉的庞克，以及常常喝得酩酊大醉的伪素食主义庞克。“庞克”似乎有着明确的个性，却又不指向任何一种固定的范式。

但无论是哪一种庞克，他们的身份认同都难以与最早、也是最辉煌的庞克运动剥离开来。60年代末的美国，以地下丝绒（The Velvet Underground）为代表的地下摇滚乐队用实验音乐的方式探索摇滚乐新的声音，其光怪陆离的音效和先锋主义的美学成为了日后庞克乐队吸收的养分。MC5、New York Dolls、The Stooges、以及Ramones等乐队在70年代的走红，为庞克美学打下基础：简单的三和弦，粗暴的舞台效果，让卫道士大皱眉头的歌词，DIY精神和破坏主义的倾向。在当时摇滚乐日渐疲软的美国，这些早期庞克乐队的出现无疑给了越战和民权运动之后民众无处宣泄的愤怒情绪一个极佳的出口。

不过，让庞克美学震惊世界的当属英国人麦克拉伦（Malcome McLaren），这位英国的先锋艺术家和商人把他在美国庞克圈里学到的经验带回了英国，并一手打造了性手枪（Sex Pistols）这一不朽的传奇乐队。在音乐上，性手枪把粗糙的声音美学继续延续下去（例如贝斯手维修斯的演奏水平是出了名地难以恭维），直接对抗以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是（Yes）等霸占排行榜多年、以复杂技巧闻名的前卫摇滚乐队，成为一股“清流”。

而更重要的是，麦克拉伦利用媒体曝光和宣传手段，让性手枪的音乐高调地介入英国的政治生活。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在英国”（Anarchy in the UK）和讽刺皇室的“上帝保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高居唱片销售的排行榜前列，而后者中的一句歌词“英国梦没有未来（No future in England’s dream）”则唱出了70年代经济萧条的英国社会中年轻人的心声，“没有未来”也成为英国甚至世界庞克运动的座右铭。

有趣的是，性手枪从来不认为自己是政治活动家，他们声称自己甚至不知道英国首相是谁——他们只是在用破坏政治的方式介入政治，而这一破坏本身并不带有政治动机。换句话说，即便他们的破坏造成了政治后果，这一后果本身也是反政治的，是一种关于政治的双重否定。

尽管这些庞克乐队彼此之前有诸多差异，我们仍然能够较为清晰地看到他们身上的共同点：以破坏的方式反抗——无论是在音乐上还是行为实践上。然而，随着庞克运动的愈演愈烈，唱片行业嗅到了商机。自80年代起，庞克乐队开始受到主流唱片的包装，保留了庞克美学的“形”，但失去了庞克理念之“实”，成为资本家的赚钱工具。因此，Hannerz提到的“庞克在80年代已死”的观点也不无道理。

Pussy Riot的庞克一面

从阶级立场上来说，Pussy Riot和庞克文化一样，更多地代表了先锋艺术家，知识分子，以及有闲的中产阶级。

而Pussy Riot似乎又让人看到了70年代庞克身上原始的冲劲和叛逆：她们既没有公司包装、又充满DIY和反抗精神。我们可以很容易发现Pussy Riot和庞克文化的交集。

首先，Pussy Riot的美学符合庞克文化的逻辑。从音乐上讲，Pussy Riot继承了“谁都可以演奏音乐”的基本思路，摒弃了音乐技术或者编排上的企图心——或者毋宁说，她们本身就缺乏足够的音乐技巧。早期的成员大多没有受过任何系统的音乐训练，看上去根本没有资格成为职业的音乐人，但这并不能妨碍她们拿起乐器在公众面前表演，并把这种“无资格”作为一种资格，来接近而非疏远与观众之间的距离。一把吉他，一把贝斯，一个便携式音箱，一片公共场地，就能成一台演出，这和70年代地下酒吧里的庞克乐队也没有本质差别。从外观上讲，自Pussy Riot创建伊始，成员便以艳丽的服装、花哨的长筒袜和彩色头套作为自己的身份标志，扎眼的视觉效果和与日常生活格格不入的先锋气质，呼应着庞克文化对于“偏常”审美的喜爱。她们的表演显得笨拙而又粗暴，彰显出对循规蹈矩的鄙夷，走到哪里都能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

其次，这种“偏常”美学，无疑来自于她们打破“常规（status quo）”的行动理念——这同时也是庞克文化引以为傲的部分。在庞克兴起的70年代，年轻人面对的社会现实是福利下降，失业率上升，社会冲突、种族歧视加剧，庞克运动则是对这一现实常规展开攻击的武器。这把武器并没有确定的形态，它像是一头破坏一切的猛兽，将常态当做病态来挑战。她们把日常用品无意义化或者超现实化，例如把钉子钉在嘴上，或者在衣服上同时画着极左和极右领袖的形象，来对抗常规。而Pussy Riot的行动更是受到了当代行为艺术的深刻影响，将打破常规看作自己存在的合理性。

Pussy Riot的创始人、早期领袖托洛孔尼科娃（Nadezhda Tolokonnikova，代号Nadya），曾经是行为艺术团体“战争”（Voina）的重要成员，“战争”也被视为Pussy Riot的先驱。在“战争”期间，Nadya领导过多次让人瞠目结舌的行为艺术“作品”，包括2008年在国立生物博物馆的一次公开性交“表演”，并声称此举是为了讽刺普京的鼓励生育政策。而让Pussy Riot获得国际知名度的当属她们在2012年2月21日闯入俄罗斯正教中心、莫斯科基督救世主大教堂的表演“庞克祈祷”：她们穿戴着经典的套头撞色装束，闯入教堂的圣坛中，一边高唱“圣母玛利亚，上帝之母，把普京赶走”、“Shit，shit，holy shit”，一边拳打脚踢，仿佛在与妖魔搏斗。她们声称，此举是为了揭露俄罗斯正教教会与政府勾结、把普京视为上帝的丑陋面目。尽管这个“演出”只持续了不到四十秒，五位出场的成员便被教堂的安保人员拖走，但流出的视频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事件发生后，Nadya以及另外两位核心成员阿廖欣娜（Maria Alyokhina，代号Maria）和萨缪塞维奇（Yekaterina Samutsevich，代号Kat）被以流氓罪判刑两年，引发了西方世界对于俄罗斯人权问题的关注。而几位当事人并不认可她们的罪名：在她们看来，自己并非意在扰乱社会秩序，而是通过打破常规的方式唤醒人们对逐渐沦为常规的政治压迫的注意。

Pussy Riot和庞克文化的第三个共同点，是她们的阶级立场。人们往往认为，庞克文化与工人阶级左派有着天生的契合之处，他们代表社会底层阶层，追求个人的平等和公平的分配，积极地鼓吹社会变革甚至革命。英国学者Hebdige曾在他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Subculture：The Meaning of Style）一书中提出，庞克主要是工人阶级的文化。许多庞克乐手来自于工人阶级家庭（比如性手枪的吉他手Steve Jones），或者声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比如The Clash乐队的主唱Joe Strummer），他们对于社会的不满正是来自于自己家庭在经济萧条中遭到的重创，或是对工人阶级悲惨遭遇的同情。很多著名的庞克歌曲也都有着强烈的左派意识形态（比如“上帝拯救女王”）。

然而，另一位英国学者Clark则认为庞克恰恰不属于工人阶级，而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时尚界的文化。这一观点似乎更有说服力：一方面，庞克美学几乎完全是由来自中产阶级的音乐家（比如定义了“庞克声音”的The Ramones的大多数成员）或者在艺术学院受过专业教育的艺术家（比如麦克拉伦）所确立的，所谓简单粗暴的音乐“革命”更像是一场有着理论和物质基础支撑的、精心设计的反抗，而不是单纯地“胡作非为”；另一方面，工人阶级难以理解庞克美学，他们往往对庞克文化中的渎神、扭曲的性爱观和无政府主义感到愤怒，无法接受让这种“偏常”的品味来代表自己的立场。

Pussy Riot在俄罗斯也有着类似的处境：核心成员Nadya、Maria、Kat等人都来自于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家家庭，在她们的青少年时期对当代哲学和当代艺术已经有了广泛的阅读和了解。她们打破常规的创作，并非无知无畏的胡作非为，而是有意识地在填补俄罗斯行为艺术和女性主义运动的空缺，为俄罗斯的政治抗议运动寻找新的突破口。然而，她们为之呐喊的人群并不能理解她们的行动：比如，在她们看来，挑战俄罗斯教会是为了使民众免遭腐败教会的迫害，但却遭到了俄罗斯教徒的极端反感和一致抵抗。因此，从阶级立场上来说，Pussy Riot和庞克文化一样，更多地代表了先锋艺术家，知识分子，以及有闲的中产阶级。

Pussy Riot的非庞克一面

尽管在“庞克祷告”事件后，她们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支持（主要来自于西方国家），但与其说这是她们的行动所取得的成果，倒不如说是她们对于行动的叙述所获得的同情。

但是，Pussy Riot和庞克文化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张力，正是这一张力让她们的行为逻辑变得脆弱又难以理解。

事实上，除了Nadya公开给Pussy Riot定性为庞克乐队以外，其他的成员并没有明确自己的庞克身份认同。比如，在“庞克祷告”的审判中，Maria和Kat在总结发言中都没有提到过“庞克”二字。相反，她们更明确的是自己当代艺术家的身份，特别是反普京、反威权政治、宣扬女性主义的立场。她们的立场如此坚固而难以动摇，以至于庞克身份认同在她们那里出现危机。

这一点尤为体现在“庞克祷告”事件中她们对待宗教的态度上。在案件听证过程中，Nadya一再强调Pussy Riot的行动并不是针对广泛意义上的教会，也不是针对信仰，更不是针对信徒。她们针对的只是俄罗斯正教教会，尤其是莫斯科大牧首基里尔一世。她们认为基里尔与普京关系甚密：之前他们曾在克格勃做过同事，而现在又沆瀣一气，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腐败和压迫。基里尔公开将普京和上帝相提并论，曾被曝出佩戴奢侈品牌手表，这些都成为Pussy Riot批评俄罗斯正教、闯入教堂的由头。因此，当她们被以破坏宗教场所秩序、制造宗教仇恨的名义起诉时，Nadya说：“我们对于宗教信仰没有仇恨，也完全没有想要伤害信众们的感情。尽管我不认为我们触犯了法律，但我承认我们的行为在道德上对他们产生了负面影响。如果对他们造成了伤害，我们感到很抱歉。”你很难想像这样的话从一个“真正的”庞克嘴里说出来。

Pussy Riot的成员绝不是无信仰主义者。她们中的许多成员参加过正教青年团或者是其他的教会志愿活动；在“庞克祷告”开始前，她们甚至约定尽量避免干涉教会的正常活动。她们认为自己的行动受到了基督宗教的启发，并且是在帮助教会。在Nadya的总结陈词中，她甚至把“庞克祈祷”与耶稣基督受难的故事相比较。她们并不否认信仰的力量，也不是要否定教会的权力，只是对这一权力被普京利用而感到不满。换句话说，她们并不是要破坏宗教语境下的权力关系，而是针对关系中具体的个人。她们对于权力的批评与其说是抽象和根本的，不如说是具体而平面的——具体到普京，并且不包含世俗政治以外的权力。这与庞克文化倡导的大破大立大相径庭。正是因为如此具体的政治立场，她们往往被看作是披着庞克外皮的政治活动家，而非积极参与政治的庞克音乐人。

尽管拥有具体的政治诉求，Pussy Riot对于世俗政权的批评也常常令人困惑。她们似乎并没有明确地提出政治改革或者革命的方向，而只是单纯的希望普京下台，结束当下的威权统治。至于她们的政治理想究竟是社会主义民主还是无政府主义，只是希望对具体的社会机制进行改良还是彻底推翻这一社会系统，这一点并不清楚，因为她们曾经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过不同的态度。有趣的是，普京曾公开表达过不希望给Pussy Riot量重刑，这使得她们的政治诉求更显滑稽。

行动困境和新的变化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Pussy Riot身上的矛盾：她们的行动是“庞克”的，但理念并不完全是。她们是以庞克的破坏主义的方式展开实践，但目标却不是彻底地“打破常规”。正如“庞克祷告”事件上所遭受的批评：她们实际上严重破坏了教会和正教信仰，但目标却并不是要对抗教会或者信仰，这让她们的行动逻辑显得脆弱。尽管在“庞克祷告”事件后，她们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支持（主要来自于西方国家），但与其说这是她们行动的成果，倒不如说支持者同情她们行动背后的理念。

那么，这次闯入世界杯的行动仍然延续了过去的逻辑吗？这里面有两个变化值得注意。第一，在2013年底获释之后，早期的核心成员Nadya和Maria在名义上与团队已经分道扬镳，出现在世界杯决赛场上的是Nadya的丈夫以及几位后来加入的成员，而他们在Pussy Riot早期的活动中并不主导团队活动或者尚未出现。第二，闯入世界杯赛场时，他们放弃了经典的套头撞色装束，而是以真面目示人，并且也没有演奏任何音乐的行动或企图。可以看出，随着成员的调整，Pussy Riot的美学也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然而，她们的行动逻辑能否持续，仍然需要时间的检验。她们是否真的能够在庞克音乐史上留下属于自己的一页，亦或是凭借行为艺术作品对俄罗斯政治造成真正的挑战？如果她们无法证明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又如何能够为自己破坏性实践的合法性辩护？

但团队反普京、反专制的立场并没有根本改变，这可以从几个事实中看出来。首先，Nadya和Maria的离队，正是因为两人后来的兴趣已经偏离了Pussy Riot的立场，转向了为监狱里的罪犯争取正当利益的政治运动，这一政治运动是以机制化、系统化的方式开展的，与Pussy Riot的旨趣和立场不再一致。因此，Nadya和Maria的离队，结果是保留了Pussy Riot的原本立场。其次，Pussy Riot选择在世界杯决赛“下手”，无疑是由于普京出席了这场比赛。通过在他眼皮底下制造混乱，Pussy Riot宣示着反普京势力的能量仍然活跃。与球员啼笑皆非的互动，让她们再次利用媒介成为话题制造者，成为媒体口中拳打俄罗斯政府压迫、脚踢国际足联腐败的先锋人物。

然而，她们的行动逻辑能否持续，仍然需要时间的检验。她们是否真的能够在庞克音乐史上留下属于自己的一页，亦或是凭借行为艺术作品对俄罗斯政治造成真正的挑战？如果她们无法证明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又如何能够为自己破坏性实践的合法性辩护？这些问题，将会交由未来的历史给出答案。

（聂可，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社会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