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数日,许多人仍然还在惊诧于新西兰基督城的枪声。令人震惊的也许是袭击者的直播、自述与涂满符号的武器,更是互联网上对袭击的反应——在沉痛和难过之外,还有许多叫好、开心以至颂扬凶手的声音。
这些声音很多并非来自欧洲——单看脸书上吧,尼日利亚基督徒在法国新闻频道的留言板中呼喊“谁叫他们穆斯林杀我们基督徒!”;印度人在半岛电视台的新闻下留言“基督教欧洲终于动手了”;中国内地的“穆黑”在微博排成队形表示开心。待到那些符号被人一一译出,他们又大声说,你看,这是基督教文明觉醒了。
另一边,袭击刚过,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又开始加入战团,发表强硬的言论,把自己摆在为穆斯林复仇的位置上;而发生在荷兰的一起小型恐怖袭击似乎像是对新西兰屠杀的报复。这一切似乎都“印证”了塞缪尔·亨廷顿在近三十年前的预言——文明的冲突,尤其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文明的冲突,风险极大。
但凶手塔兰特真正想要的,也许不是一个基督教的西方,而是一个内战的西方。
西方内战作为目标
尽管许多自由派或左翼将屠杀归咎于“恐伊症”或“白人至上”,但枪手塔兰特的社会理想却远不止于此。他的暴力理想中,除了用拥枪权议题催化美国政治极化和内乱,更重要的是还要在欧洲发动一场内战,以清洗他认为不堪入目的当代西方文化。
在经典的文明冲突理论中,欧洲文明,或者说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间构成了一层竞争、冲突的关系。塔兰特这样的人信奉这套理念,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发现当代欧美或者说白人世界,正在因为种种原因无法被理解为一个纯粹的文明体——这显然是因为冷战之后的世界秩序下,欧美社会自身在发生变化,种种自由理念变得更为普及,而资本的力量也在穿透国界。
塔兰特和他心目中的精神导师——2011年挪威恐怖袭击事件的凶手布雷维克,都是反对今天整个西方社会体系的人。这一点令他们和大量对穆斯林和伊斯兰教持有反对或歧视态度的人群形成了巨大的不同——毕竟对很多人来说,他们认为主流社会没有什么问题,只不过是他们恐惧伊斯兰,想拒绝主流社会中通过移民出现的更多穆斯林成分。
但是这些枪手认为要在抵御伊斯兰的“文明入侵”时首先彻底“改造”西方社会。比如塔兰特认为,现代欧洲业以堕落的情况下无力同化自带健康文化的移民,现代社会已经堕落得无可救药,必须从头再来。要救欧洲,唯有先靠十字军将欧洲“净化”,才能再继续将敌人毁灭。
在他们的理念中,文化左翼、自由派和女权主义者都是欧洲内部的敌人。当年,布雷维克在袭击的同时也寄出了一份一千五百多页的政治宣言,其中花费许多篇幅介绍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到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以了解他的“敌人”。在他们的世界中,欧洲当代的自由派、多元文化、世俗主义都被视为马克思主义“暗度陈仓”的结果。至于女权主义和同志问题也是如此。当然,塔兰特和布雷维克在这件事上表态方式不同。塔兰特避开性别议题,既不谈女权主义,也不谈同志平权,这一点恐怕也是对文本传播的考量。他对女性的最大关心就是性侵问题,这也是置于被他过度夸张的生育率议题下的;而布雷维克则攻击女权主义,他指女人先天不足,数百年来一直依赖男性保家卫国,但伴随着女权主义把欧洲男人“娘化”和破坏家庭价值而导致的生育率下跌,最终导致欧洲现在无人保卫,成为极端欺压女性的伊斯兰文化的待宰猎物。布雷维克进一步写到,必须摧毁女权主义的文化阵地,培养热爱为民族生育的母亲,“恢复传统男权社会结构”。
布雷维克和塔兰特都强调欧洲社会的“病态”,在他们看来,穆斯林移民的威胁在于其文化是强大的、健康的,生育率高,无法被同化,换句话说,他们不像一些欧洲右翼基于“伊斯兰教不够女权”的理由反对之,反而是因为“欧洲太女权了无法抵御一个健康的正常文明”。
这样的理论和伊斯兰争议人物、具有“极端主义鼻祖之一”称号的库特卜(Sayyid Quṭb)倒是相似:库特卜认为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社会缺乏精神支柱,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使社会变得贪图享乐,看似灯红酒绿,实则是心灵的死寂,只有完美的伊斯兰能够救现代社会。而布雷维克痛恨金属和嘻哈,专门把Lady Gaga作为文化界的敌人代表;塔兰特把迈克尔·杰克逊和麦当娜等人作为反面典型,猛轰当代文化沉溺个人主义的享乐,使当代人饱受精神空虚的折磨。但他们俩在对伊斯兰完全排斥的前提下,却又有和库特卜相似的结论——追求一种完美的乃至当下不存在的“欧洲”文化,改造当代的欧洲社会。
为了实现他们的理想,他们要求对社会加以暴力改造。塔兰特很明确地宣布,他的胜利策略就是要摧毁公共空间的中立性和温和性,他呼吁赞成自己观点的新纳粹同伴参与“去稳定化和加速主义”的行动,将代表极端意识形态的符号投放到公共空间中,让媒体成为自己的印刷机和圣坛;他还主张在选举当中,宁可选择最激进的左派候选人,也不要选择靠近右翼的温和派;他最直接的目的在于“激发冲突”,他甚至主张自己的右翼模仿者应该先去张贴自己反对的内容,下一周再贴自己真正的主张,不断循环往复,直到公共空间已经被冲突矛盾所主宰。
左翼和自由派近年来将欧洲右翼、宗教保守主义和极右翼一起批判。然而正如布雷维克和塔兰特在宣言里自白的,他们并不想和主流右翼结盟。塔兰特甚至直呼保守派死得好。他们希望的是压缩中间派的生存空间,以便骑劫政治议程:中左和中右越来越趋于分裂而弱化,甚至主流中右政党逐渐被极右借壳上市,而左翼反对现状的“革命”议程也变为极右宣布“团结”其它政治力量的借口。事实上,这一策略并不新鲜: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德国受大萧条冲击时期,德国共产党不断动员工人呼吁革命,温和的社民党则反对革命,而纳粹借机凭自身的反共议程不断扩大,一跃成为右翼执政联盟的重要成员,并最终将其它所有政治力量排挤出局。塔兰特宣称自己选用枪支发动袭击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他意图使美国政界在枪支控制问题上更加分裂,更容易煽动拥枪派走上暴力抗议的道路,并最终使美国陷入内乱,“巴尔干化”,极右势力就可以乱中取胜,重建白人美国。
制造新“圣徒”
新西兰恐袭枪手塔兰特把自己包装成基督教世界的圣战士:他的枪上写满了从塞尔维亚到亚美尼亚的东正教、天主教“抗土英雄”的名字;网络世界的回应也清一色将他的暴力描述为基督教宗教极端、白人至上和网路亚文化的混合。但是这些“圣战士”们的基督教身份,却是模糊的。
在2011年挪威恐袭的枪手布雷维克的自述中,他虽然表达了对基督教身份的忠诚,但他很快就笔锋一转,容纳北欧异教崇拜作为反穆斯林的战时盟友,后来干脆以基督教之跨国性为由宣布放弃基督教立场,转而投向更能贯彻本土性的北欧异教,宣称自己是北欧神灵奥丁的崇拜者。而塔兰特则在自述中提及北欧英灵殿——神话中,瓦尔基里将在战场上带领战死者的灵魂前往英灵殿,他们将在最终的诸神大战中重现——诸神的黄昏。
从基督教到北欧神话,这样的转变和1930年代的纳粹党重合。这其中反映的,是他们担忧基督教的起源和外族(即犹太人)难以分割,无法贯彻其“从头开始”的极端民族主义。在当时,纳粹也仅仅是在几次选举中和各派基督教联盟,执政后就开始修剪教会力量,并发展以北欧神话为基础的雅利安种族神话,结合对希特勒本人的元首崇拜以替代基督教,锻造和基督教旧世界隔绝的新民族认同。
塔兰特对自己的基督教身份闪烁其词,但也不讳言自己想要进北欧神话当中的英雄殿。这样的宗教背景值得探究,结合他们试图发动西方内战,重新定义文明的想像,他们的行为和基督教、和西方传统之间的关系,就更加耐人寻味。在欧洲发动恐袭的穆斯林很多时候是较少参与宗教仪式的二三代移民,而这些枪手,也多不在主流的建制基督教组织中。这大概是某种新的趋势。
更值得注意的是袭击者本身建构的崇拜体系。布雷维克曾在庭审中表达对新纳粹恐怖团体“地下国家社会主义”的崇敬,还赞赏基地组织建立的烈士崇拜。对他们来说,已有的宗教固有的圣徒和崇拜体系,满足不了新的欲望。他们所想像的,更类似于在尘世中重新创造一个新的宗教,而他们自己,就是这个新宗教的先知和使徒——任何新宗教都会带有旧宗教的符号,但符号之下的体验将是全新的。这种“自创宗教”的体验,恰恰是当代社会的整体结构和文化空间所甚少能给人的,但这种渴望和快感却深植于人的内心深处。
2011年挪威恐袭时,枪手布雷维克曾幻想自己建立了一个贯彻他的武装斗争路线的圣殿骑士组织,以示自己的暴力带有基督教的天启成分。然而最后警方证明这纯粹是他精神疾病导致的幻想。但是在新西兰,塔兰特将这个偏执的个人神话变成了真的。布雷维克开创了一个自封的“圣徒”序列。而到了把自身化为网络模因(meme)的塔兰特,这个序列真正得到了自我实现,通过宣言当中对布雷维克的直接致敬,和在枪上符号化历史人物和右翼恐怖分子,他将自己和布雷维克置于一条无穷无尽的历史之河中,成为为欧洲献身的“烈士”和圣徒。
如果仅仅是这两个人暗暗相合,其实也并不足以成为他们所构想的新的宗教的开端。但恰恰是塔兰特的行为方式诱导着媒体无不传播,媒体在认为自己报导了极其重要的社会现象的同时,反而成为塔兰特等人自我崇拜的圣坛,为两个杀人犯戴上烈士冠冕,为他们免费进行传教。
当然,我们也看到,两个想做“烈士”的枪手,根本就是在没有死刑(甚至挪威名义上没有无期徒刑)的国家计划行凶,被警察逮捕时鲜有反抗,他们既想做“烈士”,又想活着看到自己成为“烈士”——互联网传播的时代,对人的生命,也有了新的诠释。
旧世界与新世界
无论是通过极端主义内容对公共空间的夺舍来煽动西方内战,还是借由公开性建立具有广泛观众的新圣坛,媒体在其中的角色都是不可或缺的。塔兰特故而设计了吸人眼球的各种言论和行为来勾引媒体上钩,而对于新西兰发生的恐怖事件,媒体所能使用的语言,几乎全部都落在了凶手的预料之中,,但由于媒体大多不了解这些人的网络社群亚文化语境,他们几乎都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利用。
例如,塔兰特在自己的枪上写满了名字和时间,甚至使用了西方较少人懂的格鲁吉亚字母、亚美尼亚字母和西里尔字母,更突出地激发大众的破译欲望,引诱媒体来为大众解读。但被忽略的是,他在上面画上了许多新纳粹的符号,这些符号加上暗示着欧洲右翼1990年代就存在的一元化“基督教身份”主张的这些密码,就这样流入了公共领域。同时,他戏称宝贝龙3(Spyro the Dragon 3)、堡垒之夜(Fortnite)让他极端化,误导媒体陷入对电子游戏和暴力的讨论;用4chan(新法西斯经常光顾的论坛)内部流行的“海豹部队”段子回应对他的恐怖分子指控,让媒体误认其身份(注);在行凶前突然来一句“记得订阅Pewdiepie”(著名Youtube游戏博主),吸引了不少大众注意力。这些案例不一而足。都是他操控媒体简单而又成功的策略。他既在表面上传播着能够吸引流量的争议性信息,又表达了他的极右身份,媒体不明所以,摔得正中下怀。
在新的恐怖之下,做媒体的难度提高了,甚至媒体到底在社会中是什么位置,媒体的道德伦理和追求是什么,都陷入了需要重新思考的境地。
布雷维克曾明确提出,他所代表的新极右运动不必担心自己的大众接受程度,他以塔利班一小批人就能发动阿富汗内战为例,认为自己的运动不需要多大的支持度,更重要的是掌握权力。两个人都认为,先锋阶段的极右势力应该注重向大众传播,而塔兰特直接提到要用所谓的幽默和网络模因来宣传,尤其是要针对青年人,他还非常“正确”地指出,网络模因为极右扩大的贡献比任何宣言都大。
而塔兰特和布雷维克最大的差别也是最值得警惕的特点,在于塔兰特极其注重可传播性,或者说他比布雷维克更加适应这个时代。布雷维克将过去数十年的欧洲诸种右翼的意识形态集中在自己一千多页的宣言中,重新建构为一种以他为中心的新型崇拜,展开了需要耗费数十年的宏大法西斯主义乌托邦狂想。而塔兰特从中吸取了最易传播的部分,一边用媒体不熟悉的玩笑和符号向极右表达效忠,一边用大众容易注意到的流行文化梗来获取讨论热度,将新纳粹的思想释放出去。
布雷维克认为,媒体和其它主流文化再生产机构已经被所谓的“制度长征”(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所渗透,压迫了右翼意识形态在公共空间的表达,因此布雷维克认为右翼团体需要发动新的革命,摧毁已经被控制的现代欧洲,并模仿他所认为的左派策略制定了长期规划。而塔兰特稍微更进一步,强调即时性、行动性,要闪击制度,不要等待,先夺权,再获得民意支持。塔兰特也因此比布雷维克更加注重自己行为的示范性,宣称会用自己的行动说明自己的真正主张,鼓励复制和学习。
值得再提的是,中文网络对此尤其缺乏警惕。现在已经有许多自媒体推文,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在不加批判的情况下复述其宣言内容,同时由于对新纳粹符号不熟悉,且中国网络对纳粹符号的审查也更为宽松,使其新纳粹内容大量传播,更进一步撕裂社会。塔兰特所命中的现实是,中文网络世界的极化程度令极右垂涎欲滴。大量微博和公众号搬运诸如breitbart、4chan、《每日邮报》等等右翼所主导的、有意识炮制的内容,自觉或不自觉地附和另类右翼的政治议程。表面上是跨越高墙传播信息,实质上把极右对狗吹的高音哨降频到中文网民听得到的频率。
需要指出的是,袭击主角塔兰特追捧中国模式宣言,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媒体对新疆所谓“再教育营”模式的报导的结果。在这些报导中,新疆模式被批评为一场中国针对伊斯兰的战争。而这样的消息,无疑是塔兰特这样的新纳粹的一剂强心剂。只不过在现实中,发生在新疆的暴力与运动式维稳,既有应对宗教问题的层面,亦有应对维吾尔民族主义的层面。在当地脉络中,知识分子和精英主导的民族主义,和南疆农业地区传统社会中催生的宗教极端主义,本身并非重合的概念,其鼓动人群亦不相同;而面对一个复杂的故事,编辑台上的欧美媒体,很容易根据欧美社会普遍的社会认识和政治议程,将一切统统描述为对“穆斯林”的控制——毕竟,“穆斯林”是一个欧美读者更能理解更能接受的词汇。但这种疑似主流社会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恰恰是中国国内大汉族主义者与维稳者乐见的局面——他们将一切政治都想尽办法理解为文明冲突的政治,或是将各种政治责任都盖在文明冲突的外衣下,而自认进步的媒体,却又不自觉地制造着文明冲突的语言。
白人新纳粹带来的恐怖主义为各地的安全形势带来了一种新的冲击。至今为止,我们还没看到各地会如何应对。但面对一个旨在撕裂社会,让社会陷入内战的理念,维护一个主流的、和平的、按部就班生活的社会形态,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只会成为越来越强烈的需要。左翼曾大声疾呼消灭旧社会,对庸碌和醉生梦死的平庸开战,然而新纳粹也喊出了同样的口号。
在《文明的冲突》的结尾,亨廷顿试图给出一个解决文明冲突问题的典范的时候,提到了新加坡。那么。未来人们会给出什么模式?会不会是监控最严格、禁止任何过激言论,靠另一种思想审查反对极端言论?还是把左翼和右翼,穆斯林和基督徒同时送去改造,重新做人?
恰如极端主义号召恢复所有人与所有人的战争,如果有政府能够突然展现出同时镇压一切暴力和极端主义、维护彻底主流、拒绝变化的生活的决心的话,它就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符合全球想像的政治利维坦。
(戴娜美,人类学系学生)
注:“海豹部队”,即Navy Seal Copypasta,是2012年左右在4chan内开始流行的一个固定内容回复,内容为自称有三百击杀记录的海豹部队老兵吹嘘自己的服役记录并暴力威胁对方,有时可用以嘲讽“键盘侠”。
令人思考的文章。
这些评论真是笑死人了。有的老哥连流畅通顺的句子都打不出来,大言不惭批判原文中哪里哪里有问题。我看这评论不开也罢
回應某樓說應該全面封鎖兇手的思想傳播,請問在一個民主化國家要怎麼樣抑制這樣子的言論擴散,現階段連假新聞都是各國難解的困境,要知道世界上除了中國還有其他國家,不是所有政府都透高壓的言論審查來限制國民的言論自由,與其要打壓這樣的言論讓持有這樣的人可能產生更強烈的反抗之舉,倒不如散播歡樂散播愛,壓倒暴力、恐怖的言論,想要限制他就比他強阿,怎麼會是消滅他。
作者真是上帝視角,能批判的面面俱到,甚至讀來令人覺得媒體都是無腦來的。作者是否應反思自己在多大程度上為兇手做了推廣和宣傳呢?
赞楼上zengzihao的批评,确实这篇文章写的挺有见地,但也有着很大的缺陷。另外我不同意说中国会因为反抗当局统治出现大范围模仿作案。现在大家普遍批判的焦点明明是国人的麻木和事不关己,怎么又成了受极端分子启发揭竿而起了??西方对社会的控制程度真的能跟中国比???现在中国发生的个人袭击案件基本上都是泄愤而已,反的是自己个人的不公不满,像新西兰凶手这样深思熟虑布局的思维,真看不出来。给右派提供思想武器更是无稽之谈,言下之意维权的民众也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咯?也未免太为统治者着想了吧!同时我觉得中文社交网络上的凶手叫好声,有着很深的社会土壤,比如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这也不是禁止讨论凶手就能解决的,原因结果别弄反了。
国外我不清楚也不关心,我只觉得:政府在新疆的做法不会有好的结果,集中营似的强压手段会让众多维吾尔族人恐惧、沉寂,似乎一片太平,但与此同时,愤懑甚至仇恨的种子也会种下。等着吧,将来一定不太平!
这篇文章引人深思。特别对于中文世界的见解。这引发了我的恐惧。
如果这种模式是可复制的(Meme+极端暴力+互联网),那在大陆复制,将会是非常恐怖的事情。所有人都可以通过这个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抗争与思想。
例如假疫苗,化工污染,官僚主义等等。
白人与伊斯兰的争端算什么?这种级别的在国内多的是。
对于新西兰事件在国内没有禁止,是非常不好的,如果站在“噢西方真不好”的角度去说,结果反而为右派分子去提供方法论来复制,那国内将会是地狱。
如果是当局,应该全面禁止凶手这种思想的传播,更需要禁止像这篇这种分析方法论的文章。
本文将两个凶手描绘得机智,老道,深思熟虑,看完叫人打心底佩服,不知是否为作者原意?实际上,新西兰绝大部分媒体都没有陷入文中所谓“全套”,更没有对其“宣言”进行不加批判的引用和复述,近两日甚至不再提及其姓名,就是在最大程度地防止凶手的极端思想进一步蔓延。本文却将凶手“宣言”包装得精致而高深,渲染出一种凶手已经大获全胜,各国对此一筹莫展的悲观气氛。其实无论本意是要批判,还是要深度剖析,还是要引发讨论,最忌讳的是写得没有温度,仿佛机器在分析数据,得出一个个冷冰冰的计算结果。而事实上新西兰事后的种种反应,尤其是群众自发的各种活动,都让我们看到了人民的智慧,和对社会团结的坚决维护。希望能够有更多学者,能够在深入挖掘凶手内心世界,感叹他多么聪明的同时,也能用同样的激情,担起在向公众发言时,应该具备的,进行正向引导的责任。
是否可把兇手名字隱去呢? 以尊重紐西蘭的官方定調。
所以老大哥才是未来?难以苟同。
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