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白杰明：时代的回旋——“未来之后”的中国何去何从？

【编者按】本文是澳大利亚汉学家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今年年初为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所作系列长文《我们当下的恐惧与期待》《哪有先生不说话》《中国不是一个红色帝国》的评论文章。端传媒经作者授权，全文翻译（有微幅删节），以飨读者。

“要超越乌托邦主义，反乌托邦甚或后乌托邦都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恢复对未来的爱，不是将它作为‘应许之国’，而是一种承诺的状态，一种绝无命定成分的期待。”

一、毛泽东和中国的春天

文化大革命为中国革命（倘若尚不能说世界革命的话）带来了一个新的开始、甚至是一个千禧年时刻。它的前提源于一个含混不清的战略，那就是为了保持革命势头和热情，每隔七八年就要发动一场类似运动。

文化大革命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时代景观下展开，它的核心是对最近历史的的激烈否定。坚持对现在的关注，其出发点是为了守护未来。斗争始终存在，尚未定型的现状受到来自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持久威胁。当局宣称，这种敌对势力的邪恶意图是要“开历史的倒车”，阻止“革命的火车头”驶向理想未来。这种颠覆现状、扼杀未来的卑劣企图，只能被革命领袖毛泽东所挫败，他是革命群众的导师和带路人。他高瞻远瞩、具有历史洞察力，扮演重要角色，他的寿命也因此对革命事业的成功至关重要。当他开玩笑说自己有一天要“去见马克思”，他的拥趸则小心翼翼地称他的去世尚在“百年以后”。举国上下，人们以“万寿无疆”的传统祝福向他致敬。

在文化大革命早期，甚至有人寄希望于所谓的科学奇迹，其中之一是想用年轻人的生命来为领导人延年益寿，哪怕是用一年来换一分钟。革命事业就这样与其领导者的生命联系起来。1976年9月9日，随着毛泽东的逝世，文化大革命也被视为寿终正寝。

我在1974年来到中国时，至少从政治的标注方式来看，时代已经变得同我此前习惯的节奏不同。

我在1974年来到中国时，至少从政治的标注方式来看，时代已经变得同我此前习惯的节奏不同。此前两年，澳大利亚工党凭借口号“是时候了（It’s time）”而上台。惠特拉姆（Gough Whitlam）总理的左翼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迅速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于那些认为澳大利亚在数十年间相对停滞的人来说，时代似乎突然加速；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和别处已经发生的事一样，世界天翻地覆。人们觉得，这一次，国家似乎正在与时俱进——如果不是说走到了时间前头的话。

对于这个在文化大革命晚期、我作为外国留学生邂逅的中国，时代有不同的起算点。尽管正式的中国20世纪政治史始于1911年辛亥革命，新历法也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定为元年；但在1970年代的中共宣传中，也有其他的革命原点。其中有1917年，那一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有1921年，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还有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新中国”拉开帷幕；以及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

这些革命起源时刻，每一个都标志着一个历史性开端。同时，还有一个更直接的、由政治运动标定的时间框架。我和其他的外国留学生，是在“批林批孔运动”期间抵达中国的。我后来明白，“运动时间”（或者说是政治清洗日程）用一种独特方式标记着每个人的私人生活。但在公共领域，政治运动的节奏——或者所谓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定义了时间本身。当然，年复一年、四季交替，即便在最为革命的时期，《人民日报》的报头仍然根据旧时农历标注着“节气”。但是在公共领域，时间是通过政治上的喧嚣来标记的，这些喧嚣旨在批判无处不在、构成持久威胁的敌人、以及既不可预见又严峻的修正主义和历史倒退的危险；资产阶级思想的威胁潜伏在每个人身上。

“运动时间”（或者说是政治清洗日程）用一种独特方式标记着每个人的私人生活。但在公共领域，政治运动的节奏——或者所谓的“阶级斗争新动向”——定义了时间本身。

从1910年代的革命开始，一些思想家就提及“化”（becoming）的概念，“化”凝结了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既面向未来，也是对过去和现在的调和。但是在许多作家、思想家和活动人士眼中，中国一直被描绘成“落后”的国家。在一场追求现代、强大和富足的竞赛中，这个国家已经“落后”或者“落伍”了。此后，毛泽东也发出警告，如果进度不如人意，中国可能会被“开除球籍”。而在1950年代后期的大跃进运动中，中国喊出的口号正是“超英赶美”，直到今天，这个措辞也仍然被用来指称经济上的成功。的确，大跃进（以及其后）所使用的语言，将现在和未来混合在一起，事物变得“日新月异”。正如毛泽东1963年的这首诗所表达的：

多少事，

从来急；

天地转，

光阴迫。

一万年太久，

只争朝夕。

二、十年得失

随着我称之为文革“长版十年”（即从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到1978年三中全会）的告终，二十世纪积累而成的革命汹涌势头也被逆转。此前这一段历史，不再是在生产、国防、科研、教育、公共卫生和文化各条战线上高歌猛进、不断取得（代价高昂的）胜利的时代，而被视为一个迟缓、甚至停滞的时代。的确，当时有运动层出不穷，却鲜有进展；活动名目繁多，却难有改变。

1981年，中共正式定性称，整个文革是混乱和虚度的时期。媒体将其称之为“十年空白”，仿佛一旦此前的党国政策被否定，这些年间发生在国家、地方和个人层面上的林林总总，就全部归于无效一样。政治上误入歧途，意味着整个国家在努力“追赶”发达工业国家的过程中白白浪费关键的若干年。许多人在谈到自己人生际遇时都愤愤不平，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或者被迫卷入无意义的政治斗争而“被耽误了”。

作家谌容曾发表一个名为《减去十岁》的故事，反映出“虚度光阴”的这一代普通人（公务员尤甚）的怨恨情绪。在喜剧性的笔调中，一个传言四处扩散，说政府准备下发一个文件，考虑到文革当中每人生命中都失去了十年，所以现在给大家补上十岁。即将退休的干部们彼此祝贺，并且让家里人花上一大笔钱买家具，庆祝新生命即将开始。饱受挫折的科学家发现有机会为国家做出真正的贡献；满怀梦想却没受过什么教育的一位女性相信自己可以把失去的时间弥补回来。然而，当中老年人为这种补偿庆幸的时候，年轻人却恐慌不已，认为前辈重获新生，不仅会剥夺自己的现在，也会让未来前景受挫。这个故事最终以公务员们热切地寻找这份“拨乱反正”的神秘文件而不得、所有人都陷入茫然而告终。

对于中共而言，毛式世界观（文革正是其最终极的表现形式）的崩溃，导致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年代的逐渐瓦解。

这是一个有趣的虚构故事，其中某个年龄段（以及社会阶层）的人，由于党对全体国民生命的规制而蒙受损失，可以得到年岁上的弥补。然而对于中共而言，毛式世界观（文革正是其最终极的表现形式）的崩溃，导致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年代的逐渐瓦解。时间从革命者的主宰下解放出来，在最近三十多年中获得了自身的一系列轨迹，反过来勾勒出画法与此前相当不同的时间地图。在民间领域中，一部分轨迹与现代中国官方宏观叙事相冲突；另一部分（通过其独特和复杂的形式）构成了平行的历史叙事——有时对比鲜明，有时相互补充。

三、直面历史

在1999年出版的《赤字》（In the Red）书末，我引用了俄罗斯哲学家米哈伊尔·爱泼斯坦（Mikhail Epstein）的作品，来探讨中国的“未来之后”。爱泼斯坦这样描述1990年代的俄罗斯：

“‘共产主义的未来’已经成为过去，而在我们曾经期待遇到未来的方向上，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过去’正在等着我们。”

换句话说，在那些追求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度里，关于未来的独特愿景，是通过消除资产阶级遗迹（在中国则是封建遗迹）来自我肯定的。历史文献、媒体、宣传工作者和党的领导人都声称，这是共产主义真理的召唤。那个消费主义、个人收益、私有财产的世界，以及与此相配套的法典、文化习俗和政治规则，都不可避免地被弃之于历史的垃圾堆。过去已死，它唯一的用处是作为博物馆陈列或者警世寓言。共产主义的光辉未来，不仅仅是一份承诺，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前景。

在那些追求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度里，关于未来的独特愿景，是通过消除资产阶级遗迹（在中国则是封建遗迹）来自我肯定的。

随着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这种未来观念陷于崩溃。正如爱波斯坦所观察到的，俄罗斯人（他们已不再是苏联人）面对着一个真正来自“未来之后”的世界。换句话说，他们从1990年代之后所面临的“现在”，是从共产主义承诺必将到来的未来，如今变成毫无意义的时代错置。与此同时，被长期严词批判的资本主义，却取而代之，成为新的未来。

然而在中国，出现了另一种现世把戏。国家社会主义的“传统”愿景濒于断裂，但原因不是政治上的崩溃，而是党所容许的经济改革。此前完美社会主义和遥远共产主义所许诺的未来，在前社会主义国家成为历史遗骸，但在中国只是一个国家发展规划，并未全盘声誉扫地（有些人会说它只是暂时靠边站）。官方话语披上一层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残余思维的外衣，但在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前，它对社会实践的影响充其量只是边缘性的。不管从任何意图或目的来看，作为社会主义以及党所领导的革命之承诺的“未来”，尽管在国家连篇累牍宣传的“现实”中存在，但实际上已经贬低到“过去”的位置。

因此，继“未来之后”出现的，是已经被批判了几十年的“过去”。在那个时代，整个国家都在（用1980年代的口号说）“补资本主义的课”，从而出现一种理论上的生硬粗糙。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名义下，所有形式的新自由主义改革都具有合理性。既然中国正在弥补此前失去的时间，那种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于是就扮演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角色。这种政策导致的后果，就是中国力图与全球化世界的每一个方面都进行“接轨”。

许多外国评论者和分析人士关注中国时，就好像它是一个等待发生的故事。在习近平时代的冲击发生之前，对他们而言，故事的标题已经写好，结局也已经注定。

我在别处曾经评论说，许多外国评论者和分析人士关注中国时，就好像它是一个等待发生的故事。在习近平时代的冲击发生之前，对他们而言，故事的标题已经写好，结局也已经注定。唯一缺失的部分就来自第一线的突发新闻事件、可以提供精妙细节的信息，这里加一笔当地色彩，那里涂一抹动人情感，当然还有些个人的不幸际遇，或者造就一个好故事必不可少的欲扬先抑的笔法。西方眼中的中国没有任何（其他）机会，它甚至几乎不曾拥有一个现在，而只拥有一个未来，如果你的媒体阅读只限于断章取义和头条标题俏皮话，那么中国的未来正是苏联和所有东欧国家的过去。这是二十世纪所有已经崩溃的威权主义一党制警察国家的未来。中国的明天，即是他们的昨天。夹在欧洲极权主义体制的悲惨历史命运、和中国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无法实现的未来之间，“现在”本身消失了，或者至多成为某种权宜分支，让历史宏大叙事显得更为可信。

对中国来说，它和苏东集团中冗余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同，并不处于一个时代接着另一个时代当中，而是处于一个“未来之后”的时代中。它仍然是一个共产党所统治的威权国家，党在名义上仍然信守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国家社会主义的全套装备——标志符号、会议、纪念日、措辞和“双重思想”——仍然处于这个国家政治语言的中心位置。官方话语中对于社会主义的预期未曾改变。共产主义的未来远景仍然被煞有介事地提及，即便已经没什么人拿它当真；从1921年建党开始的线性历史，经历社会冲突、战争和解放，势不可挡地绵延到当下，尽管它所标定的终点并不必然就是这条历史之线的尽头。

对于那些期待在2008年奥运之后，中国可以演变成为一个成熟且现代政体的人来说，爱泼斯坦这段话不无真意：

如今，共产主义的“未来”和社会主义的“现在”，都变成了我们真正的“过去”，我们的全部历史都同时向我们展开，与之同时而来的，还有二十世纪当中人性的各个历史积淀层。现在可能是混乱、不稳定和不真实的，但是我们终于掌握了过去，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过去掌握了我们。

吊诡的是，在中国，共产主义的“未来”与社会主义的“现在”，和其他的过去并存，着赋予了一种多元历史的独特景致。而在习近平的统治之下，这种景致将急剧变化。

四、“复归性”怀旧和“反思性”怀旧

尽管名义上还是马克思-列宁体制，但中国和西方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在过去三十年间（尤其是过去十年间）见证了许多复兴现象。此前被国家吞噬的整个时代都重新出现，并且在媒体、艺术和众多消费文化形式中被大肆庆祝。此外，地方性习俗、宗教仪式、语言、行为和历史在全国各地被纪念、复兴和重新筹划。一部分此类活动得到了国家的许可，而从1990年早期开始，国家公开鼓励地区认同的复兴；这类活动和经济繁荣以及市场贪欲紧密纠缠在一起；在许多情况下，个人或者集体的渴求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当然，类似的怀旧之风盛行，这是许多国家在日常生活和文化上的显著特征，其中即包括前东欧集团和苏联。泛言之，所有这些现象也都可以理解为，全球范围内，在民族主义和市场力量双重驱使下，曾经过时晦涩的一切事物都再度焕发生机。

全球范围内，在民族主义和市场力量双重驱使下，曾经过时晦涩的一切事物都再度焕发生机。

在中国，被政治意志所否认的切近历史，同此前年代的历史一道开始反击；它们一致要求当代中国为市场、以及人民所构想的图景留有一席之地。知识分子、文化新锐、意见领袖和言不由衷的党内人士都投入到一场针对中国历史、思想和文化的检视和重估之中。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争论中，有种回归过往的诉求，质疑“现在”是否能留存住某些“过去”的成份，并对“未来”能做出多少承诺。在一些人看来，所谓光明未来，不过是过去的瓦砾堆而已，其中某些碎片可以被挽救利用，作为某种“应当是”之物的材质，尽管这个“是”（be）被定位在“曾是”（was）之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声称的未来，被定位在过去，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竭力声称，那并不完美的过去（那些由于共产党人在1940和1950年代许诺的乌托邦未来受挫的往事）如今可以想像。

“未来之后”的中国将面临何种前景，对这一问题的构想使得许多思想者重新审视通向现代性的不同路径，包括导向不同的政治前景，即被王朝衰落、体制更迭、战争、革命、政治野心、机会主义和纯粹的运气太差等种种因素所中断的两院制民主、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不同道路。或许，这种努力可以被称之为“反思性怀旧”（reflective nostalgia），这种怀旧“关注历史与个人境遇，关注过去的不可改变，以及人性的局限。反思所得出的结论，是要有新的灵活性，而不是泥古不变。这里的关键之处，不是恢复那种被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东西，而是对历史和以往时代进行深入审思。”

“反思性怀旧”关注历史与个人境遇，关注过去的不可改变，以及人性的局限。反思所得出的结论，是要有新的灵活性，而不是泥古不变。这里的关键之处，不是恢复那种被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东西，而是对历史和以往时代进行深入审思。

在这个新的千禧年之际（至少到2013年以前），中国的思想市场蓬勃兴旺，经济繁荣起到推波助澜作用，使得对个人而言，每一个历史时刻都触手可及。能够吸引兴趣并激发民众的，不仅仅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的活跃人士所构思的社会和政治改造方案（以受挫和短命告终）。从基督教到佛教和民间崇拜的不同信仰，也同样如火如荼。此外，自从清朝终结以来，王朝时间观念、以及“传统”中国的林林总总叙事，第一次以一种复杂而重要的方式重新进入民众的生活和想像当中。然而，作为同民族和国家方案相关联的复兴现象，这种怀旧更多是“复归性”的，而不是“反思性”的；而所谓“复归性怀旧”

把重点放在nostos（故土）之上，呼吁重建失去的故土，填补记忆的鸿沟。这些怀旧者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怀旧，而是认为自己的方案关乎真理。这种怀旧的特征，就是全世界范围内民族的（national）和民族主义的（nationalist）复兴，它致力于用一种回归本民族象征与神话的方式，对历史进行反现代的神话建构。

“复归性怀旧”把重点放在nostos（故土）之上，呼吁重建失去的故土，填补记忆的鸿沟。这些怀旧者并不认为自己是在怀旧，而是认为自己的方案关乎真理。

五、同步

与2003年的“和平崛起”一道，胡温政府创造并大力宣扬“和谐社会”概念，后者的特征是强制性的社会纽带、有序的增长繁荣和政治上的缄口不言。在某些方面，这套规划让人想起儒家传统理论中的“大同”理想。一个多世纪前，晚清改革者康有为在现代政治语境中重新阐释了“大同”；随后，在传统修辞和马列信条之间游刃有余的毛泽东也加以阐发，并认为，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工作（导向社会发展的更高阶段）之后，只会存在一个和谐社会。他的继承者邓小平意识到，需要用这样一个未来的乌托邦来满足当下的需求，于是他强调“安定团结”是实现党的部署的前提条件。但是，邓小平并不致力于在某个遥远未来实现社会理想，他的目标是在此时此地创造一个富强国家——这也是自十九世纪以来被中国人长久珍视的理想。而在邓小平的继承者江泽民治下，社会理想则成了实现“小康社会”。在传统思想中，“小康”被认为是实现“大同”的前提。

乌托邦方案重获阐释，这并不仅仅存在于官方政治领域中。不同派别的知识分子仍然满怀“忧患意识”地探求国家和社会的改善之道。这个国家/民族通过贸易、外交和各种形式的交流，日益深入地参与到全球进程之中，中国的有识之士和文化精英在思考，“中国时间”如何、以及何时能够与现代性达成同步（in sync），甚或比后者更提早一步。随着习近平的上台，关于中国迈向现代转型的早先期望再度升温，这正是许章润在他的三篇文章中详尽阐释的内容。

这个国家/民族通过贸易、外交和各种形式的交流，日益深入地参与到全球进程之中，中国的有识之士和文化精英在思考，“中国时间”如何、以及何时能够与现代性达成同步，甚或比后者更提早一步。

与此同时，党国体制继续不遗余力地纪念中共夺权过程中的那些关键时刻、以及进入官方尊崇庙堂那些人的生死。但是当涉及到这几十年间由于中共灾难性的施政错误而导致的那许多痛苦事件时，当局要么置若罔闻，要么刻意维护现状。诸如六四这样的黑暗纪念日，官方通常沉默以对，而对相关人士提高戒备、软禁在家的措施，则显示出其仍然颇具重要性。同样地，清洗、大规模谋杀和灾难性的政治决策充斥着“人民共和国”最初几十年时间，在整个后毛泽东时代都呈现出一幅阴暗的图景。

这些幽灵般的时刻，仍然萦绕着现在，等待着在全民族的公共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从1990年代到2010年代的所谓“开放时代”期间，革命时代的许多改造社会因素、以及显而易见的破坏社会因素，都被忽略或禁止了。

这些幽灵般的时刻，仍然萦绕着现在，等待着在全民族的公共记忆中占有一席之地。

2019年是诸多事件的潜在纪念年份——包括五四运动（1919），南京国民政府初定（192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49），文革最初欢庆结束（1969）、逮捕魏京生并宣布四项基本原则（1979），以及北京天安门屠杀（1989）——过去的负荷对今日而言尤其沉重。“过去的未来”正在当下展开，有些是公开的，有些则是隐蔽的，很难说会把中国带向何方。尽管官方试图批判“历史虚无主义”（也就是独立研究历史的做法），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多种可能性得到充分的理解，并且（即便是现在）仍在悄悄讨论。然而，面对民族复兴的激越之情，国家致力于约束、收买并界定“现在”、继续将其锁定在“过去”之中的力量不容小觑。它这种不知疲倦的努力，也损害了这个民族设想其他未来方案的能力。

六、习近平时代的中国

自1979年以来，我们在总体上和魏京生持有相同的看法，即尽管当局承诺要把改革推广到经济领域之外，在后毛泽东时代的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仍然是一个威权政体。1983年，我们曾指出，这个国家渐进的经济增长将会使一党制国家的权力垄断如坐针毡。正如我当时所言：

（中国）共产党将西方影响视为主要敌人，而不顾（就目前来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可能才是它意识形态病症的深层原因。

一直以来，中共领导人以大大小小的成功控制住这种缺陷。如今，（2012年以来的）习近平时代承诺将把这个国家带向一个未知的未来，而这个时代的特征，在部分意义上可以总结为共产党版本的“复辟”。当然，意识形态思维方式和社会政治机制早已存在多年，如今使得习近平统治下的党能够重拾其旧有观念，即威权社会主义所坚持的对未来的承诺。那些机制的演进，一方面与中共自身的僵化与老化同步，另一方面又在利用这个国家的经济活力。它选择了一个头脑狭隘的人——习近平（也是首位1949年以后出生的领导人），后者对继承并扩展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双重威权传统这一历史使命充满了信心。

习近平时代承诺将把这个国家带向一个未知的未来，而这个时代的特征，在部分意义上可以总结为共产党版本的“复辟”。

21世纪的中国领导人有意识地借鉴延安时代（1935－1948）的教训和经验。因此，要追寻2019年中国面临的“时代回旋”，就必须理解此前这种对未来的愿景。从2012年10月习近平执掌党政大权开始，重写历史、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成为核心要务。习近平同前任分道扬镳，提供了一种新型的“扁平史观”（flat history），把毛泽东时代的第一个30年（1949-1978）和改革开放的第二个30年融合起来，这相对于中共1981年所作的针对1949年后历史的权威性决议背道而驰，标志着这个国家长达70年的历史之战更趋激化。

在围绕历史进行争论这一点上，中国本身也有很悠久的历史，尤其是自19世纪晚期以来清代的改革派官僚已经否认王朝历史的恒久周期。诸如“兴亡”和“兴替”等传统表述，一直用来形容帝国基业、现代民族和政治循环中的崛起和垮台。毛泽东曾经宣称，共产党会跳出这种周期律，一旦掌权会奉行民主政治，他声称：

“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2012年底，习近平重申毛泽东关于“周期率”对共产党不适用的断言。然而，一人统治的回归，和粗暴的威权主义的复苏，更大程度上证明了历史的循环，而非变革前进。他随后的举动和倒退性改革也表明，在他的领导下，中共既缺乏民主（就这个词最通常意义而言），也缺乏任何形式的独立监督。在许章润这样的自由派观察人士看来，种种进展表明，中国仍未能摆脱历史的周期律。

一人统治的回归，和粗暴的威权主义的复苏，更大程度上证明了历史的循环，而非变革前进。

2017年11月，习近平宣布中共十九大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让许多人寄希望于中国将重新致力于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并承认其被压制的社会、政治和学术影响。这种政治路线无异于固步自封、且自鸣得意。这个帝国的政治之僵化、意识形态之狭隘，不仅让人想起毛泽东时代，而且甚至想到中国的帝制王朝。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未来图景，在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时期一度退居次席，但在习近平统治下又被再度扶正。通向那个未来的时间表（其中涵盖中共此前各个时期）目前已经确定下来；重要时间点分别设定在2020、2025、2035和2049年。党国体制向着实现富强、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缄默不言的“中国梦”迈进。

七、以许章润为鉴

如果说未来是一个确定点的话，那么过去却越发可以任意阐释——正如毛泽东统治下的情形。共产党人根据需要来重写历史记录，他们的领导人却特别钟情于引用唐朝皇帝李世民的名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许章润的“中国：未来之后”，是一位勇敢的、富有洞察力的作者的大胆尝试，他的思考方式，是从过去所秉持的承诺出发，设想一个没有中共所控制的未来。

我们此前曾经指出，许章润教授并不是愤青，不是头脑一根筋的异议人士，也不是故作惊人之语哗众取宠。他的声音，来自一位格古通今的思想者；这是一种蕴含着良心、正派和希望的声音，一种兼具悠长历史眼光、同时又关怀当下迫切问题的声音。正如本文开头所引用的爱泼斯坦的话，许章润阐释了何为“对未来之爱，不是将它作为‘应许之国’，而是一种承诺状态”。

对于那些沉溺于市井生活、那些尝到政策微调甜头就心满意足、那些只会在推特上发一堆牢骚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泄的人来说，许章润的行文风格、分析和诉求可能显得不够圆滑、不可理喻、无关紧要。

对于那些沉溺于市井生活、那些尝到政策微调甜头就心满意足、那些只会在推特上发一堆牢骚或者在社交媒体上发泄的人来说，许章润的行文风格、分析和诉求可能显得不够圆滑、不可理喻、无关紧要。对于那些钟情于缠头缠脑的理论、时髦词藻或者学院派废话的人来说，许教授是当下冰封时代的一个自由批评者；他是来自另一个中国的声音。此前，在描绘习近平和他治下党国体制沾沾自喜地创造一个“沉默的中国”时，我曾说：

“‘另一个中国’是一个精力盎然的巨大声场，与中共党国体制平行，持续奋斗；这是一场长达百年的奋斗，鲁迅这样的作者曾为其代言，为人民的真正声音鼓与呼，而人民期待被听到。在诸如今日的政治黑暗时期，这‘另一个中国’仿佛坚硬地幔下流淌的岩浆，通过对话和交流传递热量。面对冷漠和敌意，它采取无数种形式，在日常反抗、个体抗议等行动中坚持保持尊严。

从2018年7月起，许章润发声打破沉默。这次对良心和人性的呼唤，得到众多声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年后，这样的时代再次来临。

2018年又值戊戌，三月立法（修宪）之后，在我看来习近平已经获得了“终身职位”（terminal tenure），这让人回想起1898年政变后的焦虑不安，当时慈禧太后扼杀了旨在推进政治与社会重大变革的百日维新运动。在“戊戌六君子”遇难之后，严复这位西方社会和政治哲学的大翻译家，用中国文人最传统的方式——赋诗——来表达他的悲痛：

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

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

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

临河鸣犊叹，莫遣寸心灰。

120年之后，在中国的良知之士、以及所有关注这个伟大民族在新的极端时代未来命运的人当中，类似的悲叹再次清晰可闻。

原文链接

（白杰明，澳大利亚汉学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华全球研究中心”创办人，《遗典》China Heritage编辑，纪录片《天安门》《八九点钟的太阳》创作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