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杨路：新一轮关税征收后，中国对贸易战的三个虚假希望

美国第二波对华增加关税，在9月17日靴子落地。如无意外，美国将从9月24日起，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征收10%的关税，并在2019年1月1日将关税上调到25%。

对未来抱有希望当然很重要，但是如果将这种希望寄托在极小概率的事件上，那也要做好失望的准备。中美贸易战，此刻情况虽然已经接近“至暗时刻”，但前方却有极大可能变得“更暗”。外间常见的一些认为危机即将转换的“希望”，大多经不起推敲，只会最终酿成巨大的心理落差。

对于很多中国企业以及利益相关者来说，这已是非常糟糕的情况。但事情仍然可以变得更糟：与第一波关税（500亿商品，25%税率）不同的是，此次特朗普还附加了一个“触发条件”：如果中国对此进行报复，美国将对剩余的中国每年对美出口中余下的约2670亿美元部分征税。而考虑到中国商务部已经在9月18日宣布了对600亿美国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作为回应，特朗普的“触发条件”已经达到，因此中美贸易战完全还有可能进一步升级。

与此同时，不同媒体渠道中，一些“乐观”的声音开始浮现。这些意见往往援引一些似是而非的“美国国内政治情况”，试图说明特朗普的关税战术随时不攻自破，因此中国甚至不需要主动谈判，在家坐等对手自行退散即可。这样的虚假希望主要归为三类：

第一，是认为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将会改变贸易政策；第二，是美国消费者会因为关税伤及自身利益，而民意汹汹迫使特朗普转向；第三，是美国商界将会施加影响，改变白宫政策。这三类意见十分典型，虽然各自都有一些事实含量，但完全不足以得出乐观的结论。

如果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会改变美国贸易政策吗？

这是一种“退一千万步”的假设，实际上可能性微乎其微。中期选举无可期。

让我们来看第一个虚假的希望，即中期选举。即将到来的11月6日，美国参议院100个席位中的33席面临换届选举（另有2席特别选举），而众议院435席则全部面临选举。乐观者的第一个假设是美国国会将“由红翻蓝”，即民主党将会取代共和党掌握两院的多数席位，这当然是一种概率不小的可能，但远非确定：大多数民调预测，民主党有不小机会重掌众议院，但参议院仍然是五五开的局面。

在此暂且大胆假设，民主党真的能够在两院都成为多数。但即使民主党控制国会，真的会改变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吗？可能性是渺茫的。首先，民主党没有强烈的动力去改。从基本意识形态来说，民主党本不如共和党支持自由贸易。2016年大选期间，民主党内对于该党候选人希拉里一手推动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反对声音比共和党大得多，最终导致希拉里不得不从竞选策略出发，转而反对自己一度喻为“黄金准则”的TPP。

这一股反自由贸易的思潮，在今天的民主党内仍然有相当强的政治能量。大部分民主党国会议员自然不同意特朗普当前这套完全不讲道理的关税政策，但也不会有特别大的动力去改变这一既成事实。毕竟，在医改和移民这些民主党核心关切面前，关税没有太高的优先级。一个侧面的证据是，在当前全美超过400个国会席位的竞选活动中，真正将贸易政策作为核心议题的候选人，一只手就能数的过来。

再退一步说，假设民主党真的成为了两院多数，又有心改变贸易政策，那怎么去改？美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之后，就吸取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案”的教训，将征收关税的权利，从国会转移到总统（有些讽刺的是，这个宪制安排的初衷，恰恰是为了防止出现今天这样关税失控的局面）。因此，国会并没有现成的渠道去直接改变关税政策，而需要重新发动立法，去将白宫的关税权夺回国会。且不说兹事体大，即使执政党也难以轻松完成。这个过程更有可能引发旷日持久的诉讼，在短期之内绝难实现。

有人可能又会说，即使民主党无心改变贸易政策，但如果成功弹劾了特朗普导致白宫换人，也可以改变贸易政策。这是一种“退一千万步”的假设，实际上可能性微乎其微—即使“通俄门”有确凿证据，弹劾总统在本质上却是一个政治问题，而非司法程序。

最终决定弹劾是否成功的，不是法官的判决，而是参议院三分之二的选票，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门槛，即使在特朗普时代，也暂时只有理论上的可能，且不说真的走到那一步，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就已经实质上进入宪政危机。而到那时，相比之下，关税可能只是一个小问题了。

贸易战增加美国消费者负担，会引起民意反对吗？

这在美国当下空前两极分化的政治环境下，意味着在任何时候，总有一半左右的“民意”，不会主动寻求改变关税政策。

第二个虚假的希望，是所谓的美国民意。有论者从贸易理论出发，认为美国大幅增加中国商品进口关税，必将增加美国消费者负担，从而引起民意反对。这个逻辑，部分是正确的：贸易的互利性质在美国主要体现为消费者福利的增加。而此次增加的关税，必然有一部分要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作为普通美国人，一定会发现一些日常消费品，因为贸易战而变贵了。但这个局部的现象，没有考虑到美国宏观经济的情况：美国经济目前正处于金融危机以来最为繁荣的时期，在减税政策的刺激下，2018年第二季度GDP增长4.2%–以发达国家的标准来说绝对算得上是“高速”了。

同时，就业岗位稳步增加，就连长期停滞的工资和家庭收入中位数最近也开始增长。如我之前文章所提到的，这样的景气大环境，很容易掩盖关税造成的消费者福利损失—如果一个普通美国人的收入显著增长，那么他/她也不会特别在乎在一些日常商品上多花一些钱。当然，美国当前的景气有其代价，也不会是永远的。只不过，这个转折点恐怕不会很快出现。

另外一方面，“民意”作为一个抽象的概念，在不同制度和不同场景下，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政治后果。美国作为代议制民主，民意最终需要通过选票和选举来表达。举例来说，较为权威的皮尤民调今年7月的调查显示，49%的美国人认为增加关税对美国不利，而40%认为有利，另有11%表示不知道。单从数字上来看，的确较多的美国人对关税持反对态度。

但是，民调同样显示，对待关税的态度在美国呈现极度的两极分化：在共和党支持者中，超过70%持支持态度。而民主党支持者则只有15%支持。而美国的选举制度安排又决定了，在中期选举这样的场景下，党内的支持，远比跨党派的支持重要。因此，大多数共和党候选人眼里看到的，不是那49%的普遍反对，而是共和党选民中超过70%的超高支持率。

因此，即便是对特朗普多有不满的共和党建制派人物，比如在国会有极大影响力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诺，也公开许诺，不会在关税问题上和总统对着干。这在美国当下空前两极分化的政治环境下，意味着在任何时候，总有一半左右的“民意”，不会主动寻求改变关税政策。

美国商界力量会反弹吗？

大部分的企业，恐怕也只会满足于本行业不被波及而已，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足够的商界能量来质疑白宫的根本贸易逻辑。

最后一个虚假希望，是所谓的商界力量。有一些论者从商业逻辑出发，认为贸易战升级将会使美国商界蒙受巨大损失，而美国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必然通过游说和政治捐款方式，改变特朗普的贸易政策。

这种说法也有部分的事实依据。商界担忧不假，比较有代表性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The US-China Business Council)调查显示，在其会员企业中，73%已经受到了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而在8月的关税听证会中，更是有超过60%的出席企业和机构反对实施关税。但是从“担忧”到“改变政策”，却不容易发生。

这里部分原因是，特朗普时代白宫政治生态发生了一场海变，特朗普动辄将看不顺眼的企业“挂推特示众”（如耐克，亚马逊，苹果）的行为导致注重公众形象的美国大企业在向总统表达反对意见时多有顾忌，生怕一旦被认为和总统过不去就被“钦定”为全民公敌，这也就造成了不小的寒蝉效应–商界虽多有不满，但又不愿意或不敢公开游说或批评政府。而特朗普最信赖的那些“忠心”的顾问中，又以贸易鹰派和反全球化派居多。因此美国商界虽怨言颇多，但却很难改变白宫政策。

其次，在中国有商业利益的美国企业中，大部分并不是沃尔玛，苹果，或者亚马逊这样的超级企业。大部分企业只是专注于某一特定行业或领域，因此他们在有限的游说中，往往只是试图将本行业排除在关税覆盖范围之外，希望促成某种技术调整，而鲜有质疑整个关税战略根本合理性的行动。

从几次关税从最初宣布，经过听证，再到最终确定的过程来观察，关税的具体内容确实有回应行业诉求的空间，但大部分的企业，恐怕也只会满足于本行业不被波及而已，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足够的商界能量来质疑白宫的根本贸易逻辑。

至此，我已经逐一指出了为什么那些常见的乐观看法，都是站不住脚的。事实上，我想不到任何理由对贸易战的前景表示乐观——今日的冲突升级，只恐怕还没有触及危机的底部。当前中国社会上上下下，都极为关心贸易战的可能出路，这的确是影响中国未来经济乃至政治走向的一个关键问题。但寻找出路，首先要建立在正确评估现实的基础上，如果连现实都无法认清，盲目地寄希望在一些无根无据的事情上，那么出路也就无从谈起。寻找真正的解决之道，还得从破除虚假的希望开始。

（杨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