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厄姆‧艾利森：美中关系能否逃离“修昔底德陷阱”的宿命之战？

“我写下我的著作，不是为了赢取当下的掌声，而是为传诸万世。”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至此，我们已处于世界之巅。我们已经到达高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人们也知道历史无情。但无情的历史似乎只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汤因比（Arnold Toynbee）回忆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就职60周年纪念日庆典

“和其他职业历史学家一样，我经常被问‘历史教训’是什么。我回答说，我从过去的研究中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没有永久的赢家和输家。”
──印度史专家古哈（Ramachandra Guha）

贝特曼-霍尔维格（Theobald von Bethmann-Hollweg），这位一次大战期间的德国首相，能说出口的话只有“啊，如果我们早知如此”而已。甚至当一位同僚逼他再多说些，他也无法解释他的选择、以及其他欧洲政治家的选择，如何导致了世界上最具破坏性的战争。

当1918年这场屠杀终于结束的时候，主要参与者失去了他们所为之奋斗的一切：奥匈帝国解体、德国皇帝被废、俄国沙皇被推翻，法国的一代人死伤殆尽，英格兰的财富和青年也化作云烟。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近半个世纪后，贝特曼-霍尔维格的这句话使美国总统陷入困境。1962年，45岁的肯尼迪正在执政的第二年，但仍然为自己作为总司令的责任而犯愁。他知道他在核武按钮上的手指，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杀死数亿人。但这是何必？当时的口号是“宁死不红”，但肯尼迪拒绝这种二分法，认为这不仅是轻率的，而且是错误的。正如他所说，“我们的目标”必须“不是为求和平而牺牲自由，而是和平并且自由”。问题在于他和他的政府要如何同时兼顾两者。

《修昔底德陷阱：从五百年战争史，看美国与中国的宿命之战》

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Trap?

作者： 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T. Allison)

译者： 包淳亮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8/8

千钧一发的美苏危机

战争的近因无可否认是重要的，但西方史学的始祖认为，那些造成流血的可见原因，可能遮盖了更为重要的远因。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构成战争的基础的结构性因素，比引爆它发生的立即因素更为重要。

1962年夏天，当他在科德角（Cape Cod）的家族庄园度假时，肯尼迪阅读了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八月砲火》一书，并从其对1914年大战爆发的剖析中寻求启迪。塔奇曼描绘了那些不知不觉中将国家带进毁灭深渊里的那些人物，包括德国威廉皇帝和他的总理贝特曼-霍尔维格、英国国王乔治和他的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沙皇尼古拉斯，与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Franz Joseph）等人的想法和行为。

塔奇曼认为，这些人都不了解他们面临的危险。没有人想要这场战争。如果有机会重新决定，没有人会重复他所做的选择。有感于责任重大，肯尼迪发誓，倘若自己面对这类可能得在灾难性的战争与和平之间作抉择的处境，他要给出一个比贝特曼-霍尔维格更好的答案。

未来不期而致，1962年10月，就在肯尼迪读了塔奇曼的书后两个月，他就得在人类历史上最惊心动魄的对抗中面对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美国发现，苏联企图将可装置核弹头的飞弹偷偷运至距离佛罗里达仅90英里的古巴，于是爆发古巴飞弹危机。局势迅速升级，从外交威胁到美国对该岛的封锁，然后美国和苏联进行军事动员，同时还发生了包括美国U-2间谍机在古巴被击落等重大险情。危机高潮持续了十三天，肯尼迪告诉他的兄弟罗伯特（Robert Kennedy），他相信最后爆发核战的机会是“三分之一，甚至是二分之一”。在那之后，人类再也没有遇到如此生死一线之间的危机。

虽然深刻了解这场困境的危险，但肯尼迪一再做出他知道实际上会
战争（包括核战在内）的风险的选择。他选择公开对抗赫鲁晓夫（而不是透过外交途径私下解决问题）；他划下一条毫不含糊的红线，要求拆除苏联的核弹（而不是让自己有更多的弹性空间）；他威胁以空袭摧毁核弹（虽然知道这可能会引发苏联对柏林的报复）；最后，在危机倒数第二天，他给赫鲁晓夫发去一个有时间限制的最后通牒（如果被拒绝，将使美国得射出第一枪）。

做出这些选择时，肯尼迪明白，由于这些选择所带来的下一步的事件，与其他人的选择，是他所无法控制的，因此他正在增加可能导致核弹摧毁包括华盛顿特区在内的美国城市的危险，而在整场危机中，他的家人都待在那里。例如，当肯尼迪将美国核武库的警戒级别提高到二级戒备（Defcon II）时，他既使美国的武器较不易被苏联先发制人的袭击所摧毁，但同时也让保险销更容易被拔除。因为处于二级戒备，距离苏联目标不到两个小时的德国和土耳其的飞行员，已经在装载核武的北约战斗轰炸机中坐定。由于尚未发明核子武器的电子锁，因此没有任何物理或技术障碍，可以阻止飞行员做出飞往莫斯科、投下核弹，并开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决定。

由于没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消除这些“无法控制的风险”，肯尼迪他的国防部长麦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只好巨细靡遗地介入组织程序，以尽量减少事故或错误。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历史学家已经挑出十几个可能引发战争的纰漏，是处于肯尼迪的控制范围之外。例如，美国的一次反潜活动向苏联潜水艇周围丢下许多爆炸物，以迫使苏联潜水艇上浮，但这让苏联的舰长认为他正受到攻击，并几乎要发射其核子鱼雷。

在另一起事件中，一架U-2间谍机的飞行员错误地将飞机飞进苏联，这让赫鲁晓夫担心华盛顿正在校正其坐标准确度，以便发动先发制人的核子攻击。如果其中一项行动引发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肯尼迪可否对他的决策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做出解释？他的答案会比贝特曼-霍尔维格的更好吗？

人类事务因果关系之错综复杂，使哲学家、法学家和社会科学家烦恼不已。在分析战争如何爆发时，历史学家主要关注近因或直接原因。就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言，这包括哈布斯堡斐迪南大公（Franz Ferdinand）被暗杀，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决定动员俄罗斯军队反对同盟国（Central Powers）。

如果古巴飞弹危机导致战争，近因可能是苏联潜水艇舰长决定发射他的鱼雷，以免他的潜艇被击沉，或者土耳其飞行员将他载有核武的飞机飞往莫斯科的错误选择。战争的近因无可否认是重要的，但西方史学的始祖认为，那些造成流血的可见原因，可能遮盖了更为重要的远因。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构成战争的基础的结构性因素，比引爆它发生的立即因素更为重要。这样的基础一旦成形，在其他状况下可消弭化解的事件就会以无法预料的形式急遽恶化，并产生难以想像的后果。

修昔底德陷阱是什么？

不管意图为何，当一个崛起的势力试图挑战既有的统治势力，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压力使暴力冲突成为常态，而不是例外。由此导致了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一百年前的德国和英国之间，和二十世纪50、60年代几乎在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战争。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中，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解释说：“是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达挥之不去的恐惧，使战争不可避免。”

修昔底德描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席卷了他的家园雅典、并且几乎拖垮整个古希腊的冲突。作为此前的一名士兵，修昔底德见证了雅典挑战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希腊强权－－尚武的城​​邦斯巴达。他观察了两国之间武装敌对的爆发，并详细描述了这场战争的可怕后果。他活到了看到战争的惨痛结局；当被削弱的斯巴达最终战胜了雅典，斯巴达自己也奄奄一息。

尽管其他人发现了促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一系列因素，但修昔底德却直指事件的核心。当他把焦点放在“雅典的崛起，以及斯巴达挥之不去的恐惧”时，他指出了造成历史上一些最可怕、最令人费解的战争的根本驱动因素。不管意图为何，当一个崛起的势力试图挑战既有的统治势力，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压力使暴力冲突成为常态，而不是例外。由此导致了发生在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一百年前的德国和英国之间，和二十世纪50、60年代几乎在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战争。

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雅典人相信它的扩展是良性的。在冲突之前的半个世纪当中，它已成为文明的标竿。哲学、戏剧、建筑、民主、历史和海军实力，雅典拥有一切，超越了以往在阳光下看到的任何事物。但它的蓬勃发展威胁到了斯巴达，后者已经习惯作为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老大。随著雅典人信心和自豪感的增强，他们也期待越来越多的尊敬与礼遇，以反映新的权力现实。修昔底德告诉我们，这是地位变化后的自然反应。雅典人如何能不认为他们的利益应该得到更多的看重？雅典人如何能不希望他们在外交事务方面有更大的发言权？

但修昔底德解释说，斯巴达人也自然而然的认为雅典人的主张是不合理的，甚至是忘恩负义的。斯巴达人正确地问说，是谁提供了滋养雅典茁壮的安全环境？随著雅典人越来越洋洋得意，并且有资格获得更大的发言权和影响力，斯巴达的反应是不安、恐惧，和捍卫现状的决心。

相似的情况也会在其他许多环境、甚至在家庭中发现。当一个“翅膀长硬了”的青少年渐渐展现出自己的能耐，让自己的兄长甚至父亲相形失色，我们可以预期到什么？是否应调整卧室、衣橱空间或座位的分配，以反映年龄与体型的变化？对于像猩猩一样有群体首领的动物来说，随著潜在的接班人变得越来越强大，兽群的领导者和挑战者都会准备摊牌。在商业领域，当革命性的技术允许苹果、谷歌或优步（Uber）等新创公司迅速打入新兴行业，往往带来一场激烈的竞争，迫使惠普、微软或出租车公司等企业调整其商业模式，或者走向灭亡。

修昔底德陷阱因此意味著一种自然的，不可避免的混乱，发生于崛起势力威胁取代统治权力之时。这在任何领域都可能发生，但其影响在国际事务中是最危险的。正如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初实例导致了一场造成古希腊浩劫的战争，千年来这种现像也一直让外交界心神不宁。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强权已经步入了这条人人闻之色变的灾难陷阱，而他们可能无法脱身。

美国和中国是否注定一战？

尽管这场角力目前似乎还看不到摊牌的迹象，且武装冲突也还不会实际出现，但真的是这样吗？与我们所愿相信的不同，通向战争的道路事实上不仅很多元、机率都很高，而且甚至看似平凡无奇。从目前在南海、东海和网络空间的对抗，到一场失控的贸易冲突，很容易就能推演出美国和中国士兵喋血杀戮的场景。

中国崛起对全球权力平衡造成的急遽、板块性转变，是全世界从来没有见过的。如果美国是一个公司，它在二战后不久占据了全球经济市场的50％；到1980年，这一比例下降到22％。中国三十多年的两位数经济成长，如今已使美国的比例降至16％。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美国在全球经济产出中的比例，将在未来三十年内进一步下降至仅仅11％。在同一时期，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例将从1980年的2％飙升至2016年的18％，到2040年将上升至30％。

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把它培养成一个强大的政治和军事竞争者。在冷战期间，由于美国对苏联的挑衅回应笨拙，五角大楼的一个标语说“如果我们遇到真正的敌人，我们将陷入艰难的困境”。中国正是一个严肃的潜在敌人。

虽然美国和中国交战的可能性似乎既渺茫又不智，然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百年回顾，提醒我们人类做出蠢事的能力不容低估。当我们说战争“不可思议”的时候，是陈述了这个世界其实可能发生的事，或只是表达我们有限的头脑无法想像的事？

在可预见的未来，关于全球秩序的根本挑战，是中国和美国是否可以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大多数这种模式的角力都以悲剧收场。在过去五百年，涉及崛起中的强权威胁到统治强权的十六起案例中，有十二起的结果是战争。至于那四起没有开战的个案，挑战者和被挑战者的态度和行为都进行了艰巨而痛苦的调整。

美国和中国也同样可以避免战争，但前提是它们能够将两个可能违背直觉的真理牢记于心。第一，根据历史记录，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比不发生更大。更甚者，由于低估了危险，我们还无意中增加了风险。如果北京和华盛顿的领导人继续他们在过去十年的所作所为，那么美国和中国几乎肯定会被卷入战争之中。

但是，第二，历史表明，统治强权不是不可能化解与其对手、甚至是蓄意的挑战者之间的矛盾，避免兵戎相见。这些成功以及失败的记录为今天的政治家们提供了很多借镜。就像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所指出的，只有那些没有学好历史的人才会被指责重蹈覆辙。

本书的章节描述了修昔底德陷阱的起源，探索其动能，并解释其对目前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竞争的影响。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中国的崛起​​。每个人都知道中国的成长，但很少有人意识到其规模或后果。就像前捷克总统哈维尔（Václav Havel）之前说的，它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还没有时间感到惊讶。

第二部分是从更宏观的历史角度来考察美中关系的最新发展。这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的事件，而且还提供了有关事件趋势的线索。我们的回顾上溯2500年，直抵那场由于雅典的快速成长震惊了雄霸一方的尚武的斯巴达，从而导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近代过去五百年的关键案例也能让我们看清，崛起强权和统治强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让全球政治棋盘向战争倾斜。与目前的僵局最接近的历史前例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对英国的全球霸权的挑战，这应足以让我们摒息。

第三部分探究是否应该把目前美国与中国关系的趋势看作是日益恶化的风暴。在媒体的日常报导中，是中国的“攻势”行为，和不愿意接受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使两国出现了类似1914年的事件和事故。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该自我警醒。如果中国的态度是“像美国一样”的那样、在进入二十世纪时充满信心的认为未来百年将是美国的时代，那么竞争将更加白热化，战争更难以避免。如果中国对美国的足迹亦步亦趋，就像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Jr.）以自己的喜好塑造了“我们的半球”那样，我们将会看到在蒙古到澳大利亚出现的中国军队，在执行北京的意志。

中国当下的发展轨迹与美国崛起为全球超强时的路径有所不同，但我们仍可以从中国崛起的许多方面听到过往的回响。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想要什么？一句话：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十几亿公民最深切的愿望就是富国强兵。事实上，他们的目标是一个如此富有、如此强大的中国，以致其他国家别无选择，只能承认中国的利益，并给予中国应有的尊重。这个“中国梦”的规模和雄心壮志，应该会打破认为中国和美国之间的竞赛会随著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而自然消退的迷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前同事亨廷顿（Sam Huntington）脍炙人口的“文明冲突”之说，指出两者之间的历史歧异使中美两国的价值观和传统根本不同，也使两国之间的和解难上加难。

尽管这场角力目前似乎还看不到摊牌的迹象，且武装冲突也还不会实际出现，但真的是这样吗？与我们所愿相信的不同，通向战争的道路事实上不仅很多元、机率都很高，而且甚至看似平凡无奇。从目前在南海、东海和网络空间的对抗，到一场失控的贸易冲突，很容易就能推演出美国和中国士兵喋血杀戮的场景。虽然这些情景似乎都不大可能，但当我们忆及哈布斯堡大公遭遇暗杀的后果，或赫鲁晓夫在古巴的核武冒险，我们会醒悟“不大可能”与“不可能”之间只有一线之隔。

第四部分解释为什么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政策界和社会上的大多数人都对战争的可能性过份天真乐观。与此同时，也有宿命论者看到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使形势迅速恶化成一个不可改变的悲剧。双方都不对。如果两个社会的领导人都研究过去的成功和失败，他们将找到丰富的线索，来制订一个能够在避免战争的情况下满足各自国家基本利益的战略。

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五千年文明重返荣耀，并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一个“状态”，一个需要超过一代人审慎以对的漫长状态。要妥善地处理好美中关系，化险为夷，需要的不仅是新的口号、更频繁的总统级会议，或各部工作组的额外会议，更需要两国政府最高级别的官员，给予日复一日的持续关注。这需要一种自1970年代季辛吉与周恩来重建美中关系的会谈以来，未曾再现的深度的相互理解。

最重要的是，这意味著领导者和社会大众，都得做出迄今尚未开始的态度上与行动上的彻底改变。为了避开修昔底德陷阱，我们必须愿意去想像那不可想像的、思索那不可思索的。若要这次也避过修昔底德陷阱，我们所得做的，不下于扭转历史的趋向。

（格雷厄姆‧艾利森 Graham T. Allison，为美国哈佛约翰·F·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首任院长，政治与国际关系理论家，修昔底德陷阱一词的提出人。曾担任里根总统国防特别顾问，之后于克林顿任内担任国防计划助理部长，本文为格雷厄姆‧艾利森的新著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