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杨路：中国还是不是发展中国家？

与中美贸易战平行推进的，是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推动的一系列规则改变。美国最大的要求，莫过于取消中国现有的“发展中国家”地位，这个要求遭到了中国的激烈反对。但是如果深入观察，很快就会发现其实在现有WTO规则下，中国并没有因“发展中国家”的标签而获得太多优免。但私下里，一些中国官员的态度却是，中国愿意调整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待遇，但“发展中国家”的头衔必须保留。

那么，中国究竟还算不算“发展中国家”？为什么这个标签对中国如此重要？

美国：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

今年7月26日，贸易战正酣之时，美国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在7月白宫发出备忘录之后，中国官方媒体也立刻组织了一轮宣传反击。

去年2月，蓄势待发的中美贸易战吸引了媒体大部分的精力，并没有太多人注意到美国在日内瓦向WTO成员散发的一份倡议。这份长达45页的文件用了大量篇幅说明，当前WTO对发展中国家 “特殊和有区别的待遇”，已经不再符合现实，还成为了WTO未来谈判的阻碍，以及世界贸易进一步自由化的绊脚石，到了需要变革的时候。

美国的这份报告用了大量数据和例子来说明许多在WTO里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的成员（主要是中国，但香港、台湾、韩国、新加坡也多有提及），在各项经济社会指标上（如贸易，国民收入，对外投资，科技，跨国公司，国防力量），其实已经相当发达，不应该再算作“发展中”。

今年7月26日，贸易战正酣之时，美国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白宫向美国贸易代表（USTR，现任代表为莱特希泽）公开发出备忘录，要求 USTR 在90天内采取行动，纠正一些国家因发展中国家地位而获得的“不公平贸易利益”。

中国在上述两次美国提议后，都立即提出了明确反对。在去年美国发出WTO倡议之后，中国立即联合印度、南非等国，发表了一份回应。这份回应开头引用美国国父托马斯杰斐逊名言“平等对待不平等乃是终极不平等”，批评美国“选择性摘取一些经济和贸易数据”，而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仍然普遍存在的巨大经济鸿沟。中国驻WTO代表张向晨在随后的公开声明中特别指出： “自WTO成立至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人均GDP上的差距反而拉大了”。

而在7月白宫发出备忘录之后，中国官方媒体也立刻组织了一轮宣传反击：发展中国家，是自己“长大”的，而不是“吓大”的。发展中国家当前在WTO中，不是权利太大，而是太小；美国的提议，自然十分“荒唐”。

从“第三世界”到“发展中国家”

“发展程度低的国家” 还有几个类似的说法，但各有各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这个词的具体起源已经不可考，但在大众媒体词汇表上，“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的直接继承者。很多人会将两者等同，因为两者通常都意味着“穷国”。尽管今天的主流媒体已经很少再用这个词，但并不妨碍许多老派的人继续使用，如在去年的口水战中，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Larry Kudlow）就公开宣称：“中国已经是一个第一世界经济，却表现得像个第三世界经济” (“China is a first-world economy, behaving like a third-world economy”)。

“第三世界”的说法，来自于“三个世界论”，其本质是用意识形态将国家归类：资本主义国家为“第一世界”，共产主义国家为“第二世界”，而其余那些难以定义意识形态的国家，则为“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这个词第一次在大众媒体上出现，是1952年法国人萨维（Alfred Sauvy）在《观察家》(L’Observateur)上，借用法国大革命前“三个等级”的分类，感慨徐徐落下的意识形态铁幕正在地球上形成“三个世界”。

60年代全世界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造就了许多意识形态上难以用“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两分法定义的新国家，而这些国家普遍较为贫穷。因此“第三世界”也就渐渐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而强调其经济特征。

“第三世界”后来渐渐过时，主要是因为这个词有一定的等级色彩。今天的许多媒体编辑指引（如美联社），都以“第三世界”带有贬义为理由，建议在出版物中使用“发展中国家”一词替代。

今天的国际社会对于哪些是“最不发达国家”（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LDC）有普遍的共识。联合国从70年代就建立了一个明确可操作的判断标准：贫困、营养水平、教育、健康、识字率、经济脆弱性。根据这些指标，今天全世界共有47个最不发达国家，其中33个在非洲。

除此之外， “发展程度低的国家” 还有几个类似的说法，但各有各的问题。“不结盟运动” （non-aligned movement, NAM）的国家成员，说法与“第三世界”类似，但这个标签更为强调意识形态属性，而不是经济特征。“南方国家” 的概念（Global South）虽然完全从发展程度出发，与“第三世界”理论上更为接近，但其名称中的地理意涵常常造成混淆（贫穷国家虽然大多在南半球，但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两个公认的富裕国家也在南半球。同时北半球也有很多贫穷国家，如孟加拉国）。

谁是发展中国家？

对于市场交易机构来说，如何归类中国会产生“真金白银”的后果。

马来西亚是发展中国家，洪都拉斯也是发展中国家，即使前者是后者人均GDP的5倍。介于“最不发达”和“发达”之间是大片的灰色地带。到底怎样才算是“发展中”，从来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和范围。以发展和减贫为目标的世界银行，以“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将所有国家分为四类：低收入（人均GNI低于995美元）；中低收入（996-3895美元）；中高收入（3896-12055美元）；高收入（高于12055美元）。而在2016年之前，世界银行常常非正式地将前两组当做发展中国家的指标。如果严格按照这个标准，中国（2018年人均GNI为9470美元，属于世界银行标准下的中高收入国家）算不上发展中国家。但这从来只是一种非正式的做法，收入只是众多发展指标的一项。2016年之后，世界银行在其数据归类中完全取消了“发展中国家”这个类别。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则将近40个成员列为“发达经济体”（Advanced Economies），其余140多个成员则全部装进”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Economies）这个大口袋里。为了避免质疑，IMF特意强调这个分类只是为了“方便起见”（for convenience），而非基于任何标准。中国在IMF的上述分类中，上属于“新兴市场及发展中经济体”。

对于市场交易机构来说，如何归类中国会产生“真金白银”的后果，因为指数工具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把中国放在什么类型的指数中（中国和什么经济体更类似？），以及相应的权重设计，会直接影响交易和投资策略。比如在外汇交易中，中国按照一般分类属于“大型新兴经济体”（Large Emerging Economy）。新兴市场的一般特点是，如果出现增长压力，通常会出现本币资产贬值，资本外流（如中国在2015年，或者最近的阿根廷）。但在一些情况下（如2018年），面对经济减速，中国却表现得更像是发达经济体（Developed Economy）——资本流入增加，本币资产相对稳定。 这样的“非驴非马”，经常导致中国需要单独的指数和交易策略，而不能和其他新兴市场经济放在一个篮子里。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旨在全面衡量各国发展水平，从教育、医疗到性别平等，有一系列量化指标，但也避了“哪些是发展中国家”这个烫手山芋，只是就事论事地根据 HDI 将国家分为发展程度“非常高/高/中等/低”四个组别。中国在 HDI 的189个观察对象中排名第86，属于“高”。

WTO 与上述国际组织都不同，并不避免 “发展中国家”这个概念，恰恰相反，其条约和规则中大量使用这个概念，甚至有专章讨论发展中国家待遇。但是，WTO认定发展中国家的办法非常特别：首先，最不发达国家（根据世界银行认定，有明确标准，也会定期调整）自动享受发展中国家待遇。但在这之外，则完全灵活，成员完全可以“自封”为发展中国家，只要其他条约成员接受即可。此外，一个成员可以在某一条约中宣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而在其他条约中不动用这个选项（如韩国只在涉及渔业和农业的贸易谈判中宣布自己是“发展中国家”）；或者，以前使用过这个选项，但承诺未来不再使用（如台湾和巴西）；又或者，虽然以前没有宣布过，但未来决定使用这个身份。

“发展中”身份在WTO中完全是一个动态选项。WTO对外宣称164个成员中有“大约三分之二”是发展中经济体，但每个成员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使用了这个身份，千差万别。这也就造成了许多WTO意义上的“发展中经济体”和普通人的认知有不小区别。前文提到的白宫发布的“不公平贸易利益”备忘录，就专门点名了香港、澳门、韩国、新加坡（都在WTO中各类谈判中至少使用过一次 “发展中经济体”身份）这些很多人眼中的“发达地区”，以试图证明这一机制的不合理。

发展中国家特别待遇的前世今生

大量的新独立国家虽然在经济地位上仍然“边缘”，却因数量大增而政治话语权加强。

为什么 WTO 会对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条件？

在殖民时代，大量国际贸易发生在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宗主国作为工业化的“核心”国家，以技术和资本为优势，向位于“边缘”的殖民地，输出制成品，并获得原材料和人力。双方之间的贸易条件（如关税高低，市场准入等），以宗主关系为基础。到了1960年代，殖民地纷纷独立，宗主关系不再，贸易条件也随之需要重新议定。大量的新独立国家虽然在经济地位上仍然“边缘”，却因数量大增而政治话语权加强。因此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要想维持国际贸易，就必须向这些大量出现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

当时主流的发展经济学，对于贸易自由化抱有相当的警惕。不少经济学家认为如果全方位开放贸易，发展中国家就会对发达国家产生技术和资本依赖，只能永远出口初级产品，而无法实现工业化，固化为“边缘”国家。在这个逻辑下，发展中国家需要“保护”国内市场，以实现进口替代的观点十分流行。在国际贸易中开放市场、降低关税的行为，也被视为一种牺牲和损失。

上述两个条件叠加，就推动了关贸总协定（GATT, WTO的前身）在1965年加入了著名的第四部分，即“贸易与发展”一章。条约的这一部分规定了，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谈判时，实行非对等（non-reciprocity）原则。这一原则就是今天WTO规则中，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的基础，往往被概括为“特殊和有区别的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ted Treatment, SDT）。

根据SDT原则，发达国家需要主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贸易优惠条件，而发展中国家则不需要提供对等待遇。同时，发展中国家往往可以获得更多的时间来落实新的条约承诺，或者有更长的缓冲期来执行条约承诺。

举例来说，美国（1948年加入关贸总协定）是无争议的发达国家，而尼日利亚（1960年加入关贸总协定）是公认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尼日利亚在加入WTO后，仍然可以执行比美国高的多的关税。2013年时，美国人均GDP约53,000美元，为尼日利亚（3,000美元）的近18倍。美国当年的平均应用进口税率为3.4%，而尼日利亚则高达11.7%。关税税率的表面“不对等”，并不影响发展中国家参与WTO。中国2001年加入WTO，加入条件中也包含了多个基于发展中国家身份的“过渡期”，比如7年之内将平均关税降低到10%，5年之内对外资银行开放人民币业务，等等。

除了扩大成员数量这个动机之外，WTO向发展中国家提供“非对等”优惠条件也有许多现实和技术性的考量。发展中国家普遍征税能力不强，关税是许多新兴国家的重要财政来源，短期内大幅降低关税，虽然可以促进贸易，但也有可能削弱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因此需要阶段性降低税率。此外，不少新兴国家也没有足够的专业人才，来处理复杂的国际贸易事务，技术支援和过渡期不可或缺。

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优待也造成了一系列问题。首先就是其不对等性，虽然有一定的道义基础，但在实践中，不对等待遇常常导致发达国家没有太大的动力提供优惠，或者只是选择性地提供优惠。前文提到的关贸总协定第四部分，虽然支持了发展中国家权利，但并没有太强的约束力，只是一个要求发达国家“尽力”（best endeavor）的要求。其结果就是，发达国家在提供优惠时常常有所保留。

以美国和尼日利亚为例，虽然美国的平均关税比尼日利亚低的多，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出口量集中的农产品、纺织品、服装这几个单项上，美国的关税都明显高于其平均税率，这就实际上限制了发展中国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导致实际优惠往往有限。此外在WTO谈判中，虽然国家可以自行主张其发展中国家身份，但必须要得到其他缔约方的一致认可才行，这也就形成了另外一重限制。

美国的抱怨的确也点到了一些实际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地位，是不是真的像美国如今大声抱怨的那样，完全“不公平”，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美国的抱怨的确也点到了一些实际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在理论上，都有可能在某一时刻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但是现有的WTO规则却没有任何“毕业”的要求，这也就消解了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台湾和巴西去年主动要求毕业（承诺在未来谈判中不使用发展中国家身份），自然是出于多重考虑、主动向美国立场靠拢。但是在没有外部约束的情况下，主动毕业的情况很难强求。

特别待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也不完全是好事。非对等开放贸易的可能性，常常为贸易保护主义提供了一个借口。60年代以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反复显示，幼稚产业保护和进口替代政策在实践中大部分时候弊大于利，常常助长权利寻租和资源浪费，反而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因此高壁垒、低承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不再是经济优惠，而是发展障碍。这当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就必须无视自身能力，无条件、一次性地拥抱贸易自由化，但至少应将贸易自由化视为努力方向，而不是负担。当前的 WTO 优惠待遇，初衷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实践中却可能产生负面效果。

中国的特例

中国虽然在入世谈判中主张了发展中国家身份，但实际优惠非常有限。

而中国在WTO中又是一个特例，中国在WTO中因发展中国家身份，而享受的豁免和例外，比其他发展中国家要少的多。

世贸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在乌拉圭回合（Uruguay Round， 1986-1992）谈判之前，对于新成员，特别是新的发展中国家成员，加入要求较为宽松。关贸总协定时代（1948-1994），缔约国的前殖民地，在独立之后只需申请就可以加入，理论上不需要做出任何承诺。结果就是早期加入的发展中国家（如尼日利亚），往往保留了较高的关税壁垒。但在乌拉圭回合之后，新成员的加入条件，特别是其贸易自由化的标准，大大提高。

这其中又以中国为甚，2013年中国的平均执行关税是9.9%；而当时同样主张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巴西，虽然比中国更“富裕”（人均GDP更高），平均关税却高于中国（13.5%）。二者的区别就是，巴西加入世贸比中国更早。中国入世的标准和条件比其他国家要高很多——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入世谈判极为困难，前前后后谈了15年之久。

中国虽然在入世谈判中主张了发展中国家身份，但实际优惠非常有限。虽然获得了一些过渡期安排，但并不是所有的过渡期都对中国有利。例如，中国的入世条件中包含了一个“15年非市场经济地位”的条款。这个条款允许其他世贸成员在15年内不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在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中也就因此可以执行更严厉的惩罚性措施。这一过渡期在2016年到期，但是美欧目前没有任何迹象改变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实际上在无限延期。另一个例子是，美国在中国入世之后的很多年里，仍然保留了在某些产品上对中国单方面执行贸易限制的权利。在入世之后的其他新条约谈判中（如《贸易便利化协定》），中国也并没有获得太多发展中国家优惠。

正如前文所说的，宽松的入世条件并不总是有利，严苛的标准有时也可能是“良药苦口”。经济学家邓敏强和魏尚进发表于2008年的一项著名研究显示：加入世贸组织的标准越高，对国内经济改革的推动力越大，之后经济表现也越好。中国是同期加入世贸组织的成员中作出改革承诺最多的，同时中国在入世之后的经济增长也是显著的，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联系。表面上是吃了亏，实际上却让反对改革的国内利益集团少了一个阻挠的借口，这也就是朱镕基时代，中国成功以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改革的关键所在。

美国自然也明白，仅仅摘掉中国在 WTO 中“发展中国家”这顶帽子，对中国的国际贸易地位并不会产生什么实际的影响。但这只是美国推动WTO改革的第一步，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影响。对于美国来说，最终的目标是让 WTO 从一个仲裁、磋商机构，变得更有强制力，减少现有规则的弹性和例外。相比美国单边发动贸易战，改革多边国际组织的倡议也更容易获得欧盟和日本的支持。

为什么中国坚持要做“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这个名词的政治意义，也远远大过其实用价值。

既然中国并没有享受到什么优惠，为什么还要努力保留发展中国家这顶帽子？私下里，一些中国官员透露出来的态度是，只要中国能够保留发展中国家这个身份，其他都可以谈——这不免令人好奇。

一种解释是，虽然发展中国家这个身份在WTO已经对中国没有实质意义，但在其他国际组织和条约中仍然重要。发达国家在许多国际条约中要承担的义务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例如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里程碑协议《京都议定书》中，发达国家有强制的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目标，而发展中国家则没有。其理论根据，便是与 WTO 十分类似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减排意味着大量资源投入，是短期内的经济负担。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当前没有任何强制减排的义务，但如果在 WTO 中“升格”，就很难保证不产生连锁反应，在其他国际条约中面临大量的发达国家义务。

除此之外，“发展中国家”这个名词的政治意义，也远远大过其实用价值。

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最早还要上溯到 “第三世界”这个概念。如今人们似乎都已经默认了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至少曾经是）。但按照最初“三个世界”的意识形态分类，共产主义阵营的中国应该属于“第二世界”才对。中国是什么时候变成“第三世界”的？

中国自我认定为第三世界，最早发生在70年代。中苏分裂后，中国调整“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开始寻求新的国际定位。1974年，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 中国自此正式以“第三世界”国家自居。而毛泽东这个分类法的依据，既不是意识形态，也不是经济水平，而是权力分配：单极世界/两极世界/多极世界。“多极世界”是主宰今日中国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世界观，而中国所处的这一极，就是发展中国家。而中国论证自身发展模式的合理性，需要证明“中国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使用。正如官方文宣所说：“中国的成功证明，西方模式不是唯一的选择，西式制度不是唯一的方案，资本主义道路不是人类通往现代化的唯一道路。”

人权常常是中国在国际秩序输出中的弱点。如果说“中国模式”的经济逻辑尚有一定吸引力的话，所谓“中国梦”背后的道德和价值吸引力，仍然几近空白。而“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则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人权理论支撑。1986年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将发展权利定义为“不可剥夺的人权”，这当然不是说发展权是人权的唯一内容，但却很方便地成为了中国人权论述的重要论点。紧紧抓住“发展权”这一项政治权利，将经济绩效上升为道德正义，就成为了一种非常现实的选项。如人民日报以下这段论述：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确认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作为一个拥有十三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中国坚持把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同本国实际相结合，坚持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习近平《致“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的贺信》，2016年12月4日）

要证明“中国模式”的适用性，中国必须保持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如果中国升级为“发达国家”，那么中国要解决的问题，就从全世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问题，变成了全世界少数的发达国家问题，实用性和吸引力大大降低。而且，发达国家的问题大部分是所谓“资本主义问题”——中国要么承认自己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要么被迫对资本主义发起正面挑战。对于当前的中国来说，两者显然都不可行。

而在国际秩序之外，丢掉“发展中国家”这顶帽子，也将牵动许多国内的敏感神经。从宪法到执政党，今天的中国依然理论上是一个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然而中国可以长时间避免“姓资姓社”的争论，允许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生产方式并且允许私有制，靠的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意识形态补丁。按照官方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意味着生产力不发达，而正是因为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有存在的合理性。而一旦“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定位发生改变，中国变成了一个发达国家，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存在的必要吗？还应该允许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吗？这就会变成一个棘手的问题。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理论问题。

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理论问题。2018年底，民营企业因为信贷紧缩而普遍面临巨大生存压力之时，舆论场里突然跳出一个不知什么来头的吴小平，发表了著名的“私营经济离场”论。其言论之直白，时机之敏感，身份之神秘，一时引发巨大政治猜想，甚至造成不少民营企业家的恐慌。“吴小平”们的核心逻辑是，私有制在中国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只是暂时性的工具，终究有一天要离场，而现在离场的时刻已经到来了。此后，但凡有风吹草动——如马云退休、国企收购民企，总有人要担心这是新一轮“公私合营”的开始。企业家信心动摇直接导致经济不稳，最后习近平需要以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身份来举行一场“民营企业家座谈会”，才暂时稳住了信心一旦中国对外宣布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上述场景恐怕又要再来一次。

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之辩：不是我在哪里，而是我要去哪里

在可见的未来，中国还都会选择做一个非常特别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有这个世界近六分之一人口和经济活动。这样的规模也就意味着，任何以“平均国家”作为潜在应用对象的国家分类法，面对中国时，都会显得笨拙。“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这样的简单两分法，在技术上很难描述中国的现状。

有人可能觉的，中美这一轮“发展中国家”口水战，是进入了“什么是平等”这个古老的哲学议题，因此很难有什么明确的结论。其实不然，“发展中国家”这个名称定位对于中国来说有相当明确的路径指向，不仅仅是一个对于事实和现状的描述。其作用并不限于回答“我在哪里”，而暗含着意愿和取向，是“我要去哪里”的问题。

中国需要紧紧抓住发展中国家这顶或许并不怎么合适的帽子，是因为这个身份有利于中国对外输出秩序，制定规则，给“中国模式”提供了上升的空间。这个身份也维持了国内“不争论”的状态，让中国在意底牢结和经济规律之间，得以继续保持平衡。以此观之，在可见的未来，中国还都会选择做一个非常特别的“发展中国家”。

（杨路，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