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赵云：风灾之后，大家都在回复“日常”，但什么是“日常”？

十号风球“山竹”的余音尚在，但新闻和话题已非山竹本身，“返工”（上班）跻身为新闻头条以及网上层出不穷的二次创作的灵感。“返工”之所以是恶搞式幽默的泉源，首先当然是因为“返工”跟“食饭搭车拍拖”（吃饭坐车谈恋爱）并列为最普世的经验，二是一个不受欢迎的政府只要在天灾的衬托下，轻轻拨动管治（或者不肯管治）的和弦，竟然令“返工”这种寻常事变得如此困难。

但返工真的是寻常的事吗？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和官员反复说到市面要尽快“回复正常”，或者说市面要继续“正常运作”而不肯宣布停市；雇主要求员工纵使城市满目疮夷也要返工，上班迟到或者不返（回）办公室上班便当“旷工”或“迟到”论，因为准时上班是default，是雇员“天职”；打工仔则不惜一切排除万难披荆斩棘返工，却竟被笑“奴性太强”。

这一切的根源都指向一些问题：为何要尽快回复正常／日常生活？“正常”和“日常”生活的基准是什么？“时间”在现代城市生活中扮演什么作用？

愈发重要、愈强大的概念，它的作用就愈不易被察觉，就如空气一样，无色无味，只有它被扭曲或缺席时你才发现它的影响有多大，时间就是这样的东西。台风这种非常状态，正好来让我们思考时间，思考为何要排除万难“返工”。

城市生活的日常 其实很“保守”

日常是什么？是起身扭开水龙头刷牙、到面包店买早餐、坐巴士在司机的眼皮底下拍八达通（刷公交卡）、与公司楼下保安打招呼⋯⋯ 你试数一下由起床到睡觉，每天遇上多少人，他们又在你生活中各自扮演什么角色。这些小任务加起来就是“日常”，而这些日常得以维持，是因为每一件小任务背后都有一个或更多的“负责人”。城市社会跟农村社会最大的不同是，城市总是担当多种功能（例如它是交易、政治、文化等的中心），社会结构于是变得复杂，一个人身兼卖面包开巴士做保安，如此“自给自足”，运作不够畅顺，需要仔细分工才能加快效率。

仔细分工的好处当然是社会结构和功能变得愈来愈多样，一个人不用懂得所有事情便能享受丰富的生活，但另一方面亦令社会上每个角色之间愈来愈互相依赖。机器只要有一件零件出一点小错，便足以干扰整条生产线。例如繁忙时间主干道出了车祸，或者坏了一盏交通灯，封闭一条行车线，抑或有人误闯港铁路轨，就足以令数以十万计的人的通勤时间增加30分钟大迟到。这不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经验吗？

于是我们很习惯讲（说）：“＿ ＿还＿ ＿（此处可以填上罢工／占中／游行／跳楼／跳轨／马路上踩单车），唔好影响我／阻住我（不要影响我）”，罢工／占中／游行／跳楼／跳轨／马路上踩单车的人就要费一番唇舌解释为何值得这样做，或者想办法减低对他人的影响来令自己的行动变得合理。这种互相影响／interdependency 变相是一种相互的控制，互相约束彼此的行动。必须说明，此处用“控制”意思不一定是负面，最少不一定是绝对地由上而下、当中只有不平等权力关系，有时它可以令个人感到自己跟社会依然有连结，反而会产生一种安定感。我想说明的只是，人们在城市生活中习惯了相互依赖，一旦其中一环“脱轨”便会产生蝴蝶效应，而“脱轨”令人感到不安，所以城市生活有其保守、抗拒转变、害怕出错的性格。

城市理论家Lewis Mumford于1938年写下非常诗意的话：In the city, time becomes visible。“透过社会上分工合作，以及时间和空间繁复的互为作用，城市中的生命犹如一场交响曲：每个人特定的能力，加上特定的乐器，奏出响亮的乐曲，而无论音量和质量都是‘独奏’无可比拟的。 ”（注1）

城市的日常轨迹源自时间

政府官员在解释不停市不停工的决定以及安排公共交通时，反复提到“大家预时间提早出门口返工”、“要有耐性、要忍让”。听到这种话我总是觉得很不安。

“大家预时间提早出门口返工”(是否有人能告诉我，有否官员曾呼吁“大家预时间提早收工搭车返屋企”？）背后的意思是，准时返工和够钟先可以放工（到点才可以下班）是你一天行程中最重要的事，为了老实地返足“朝九晚六”，你要调整其他生活规律，如果因为各种公共交通问题令到住新界东的你要花费三小时才能抵达湾仔返工，那就请你预留来回共六小时的通勤时间——哪怕全日24小时减去9小时工作和6小时通勤只余下9小时，当中你要吃早餐晚餐睡觉陪伴父母子女配偶煮饭做家务做运动等等这些维持身心健康需要处理的事。我们每天的生活日程表，就是围绕著返工放工的时钟，做其他事都是放工得闲才有讨论的空间。返工放工时间，就是你每天生活的座标。

这种时间的观念其实从来不是不证自明。地球自转一次所需时间为何要切割成24等分（小时）而非23或25？为何一小时有60分钟？明显地这是人为决定。未发明机械钟之前，人类跟随生活的是自然时间（natural time)，由天文现象的循环决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随天气季节转换做合适的工作。在一些欧洲文明之中，每“天”（day）分为12小时，每个小时的长度随著换季而不一样，时间不需太准确，大约就好。直到14世纪欧洲主要城市的广场上才出现了机械时钟，它的刻度跟天文现象无直接关系，花了3至4个世纪才能普及起来。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E.P. Thompson说过一个故事，在18世纪初的英国一家纺织厂，文件内规定厂长的“职责”，大约是几点响铃叫醒工人、几点再响（铃）叫工人吃早餐、午餐和放工，最后每天要把钟锁起来，以防工人自行调较闹钟干扰工厂工作规律或提早放lunch／放工。这个故事说明的是，当时间变成了交易（即劳动力）的单位，就有必要慢慢弃用“自然时间”，变得精准、细微，变成一种控制工人和生产线的工具。当时间成为交易单位，它就是一种“资源”，“资源”是有限而非取之不竭。时间管理就成为显学。因为这个意义上，时间不是过去了（passed)，而是花掉了（spent)，你不管理好时间，就意味著你浪费了用它来生产的机会。

但脱离马克思主义观点，另一种看法是时间不光是一种由上而下控制的工具，而是一种四方八面渗透日常生活秩序、集体行动的规训（discipline）。当社会分工愈来愈复杂，很多事情需要同步或在时间上互相配合进行，社会才能运作，就不能依靠不规则的自然时间，需要抽象和精细的时间（abstract time)。“时间”仿如指挥家的指挥棒，令不同乐器能够依时加入、随节拍演奏。

边一个发明了返工？问题是什么工作

香港人无论攀山涉水、翻过塌树、在大围等三个钟上东铁，也要返工，与其说是“奴性”，不如说一方面是无奈（因为真系无得拣，林郑说雇员应与雇主协商，请问两者的谈判筹码和权力是对等的吗？），另一方面是即使打工仔本身，也相信准时返工是“美德”，即是平日大家所说的敬业、专业。日常生活说“专业”，就是不论遇上什么情况都能谨守岗位：每天风雨不改都准时返到公司，不论个人遭遇什么经历，都时刻不能让情绪影响表现，不会令同事察觉，尤其是服务业更加要保持笑面迎人⋯⋯这些种种数来，听上去都是“模范同事”的例子，都是“美德”，是吧？因为在这个高度互相依赖的社会，“不专业”会影响其他人呀。说是四方八面渗透的“规训”而不是由上而下的“控制”，是因为其实大部分人都如此要求自己，或最少没有想过或者不必如此。

这里的意思也不是说要摒弃“把事情做好”的专业精神。正如“边一个发明了返工”这个永恒问题，其实这里的“工”不是指所有工作，而是暗指你不想做／觉得无意义的工作。人类学家David Graeber 今年的新书Bullshit Jobs 开宗明义讨论这些“无意义的工作”，把它定义为“一种带收入的工作，完全无意义、不必要、甚至隐含伤害的，连雇员本身都无法理解它为什么存在，但雇员却要假装它有存在的意义。”这些bullshit job令人觉得自己颓废到要质疑自己“作为人”的价值。（注2）这一类工作，才是叫人觉得不值得不惜一切爬树返工做到最“专业”的原因吧？如果将这股精神放诸自己真正喜爱的志业，不只为怕影响别人而为自己做，做到最好，那就是匠人（craftsmanship）的境界了。

天灾突出“日常”的不合理

打风翌日一片混乱下返工，竟然可以唤来工联会、民建联甚至屈颖妍（三者皆为香港建制派代表）一起批评政府，可见天灾带来的“非常”状态有多成功地突显政府的不合理。但这种不合理其实不是一两天的事。本来平日住在屯门的人，每日花三、四小时通勤，（政府却）还要把更多人搬到新界东北和边境，就是不合理的规划；又例如有些人已察觉到，为了尽快恢复日常运作，清洁工人需要在清晨5点前清理好路上的树枝，而且有些甚至没有保护衣物，“八号风球”以上依然要开工（香港法例规定，挂出“八号风球”台风信号时一般人需停工停学）。这些对基层和外判工人的剥削其实也一直存在。

你看，为了维系和尽快恢复“日常”，社会到底付出了多少代价？十号风球过后我们是否还愿意继续讨论，到底是否值得如此？

（赵云：城市研究者、社会学学生、说故事的人）

（鸣谢曾仲坚、黄宇轩、何锦源对本文的启发。所有粗疏之处都是我的责任，请见谅。）

注：写作时参考了一些关于sociology of time的文献，有趣的是基本上大部分都是1930年至1990年写成，只有一本是去年出版的书籍。现今社会瞬息万变，社会学分析应是跟结构、生产和科技条件息息相关，是否是我已经太过时呢？例如如今科技发达，很多工作理论上可以home office了，或者已经不需要打工不用赶返工，因为是24小时on call随传随到。这种新资本主义／后现代／或各种类似尝试处理现代性后期的工作和时间关系的文章都有，有趣的是，在服务业如旅游、饮食等作为支柱的香港，其实还是home office不了，直觉上旧著作比较有助理解今天面对的境况。

注1：参考英文原文：Through its complex orchestration of time and space, no less than through the social division of labor, life in the city takes on the character of a symphony: specialized human aptitudes, specialized instruments, give rise to sonorous results which, neither in volume nor in quality, could be achieved by any single piece.

注2：原文引至 New Yorker: Graeber thinks that a sense of uselessness gnaws at everything that makes them human. This observation leads him to define bullshit work as “a form of paid employment that is so completely pointless, unnecessary, or pernicious that even the employee cannot justify its existence even though, as part of the conditions of employment, the employee feels obliged to pretend that this is not the c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