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杨路：中美“新冷战”并非历史必然，中国是否还能重启改革？

历史不会重复，但是常常押韵。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日的里程碑式对华政策宣言，让不少人迫不及待地给这一场争端打上了“新冷战”的标签。历史类比是一种诱人的叙事方法，往往能在短时间内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今日的中美关系，自然也有许多地方和美苏冷战相似：两个超级大国，使用除了正面军事作战之外的一切手段对抗彼此。

但是，“新冷战”叙事的最大问题在于它隐含的历史宿命倾向，这样的框架很容易得出一个中美全面对撞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必然结果。按照这样的逻辑，今天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积极“战备”，而不应该再努力尝试和平相处，因为历史的宿命早已经写就。

在中美关系的语境下，两国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是双方一系列主动抉择的产物，这些抉择从来都不是自动和宿命的。

然而，真的是这样吗？虽然我在此前文章中一直指出中美正在走向全面对抗，但我从不认为这是一种必然。任何一个历史的忠实学生都应该能够看到，所有的历史事件在发生之前，都以可能性的状态存在，而从可能发生到最终发生，人在个体层面的主动选择，以及事前不可知的偶然因素，都是不可或缺的。在中美关系的语境下，两国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是双方一系列主动抉择的产物，这些抉择从来都不是自动和宿命的。

认清这一点，就可以看到今日之局面本是可以避免的，而未来更是可以改变的。

美国曾以为，中国经济模式会与国际接轨

中美关系的核心问题是：两个不同制度的超级大国，能否和平相处？美国对中国的反应，不是常见的“势力均衡”战略。

美国的中东战略，常常体现为在若干地区强国（沙特、伊朗、以色列、土耳其）之间维系均衡，类似于英国在其鼎盛时期在欧洲大陆的离岸平衡策略。但这个模式不适用于中国。中国的潜力，一旦充分释放，绝不是任何“地区强国”的级别，而区别中美关系于一般“势力均衡”棋局的，在于中国的发展水平，也取决于中国自身的道路选择。

中国过往的改革路径，又恰好地在国际关系和国内发展中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平衡点，结果表现为，改革首先适应了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又引导国际社会对中国产生了积极的期待。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积贫积弱，主要都是内部制度环境所致，说白了就是中国“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城乡隔断，导致绝大多数人口被强行固定在自己没有产权的土地上，从事低价值的生产活动；国企的垄断地位，导致资本配置效率极低，长期生产不足；计划经济对重工业的过度投入，更是导致消费品短缺，国民生活水平低下。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一系列主动选择改变了之前的路径，才释放了中国经济的潜力，产生了连续四十年的经济高速成长，举世罕见。但这样的经济成长既不是什么“奇迹”，也不是必然，而是改革的结果。而中国过往的改革路径，又恰好地在国际关系和国内发展中找到了一个有效的平衡点，结果表现为，改革首先适应了国内经济发展的需求，又引导国际社会对中国产生了积极的期待。这其中自然有许多妥协与缺陷，但却达到了良性循环的最低要求。

考察中美今日之冲突，首先要看为什么以往没有冲突。

这里的最佳案例在于前世界银行行长，也担任过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和贸易代表的佐利克（Robert Zoellick），2005年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表的那一份里程碑式演讲。2005年，中国的GDP以美元计价，虽然还只不过全世界的4%（2017年达到了15%），但近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已经让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时，许多今日中美经济的主要矛盾也已经露出迹象。

通过佐利克的演讲可以看到，当时美国政策和学术界就已经开始关注到：中国急速增加的贸易顺差，薄弱的知识产权保护机制，相对封闭的市场，以及政府的重商主义倾向。所谓重商主义倾向，是指中国将贸易顺差视为政策目标、而不是暂时的贸易现象，从而导致长期的国际贸易不平衡，加剧他国贸易赤字。

在这一份著名的演讲中，佐利克指出了上述所有问题，但却得出和今日完全相反的结论——他认为，中美尽管政治制度有很大不同，但是完全可以以经济互利为基础和平共处。他得出上述结论的主要理由是，中国可以并正在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持份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在行为模式上向现存国际秩序靠拢，尤其是在经济上向市场经济模式靠拢。

在美国看来，以此轨迹，中国经济模式和国际接轨是迟早的问题。因此尽管中美政治存在分歧，但是经济合作的红利足以弥补政治分歧的赤字。中美关系政治经济两条腿，即使只有经济一条腿往前，速度可能比较缓慢，但仍然可以保证正确的方向。

佐利克当年确实也有很多理由做出乐观的期待。90年代末中国政府顶住巨大压力，推行了国企改革，虽付出极大代价，但从结果来看，对中国经济的影响确是积极而深远的。大量效率低下的国企退出市场，释放了信贷资源，也给更有活力更有效率的民营企业让出了市场空间。这个变化对于长时间国企一统江山、私人资本战战兢兢的中国经济来说，无异于一场海变，宣示了中国政府向市场经济靠拢的意图，以及改革的决心。在美国看来，以此轨迹，中国经济模式和国际接轨是迟早的问题。因此尽管中美政治存在分歧，但是经济合作的红利足以弥补政治分歧的赤字。中美关系政治经济两条腿，即使只有经济一条腿往前，速度可能比较缓慢，但仍然可以保证正确的方向。

美国对中国的这一基本判断，也符合中国彼时对自身崛起路径的想象：2006年，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15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发展历史”，《大国崛起》在中央电视台热播，在社会各界激起热烈的讨论。虽然表述有所不同，但实际情况是，当时的北京对美国的“负责人持份者”论述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和平崛起”的论述大部分反映了中国愿意与美国相向而行的基本意图。

“中国模式”在全世界外溢，美国不再相信中国会继续改革

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中美两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以“四万亿”刺激计划——通过信贷杠杆和地方配套，其实际效果远不止四万亿——为代表的政府强力干预手段，在短时间内起到了稳定的效果，使中国在西方衰退的大背景下独善其身，而其导致的产能过剩，信贷泡沫，以及地方债的问题要到多年之后才充分显现。

而美国长期引以为傲的华尔街金融体系，则拖累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成为众矢之的的同时，也让中国开始怀疑，一直以来的学习对象是否货真价实。以金融危机为开端，“中国模式”的说法开始盛行。虽然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说清，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但有目共睹的是，此后北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表述里，“中国特色”越来越多，而“市场经济”则越来越少。之前助力中国经济成长的国企改革，也逐步趋于停滞。国企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从一个经济层面的技术问题，上升到了意识形态问题，动辄被扣上“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让许多改革有名无实。

第一是美国认为中国改革的意愿已经减弱。第二是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大到让美国无法再忽视中国经济的外溢效应了。这也就势必引发美国对之前中国“负责任持份者”这一角色进行重新评估。

而到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整整六十条改革决定，因为其明确的市场导向，再一次提高了世界对中国改革的期待。

从字面上来看，这是一个宏伟而大胆的计划，几乎涉及中国经济的所有层面。如果完全落实，其意义可能不亚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决定。然而，在过去的5年中，虽然一些改革成为了现实，但整体而言，实际改革进程仍然离当时设下的目标存在巨大的差距。

以金融改革为例，虽然存款保险制度迅速建立，汇率改革也取得一定进展，但根本性的资源错配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比如股市注册制一拖再拖，退市机制遥遥无期，存款利率仍然没有市场化。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银行独大，依然低效。比之于三十年前，彼时中国金融体系虽然低效、但是规模很小，而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金融体系以影子银行为代表疯狂增长，银行资产规模在10年间翻了4倍，金融体系已经从“小而低效”变成“大而低效”，一旦发生风险，其严重程度不可同日而语。

再以财政改革为例，2016年“基本完成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中期目标已然错过，“税收法定”这一基本原则仍然没有落实，中央地方财权事权错配的问题依然严重。虽然这几年也完成了“营改增”，加强了预算制度，但改革的速度远跟不上新问题产生的速度。

与此同时，因为经济体量的增长，中国国内改革停滞的副作用开始在全世界外溢：国企改革的缓慢，导致国企的海外投资不是投资效果不佳，就是因为企业的国家背景而引发东道国担忧；金融系统的缓慢改革，导致信贷错配仍然严重，其他国家常常以“中国企业获得政府指令下的优惠贷款或补贴而造成不公平竞争条件”为由对中国发起贸易或者投资限制。

如果中国在政治制度之外，连经济治理模式都要另起炉灶，那么美国也就不再有理由欢迎中国的崛起了。

简单来说，2005年佐利克提到的那些问题，在2018年大部分都没有根本变化，但是问题的背景却发生了两点重要的变化：第一是美国认为中国改革的意愿已经减弱。第二是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大到让美国无法再忽视中国经济的外溢效应了。这也就势必引发美国对之前中国“负责任持份者”这一角色进行重新评估——如果中国在政治制度之外，连经济治理模式都要另起炉灶，那么美国也就不再有理由欢迎中国的崛起了。

彭斯10月4日的演讲，一方面自然是警告性质，但另一方面也在文本中反复提及了中美在历史上合作的历史，以及美国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欢迎态度。这显示中美虽然目前已经在迎头对撞的航线上，但仍然有改变航向的可能，而是否能够在最后关头避免冲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的改革意愿。

陷入内外双重挑战，还是“重启改革”？中国仍有机会

而对于中国来说，改革从来都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改革本身不是为了迎合任何国家的期待，而是中国发展内在的需要。中国的改革也很自然的是一个由易到难的过程，优先推行成本小收益大的改革，比如与全球经济的隔绝，国内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以及对私有产权的基本保护，这里许多改革虽然需要冲破意识形态的桎梏，但实际成本都不高，红利却都是巨大的。而改革到现在，这些容易摘的果子都已经摘完了——今天的现实是，早期的改革红利已经释放殆尽，而早期的一些优势，比如人口结构，已经逐渐成为劣势。

过去四十年经济发展的顺风顺水，已经在社会心理层面塑造了中国人“明天一定会更好”的普遍期待，而一旦现实无法满足这种期待，社会动荡也将随之而来。中国直到目前为止，也仍然有机会选择，站到历史的这一边来。

到现在，“中等收入陷阱”对于中国来说，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想象，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威胁。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收入国家的路径相对清晰，在全世界有相当多的成功案例。很多时候，后发国家只需要机械模仿走在前面的国家（“雁行模式”），就可以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但在此之后，如何进一步升级，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缺乏统一的模板。学界大致认为，在这个阶段，仅仅靠模仿是不够的，需要有创新的能力，国内的制度环境和政策能力也要有质的提升。在中国的情况下，这就意味着如果不能淌过改革的深水区，就一定会停滞甚至倒退。过去四十年经济发展的顺风顺水，已经在社会心理层面塑造了中国人“明天一定会更好”的普遍期待，而一旦现实无法满足这种期待，社会动荡也将随之而来。

所以说归到底，中国过去的经济成功也好，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也好，都是主动改革的结果。而悲观地说，这也同样意味着，一旦改革停滞，中国必然陷入内外双重挑战。当然这里也同样有乐观的空间——中国既然可以在1978年选择开始改革，2018年就仍然可以选择重启改革。最后的结论尚未写下，“新冷战”不是必然，中国直到目前为止，也仍然有机会选择，站到历史的这一边来。

（杨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