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没有新闻：约旦河西岸的生与死

【编者按】刚刚过去的11月29日，是联合国的“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1947年的这一天，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在巴勒斯坦设立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但70年过去，在网上查找巴勒斯坦的地图，整个国家被分为两部份，一小块海岸边的，是长年被围的加沙地带，另一块大得多的，靠近和约旦边境的，是“约旦河西岸”，而这里的大部分土地，又事实上是以色列控制。“两国方案”今天显得愈发遥不可及，而在自己土地上没有自主权利的人民，又是如何在这里生活的？战地记者刘怡在今年走访了约旦河西岸，记录下高墙下的人的生存处境。

当隔离墙、检查站以及无休止的暴力活动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去区分“战争”与“和平”已然显得可笑。在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1929-2004，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领袖）去世15年之后，约旦河西岸成为了中东地区一个既不足以被视为国家、又无人会去吞并的特殊存在。

班克西（Banksy）在伯利恒隔离墙南面投资兴建的这家旅馆，相当戏谑地化用了老字号豪华酒店品牌华尔道夫（Waldorf）的谐音，唤作“以墙围之”（Walled Off）。前台提供的入住手册骄傲地宣称这“可能是全世界视野最差的一家旅馆”——所有10间客房的阳台都正对着3.6米外的混凝土隔离墙；在眺望到耶路撒冷的夜景之前，你的视线必须首先划过4到8米高的围墙、镶嵌其上的带电铁丝网以及外形犹如潜望镜一般的以色列国防军瞭望塔，并且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填满整个墙面的彩色涂鸦。前厅一角的一间暗室里端坐着一具与真人等大的英国绅士蜡像，主人公西装革履，右手紧握钢笔。访客们按动电钮，钢笔便会自动在面前的白纸上留下一个歪歪斜斜的英文签名：阿瑟·贝尔福（Arthur Balfour）。

和从未公开身份的街头艺术家班克西一样，贝尔福勋爵来自英国。1917年11月2日，他以战时内阁外交大臣的身份致信英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罗斯柴尔德男爵，代表英国政府承诺“赞成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民族之家，并会尽力促成此目标的实现”。蜡像手中的钢笔还原的，便是贝尔福在那封信函上的签名。一般认为，这份《贝尔福宣言》揭开了犹太人向巴勒斯坦地区大规模移民的序幕，并为随后以色列国的出现乃至中东地区一系列暴力冲突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班克西的围墙旅馆，正是为纪念《贝尔福宣言》发表100周年而兴建。在此之前，这位年轻艺术家在西岸创作了一系列以反战为主题的街头涂鸦形象，例如掷花示威者、穿防弹衣的和平鸽以及对以色列大兵搜身的小女孩，在欧美世界收获了相当高的知名度。旅馆的选址最终被确定在1996年建成的拉结墓隔离墙附近；长墙面向伯利恒市区的一侧，如今成为了全球来访者挥洒涂鸦兴致的俱乐部。

“你们把暴政的象征物弄得太像一件艺术品了”，我的阿拉伯司机艾哈迈德不禁抱怨。

作为围墙酒店的一名住客，理论上我已经身处巴勒斯坦国约旦河西岸省份伯利恒（Bethlehem）的首府，并且属于1993年《奥斯陆协定》规定的，完全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NA）管辖的“A类地区”。飘扬在隔离墙近侧的泛阿拉伯四色旗以及街头身着藏青色制服的警察都在明示：此地便是联合国大会第43/177号决议（1988年）确认为合法的那个“巴勒斯坦国”，是阿拉法特和著名知识分子爱德华·萨义德的故乡。

然而这种以历史文献为凭据的结论，每时每刻都在遭受另一些更直观的视觉符号的挑衅——当我从伯利恒乘坐出租汽车返回耶路撒冷时，会发现就在围墙酒店北方1.2公里处，混凝土防爆墙上开出了一个四车道的口子，顶端悬挂着一块醒目的彩钢标志牌，上面写着：“以色列旅游部欢迎你”。而从耶路撒冷进入伯利恒的旅客却看不到任何宣示国别特性的符号。同样，持以色列签证进入巴勒斯坦领土的外国游客不会受到任何边境管理人员或者海关官员的盘问。你可以游遍整个西岸地区，却丝毫感受不到自己已经身处以色列国境之外，仿佛巴勒斯坦国并不存在。

从约旦西部跨越艾伦比桥进入巴勒斯坦领土的感受是独一无二的。在大桥东边，侯赛因口岸的约旦官员给你的护照盖上出境章，远远看着你登上过境大巴车。但当汽车行驶到大桥中央时，你的视线中突然出现了蓝白相间的以色列国旗——根据1994年约以两国签署的和平协议，经太巴列湖（加利利海）注入死海的约旦河航道中线构成了两国的北段国境线。尽管这条边界超过3/4的部分和巴勒斯坦国的东段国境线重合，但双方都认为“这一状况并不影响约以之间的划界”。于是，在从未获得巴勒斯坦人许可的情况下，以色列国防军接管了毗邻约旦的整条边境线以及所有出入口岸。在艾伦比桥西面迎接你的是礼貌但充满警惕的以色列安全官，警用装甲车顶部的活动机枪塔在路障背后探头探脑：只有拿到以色列入境卡，你才能踏上西岸的土地。

假使你选择取道1号高速公路，由边境口岸直趋被以巴两国同样奉为首都的耶路撒冷，感受只怕会更加微妙。这是一条专供以色列车辆使用的六车道全封闭公路，全长94公里，铁丝护栏以及间或闪现的集装箱检查站（用多个集装箱箱体改造而成）明白地宣示了它的所有权归属。尽管公路的边境区段靠近巴勒斯坦城市杰利科（Jericho），但围栏和隔离墙小心地确保了彼此疑惧的人们永远不会发生接触；沿途视线所及的只有被隔离墙团团包围住的犹太人定居点。只有在穿越山区的路段，你才能观察到本地巴勒斯坦人使用的乡间公路——它们与1号公路基本平行，但地基矮了整整一截，宽度通常不超过四车道，时不时会有牛群穿过。一个巴勒斯坦人只有仰起脖颈、让视线越过铁丝网和路基，才能观察到从头顶上方呼啸而过的以色列车辆，一如他们仰望一墙之隔的犹太人定居点。

距离《贝尔福宣言》公布已经过去了102年，“什么是巴勒斯坦”（What is Palestine?）依旧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从公元1世纪到1948年，巴勒斯坦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分享这片地中海东岸的贫瘠土地，也一同充当从罗马人到英帝国的一系列外来征服者的子民。1948年之后的40多年里，巴勒斯坦是一个“待建立”的国家：联合国大会的分治决议赋予了本地阿拉伯人建立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权利，但供其建国的领土，要么处在邻国埃及和约旦的控制之下，要么已经被以色列军队占领。人们把1948和1967年战争期间逃往异国他乡的500多万本地人及其后代称为“巴勒斯坦难民”——严格说来，他们仅仅是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但以色列作为确凿无疑的犹太民族国家的存在，使得这一地区的非犹太人只能把巴勒斯坦这个含混不清的概念作为自己的民族标签。而在1993到1995年的两份《奥斯陆协定》生效之后，巴勒斯坦成为了一个“临时”国家。在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以色列的外交承认的同时，它也被迫将一切“现状”（status quo）——隔离墙和被剥夺的边境线，犹太人定居点和以色列车辆专属公路，不定期出现的以色列安全部队——一并收下。有时你不禁要惊叹人类在政治活动中的想像力：一切违背常识的现象，最终都被心照不宣地默认了。

卡兰迪亚

“去拉姆安拉？经过卡兰迪亚？现在？”在耶路撒冷老城北侧的大马士革门，艾哈迈德一连问了我三遍。

开着一辆漂亮的E220的艾哈迈德，是少数能直接把我从耶路撒冷带进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司机之一。他有三张王牌：以色列公民身份；阿拉伯裔属性；可以在约旦河西岸行驶的跨国出租车牌照。当然，收费标准也要比那些无法离开耶路撒冷市界的司机高得多。“外国游客更愿意去南面的伯利恒。一来大部分欧美基督徒都对耶稣出生的马槽和主诞教堂更感兴趣，二来通往伯利恒的公路不必经过卡兰迪亚检查站”，艾哈迈德一边开车一边和我闲聊，“要知道，没人能预估通过卡兰迪亚的时间。可能是5分钟，也可能是6、7个小时，完全看运气。说真的，拉姆安拉有什么了不得的奇景，值得你花上这么一笔钱”？

每一个曾经往返于约旦河西岸和耶路撒冷之间的巴勒斯坦人，都会用复杂的语气提到这个地名：卡兰迪亚（Kalandia）。巴以关系中一切光怪陆离的因素，在卡兰迪亚都能找到投射。准确地说，卡兰迪亚是耶路撒冷和西岸之间最大的过境口岸，修筑在已经停飞19年的阿塔罗特机场南面。连结东耶路撒冷与拉姆安拉的北上公路，在这里被8米高的防爆墙截断。横亘在防爆墙中央的是一间巨大的铁皮安检屋，所有交通工具的乘客需要提前下车，步行通过安检屋、出示有效的旅行证件，随后才能在防爆墙另一侧和分开检查的车辆会合。

准确地说，这间外观酷似地铁站的安检屋是由几十个6米长、2米高、1米宽的铁笼子焊接而成的；过境者们相互推挤着、在每个铁笼子里站成一列纵队，鱼贯向前通过顶端的闸口。自动闸机的样式类似地铁检票机，但通过时间更短，为的是不让潜在的爆炸物携带者快速穿越人群。闸口之外是一间类似篮球场的抽检屋，端坐在防弹玻璃背后的安全官会通过扩音器随机召唤候检的人群，以三人为一组走向近侧，依次通过金属检测仪。引发警报器蜂鸣的金属制品会被要求当场取下，贴着玻璃接受安全官的端详，直至被确认并无危险性。自始至终，没有任何一个以色列士兵会和通关者发生肢体接触：他们永远隐身在安检屋的玻璃之后。

“外国人不必接受抽检”，我脑袋斜上方的扬声器里传来一个干涩的声音，“向前走吧，别停下来”。

十月战争（1973年）爆发纪念日的这个中午，我只花了不到15分钟就得以通过卡兰迪亚，在防爆墙另一面的停车场与艾哈迈德会合。但短短的15分钟，已经足够让我理解那些巴勒斯坦人复杂语气里的真正内涵。

卡兰迪亚的“安检”本质上是一种规训——频繁穿越那间铁皮屋的绝大部分是定居在约旦河西岸、但在东耶路撒冷工作或上学的巴勒斯坦公民。狭窄的铁笼、旋转着的摄像头以及在防弹玻璃背后发号施令的以色列安全官每时每刻都在向他们传递这样的信息：由于身为“恐怖分子”的同胞，他们是有原罪的，无孔不入的监视和暴力羞辱正是对巴勒斯坦人这一天然身份属性的惩罚。无人关心这种带有表演色彩的羞辱会给那些巴勒斯坦平民带来多大不便：他们每天一早需要提前至少两小时出门，而且还要祈祷不会被哪个安全官无故刁难。

卡兰迪亚检查站修筑在1995年《第二期奥斯陆协定》划定的“C类地区”领土之上。就整体而言，西岸总面积的63%都属于C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不得在当地设立常驻机关，不得派驻武装力量，仅负责向该地区大约30万阿拉伯裔居民提供有限的医疗和教育服务。以色列政府和国防军才是C区真正的统治者，他们不仅有权管理居住在该地区的巴勒斯坦公民，还负责保卫38.6万在当地建立了定居城市和集体农庄的犹太移民（此举被《日内瓦公约》视为不合法）。

包括纳布卢斯和拉姆安拉在内的8座主要城市被划为“A类地区”，由巴勒斯坦政府直接管理，可以进驻巴勒斯坦安全部队，其面积仅占西岸的18%。另有数十块星罗棋布的乡村地带被划为“B类地区”，巴方可以派驻民事管理机构，但不得部署军警。A区和B区所有的人口稠密地带周边都被设置了由以色列军队把守的隔离带，使其彼此不相连。换句话说，不是西岸地区存在一个巴勒斯坦国，而是以色列“仁慈”地允许275万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的占领区建立了一系列支离破碎的定居点。

作为这个名不副实的“巴勒斯坦国”的西大门，卡兰迪亚拥有它独特的生态系统。铁皮安检屋的东北方是已经永久化了的卡兰迪亚难民营，历史可以追溯到1949年，如今常住居民依然超过1万人。由于巴勒斯坦牌照的私家车无法穿越口岸进入耶路撒冷，非阿拉伯裔的以色列司机也无法进入西岸，难民营的住户们现在运营起了巴勒斯坦领土上规模最大的汽车维修和保养事业。紧邻安检大厅的两个交通转盘已经变成了露天修车场，满手机油的阿拉伯工人衔着喝茶用的纸杯在车辆间穿行。妇女、老人和儿童呆呆地站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两旁，等待开往拉姆安拉、杰利科和纳布卢斯的公交车。嘴叼烟卷、裹着阿拉伯头巾的小贩推着平板车在他们之间穿行，推销着主妇们可能感兴趣的一切：拌好的鹰嘴豆泥和番茄沙拉，口香糖，廉价床单……

艾哈迈德吆喝着把我叫上汽车。对这个已经相当以色列化的阿拉伯人来说，卡兰迪亚的形而上意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天我们的运气好得出奇，不必在这个地狱耽搁太多时间。

汽车匆匆折向北上的公路，我注意到路旁隔离墙上的涂鸦主题发生了变化——以色列人也会给他们那一侧的墙体涂上彩色，在8米高的水泥预制板上描绘出大卫王圣殿、橄榄山以及《出埃及记》中的情景。而西岸这一侧的涂鸦是完全写实主义的，它们包括阿拉法特和阿巴斯的头像，向以色列直升机射击的机枪手，以及铁丝网背后探头张望的儿童。卡兰迪亚不需要幻想：那里的人们从每天睁开眼睛的第一分钟起，就生活在热度灼人并且无处躲藏的现实中。

墓碑与监狱

亚西尔·阿拉法特（Yasser Arafat）的白色大理石墓碑孤独地竖立在拉姆安拉（Ramallah）城北的一座土丘上。严格来说，这里如今是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总部和巴勒斯坦总统府的一部分，当地人叫它“穆卡塔”（Mukata’a），即阿拉伯语中的“机构”。从2002年3月到2004年10月，年逾古稀的阿拉法特曾经被以色列军队围困在穆卡塔大院内将近30个月之久，直到他最终被获准送往巴黎的一家法国医院。2004年11月11日，阿拉法特在法国病逝。这位全世界最著名的巴勒斯坦人生前曾希望自己能在耶路撒冷入土，但被以色列政府拒绝。于是，2007年11月，他被埋进了穆卡塔大院内的这座临时墓穴，以待有朝一日能迁葬回圣城。

24岁的导览员巴西尔带我走进阿拉法特生前使用过的办公室。作为墓地的附属建筑，总统府向东伸出的裙楼一角如今被辟作阿拉法特纪念馆，其中除去宽大敞亮的生平陈列室外，还以精细的考证复原了这位前领导人在30个月围困期间使用过的办公室、会客间和小卧房。不过在这个秋日的午后，除去巴西尔和我，只有两名美国游客缓缓穿行于其中。“老实说，童年时代我对阿拉法特谈不上有多深的印象”，出生于1995年的巴西尔承认，“是那次30个月的围困，让阿拉法特由一个仅仅存在于宣传画和电视屏幕上的符号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人。我开始意识到，即使身为巴勒斯坦人的最高领袖，和我们这些土生土长的拉姆安拉人也没有任何区别，都不过是西岸这个大监狱中的一名囚徒”。从那时起，阿拉法特作为巴勒斯坦人象征的身份被接纳了。

阿拉法特需要这种接纳。对生活在地理意义上的巴勒斯坦地区的阿拉伯人来说，“阿布·阿马尔”（阿拉法特在巴解组织中的化名）基本上是个外国人。他出生在开罗，有埃及血统，很早就把自己的全名改成了埃及人的样式。1994年之前，他在埃及、科威特、叙利亚、约旦、黎巴嫩、突尼斯甚至乌干达都生活过，但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满打满算也只待了5年。他领导的激进抵抗团体“法塔赫”（Fatah）以及政党同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从埃及、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难民营中招募成员，长期在中东以及北非流亡，更在意外国政府而不是被占领地区巴勒斯坦人的承认。人们从以色列政府的公告中知晓有这么一号人物的存在——身着卡其色军装，戴着方格头巾和墨镜，乘坐飞机在全世界来来往往，永远在打败仗。当阿拉法特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表态支持萨达姆·侯赛因以后，他甚至遭到了大半个阿拉伯世界的孤立，财源枯竭、进退维谷。

对生活在地中海海岸线与约旦河之间的700多万阿拉伯裔居民来说，他们真正熟悉的抵抗者形象是以对趋向日常化的占领状态的拒斥，而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正是这个在地抵抗者群体的新组织“哈马斯”（Hamas，其前身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加沙分支）在1987年12月发动了第一次“因提法达”（Intifada，“挣脱”、“起义”），以罢工、拒绝纳税、破坏公共设施等方式宣泄对占领者的仇恨。在长达5年又9个月的“因提法达”期间，有277名以色列士兵和平民被杀，巴勒斯坦人的死亡总数则高达1962人。它的出现并不足以颠覆以色列对约旦河西岸以及加沙地带的占领，却能将这种占领的成本抬升到令特拉维夫当局难以容忍的程度。也是在第一次“因提法达”期间，诞生了迄今为止巴勒斯坦民族主义者最深入人心的外部形象——向以色列坦克投掷石块的少年，取得了惊人的宣传效果。

投石少年取代阿拉法特的头巾成为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的象征，意味着巴解组织和“法塔赫”有遭遇边缘化的危险。一定程度上正是出于对这种危险的警惕，阿拉法特在1993年力排众议促成了“两国方案”和《奥斯陆协定》的问世。这位居住在突尼斯的老战士接受了一项权宜之计：既然在短期之内已无可能将犹太人从“（约旦）河（地中）海之间”驱逐出去，那么不如先尝试建立一个仅仅存在于西岸地区和加沙的巴勒斯坦国实体，并以巴解组织为基干组织临时政府。1994年，他终于回到久违的巴勒斯坦领土上，一个有效期为5年的自治机关——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随即建立起来，行使着对加沙和西岸A、B两类地区的管理。穆卡塔的白色总统官邸也矗立了起来：仿佛一句谶言，它的前身其实是英国委任统治当局最臭名昭著的军事监狱。

按照两期《奥斯陆协定》的安排，当5年过渡期在1999年春天迎来结束之时，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将转为长期化，同时巴以双方将签署全面和平协议来解决彼此在领土、驻军和边界问题上的遗留事宜。

但这一天永远不曾到来：以色列巴拉克政府在2000年夏天的戴维营峰会上提出将西岸73%的领土和整个加沙地带完全移交给巴勒斯坦当局；但作为交换，巴方需要接受犹太人定居者在西岸17%的领土上的存在，并永远放弃在东耶路撒冷建都的计划——这一点，巴勒斯坦人很难接受。

随著沙龙（Ariel Sharon）上台，阿拉法特试图主动发起第二次“因提法达”，试图制造压力让沙龙回到谈判桌——这一回，民族权力机构熟练地运用起了它的竞争者哈马斯曾经使用过的那种战术。从2000年9月底到2005年元旦，共有大约1000名以色列士兵和平民被起义者打死，巴勒斯坦则死亡超过3200人。它给巴以局势留下了三项影响深远的遗产：日常化的火箭弹袭击，西岸隔离墙的出现，以及以色列右翼“利库德”集团执政长期化。不会再有新的协议了。

阿拉法特在第二次“因提法达”期间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岁月。穆卡塔在事实上成为了禁锢这位巴勒斯坦领导人的监狱——被推土机挖破的院墙外逡巡着以色列军队的坦克；裙楼内小小的会客室里，巴勒斯坦总统依然正襟危坐在书桌前，通过摄像机镜头向全世界发出自己尚未屈服的信号。他的办公室一角挂着两张照片：大一点的是耶路撒冷的圆顶清真寺，小一点的是投石攻击以色列坦克的巴勒斯坦少年。他就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年：自从1949年被迫撤出被围困的加沙以来，他还从未在巴勒斯坦领土上生活过这么长时间。

不会有第二个阿拉法特把700多万巴勒斯坦人连接在一起了。在他身故之后，法塔赫和哈马斯之间的分歧迅速发展为宗派斗争，最终造成了一场小小的内战。从2007年起，哈马斯在事实上控制了加沙地带的全部权力；法塔赫则在没有经过充分授权的情况下统治着约旦河西岸。讽刺的是，法塔赫领导人、巴勒斯坦国第二任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依然需要阿拉法特的亡灵来支撑自己所剩无几的合法性。拉姆安拉的阿拉法特墓最终成为巴勒斯坦总统府的永久组成部分，继续禁锢着这位独一无二的传奇人物。

活着或死去

西岸并不是一个荒凉萧条的所在：事实上，依托旅游业、采石和食品加工，这里的经济状况甚至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根据巴勒斯坦规划部发布的数据，西岸地区的GDP规模自2002年以来累计已经增长了400%，年均GDP增速长期维持在5%以上，位居全球前1/4之列。在伯利恒这样的旅游目的地，单日价格超过160美元的高档度假酒店比比皆是；拉姆安拉的三家肯德基炸鸡店里挤满了排队用餐的老老少少，而那里的套餐价格比北京要贵一倍。早在2014年，这里的人均预期寿命（73.4岁）就超过了安全状况远为稳定的约旦和土耳其；排除依旧没有自己的货币这一项，西岸地区的居民正处在前所未见的繁荣景象中。

“不要相信你的眼睛看到的一切”，塔希尔的语气很冷峻：这个希伯伦大学数学系的大三学生常年带着一副愤世嫉俗的表情。“法塔赫不愿把国际社会援助的资金交给哈马斯去使用，因此宁可浪费也要把它们抛洒在西岸。看到路边那些无所事事的年轻人了吧？这里每5个人中就有一人找不到工作，但他们依旧有收入。政府设立了成千上万个毫无意义的临时岗位，什么统计员、安全协调员、辅助交通管理员，为的是能有理由把每年十几亿美元的援助款项花完。我哥哥只是个司机，但他也有两项政府兼职，每个月可以领到200美元”。

某种意义上，今天的西岸更近似耶路撒冷的一块经济殖民地。由于没有法律意义上的边境，所有进出这里的商品都要通过以色列海关申报和扣税，所得款项由以色列财政部统一清算后移交给巴勒斯坦政府。

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估算，西岸地区巴勒斯坦政府每月的税收收入约在2亿美元左右，其中大约1.5亿是以色列方面移交的；换言之，若无以色列当局的配合，巴勒斯坦政府将立即陷入破产状态。由于本地就业岗位不足，超过10万名西岸居民实际上直接受雇于以色列人；他们中有一半人几乎每天都会穿越卡兰迪亚检查站，前往耶路撒冷、特拉维夫和海法打工；另外半数则受雇于高墙背后的犹太人定居点。一般来说，跨境工作的收入比留在本地至少要高3倍以上。西岸地区仅有的高科技企业——通信公司、软件外包服务行以及金融初创公司，要么直接承接以色列企业的订单，要么从以色列获得早期投资，如同以色列经济的一根尾巴。

但有形的隔离墙时时在提醒着你：占领和压迫从未自这里消失，相反它变得更加稳固了。这堵计划修建里程超过708公里的“西岸隔离墙”目前已经完工了大约500公里；它沿着西岸地区的西段边界，在空间上将巴勒斯坦控制区完全包围了起来。巴勒斯坦人心目中的首都东耶路撒冷被留在了隔离墙西面，以色列政府已经心安理得地认为它属于自身首都的固有组成部分；盘踞在C区的犹太人定居点也被包裹在了长墙之内，它们现在属于一个防御体系的有效组成部分。按照以色列政府的说法，隔离墙的问世有效阻止了自杀式炸弹袭击和新的“因提法达”的出现；但它们原本也很难再发生，因为法塔赫当局已经同意提供“安全协助”。

“我恨内塔尼亚胡（以色列总理），也同样不喜欢阿巴斯”，塔希尔的脸上几乎没有任何表情，“法塔赫在西岸的统治从来没有经过选举授权，今天的他们不过是以色列的代理人。哈马斯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在加沙隔三岔五地发射火箭弹，不过是为了独占对‘抵抗’这个词的使用权。一个真正独立、民主、廉洁的巴勒斯坦政府是不可能在事实上的占领状态下产生的。我们得到了‘两国方案’，但它不过是一个虚假的幻象”。

启程前往巴勒斯坦之前，我曾在北京与舍米·佩雷斯先生匆匆一晤。舍米的父亲是《奥斯陆协定》的筹划者之一——已故的以色列前总理西蒙·佩雷斯，他在提到父亲的这项不成功的遗产时，依然带着上世纪90年代初特有的那种乐观口气：“尽管协定最终宣告夭折，但阿拉法特和我父亲的信念始终是正确的。只有先造就一个和平共处的局面，才能逐渐缩小两个民族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而经济问题的解决将为政治上的和解铺平道路。”

我想，小佩雷斯先生大概没有体验过隔离墙和卡兰迪亚，也无法感受像塔希尔这样的年轻人那种时时傍身的羞辱感。临别之际，这个巴勒斯坦大学生突然叹了一口气：“悲哀的是，在巴勒斯坦，人们需要绞尽脑汁才能说服自己活下去，却可以轻易地找到说服自己去死的理由。”他指了指隔离墙上画着的以色列坦克——“石头摧毁不了它们。但当我万念俱灰时，至少可以欺骗自己：我是作为骄傲的抵抗者死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