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28日，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斯鲁拉（Hassan Nasrallah）在以色列空袭中被炸死。此举给了试图斡旋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紧张形势的国际各方当头一棒。
就在空袭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还在美国参加联合国会议。同时，国际各方都批评以色列从9月20日开始对黎巴嫩的轰炸造成了大量平民伤亡，尤其是其中有许多妇女和儿童。
然而，内塔尼亚胡提前回国后，发表视频讲话，宣称以色列将要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彻底改变中东的秩序：“无论是在伊朗还是中东，没有什么地方是以色列去不到的。”而与此同时，不但组织遭到重创的真主党没有形成任何有效回击，连伊朗也没有后续跟进。继而，以军在10月1日直接宣布对黎巴嫩展开地面入侵，时间点甚至早于美国预期。
内塔尼亚胡通过黎巴嫩的行动释放出了一个强烈信号——以色列已经牢牢掌握了地区局势的主动权。
事实上，自从2023年10月7日遭到哈马斯突袭后，以色列在之后的行动中多次主动升级局势，屡屡突破国际社会预期。
2024年9月10日开始，以色列国防部长宣布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任务即将完成，战略重心开始转向北部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并在国际反对声中不断升级局势。以色列不但先无视了美国和法国牵头、多个国家提出的21天停火协议，还直接打击了真主党总部，并且在炸死纳斯鲁拉之后放出消息：已经准备好对黎巴嫩发动地面军事行动。
而现在的问题是：以色列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对已经十分脆弱的国际秩序，还会有什么影响？
以色列的内部政治驱动战争螺旋？
以色列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间点升级对黎巴嫩的行动？ 一些人认为以色列旨在在北部建立缓冲区。但实际上，这既不符合内塔尼亚胡“改变中东”的官方表述，也忽略了现实——真主党早在去年就开始和以色列小规模交火，而以色列直到今年7月之后才开始准备打击真主党。
更为合理的解释则是：加沙方面的军事行动已经进入尾声，而以色列内政死结难解，内塔尼亚胡要以战争换取时间。
内塔尼亚胡多年以右翼路线执政，在数次危机中屹立不倒，可以说是依靠两方面的手段：一面用以色列军警镇压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社群，煽动民间的恐惧和对立情绪；另一边则是靠犹太教极端正统派以及支持对阿拉伯人进行全面驱逐的极右党派作为政治联盟的压舱石。
但从2018年开始，当时已经连续执政10年的内塔尼亚胡陷入腐败丑闻，右翼联盟出现分裂，以色列政治陷入动荡，政府多次倒台又重新选举。内塔尼亚胡为了自保，最后在2022年选举后依靠极右翼和极端保守的犹太教党派组建了以色列史上“最右”的政府，并在2023年开始强行推行司法改革，削弱司法独立，限制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力——这一举措不仅是要方便内塔尼亚胡任命政治盟友为大法官，避免自己遭遇牢狱之灾，还旨在帮助极右翼和所谓正统犹太教势力削弱以色列的世俗主义机构制约， 以保证日后通过更多利于极端派的立法，特别是对被称为“哈雷迪犹太教”（Haredi Judaism）的正统犹太教徒征兵问题。
征兵豁免权和司法改革问题，仍然是以色列内政的重大驱动力。
而这一问题，是内塔尼亚胡两手策略不可调和的矛盾。
以色列建国之初，哈雷迪犹太人以研究犹太教经典“妥拉”为职的名义，获得特殊安排，可以通过上犹太宗教学校（Yeshiva）推迟服役，直到超过服役年龄，实质上完全豁免兵役。 极端正统派几乎不参与就业，还享受政府补贴。 在以色列建国之初，这一人群只有数百人，而如今已经超过总人口十分之一。 这一比例还因极高的生育率而不断上升。 这一趋势继续下去，以色列经济将走向不可持续。同时，在全民不分性别都需要服兵役的以色列，极端正统派的宗教特权一直颇有争议，军方也认为豁免权不利于以军保持实力，各方争执不下。
2017年，以色列最高法院裁定极端正统派的兵役豁免权违宪，责令政府寻找解决方案后，内塔尼亚胡的两手策略无法继续，执政的利库德集团（Likud）才会走向分裂。当时代表军方立场的甘茨（Benny Gantz）正是因为反对立法保障豁免权，才走向反对内塔尼亚胡，成立后来国内的最大反对党蓝白联盟（Kaḥol Lavan）。现任国防部长加兰特（Yoav Gallant）同样曾因为反对司法改革而被内塔尼亚胡革职，只不过不久后，内塔尼亚胡迫于公众压力又让加兰特官复原职。
由于“司法政变”遭到全国抗议，而极右派的财政部长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Itamar Ben-Gvir）等人又不断挑衅阿拉伯社群，内塔尼亚胡已经骑虎难下，即便没有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日发动突袭，他也很可能会像以前一样，找其他机会激化巴以局势，通过军事行动转移国内注意力。
虽然10月7日哈马斯的袭击，让内塔尼亚胡作为强硬派的声望跌入谷底，但战争也给内塔尼亚胡再次“续命”。在组建战争内阁时，内塔尼亚胡得以和甘茨达成协议，保证新政府不通过任何与当时紧急局势无关的法律，将部分反对派纳入内阁，制衡斯莫特里奇和本-格维尔，而战争也成为拖延选举的绝佳借口。仿佛只要枪还在响，内塔尼亚胡就还能继续执政。
直到2024年，最高法院要求政府解决征兵问题的截止期限逐渐逼近，内塔尼亚胡不得不再次面对他的政治死穴——对外，他需要军队继续推进战争，对内，他需要安抚执政联盟中的极端保守派，内塔尼亚胡只能试图和稀泥。 2月，甘茨和另一有军方经历的内阁成员艾森科特（Sharon Eisenkot）提交了一份征募阿拉伯人和极端正统派的新征兵方法草案，不久后国防部长加兰特公开呼吁结束兵役豁免，直言军队需要人手：“这不是政治问题，而是数学问题”。
而内塔尼亚胡之后交出的征兵法仍然保留了豁免权，只是提出逐年提高征兵比例。 而这一折衷方案同时激怒了两方，代表反对党的甘茨和艾森科特在6月干脆退出战争内阁，而极端正统派们也认为遭到背叛，走上街头抗议，砸坏了代表极端保守派的住房部长伊扎克·戈德克诺普夫（Yitzhak Goldknopf）的车，宣称“宁死也不参军”。
需要指出的是，斯莫特里奇和本-格维尔并不赞成极端正统派的豁免权，而是认为全体犹太人都要参与建设犹太国家，本-格维尔还提出过要征招极端正统派进入警察部队，然而支持极端正统派的几个党派掌控了决定执政联盟生死的关键票数，也就把握了内塔尼亚胡的命门。 事实上，2014年内塔尼亚胡还曾经推动通过对极端正统派的征兵法案，但因为2015年选举需要极端正统派的支持，又放弃了实施这项法律。
在甘茨退出后，国防部长加兰特成为内阁中唯一的反对声音，和包括本-格维尔、斯莫特里奇在内的极右派系也有冲突。 他不仅公开反对征兵问题妥协方案，还指责内塔尼亚胡无法和哈马斯达成协议，交换以色列人质回家，更反对内塔尼亚胡和极右翼提出的占领加沙及控制加沙和埃及边境“费城走廊”的方案。 加兰特也支持扶持一个替代哈马斯的巴勒斯坦政府。
可以说，到今年9月，尽管加沙地带的轰炸仍然在持续，但是哈马斯力量已经严重削弱，战事烈度已经不足以让以色列国内忽视内塔尼亚胡长期拖延的内政问题，特别是还有101个人质至今仍没有回归。
大多数以色列媒体都相信，尽管除了极右派的部长们以外的社会各界都不赞成在战争时期更换国防部长，但是随着加沙战事烈度降低，加兰特迟早会被内塔尼亚胡开除，取而代之的会是吉迪恩·萨尔（Gideon Saar）。 萨尔是前利库德集团成员，在要求加入战争内阁被拒绝之后愤而退出利库德，之后多次寻求重新进入政府。
也就是说，内塔尼亚胡需要一个机会延续战争状态，重组政府，而加兰特也需要一个机会让自己能够留任，而他们的最好机会，就是对黎巴嫩的战争。
据以媒报道，加兰特等军方和情报部门负责人早在9月23日就已经初步完成了空袭纳斯鲁拉的计划，只是因为包括斯莫特里奇在内的几个部长反对，而推迟了实施，而内塔尼亚胡是在纽约的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前不久，才批准了这次袭击。
可以说，斯莫特里奇代表的极右复国主义势力很清楚，加兰特和内塔尼亚胡的地位都会随着这次袭击得到强化，而他则可能会失去在政府中的关键地位。
随着黎巴嫩战事开场，萨尔接替国防部长的愿景也落空。 他此后承认，他是因为黎巴嫩的战事升级才放弃接任国防部长的，不过，他仍然在9月30日以不管部部长身份加入了联合政府，并将支持保留极端保守派的征兵豁免权。 由于他的新党在议会中有4个席位，他的加入可以让内塔尼亚胡的执政联盟提高到68席，恰好能使内塔尼亚胡免受其他盟友的要挟。
但应该注意的是，加兰特、甘茨等人虽然和内塔尼亚胡相斗，但也是战争的积极推手。 站在军队一边也好，站在极端正统派一边也罢，这些都以控制巴勒斯坦为前提。 其中区别，更多在于一方更加强调神权，一方更加强调战争手段，而内塔尼亚胡则利用双方的斗争走钢丝，在混乱中寻求自保的机会。
就在黎巴嫩战事升级的当下，内塔尼亚胡政府也还在破坏司法机构，他试图干扰正常的最高法院院长任命过程，阻止自由派法官靠年资接任院长，而直接空降保守派法官。 但也正因为内塔尼亚胡的短期需求正在得到满足，以军之后在黎巴嫩南部的地面行动目标反而可能是相对有限的——对真主党在南部的部队和设施进行定点清除即可。
不过，黎巴嫩远比加沙大得多，得到伊朗长期支持的真主党也有比哈马斯要强得多的军事力量，在2006年就曾让以色列吃到一场败仗，而且真主党可以在有生力量遭到重大打击之前撤离边境地区，暂时让出缓冲区。
地面入侵之后的最大变量，在于以军是否会以完全摧毁真主党为目标，突破利塔尼河（Litani River）以北，并扩大对黎巴嫩全境轰炸的力度，甚至是直接在黎巴嫩边境建立占领区。 而这些，大概取决于以色列内政斗争的需求。
换句话说，黎巴嫩流离失所的数十万人，和几千平民的伤亡，也是以色列政客权力斗争的连带伤害。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入侵，并不是在耗尽外交手段之后到来的。事实上，也根本没有任何一方在积极推动外交解决方案。以色列国内政治斗争耗尽了“外交手段”之后，又一次转向通过战争攫取政治资本。内塔尼亚胡为了保住权位而笼络国内右翼势力，让以色列陷入了军事扩张和极端宗教势力此消彼长的螺旋。而目前看来，这些极端势力已经肆无忌惮，无论是宣称“饿死两百万加沙人也可以接受”的挑衅言论，还是真正的战争罪行，都始终没有得到惩罚。 他们反而可以以破坏地区稳定为代价，继续扩大国内政治影响。
伊朗的困境，是不能作为，还是不敢作为？
而如果要说到外部的制衡压力，一方面是国际社会通过国际法的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外部的军事压力，尤其是以色列的头号敌人——伊朗。
纳斯鲁拉被以色列炸死之后，伊朗方面会采取反击行动，进一步升级中东局势吗？
更可能的结果，是伊朗将继续置身事外，就像几个月前哈马斯领袖哈尼亚（Ismail Haniyeh）在德黑兰被刺杀之后，虽然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宣称要严厉惩罚以色列，实际上却迟迟没有反应。相比之下，4月伊朗报复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时，倒是用无人机和导弹向以色列发起了大规模袭击。
其中最关键的变化，在于伊朗新总统佩泽什基安（Masoud Pezeshkian）。佩泽什基安的主要竞选策略之一，就是主打外交牌。他提出要缓和伊朗的外部环境，所以他选择的执政盟友也是曾经代表伊朗谈判伊核协议的扎里夫（Mohammad Javad Zarif）。由于伊朗的大政方针始终受到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影响，而佩泽什基安在上台前后都强调会寻求共识，得到了最高领袖和强硬派的支持，因此他的外交方针也的确能反映伊朗高层态度的变化——今后会采取更务实的温和态度。
实际上，就在哈尼亚被刺杀前参加的总统就职典礼上，海湾合作委员会所有六个国家的高级官员都出席了，这很明显是阿拉伯世界和伊朗关系逐渐修复的迹象，只不过，这个信号因为刺杀事件而黯淡失色。而此后佩泽什基安在联合国的发言上继续强调“与世界的建设性互动”，提出要和西方开创“合作的新时代”，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制裁，改善伊朗人民的经济状况，为未来的协议铺平道路。
但同时，他也强调美国和以色列才是在中东制造麻烦的一方，伊朗无意继续升级局势。 在9月23日与美国记者举行圆桌会议时，佩泽什基安称，哈尼亚被刺后，伊朗曾经被西方告知不要做出回应，以免破坏近在咫尺的加沙和平协议，然而和平“从未到来”。
或许，伊朗高层内部已经达成了不惜牺牲外国代理人也要换取国际信任的默契。
佩泽什基安也在这次会议上表示：“我们不希望战争。 我们不想拥有任何国家的土地，也不寻求在任何地方造成破坏。” 他甚至提出，可以让伊朗和以色列达成相互裁军协议，我们准备放弃所有武器，前提是以色列也解除武装。而佩泽什基安政府的新外交部长阿拉格希（Abbas Araqchi）同样表示，真主党有能力保卫自己，表明伊朗不会卷入战争。
虽然新总统的这些主张在伊朗国内引起了强硬派的攻击，但事实上，伊朗的确在黎巴嫩战事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克制，拒绝了真主党直接打击以色列的要求，而哈梅内伊也没有因为佩泽什基安的不作为而向总统发难，说明这一态度至少是得到最高领袖默许的。
某种程度上来说，在伊朗按兵不动的前提下，以色列对真主党、胡塞武装等伊朗的外国代理组织的军事行动，都是对伊朗的挑衅。然而在佩泽什基安上台以后，伊朗保持了强大的战略定力，一直没有回应以色列。讽刺的是，佩泽什基安在纽约释放出强烈和平意愿的同时，以军正在不断轰炸黎巴嫩。 伊朗为什么突然成为了和平使者？ 是因为哈梅内伊在佩泽什基安的影响下也变“好人”了吗？
和以色列走向战争一样，这一变化背后同样有内政逻辑。
一方面，伊朗国内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高企不下，制裁下的“抵抗经济”难以为继，抗议示威此起彼伏，伊斯兰共和国摇摇欲坠，无力和以色列开打全面战争，而另一方面，要把复苏经济作为优先任务，已经逐渐成为伊朗朝野共识，而卷入战争只会干扰这一目标的实现。伊朗高层非常清楚，伊朗目前非但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击败以色列，反而可能引来美国干预，直接威胁伊斯兰共和国的存续。或许，伊朗高层内部甚至可能已经达成了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不惜牺牲外国代理人也要换取国际信任的默契。
既无心也无力进行外部干预的伊朗新外交策略，一方面暴露了以军单方面行动的责任，避免以色列以“自卫权”为由扩大打击面，但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放任了以军行动，从哈尼亚被炸死，到包括纳斯鲁拉在内的多名真主党高层被炸死，伊朗的代理人组织接二连三遭到严重打击。
须知，纳斯鲁拉是各国亲伊朗的什叶派民兵组织，也就是所谓的“抵抗轴心”的实质精神领袖，伊斯兰革命卫队也需要和他合作才能实现对各国组织的协调，在伊朗不会亲自参与的情况下，纳斯鲁拉的号召力至关重要。而失去纳斯卢拉后，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将不得不把重心放在重建地区组织上，无法直接投入战争。
10月1日夜晚，伊朗革命卫队向以色列发射了数十至上百枚导弹，作为对近来事件的集中报复。这一举动似有升级之意，但如果哈梅内伊和佩泽什基安的关系不出现大的变故，伊朗较大机率将继续在革命卫队及其外国代理组织的框架内保持和以色列的间接对抗，即便真主党和以色列直接交火，伊朗也不会有大规模的报复措施。伊斯兰革命卫队可能会协同伊拉克、叙利亚、也门等地的武装继续以导弹袭击的方式报复以色列，甚至是在以色列即将发起的的地面攻势中参与抵抗，但也仅限于此。
中东地缘政治大震，联合国还有用吗？
那么，国际社会还能通过国际法的压力迫使以色列降低战争烈度吗？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只要美国对以色列继续持放任态度，阻止外国惩罚以色列的极右翼政府，以色列的战争螺旋就无法停止。
尽管此前，包括总统拜登在内的美国民主党已经开始逐渐改变策略，试图弃车保帅，保以色列而不保内塔尼亚胡，比如今年3月甘茨曾私下和美国高层接触，但如今，内塔尼亚胡的权位随着战事升级越来越稳固。
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则更不可能帮亲伊朗的什叶派组织“出头”，卷入一场自己得不到实际利益的战争中，特别是以色列的另一长期对手沙特阿拉伯，尽管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宣布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是承认以色列的前提条件，冻结和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谈判，但沙特正在力图改善国际形象，对巴勒斯坦或黎巴嫩的支持都很难超过外交支持范畴。
只要美国对以色列继续持放任态度，以色列的战争螺旋就无法停止。
可以说，从奥巴马（Barack Obama）时期开始，美国在中东转向战略收缩，特别是拜登时期的“退出战略”，留下了巨大的权力真空，中东各国仍旧在试图重建地区安全局势，以色列的战略冒险则是这一过程的一部分。特朗普试图通过协调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达成互相承认的亚伯拉罕协议，给中东带来和平，方便美国撤出中东，但亚伯拉罕协议只消减了阿拉伯国家参与全面战争的意愿，而没有解决以色列运用战争机器攫取政治利益的内政矛盾。这一矛盾很快成为了该地区最大的不稳定因素。
甚至可以预言，到11月之后，由于以色列拖延许久的大法官任命程序将继续推进，司法改革矛盾或会重新激化，以色列的强硬派可能再一次升级局势。而到那时，以色列如果已经实现了对黎巴嫩边境的控制，或许会选择继续扩大打击面，向北进攻剩余的真主党势力，或者进一步打击叙利亚、伊拉克、也门，甚至是完全吞并约旦河西岸地区、驱逐境内阿拉伯人。 最坏情况下，又有上百万人将流离失所。
但这还不是最糟的——以色列的行动，已经成为了一个大家看在眼里的国际范例——只要手段够强硬，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主动发难时，国际社会就只能直接休克，无法降级局势。最糟的情况下，其他国家的强硬派也可以有样学样，二战后国际秩序将走向不可挽回的崩溃。
以色列的行动，实际上再次向国际社会证明了现行联合国制度的失能。
早在2006年的黎以冲突后，联合国安理会就已经通过1701号决议，要求真主党解除武装，以色列退出黎巴嫩南部边境，划定了两国临时边界，并扩大了联黎部队（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任务授权，维护两国边境安全。
但如今，尽管联黎部队共有来自48个国家的1万多名官兵，1701号决议却仍然形同废纸，无法约束真主党和以色列的敌对态势。当年创立联合国，特地是为了避免重蹈国际联盟的覆辙，规定联合国组织本身拥有维和实力，如今看来这样的实力远不足够。
尽管短期内，中东再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还不算太大，但如果国际社会不尽快提出一个新的维和框架，或者至少迫使中东冲突尽快降级，更大规模的战争在中东或者其他区域出现，或其他区域的战争快速升级，只会是时间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