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白信：冻结的堡垒城市，与消失的人——新疆纪行之一

当我去年冬季进疆考察归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跟朋友们解释清楚，新疆到底正在发生什么，虽然从全疆各地形同戒严的态势已经足够震撼，踏出乌鲁木齐地窝堡机场、看到持枪武警站在装甲车头那一刻的心情，也一点不亚于乘火车进入新义州车站、然后涌上无数朝鲜军官检查行李和电脑时感受到的紧张。

今天的新疆，无法不令人百感交集、心情复杂。但是，或许只有将视野从表面向制度、向历史拉得足够深，才可能理解我们看得到的和看不到的一切。

这就是新疆，一个帝国的新边疆，一场战争的新前线。

冻结的城市

冬季的新疆，大地冰封，零下20度的空气仿佛冻结了。然而，整个新疆社会似乎也处在冻结状态。

乌鲁木齐街面多铺大块石板，结冰以后走上去光滑、危险，需要十分小心。据说这是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到任后下令更换的，免得重演暴乱民众撬起小块地砖当武器。沿着这些街道，进入天山区的老城，传统热闹的大巴扎（集市）里面人流并不多，位置稍微偏僻一点的店面都关门了。城市建设似乎也陷入停滞，1950年代那些刷着黄色、基面用石头装饰的老建筑（如人民剧场和邮局），在周围高楼的映衬下竟然辉煌仍在。

新建的地铁线路据说遇到资金困难，被发改委勒令停工（而出租车司机则补充说，回填停建线路的成本比新建投资还高）。市民出行依赖的公交车，绝大多数都老旧不堪，属于高底盘的过时车型，而乘客则以中老年人、特别是妇女居多，不知道市政当局是没有钱还是其他原因，不愿意改善公交。

在这些公交车内，经常能看到“车队招司机”的小广告，这在其他城市并不多见。类似的小广告在乌市几乎随处可见，连街头每隔几十米就设立的警亭外也总有“招聘协警”的贴纸，条件都是“有五险一金、月薪3000起、不限户口”等。

“人都走光了”——这是在乌鲁木齐市最常听到、用来解释各行各业萧条的原因。

乌市的夜生活也变得分外萧条，几处著名酒吧街尤其明显，我为了聊天不得不转场几次，因为都遇到店铺打烊赶人，只有当地朋友回忆起几年前“维吧”的繁荣、哼起作为当年夜店主旋律的乌兹别克流行曲的时候，我才相信乌市大概真的应该算是“一带一路”的起点。

“人都走光了”——这是在乌市最常听到、用来解释各行各业萧条的原因。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和新疆公安厅的人口年报，2014到2016年间乌市人口为350余万，而根据2018年自治区的人口统计公报，此前一年的乌市人口突然降到了222万。

到底发生了什么？当地人都说，过去一年人口减少了一百万，其中大约40万是汉人，还多是有高等教育背景的适龄劳动人口，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被西安这样开放户口的城市吸引过去；另外60万（以维族为主）则回到了南疆。但是，还有多少人进了“学习班”？并没有人知道。

当地人说，过去一年人口减少了一百万，其中大约40万是汉人，另外60万（以维族为主）则回到了南疆。

喀什的情形更糟，虽然气温高过乌鲁木齐，但是半露天的大巴扎里照样顾客稀少。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Bill Porter）1990年代中期到访喀什的时候，每个周日大巴扎的人流已经达到5到10万之多，可是今年冬天的周日，我目测后再计算一下，或许稍稍过万吧。可能因为处于淡季，但是对于喀什这个位于地中海东岸到太平洋的中间点、因此成为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贸易城市，这么萧条实在有些特别。连著名的艾提尕尔清真寺前广场也人迹罕见，最多的大概就是三个一组、背靠背执勤的辅警。进入喀什老城，或许因为煤改气的缘故，更见冷清，街道上不多的行人也以老人和妇女为主。当然，据说眼下也是最近几年治安最好的时期，汉族游客可以放心地四处溜达。只是，城市似乎已经冻结。

冻结的当然不止是天气和人口，还有工资。早些年间，例如1990年代库尔勒石油大开发的时候，那里曾经是全国通胀指数最高的地方，羊肉也贵到全国瞩目。今天，乌市的羊肉还是一公斤60多元，但是收入水平却一落千丈。官方公布的2017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7028元，合月均3085元，基本上符合当地的消费感受，也是街头无数协警、辅警的入门工资水平。不过，此行听到不少“单位人”抱怨，他们作为工作时间超过20年的资深中层，月收入不过四五千，更惨的是许多年轻人，月薪普遍只有两千多，还不如边境牧民参加“护边”领取的补贴金。离开新疆，几乎就是这些“底层”青年的心声。

毕竟，如果按薪资水平算、不计年资的话，新疆的收入结构从高到低依次是军人、警察、公务员、普通企业员工和事业单位职工，一些特殊行业如电力、石油等的收入水平与军人相当或略高。这是新疆本地民众的收入分层感受，更折射了新疆的政治生态——军警享有最高地位，是地方统治集团的主体。

本地民众的收入分层折射了新疆的政治生态——军警享有最高地位，是地方统治集团的主体。

尽管如此，公务员和基层警察的抱怨还是有所耳闻：已经几个月没发工资了。当然，协警、辅警和一线警员等属于财政优先保障对象，不存在“停发”问题，可是苦了那些年资较高的资深警察和公务员。他们不仅要忍受财政困难下的工资停发，还必须以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全时状态继续各种值班、执勤、驻村、开会、“结亲戚”等日常工作之外的“全员维稳”，像极了文革时期各单位“早请示晚汇报”、干部们总是晚上开会、时常下乡的状况。尤其晚上值班的工作人员，必须面对远程摄像头正襟危坐，不得打盹、看书、玩手机，第二天仍然要正常上班，真是“苦不堪言”。

而且，全疆所有的干部调动和辞职都被冻结，士气低落，不仅日常工作事实上处于半瘫痪状态，外来人员到政府机关联系不到对口办事人员已经是常态，行政人员泰半都被抽调驻村；即使不驻村的干部，也要与乡村维族居民“结对子”，除了每月下乡探望、记录探望日志，还要每三个月一次招待“结对子”的维族老乡全家进城、住家。透过当事人描述和手机照片，不难感受到那种两家人相对无语的无奈。

日常生活的堡垒化

大概任何人都很容易发现，这种“结亲戚”式的汉维团结是强制的、别扭的。但几乎没有人敢于违反这些强制性政策，从个人收检家中藏书到各单位、大学审查藏书，剔除任何“极端化”内容，到禁穿布卡（蒙面罩袍）、限制礼拜，杀牲时连行一个伊斯兰手势也可能被检举，然后送进“学习班”。

所有这些都是在“维族离不开汉族”的口号下进行的，一种新的隔离在团结的名义下建立起来：城市化潮流下维族向大城市的流动被干预，留在乌市的维族被要求回到南疆原籍；国家补贴新建大批定居安置点，要求半游牧状态的牧民定点集中居住；自治区干部要求下乡驻村，2014年起20万干部驻村计划启动，驻期三年一轮换，多数担任行政村的“第一书记”；为了解决驻村干部流动问题，自治区还向河南、山东等地招募曾经在新疆服役的退伍军人，担任乡村干部，长期定居南疆农村。

同时在“反极端化”政策下，全疆范围内所有阿文招牌都被拆除，阿文诵经更是禁止。阿拉伯文字和“沙利亚法”（Sharia，即伊斯兰教法）已经被等同于极端主义，维族被重点贴上了不信任的政治标签，不仅无法申领护照，而且区内旅行也受到限制。强制要求各穆斯林民族采集生物特征的计划早已开始，至于媒体新近披露的针对维族的人脸识别计划虽然无法证实，但是在全区的“雪亮工程”覆盖下，大概没有人能够逃脱全域监控。

维族被重点贴上了不信任的政治标签，不仅无法申领护照，而且区内旅行也受到限制。

这就是新疆的堡垒化，从乌鲁木齐到喀什，从城市到乡村，几乎完全改变了原先的景观，而颇有置身以色列的错觉。

以乌市为例，每一个单位，无论政府机关，还是企事业机构，或者住宅小区，都实行全封闭管理，围墙上架设铁丝网，门口外安装防撞栏杆，出入则实行人脸识别；中小学校的管理更为严格，每逢上下学或者午休外出时间，中学门外就有约十余名保安在各个方向把守，禁止市民靠近、穿越；小学放学时间则通常将整条道路封闭；宾馆、商场、快速公交站台等公共场所则实行进入安检；每一个公交站台都有保安和戴袖章的街道“志愿者”全天守候警戒；加油站和公路关卡都需要对司机进行身份证和人脸识别，乘客也需要走专门通道接受检查。

除了这些表面可见的，据当地人介绍，其实每一幢居民楼都要求该楼居民代表24小时轮换值班，每一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同样要求领导层级轮流值班，保证24小时响应。

更可观的还在于“屯警”的堡垒化，除了每个现有警局都加固，屯警还屯到了街面：每一个路口必有一座两层或更高的“便民警务站”小楼，使用铁栅栏、铁丝网和摄像等安防设备强化，作为警力屯在街面的据点。此外，任何地点的目视距离内，一定还有更小型的单间警亭，供协警、辅警等辅助人员休息。某种意义上，这让人想起日据时期的“华北治安战”模式，以固定据点屯守少量兵员，以机动力量控制交通线路和进行支援。

为了解决警力上街问题，乌市将屯警于派出所和分局，改为直接屯在街面。但这并非巡警体制，基本上难以看到正规制服警察的步行巡逻。街面警力的存在仍然以三人一组背对背、或者手持棍棒盾牌、或者手持枪械在固定岗站立，明显缺乏信心和信任来要求警察在划定区域里随机巡视。以单位控制面积的效率而论，相当浪费警力。

“雪亮”的乡村与半军事化管理

这些物理性的堡垒化只是一方面，另一面则是2017年之后加速的“雪亮工程”。这一计划始于2007年4月，乌鲁木齐被列入第三批“网格化管理”试点城市，但尚未完工就于翌年发生了大规模族群冲突。截至2010年7月，乌鲁木齐已经安装4万套摄像监控设备，包含8370个“防砸鹰眼摄像头”，覆盖3400辆公交车、200个重点公交车站，4400处街巷，270所学校、幼儿园，和100家大型商场超市。

从2015年后，这一计划升级为九部委联合发起的“雪亮工程”，所谓“雪亮”，取自中共政治话语中常见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是工程和群众的眼睛并无关系，而是以“县-乡-村”三级行政区域为重心，以摄像头网络监控乡村群众。到2017年，新疆的雪亮工程投资规模开始领先其他省市，成为全国最“透明”的省区。

只是，这些监控的民族指向非常明确。在喀什老城，几乎没有一个小巷没有摄像头。在南疆村庄，摄像头同样密集，从村口到村内道路，也难有遗漏。而防范最严的大概就是各村的村委会，一般都进行了改扩建，不仅作为村干部的办公场所，也作为驻村干部和值班保安的住宿点，划有单独的生活区。而村民则被要求每周一早晨到村部参加升国旗仪式，点名并且接受政策宣导。而村部大院守备森严，除了铁丝网、防撞栏杆、阻车水泥墩等，还都设有警报装置，日常不定期地进行防恐演习，要求值班保安和村里的治安志愿者，必须手持木棒和铁制水管削尖的长矛及时赶到现场参加冲突处理。

就在我们离开某个村部的时候，驻村的第一书记大概为了表现指挥有力、训练有素，突然无预警地拉响了警报，果然全村动员起来，扮演“恐怖分子”的村民被狠狠地打倒在地。

半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已经成为全疆农村的标准治理模式。驻村的“第一书记”拥有最高权力，可以随时把有任何“极端化”表现的村民送到“学习班”。

这种半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已经成为全疆农村的标准治理模式。驻村的“第一书记”拥有最高权力，可以随时把有任何“极端化”表现的村民送到“学习班”。当然，第一书记也担负着扶贫、反腐等多重使命，节制原有当地民族村长通常会有的“多吃多占”的“村霸”行径，也会努力筹款改善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为村民新建安居房，并以争取“护边员”、“安全员”名额的方式直接增加村民的收入。

南疆农村由此连普通民众的日常收入也与“维稳”体制挂钩，生活和生产方式也向聚居和定居化巩固，并且被引导“向党感恩”，这种模式也因此被称作“要稳定不要发展”的政策实践。虽然偶尔听见一些汉族干部对此路线的议论，但是并没有人敢公开批评，也没有人敢于谈及前任自治区书记张春贤“以发展促稳定”的路线。

然而，如果把“新疆模式”仅仅归结为上述堡垒化的监控，可能真的过于简单了……（见本系列之二）

（白信，时政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