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陈纯：中国知识分子的分裂，及舆论的两极分化——与赵鼎新教授商榷

近日因为香港反修例的事，不仅中国国内舆论发生了两极分化，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之间的撕裂也再一次得到凸显。此间有两次公开表态值得一提。

赵鼎新教授在《二十一世纪》撰文称，近年中国舆论出现两极分化的趋势，原因在于执政党内部出了“双面人”左派，“假传圣旨”对正常言论进行了过分打压，以至于自由派知识分子重新获得同情。在《观察者网》就香港事件发表文章的北航法学院副教授田飞龙，则将知识分子内部的撕裂归因于自由派的“率先文革化”，他认为，是自由派自身的不宽容导致了分裂的产生与扩大。

“反送中”引发的“割席断交”

在6月13日，也就是香港出现两百万人和平游行、抗议“送中条例”的前三天，田飞龙在“观察者网”发表了《反修例运动拖累香港法治》，指责反修例运动“俨然成了‘二次占中’，已经超出合理的和平示威与立法公众参与的轨道，成为反法治的闹剧。”并声称此次事件“充分而全面暴露了香港反对派不可合作、没有底线、损害国家利益的政治本质，也暴露出美国对香港的超强影响力及‘影子管治权’。”

这篇文章在中国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中引起了普遍的反感，其中最引入注目的表态来自曾经与田飞龙有教诲提携之恩的两位师长。原北航高研院院长、现上海交大教授高全喜表示：“此人可耻久矣！我们的学理早就分野甚巨，政治宪法学派左右之辨已若霄壤之别。我早就不是他的导师，千帆也不认这个弟子。”北大法学院教授张千帆也在自己的师门微信群对田飞龙说：“立场不同可以容忍，但你的一些言论明显有曲意迎合之嫌，令人失望痛心。你本是同学中才华出众的一个，希望你能把才华用在正道上，不要为虚名小利所惑而丧失学者的基本良知底线。人的一生在历史长河中很短，但政治气候变化莫测，而你的文字白纸黑字是会永久留存的。将来时空变幻又如何以此文字面对自己同行乃至后代？望慎思之！人可以无才华，但不可以无廉耻！”

“人可以无才华，但不可以无廉耻！”

高全喜和张千帆的两段话，从语气上看似乎高全喜比较激烈，但从辞意上来看，张千帆的话明显要更重，高全喜只是说他和田飞龙立场对立，但张千帆除了承认这点，还指出田飞龙有“投机”的嫌疑。

耐人寻味的是，田飞龙本人对两个回复的态度却完全颠倒：“高的回复让我极端失望，于私于公都缺乏担当！千帆老师还不错，只在师门群里予以批评告诫！”按理说一个“才华出众”的学人不至于看不出批评的轻重，唯一的解释是：在田飞龙的立场上，高全喜只是提携过自己的人，而张千帆则是自己名义上的恩师，以亲疏远近来作为回应的标准，这在一群自称对儒家有信仰的人（田飞龙的回应首先发在大陆新儒家的群中，再流传出来）面前，尤能博得好感。

田飞龙将两位老师对自己的态度归因于“自由派率先文革化”，并认为这是“中国当代思想史的重要现象”。

更值得注意的是，田飞龙将两位老师对自己的态度归因于“自由派率先文革化”，并认为这是“中国当代思想史的重要现象”，“标志着一个知识世代的消去”。不独田飞龙，人大国关学院副教授任锋也说，因为政治立场而导致“人伦破裂”，“划清界限”，不禁让人想起文革。这件事在舆论中发酵中，指责自由派“专制”、“不宽容”者不乏其人。在他们看来，自由主义的要旨是“宽容”不同立场，胡适甚至有“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说法（尽管自由派的周保松和张雪忠都曾经批判过这个命题）；田飞龙的文章，按照他自己的说法，“只是提出一种理解”，是在学术层面探讨政治问题，如果不同意他的观点，那大可写文章提出其谬误；大牌学者公开与青年学者“割席断交”，这对后者来说，无疑是对其职业生涯的重大打击，超过了学术争论应有的限度，故而让人怀疑自由主义是否本身也是一种“专制”。

自由派的变质？

赵鼎新发表于《二十一世纪》2019年6月号的《当前中国最大的潜在危险》，同样对自由派知识分子进行了抨击，尽管在赵看来，自由派不是造成近些年（按照赵的时间分段，即2014年至今）舆论撕裂的根本原因，但也是造成他们自己在上一阶段（2003年至2014年）丢失道德高地的主要原因。赵鼎新认为，在2000年以后，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变质：首先，“日见丰厚的收入限制了他们言行的尺度。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目标愈来愈局限于揭露社会黑暗，而不是直接追求西方民主体制。”其次，这个群体开始有了腐败倾向。主要有三个来源：其一是在快速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各种机会；其二是“这个群体在国内长期占据着道德高地，并且政府对这个群体的压制往往给予他们道德优势，他们的道德优势和掌握着的话语权于是就成了腐败源泉”；其三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离，中国社会上不存在可以与这个群体相匹配的反制力量，而缺乏有效制约是腐败产生的重要原因。”

令人觉得意外的是，赵鼎新将近年舆论两极分化，归因于“双面人”左派对自由派的过分打压，导致后者重新获得广泛同情：“在当下，对中国的人心稳定、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最具挑战性的就是‘双面人’左派。这批人不但人数可观，并且还掌握着各种权力。虽然他们‘左’的行为背后都是机会主义目的，但是他们的行动深具破坏性后果。他们助长了社会各种非理性的左倾势力，毁掉了在网上和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理性的中间声音，并把社会各界引入十分焦虑和失望的境地。”他举了2017年落马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网信办”）主任鲁炜为例，后者一手捧红了周小平和花千芳，败坏了“自干五”的名声和信誉，又对网络的各种理性言论进行严厉的打击，“毁掉了微博上不断壮大的中间声音”。

回顾中国大陆“自由主义”阵营的分裂

在我看来，田飞龙和赵鼎新的归因有一个共同的缺陷：他们都用一种相当粗糙的还原主义，将一个复杂进程归结于某类人的品质问题。但仔细考察中国知识界的分裂状况，不难发现，其内在理路远非品质问题所能定论。

田飞龙和赵鼎新的归因有一个共同的缺陷：他们都用一种相当粗糙的还原主义，将一个复杂进程归结于某类人的品质问题。

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一次次地分裂，原本属于“自由主义者”的那个群体，在这个过程中日益萎缩。三十年来，一共出现知识分子的三次大分裂，分别是：1990年代新左派从自由主义者里分裂出来，2000年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从自由主义者里分裂出来，2012年后激进派从自由主义者里分裂出来。如今的“撕裂状态”，主要是前两批分裂出来的新左派和文化保守主义者，跟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对抗。

1980年代，在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中间有一种“启蒙自由主义”的共识，他们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对毛式共产主义有一种普遍的反感，于是要回到五四、回到西方现当代思想中去汲取养分，想让中国重新回到现代文明的康庄大道。但1980年代末以来，苏东剧变，只有中国依然维持共产党的领导。这对中国的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一批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国家能力”，才能抗衡资本主义国家的“颠覆”，其中以王绍光、胡鞍钢和崔之元为代表，另外一批认为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贫富悬殊和官员腐败，自己放弃了社会主义体制的一些原有优势，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汪晖。这两批人都对1980年代的“启蒙自由主义共识”发起了挑战，认为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发展模式，他们借助西方马克思主义、社群主义和当代政治学的理论来批判西方的普适人道主义思想，此时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攻读博士的甘阳，发表《自由主义：贵族的还是平民的》，对1980年代的自由主义思想进行批判，并开始以“新左派”或“自由左派”（不同于后来的左翼自由主义者）自居。

与此同时，自由主义者内部也对1980年代的启蒙进行了反思。一方面，他们对苏东剧变和冷战结束感到振奋，相信这验证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的“历史终结论”：自由民主制度就是所有人类社会的共同未来。另一方面，他们也对中国何以未能追随“历史的终结”进行了自己的反思，李泽厚的“告别革命论”就是在这个语境下提出来的。这种理论认为，近代以来中国的数次转型失败，都是被激进思潮所累，如果希望未来中国能转型成功，必须走渐进改良的道路：中国必须告别革命，才能变成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否则永远摆脱不了王朝更替的命运。

这时期的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或可以称为“自由保守主义者”）看似分裂，实际上都以自己的方式认同了现状。在新左派看来，中国朝着增强国家能力的方向前进，其中的代表就是“分税制”改革，通过这个改革，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大大增加，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国计民生的提高。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中国也在朝着他们预想的方向走，这时期出现了一系列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国企改制，住房、教育和医疗的市场化，申请加入WTO等，他们相信假以时日，经济改革一定会推动政治改革的发生。尽管在1990年代，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就相当多的理论问题和社会议题进行了争论，但他们有一个基本共识，就是接受中国共产党对目前中国的领导。

2000年以后，新文化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争论，逐渐取代了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的争论。文化保守主义者主要是两批人，一批是以甘阳、刘小枫为首的“施派”，另一批是以蒋庆、康晓光和陈明为代表的“大陆新儒家”。刘小枫与甘阳从80年代以来，经历过数次学术转型，最终两人又齐聚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旗下。施特劳斯对自由主义的批判集中在“虚无主义”：在施特劳斯看来，近代政治思想自马基雅维利以来，历经霍布斯、洛克、卢梭、马克思、尼采和海德格尔，变得越来越虚无主义，解决的办法在于重新引入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思想，为现代社会重新奠定价值基础。刘小枫和甘阳认为施特劳斯的批判对自由主义是致命的，将施特劳斯引入中国，可以对冲自由主义在中国知识界的“霸权”。

刘小枫和甘阳认为施特劳斯的批判对自由主义是致命的，将施特劳斯引入中国，可以对冲自由主义在中国知识界的“霸权”。

大陆新儒家的兴起，则与甘阳和刘小枫没有直接关系，但两个阵营后来却互相交织。在1990年代，蒋庆就从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的保守主义转向“政治儒家”，他认为，传统儒学有两个维度，一个是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心性儒学”，另一个是以“公羊学”为代表的“政治儒学”。以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及其弟子为代表的“港台新儒家”，只发展了“心性儒学”，而他的“王道政治”，才把“政治儒学”重新引入中国当代思想的舞台。中国未来的政治制度，一定要建立在“政治儒学”之上，方能具备“三重合法性”（超越神圣合法性、历史文化合法性、人心民意合法性），以真正超越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

这两批文化保守主义者，一批主张回到西方古典政治思想，一批主要回到中国古典政治思想，似乎关联不大。然而，施派对自由主义的批判，破除了国内知识界对西方现代思想的“迷信”，恰好给中西古典政治思想都开拓了道路，施派自身也逐渐从西方的古典政治思想，走向中国的古典政治思想。甘阳自己则借助“公羊学”的“通三统”概念，提出当代中国兼通“儒、毛、邓”三统，有着强大的文明创造力。刘小枫也在阐述施特劳斯的基础上，不断出版关于儒学和近现代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著作，并将毛泽东称为现代中国的“圣王”。相当一部分大陆新儒家（比如康晓光），同样认为可以在中国共产党的基础上，再次建立一个儒家文明。施派和大陆新儒家，正是以这样的方式走到了一起，他们进一步联合了一些新左派，一个横跨左右的“文化－政治保守主义者”的阵营得以形成。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登场和集结，更深层的原因其实是中国的崛起和其意识形态危机。自中国加入WTO以来，中国的GDP每年以惊人速度增长，一路赶超各种老牌发达国家，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中国成为“世界工厂”，有着全球最完善的产业链，出现能在国际市场上与一流公司竞争的民营企业。2008年全球发生金融海啸，中国政府凭着强大的财政能力和调控能力，使中国经济保持了稳定增长。中国国力的壮大，刺激了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野心，他们不满足于让中国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其中之一，也不满足于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而希望让中国恢复一个“文明国家”的地位，重新开创一个新的“天下秩序”。

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登场和集结，更深层的原因其实是中国的崛起和其意识形态危机。

另一方面，在“绩效合法性”（赵鼎新的概念）不断增长的同时，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很早就看到中国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短板。由于中国的阶级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从长远来看，马克思主义必须扬弃。甘阳的“通三统”和蒋庆的“王道政治”，背后都有“取而代之”的意图，蒋庆想直接让儒家取代马克思主义，甘阳用“毛”来替换掉马克思主义。后起的其他大陆新儒家，基本上走的都是“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并举”的路线，他们既承认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执政党，也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当下中国的意识形态基础，他们不断用儒家的概念去解释马克思主义，以保证“意识形态转型”的成功。

与1990年代不同，在与新的对手的争论中，自由主义者显得招架无力。香港学者周保松的《自由主义、宽容与虚无主义》、台湾学者钱永祥的《多元论与美好生活：试探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两项误解》可以视作华语学界的自由主义者对施派的回应；但在“施特劳斯热”之下，大陆自由主义阵营没有发展出足以抗衡“施派理论”的系统论述。

赵鼎新判断，2003年到2014年是自由主义在舆论上失势、从而使舆论界出现“正态分布”的时期，但据我的观察，一直到2012年，自由主义言论还在舆论场上占据相对优势。这也就是说，知识界的战况并没有迅速传导到舆论界，自由主义在知识界的败退，没有影响到其在舆论界的地位。自由主义言论在舆论场上的式微，和他们自身的腐败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主要根源在于公权力的全面打压，而打压高潮则是2015年：《慈善法》出台、709律师被逮捕、微博“公知”悉数被封，等等。

自由主义言论在舆论场上的式微，和他们自身的腐败也没有特别大的关系，主要根源在于公权力的全面打压。

2015年后的自由主义，不管在知识界还是舆论界，都进入一个异常艰难的时期。在2016年和2018年，自由主义阵营内部又发生两次大讨论，导致一些人又脱离“自由派”。2016年6月杨绛去世，一种声音认为，杨绛及其夫钱锺书在世的时候始终专注于“明哲保身”，没有尽到“铁肩担道义”的责任，不足以作为知识分子的楷模。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则为杨绛夫妇辩护：在极端的年代，他们也没有参与迫害别人，这已属难得，以过高的标准要求知识分子，是一种“道德绑架”，甚至可以说违背了“消极自由”原则。另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此回应说，对知识分子进行评价，本身和消极自由没什么关系；在没有“自由”的国度大谈“消极自由”，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反讽；在当下，更重要的是先争取“积极自由”，没有“积极自由”，就没有“消极自由”。

这种争论的发生，同样不是因为其中一方道德有问题，而是在一个持续高压的政治环境下，想逃避和想冒进的倾向都会被放大。拥护“积极自由”的一边，有的人开始弃用“自由派”的头衔，自称“变革派”或“激进变革派”。尽管这些“变革派”没有提出一个可行的进路去取代他们所反对的“改良派”，但“渐进改良主义”的共识在自由派内部已经全然破裂甚至破产。

#Metoo运动与激进派

对自由主义冲击更大的一次分裂，则是2018年的＃MeToo运动。

＃MeToo刚兴起的时候，得到大部分自由派的支持，因为它冲击的都是体制内腐败的学者，但随着＃MeToo进入“公知圈”，尤其是赵思乐对熊培云提出指控以后，自由派对＃MeToo的质疑就开始加剧。七月下旬，自由派学者刘瑜发表对于＃MeToo的17点看法，认为＃Metoo这种控诉形式有“大字报”的嫌疑，迅速引爆舆论。一边是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转发和赞赏，一边是以女权主义者为代表对刘瑜表示失望和愤怒。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那些批判“消极自由”的变革派，基本都站在了＃MeToo的一边，他们和女权主义者一起形成了“激进派”，不满足于自由派的宪政法治、程序民主等有限的目的或价值，自由派在舆论中显得愈发孤立。

激进派与自由派的分裂，除了有全球＃MeToo运动的背景，同样也有中国政治环境的原因。

激进派与自由派的分裂，除了有全球＃MeToo运动的背景，同样也有中国政治环境的原因。2012年以来，当局除了对自由派进行全方位打击，也出台多项政策跟女性权益直接对冲，比如放开二胎却又没有给予女性相应的法律保障，造成职场性别歧视加剧。对于通过吸引公众关注来维护女性权益的女权主义者，当局更是将其视为棘手的维稳对象。2015年初，“女权五姐妹”被执法部门带走，女权主义者和当局的紧张关系达到最高点。

＃MeToo的出现，虽然不符合自由派对变革进路的期待，但在一个万马齐喑的环境里，它通过弱势者的正当诉求，联合了所有对“父权专制”持批判或否定态度的群体，撼动了自2015年来形成的“稳定压倒一切”的局面，在中国当代社运史上是一个重大的突破。自由派对＃MeToo的消极反应，可以看做他们对社会变革速度超出自身预测的一种焦虑，是“以观念水位上涨带动社会进步”的渐进改良主义彻底脱离中国现实的标志。

然而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分裂并不像前两次分裂一样，壮大了自由派的敌人。新左派从自由主义者中分裂出来，与其说他们寄希望于在发展的同时纠正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公，不如说“只有国家有能力纠正腐败和不公”是对现政权的一种正当性论证。而文化保守主义者从自由主义者中分裂出来，与其说他们看到了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复兴儒家文明的可能性，不如说“只有共产党才能复兴儒家文明”也提供了一种正当性论证。换句话说，他们从自由主义者中分裂出来，背后都带有国家主义的动机，国家不仅是手段，也是目的本身，即使它在某些方面不符合他们的期待，他们也不会放弃对国家的绝对拥护。在他们看来，自由派是资本主义文明的代言人，妄图将中国全盘西化，是他们珍视的一切价值的头号敌人。

在根本方向上，激进派和自由派都是反国家主义的，他们都反对肆无忌惮的权力和全面保守化的国家政策，这使得他们的分裂只是暂时的。

然而激进派与自由派的分裂，背后却没有这样的国家主义动机。不宁唯是，与自由派相比，前者对体制的批判还要更为彻底，对自身的正当诉求更为不妥协，可接受的变革手段也更为灵活；自由派内部或许有些人惑于国家发展带来的好处，也有些不愿承受社会变革所带来的代价，只想静等时变。可在根本方向上，激进派和自由派都是反国家主义的，他们都反对肆无忌惮的权力和全面保守化的国家政策，这使得他们的分裂只是暂时的。

两极分化的简单与荒谬

赵鼎新认为舆论的两极分化存在于“左右”之间，这不仅是一种简单化，也是对近年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的状况缺乏了解：如今撕裂的双方并非存在于“左”与“右”之间，而是“国家主义者”和“反国家主义者”之间。由于中国特殊的当代史，中国的“左”具有非常复杂的内涵，但它依然包含“平等主义”的意思，很难想像刘小枫这样的极端反平等主义者，居然可以被称作“左派”。与自由派对立的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联盟其实同时网罗了左右两边的国家主义者，用“左派”来涵盖实在是乱炖一锅粥。在另一边，反国家主义者内部有“左翼自由主义者”，还有“激进女权”、“马克思主义女权”等，同样不能被归为“右派”。这两年浮出水面的“左翼青年”，有不少公然宣布“反国家主义”的立场（包括一些毛左），这也打破了以往认为“左”必然蕴含“国家主义”的刻板印象。

如果上述分析能够成立，赵鼎新和田飞龙对观念市场两极分化的归因也是荒谬的。在舆论层面，自由派一直到2012年都占据优势，但在知识界，自由派知识分子从1990年代开始已经经历了两次分裂，并且在他们的对立面，集聚了一个强大的横跨左右的力量。在2012年后，自由派遭到政权全面打压，不管在知识界和舆论界都被急剧边缘化。如今出现的舆论两极分化的状态，在于从自由派分裂出去的激进派，采取了比自由派更灵活的议程设置，进行了更广泛的社会动员，他们和自由派组成了反国家主义阵营，以对抗知识界和舆论界的国家主义声音。这就是为什么在舆论界，支持香港反修例的声音会比想像中更大，也是扭曲事实的田飞龙会遭到自由派知识分子集体抵制的原因。

不把知识界的分裂说清楚，我们就没办法把舆论界当中国家主义和反国家主义的两极对立说清楚。

或许有人会质疑，毕竟赵鼎新谈的只是舆论界，没有谈知识界，为什么要转移话题焦点？这大概涉及到对中国特殊国情的理解：中国的观念市场还是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影响，但知识界的风向不会那么快地传递到舆论界。没有1980年代来自由派的启蒙，今天舆论界不会使用那么多自由主义的“公共理由”，没有知识界里文化－政治保守主义者的理论“努力”，今天舆论界的国家主义就不会有那么多炮弹（比如近期哗众取宠的赵皓阳，从新左派里吸收了多少理论资源？）。不把知识界的分裂说清楚，我们就没办法把舆论界当中国家主义和反国家主义的两极对立说清楚。

当然，这并不是说知识界的能动性是分裂和对立的根源，相反，知识界的分裂，舆论界的对立，大多因大的局势变化而起。而赵鼎新的文章，不仅对中国舆论界各方的此消彼长刻画错误，而且对舆论态势之转变的归因也犯了简单化和道德化的错误，这不得不说让人感到十分遗憾。

（陈纯，中山大学哲学博士，青年学者，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