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炎黄春秋》丁东： 李锐逝世，历史份量无出其右

2019年2月16日8时32分，中共元老李锐先生在北京医院因肾脏衰竭与世长辞。他祖籍湖南平江，1917年4月13日生于北京，再过50多天，他就满102周岁了。

论寿命，有人比他活得更长；论著述，有人比他更多；论思想，有人比他走得更远；论官位，有人比他更高。但我认为，在一个时期的逝者中，他的历史份量无出其右。纵观他的一生，可称有功于当代，将影响后世。

反对三峡工程

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又提出三峡工程上马问题，大家不敢提出异议，薄一波委婉地讲了一句：主席，三峡有个反对派叫李锐。

其一，李锐是三峡工程反对派的代表。

他反对三峡工程要追溯到1950年代中期，当时他任国家水电工程总局局长，是中国水电事业的开拓者和指挥者。1954年长江发大水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陪毛泽东乘兵舰从武汉到南京沿长江走了一趟，谈到要解决长江的洪水，必须在三峡修个大水库。1956年，林一山在《中国水利》发表《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提出修建三峡工程，蓄水高度235米。李锐在《水力发电》发表长文《关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几个问题》，提出反对意见。

当年，毛泽东写诗表达了“高峡出平湖”的意向。1958年1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又提出三峡工程上马问题，大家不敢提出异议，薄一波委婉地讲了一句：主席，三峡有个反对派叫李锐。毛泽东就说：那好啊，把林一山、李锐都找来，当面谈谈吧。一架专机把李锐和林一山接到南宁，当天晚上就开会。毛问林一山，你要谈多久？林一山说，要谈两个小时。毛又问李锐，要谈多长时间，李说：半个小时。林一山先谈。

然后李锐说，修这么大个水库专门来防洪是不行的，它主要是个水电站，装机容量至少是1700、800万千瓦，甚至2000万千瓦，而现在全国所有电站的装机总容量是500万千瓦。中国什么时候需要三峡这么大个电站，我说不清楚。根据苏联的经验，全国最大电厂的容量在电网里面最多不能超过30%或40%，不然就不好调度。一个电厂的投资假如是一万元，消耗掉这些电力的经济项目的投资至少要五万元。三峡是个超大水电站，什么时候上马，应该由电的需要来决定，不是由防洪的需要来决定。没有三峡照旧可以防洪。长江是条很好的河流，1870年发生千年一遇的洪水，荆江北岸的堤防也并没有被冲破，被冲破的是湖南。自古以来，荆江北岸云梦泽有许多湖泊，是为长江临时分洪用的。明朝宰相张居正将荆江北岸大堤修高，洪水来了冲向南岸，水退后，被淹过的土地都会丰收，而北岸的云梦泽的湖泊则逐步消失了，因此湖北人并不感谢张居正。现在长江完全可以通盘考虑，用各种方法防洪。三峡最困难的问题是地质勘察，要对河流分段进行地质考察，选坝址的工作不是三、五年能够完成的。

毛泽东说：讲得很好。但是讲了还不算数，每人再写一篇文章来，不怕长，三天交卷。文章交上去后，毛泽东批评林一山的文章写得不好，夸奖李锐的文章写得好，把问题讲清楚了，并提议李锐担任自己的秘书。李锐的诤言，改变了毛泽东让三峡工程立即上马的打算。1979年后，三峡工程再度提上议程，李锐还是反对派，他和周培源、孙越崎、黄万里、陆钦侃、侯学煜等科学家从生态、地质、水文、经济、国家安全等多方面论证了三峡工程上马的风险和弊端。1992年，当局决定三峡工程开工后，李锐还多次向国家领导人力谏停工。三峡工程建成后，其负面影响已经逐步显现，更严重的后果还在后头。

党内诤言，追求民主宪政

李锐晚年是中共党内公开追求民主宪政的旗帜性人物。

其二，李锐是党史、国史的重要见证人和记录者。毛泽东让他担任兼职秘书后，他曾三度就经济过热向毛泽东写信谏言。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对大跃进提出批评意见，被打成反党集团。李锐和彭、黄、张、周倾向一致，不但被罢官，而且开除党籍，发配北大荒劳动，几乎饿死。文革中系狱秦城八年，没有纸笔，只好用棉签醮紫药水写诗。

李锐平反复出后，庐山会议的笔记本失而复得。1980年代，他依据自己的笔记，写成《庐山会议实录》。此书在记述中共高层政治生态方面罕有其匹。研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庐山会议实录》是必读之书。胡耀邦说李锐是有独立人格的人，他临终前半月让李锐见证了自己的遗言。赵紫阳也看中了李锐的史识和史德，在一些有争议的重要关节上，也选择李锐作证。李锐还留下了数百万言的日记，生前已经交设在斯坦福（史丹佛）大学的“美国胡佛战争、革命与和平研究所”永久保存。该所以收藏蒋介石日记闻名中外。据悉，李锐日记今年便可向全球公众开放。

其三，李锐介入过高层的人事安排。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他担任过陈云的政治秘书。1982年，陈云提议他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担任局长，承担选拔第三梯队的工作。他直接考察过几任党魁，也推荐过朱厚泽、王元化等到文化要津任职。十三大前，他听到高层有人力荐邓力群出任总书记，上书邓小平力阻，赵紫阳说他立了一大功。

其四，李锐晚年是中共党内公开追求民主宪政的旗帜性人物。他的父亲李积芳是同盟会员，国会议员，是宪政之路上的一位先行者，逝世时李锐才五岁。李锐在武汉大学读书期间参加一二九运动，投身中国共产党。反对蒋介石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是他当时的政治选择。

他没想到，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统治，实行的还是训政，不过是换了一个训政的主体。李锐亲历专政的严酷，走出国门看世界，晚年认定民主宪政才是人间正途。在位时，他不认山头认真理，在党内博弈中站到了胡耀邦、赵紫阳一边。1989年胡耀邦逝世，赵紫阳软禁，体制内民主派群龙无首，李锐的作用逐渐突显出来。一些同道因为自然规律凋谢了，李锐就成为中国大陆为民主宪政奋斗时间最长、资格最老、声望最高的代表人物。

李锐和杜润生、于光远、李昌被称为中顾委“四大金刚”。中顾委存在于1982年到1992年，是中共元老院。其成员革命资历很老，学历普遍不高。他们四位都曾就读名牌大学，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因而同情学潮，89年在中顾委成为重点批判对象，几乎革出教门。陈云出面把他们保了下来。反对和平演变夭折后他们重新活跃起来。四人中李锐活得最长，影响更大。

前中顾委委员的身份，让李锐有机会列席中共十五大到十九大。李锐每次都要向大会书面公开表达政见。十五大是《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十六大是《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公开发表后都产生很大反响。

领军《炎黄》

李锐说自己晚年主要研究三个问题，一是人类进步靠什么？二是主义是怎么回事？三是党是怎么回事？在他人生的最后一程，精神上已经超越了主义的教条和党派的桎梏：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李锐和李普、李慎之又被称为“三李”。他们在告别20世纪，走向21世纪之际，为在中国推动自由民主思潮的复苏，起到了领军作用。

李锐与何方、杜导正还被称为“炎黄三老”。《炎黄春秋》创刊于1991年，是一本以当代历史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性刊物。进入21世纪，有同样追求的其他报刊纷纷凋零，《炎黄春秋》便成为中国大陆政界、学界追求自由民主宪政，推动转型正义的首选纸媒，成为五湖四海的炎黄子孙求真向善，向往普世文明的精神家园，成为国际社会观察中国政治生态的风向标和晴雨表。直到2016年7月，《炎黄春秋》一直由杜导正主持。

李锐一开始就是撰稿人，后来担任编委，顾问。支持《炎黄春秋》政要宿儒陆续辞世后，李锐与生于1922年的何方，生于1923年的杜导正一度成为《炎黄春秋》仅存的三老。李锐对《炎黄春秋》的作用不仅是发表文章，出谋划策，要重要是公开站台，为炎黄的生存呼号。2015年，官方派员找李锐谈话，拿出文件要李锐辞去《炎黄春秋》顾问，李锐断然回应说：“这个顾问我当定了。”

2016年7月，《炎黄春秋》被夺权，李锐发出抗议。直到十九大召开，他还以列席代表身份写了一页纸的意见，以《炎黄春秋》事件为例呼吁出版自由。

李锐说自己晚年主要研究三个问题，一是人类进步靠什么？二是主义是怎么回事？三是党是怎么回事？在他人生的最后一程，精神上已经超越了主义的教条和党派的桎梏：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

居庙堂之高，扶危助困

李锐给丁玲家打电话报告喜讯。电话是陈明接的。陈明赶到协和医院，向正在住院的丁玲转达。丁玲听了长出一口大气，说：“这下我可以死了！”

李锐一生追求公平正义，不只是纸上谈兵，还经常以实际行动扶危助困。这也是他受人爱戴的重要原因。他帮助过的人很多，特别是当他在位时，确实为不少人解决了人生难题。

比如丁玲，她比李锐长13岁，生于1904年，第一个丈夫是胡也频，1931年2月蒙难，左联五烈士之一。第二个丈夫冯达，本来也是中共党员。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在舆论声援下，警方将丁玲软禁在南京。其间她与冯达生一女。这时冯达已背叛中共，丁玲仍心向中共，于1936年9月逃离南京，前往陕北。丁玲起先受到很高礼遇，但后来延安出现丁玲被捕自首的说法。

1940年，她向毛泽东要求审查这段历史，经任弼时、陈云、李富春等人过问，中央组织部作出了“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的”结论。1943年延安审干，中央党校再次审查丁玲。当时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在医院中》已经引起党内军内某些高级干部的反感。对她的历史结论也改变为：“丁玲1933年5月被捕以后，写了悔过书的字条。并在南京期间与冯达同居，表现了政治上的消极，失了气节，同国民党表示了屈服；其后在新的革命高潮影响下，于1936年又回到革命阵营中来的经过情形，有材料可以证明没有国民党派遣的嫌疑。但在这时期思想上的严重毛病是否受到国民党逮捕后软化的影响，丁玲同志应自己深刻反省。”

这个结论尚未影响丁玲在党内担任要职、在文化上施展才能。1955年和1957年丁玲两度挨整，历史问题又被再度提出。周扬说：“丁玲在南京被捕后，始终和她那叛徒丈夫同居，而且在敌人面前自首变节。”1979年初，右派改正已成大势。胡耀邦表达了丁玲的历史结论应该坚持1940年中组部结论的意思。丁玲右派改正了，党籍恢复了，行政七级待遇回来了，但历史问题仍然维持1956年中宣部作的“在敌人面前犯有政治上的错误”的结论，并由中央机发（1980）30号文批覆。当时周扬是文艺界领导，他的态度是：“疑点可以排除，污点不能去掉。”丁玲头上还戴着紧箍咒。这时，她向李锐求助。

李锐和她是湖南同乡，岳云中学先后校友，延安《解放日报》同事，同在北大荒受难。丁玲住进复兴门外22号楼，又和李锐成了邻居。1983年8月，丁玲和丈夫陈明到李锐家登门拜访，述说自己的心病。李锐支持丁玲申诉，但也看到解决问题的难度。一是文艺界的宗派之争。丁玲周扬之间的积怨，可以远溯到三十年代，要化解非一日之功；二是中组部帅孟奇老大姐对丁玲有看法，她也曾被国民党逮捕，刑讯逼供，坚贞不屈。相比之下，丁玲受软禁似乎是优待，与冯达生女儿也被视为“不守妇道”。

李锐当时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他让中组部干审局何载、张冀等人重新核实，形成丁玲“既不属于自首性质，更不是变节性质”的新结论。由于1980年的结论是中央文件，这个新结论也必须经中央决定。李锐深知，需要中央书记会议上讨论决定的大事太多，如果等着上会，万一有什么不同意见，就可能搁置，再想提上议事日程就不知到什么时候了。于是，他把拟定的结论送到每一位中央书记处成员的手上，一一个别征求意见，直到所书记处成员都签名同意，这样就完成了中央批准手续。1984年8月1日，中组部发出（1984）9号文件《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李锐给丁玲家打电话报告喜讯。电话是陈明接的。陈明赶到协和医院，向正在住院的丁玲转达。丁玲听了长出一口大气，说：“这下我可以死了！”

再比如杨小凯。杨小凯文革中因写《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1978年4月刑满释放，到邵阳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校对工。1979年，杨小凯投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生，专业打了零分，考官的批语是“看不懂”。于是他到北京找到父亲的老朋友李锐求助。

李锐认为，一个人能够在监狱里自修大学课程，且有了高深的研究成果，一定是个很了不得的人。以“看不懂”为理由打零分太霸道了。李锐向于光远写信求助。在于光远帮助下，杨参加考试，被录取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实习研究员，写成《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跻身中国经济学界前沿。后又在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邹致庄等人帮助下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家。

处江湖之远，仍积极施援

蒋彦永2003年以公开揭露非典疫情在北京蔓延的真相而享誉世界，接着又因上书要求为六四正名而失去人身自由。李锐十分焦虑，于是给中央领导人写信。

李锐退出官位以后，仍然想以自己的影响力帮助别人解决困难。

比如周有光，长李锐11岁。他原来供职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后来更名为国家语委。他作为顶级专家，享受高级干部的医疗待遇。后来机构改革，国家语委并入教育部，周老的医疗待遇中断了。李锐给温家宝总理写信，希望尽快解决周老的医疗待遇问题。后来，刘延东到周有光家登门拜访，补发了医疗证。
　
又比如是蒋彦永，是301医院主任医师。2003年，他以公开揭露非典疫情在北京蔓延的真相而享誉世界，接着又因上书要求为六四正名而失去人身自由。李锐十分焦虑，于是给中央领导人写信，坦然说明蒋医生的信在发出前自己是看过的，并为之代转中央领导，希望自己承担责任，尽快让蒋医生恢复正常生活。李锐上书一周后，蒋彦永医生终于回家。

接着李锐又上书中央领导，要求改变赵紫阳的处境，允许他和亲朋好友正常交往。不过这就起不了作用了。

李锐伸出援手不能如愿的情况，还有施滨海。他在1980年代是《世界经济导报》编委，1990年代曾任《中国经济时报》副总编辑。因秘密潜入赵紫阳家采访，记录真相，被官方逮捕。释放后失业，没有生活来源。李锐夫妇拿出自己的积蓄给他救急，又反复向杜导正推荐他到《炎黄春秋》编辑部工作，并派秘书找杂志社恳谈，但直到杂志被接管，也未能落实。李锐虽然没有帮成施滨海，但他的古道热肠还是让施滨海十分感动。

我与李老

古人说立功、立德、立言，是人生三不朽。李老讲的就是立言的意义。他这一个多世纪的漫长人生，也确实为民族、为时代立下了不朽之言。

我和李锐老初识于1995年。当时湖南学者朱正先生在北京协助李锐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志》，介绍我和太太邢小群到李锐家中拜望。李锐当时不到80岁。

1996年初，《东方》杂志朱正琳组织“顾准和《顾准文集》”专题，约我一起找李老组稿。李老出口成章，我记录整理成文，他又作充实，形成《一刻也不能没理论思维》发表。1998年，我编《顾准寻思录》，收入李老此文，并请李老题写书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当时有人将李老七次出访的日记编成一书，排版就绪，却在出版社卡了壳。我问《顾准寻思录》的责任编辑唐晓渡可否在作家出版社出版，他当即答应，并很快在社内完成了出版程序，推出了《李锐日记》。

2002年，崔卫平向我提议找李锐做口述历史。于是，我和崔卫平到李老家开始采访。崔卫平的夫君王绥琛用录像机记录采访过程。后来，崔卫平夫妇退出了这项计划。我用录音机继续采访李老。妻子的妹妹邢晓明帮我把录音转化为文字初稿。我在此基础上整理成文，请李老定稿。我整理的稿子他只改定一篇，就因人来客往中断。2008年，李南央决定参与整理父亲的口述自传。我告诉她，最大的难题，是请李老本人抽出时间校订文稿。数年前就是在这个环节上搁浅的。李老写了一辈子文章，不愿意草率应对，一定要在稿子上投入心力，认真修改。所好，李南央联系《争鸣》杂志，连载这部口述自传。如果李老不能及时改出稿子，连载就要断档。这成为一个推动力，终于让李老在96岁完成了口述自传的校订。这就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李锐口述往事》。李锐对这本传记十分满意。本文涉及的李老生平史实，多以此传为据。

2003年，李慎之逝世，我和一些朋友编辑了《怀念李慎之》上下集，受到欢迎。2004年，李普邀我去他家，和曾彦修、邵燕祥一起策划李锐米寿文集。当时，曾老主张成立一个高规格的编委会，请认同李锐的部级高官和科学界的院士参加。我建议不事声张，悄悄地约稿，否则可能遇到干扰。曾老不悦，当即拂袖而去。李普让我按自己的想法进行。我把约到的稿子编成《大哉李锐》一书，请李普领衔，时代国际出版社徐跃决定投资出版。印出后发现他请的编辑校对不细，出现很多纰漏。于是又请邓伍文重新编校，再次印刷，终于在2005年4月李老米寿前夕，印出了精美的《大哉李锐》，李老十分满意。曾老也很满意，向我表示歉意。本书的一些史料，取自《大哉李锐》中的回忆文章。

2014年底，我参加了《炎黄春秋》编辑工作。和李老的交往又频繁起来。我先后协助他整理了《九九感怀》、《选拔第三梯队的有关回忆》、《百年回首》三篇文章，在杂志上发表。尤其是《九九感怀》发表在他99岁生日的2015年4月，《百年回首》发表在他百岁生日的2016年4月，他感到十分快慰。

本来，李老和夫人商量，2016年4月13日在中组部招行所庆贺生日，《炎黄春秋》和李老分担餐费。生日临近，中组部派员找李老夫人张玉珍谈话，表示反对。张玉珍准备在家里给李锐庆生。4月8日，《炎黄春秋》杂志社开会，杜导正说，李锐过生日，炎黄要有表示。派我和胡竞成、王海印到李老家商谈。我对李老说，您是《炎黄春秋》顾问。请您一起吃个饭，不请外人，不违反规定，李老才接受。4月11日，杂志社在金枝玉叶餐馆开了两桌，李锐夫妇、李南央夫妇、秘书司机和杂志社全体参加。李老送大家自印诗选，生日过得很愉快。

我和李锐老最后一次交流是2018年8月7日。此前，李老在医院一度病危，家属曾谢绝朋友探望。入夏以后，李老精神见好。我便和太太到北京医院看望。当时，李老除了插管鼻饲，其他方面接近正常。思维很清楚，不但可以说话、阅读、写字，还可以下棋。见到我太太，他问：你叫什么？我忘记了。我告诉他：她是邢小群。李老立即笑说：“她很有名，文章很多”。他在一张白纸上写下邢小群的名字，并写下：“李锐记住”。这时，比他年长一岁的武汉大学老同学刘清从隔壁病房坐轮椅过来看望。他介绍：丁东和邢小群是作家，他还对老同学说，人生在世要写几本书。刘老表示，我出过五本书，不如李锐写的书多。

李老这话看似随意，其实隐含着他的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古人说立功、立德、立言，是人生三不朽。李老讲的就是立言的意义。他这一个多世纪的漫长人生，也确实为民族、为时代立下了不朽之言。

2019年2月20日

（丁东，原《炎黄春秋》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