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张可：从中国70年国庆，看“新时代”中国民族主义是如何生成的

九月底的南京，城市街头已随处可见红色的旗海。我站在路边等车，突然身后传来一阵童谣，断断续续咿呀学语的唱著“我爱国旗……国旗是我的祖国……”，转身看去只见两个儿童在国旗栏杆旁一边攀爬，一边自顾自的玩耍（图1）。

坐上车，打开手机的微信朋友圈，不少都在讨论王菲为国庆献礼片《我和我的祖国》翻唱的主题曲。老歌新唱一改过去的美声，用绵柔、轻快，更符合“新时代”的唱腔，瞬间俘虏了国内年轻一代的心。正在这时，好友发来一则段子：
老师上课讲到原子：“世界上有什么东西是不可分割的呢？我觉得没有。”

后排一同学：“我和我的祖国。”

刷完朋友圈再架上梯子，翻墙打开Facebook，又是另外一番景象。新闻中的香港遍地烽火，毫无喜庆之色，“废青”、“黑警”、“港共”之词漫天飞，不同舆论阵营之间泾渭分明。

一边是自上而下围绕国旗、国歌所进行的一系列无休止的颂扬仪式，另一边则是自下向上截然相反的抵制（从挥舞“黑紫荆旗”到歌唱“愿光荣归香港”）。这两种看似水火不容的行动背后，实际上都是针对同一类象征性符号的建构、拆解和争夺。

有一种观点认为，抱持中国民族主义的“小粉红”和“自干五”乃是被国家机器“洗脑”的一代，其中还不乏大量作为“仆从”的政治投机者和团体。而在这样的论述之下，服膺于中国民族主义则被视为一种功利性的理性选择。在这样的观点之下，国庆期间微信朋友圈铺天盖地向“祖国表白”，则更像是一种刻意的个人展演。

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观点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但用一种“劣化”（trashing）的方式，将我们周遭所普遍存在的民族主义现象予以化约，忽视了民族主义及其情感背后的历史脉络（无论是中国民族主义亦或是香港的族群意识），也更无益于我们寻找避免激化的解决方案。易言之，今天的中国民族主义，它之所以有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内地几乎每一个角落，继而演变成为一种对象征性符号（国旗、国歌、国家纪念日）不假思索的狂热和崇拜，不仅仰赖的是国家自上而下有计划地主导和培育，更重要的是，它与民间自下而上的“爱国主义”的情感需求彼此契合，继而产生同频共振。（注1）

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钥匙：情感结构

今天内地和香港在国族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是一种认同的分裂。而认同分裂现象背后所呈现的，正是双方南辕北辙的情感和价值体验。

在一些人看来，民族和民族主义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共同体的想象，而将“共同体”加以“实体化”并最终拼接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作品”，则需要通过一套看上去内容连贯、逻辑自洽的叙事来完成，而在叙事过程中所呈现的一系列情感和价值，则是将想象的“共同体”最终组合成为一件完整“作品”不可缺少的粘合剂。

从表面上来看，今天内地和香港在国族问题上的巨大分歧是一种认同的分裂。而认同分裂现象背后所呈现的，正是双方南辕北辙的情感和价值体验。有鉴于此，从情感和价值问题出发，重新思考当代中国民族主义，或许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今天内地和香港所产生的认同冲突，及其背后更深层次的原因。

在此，笔者借用文化理论研究者Raymond Williams曾经所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

简言之，情感结构具有几个重要的特征。首先，它作为一种长时序下的集体经验，是特定时代下的成员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感受和价值观念。其次，情感结构不仅是用来对过去生活经验的再现，同时也是一种对当下社会情境的理解和判断，并随著时代发展不断演化、重塑。除此之外，它作为一种被社会共同体成员接纳的稳定的经验结构，同时反映于每一个人的言行举止中，并成为其语言和行为的参照物。

有鉴于此，情感结构既是构成民族主义的重要条件，同时也是维系民族主义，促成其不断吸纳族群内成员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它犹如一把钥匙，帮助我们打开新中国七十周年国庆的那扇门的同时更好的理解——中国民族主义的情感结构是如何在官方与民间的互动之下被生产的，以及新时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外在特征及其变化。

新时代的价值标的：国旗、国歌和国家纪念日

习近平新时代在国族问题上的一项重要的变化，就是从国家层面重新确立各种仪式性和纪念性活动。

在笔者看来，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及其情感结构的形成，一项重要的因素是国家持续性的对国旗、国歌以及国家纪念日等一系列有关国族的象征符号所进行的赋权。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近年来作为承载国族象征性符号的博物馆、纪念馆纷纷新建和扩张，其中包括了国歌展示馆扩建和国旗展示馆的落成。这些代表国族意像的设施大量出现，无形中强化了象征性符号对民间日常生活的渗透。

而“新时代”在国族问题上的另一项重要的变化，就是从国家层面重新确立了各种仪式性和纪念性活动。从2014年开始，国家从立法层面确立了两个重要的纪念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设立这两个纪念日意味著国家开始统筹所有涉及国族集体记忆的重大纪念和祭奠活动。而紧随其后有关国家公祭保障条例的出台，巨细靡遗地对公祭设施的使用和保障、参与者默哀的时间和方式，以及外在的著装等都提出了规范性的要求。不仅如此，2017年通过的《国歌法》，更是在立法上对奏唱国歌的场合与礼仪，提出了更加刚性的约束。这些立法现象的背后，意味著国家试图通过法律建立一种不断重复的意义生产和行为模式，加上过去已有的国旗法，它们共同构成了一组国家象征性符号的制度之网。

正是得益于这些制度化的结果，国旗、国歌和国家纪念日开始更多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正如英国学者Michael Billig所言，它构成了一种“凡常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易言之，人们更频繁地在日常生活的实作当中，体验、感受到国家的存在，而这种体验和感受是以一种习焉不察“润物细无声”般的方式凝聚人们的国族意识。具体来说，从国庆日前后的一二线城市来看，过去公共场所中的国旗，仅仅是作为一种特定时期的“点缀”，零星散布于公共区域。近年来，国旗在公共场所中不仅是可见数量的大幅增加，其放置的位置也更靠近公共区域的中心位置，例如公共场所的主要通道和出入口，而国旗的幅面也更加庞大，其目的不言而喻就是为了使经历其中的人在视觉上更高频地感知到代表国族意义的符号的存在。不仅如此，近年来在内地城市中，为数众多摩天大楼的外立面也为承载国族话语提供了巨大的平台，由红底黄字所构成的滚动屏幕，几乎成为从一线到三线城市的标准配备，它们与升国旗、唱国歌和旗海共同组成了当代中国国庆日的“现象级”日常。

重建民族的先锋和英雄：勋章和荣誉称号

此次“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颁授仪式，繁复程度超越以往任何一次的同类活动。之所以费尽心思，只是因为好大喜功吗？

如果说国旗、国歌和国家纪念日是一种对历史集体记忆的重塑，那么通过“颁授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则是对国族成员未来的期待和制造。这种表现反映在习近平时代所打造的一套全新的“国家功勋和荣誉表彰制度”。早在2015年，中共党内就通过了《关于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的意见》，旋即由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法》；隔年又成立了“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确立了党、国家、军队、涉外四类国家勋章，同时通过荣誉称号、表彰奖励、纪念章和功勋簿，建构了一套完整而绵密的、以国家授予为中心的荣誉制度。建国七十周年“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颁授仪式，正是验收这些年来国家荣誉制度的一次首秀。

威权的仪式之所以吸引人们关注，不仅是因为有关威权的信息之封闭和不对称，使得外界需要抓住任何事物的细枝末节来管中窥豹一探究竟；更是因为威权领袖在绝大多数时刻，更需要通过创造“距离感”，来建构一种天威莫测，“雷霆雨露皆是君恩”的克里斯马权威（Charisma），因此必须借助大量象征性符号及其所蕴含的政治隐喻来向民众释出明快有效的政治信号，而“国家荣誉称号”的颁授仪式则是一次绝佳的机会。

作为一种代表国族的象征性行为，此次“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的颁授仪式，繁复程度超越以往任何一次的同类活动。中共之所以费尽心思创设这样一套荣誉制度，并非仅仅是好大喜功，更重要的目的乃是借由各种抽离出日常生活的行为举止和装饰，来体现国族仪式的神圣性。按照习近平的话来说，就是用最高规格展示共和国所希望凸显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崇尚英雄、争做英雄。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成为“英雄”，将功勋和荣誉颁给什么样的人，本身就预设了一套国家所期待的英雄观和价值偏好。假如细数一下最高荣誉——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他们几乎绝大多数都是军功代表和专业技术精英，无一人是人文社会科学典范出身，这本身便足以令人省思。换句话说，在捍卫国族利益的主导性价值下，共和国所需要的“英雄”必须具有两种鲜明的特征，一个是武化的身体，另一个是具有科学技术的头脑。与上述成员相比，那些涉及意识形态和思想的人文社科知识精英，恐怕就要向后再靠一靠了。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MV：对历史记忆的一次成功缝合

前面所说都是国家自上而下灌输爱国思想，规训其成员的过程，那么是不是中国民族主义和中国人的情感结构，本身就是由党和国家所一手制造的呢？

恐怕也并非如此。

事实上，民间社会对于国家所主导的国族建构工程，并非来者不拒照单全收，而国家也通过不断的改进调适，与时俱进寻找摸清民间的“胃口”，向其提供更具有吸引力的爱国“产品”。换句话说，官方的政治意图向民间渗透，不会是一种不变的刚性的过程，它还需要激发民间的自主性。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提高历史叙事的接受度与合理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一个相互匹配、彼此媒和的过程。

作为国庆献礼片的《我和我的祖国》正是双方相互匹配的一部成功之作。

在笔者看来，这部电影首先满足了新世代对国族情感的需求。相较于上一代的中国人及其所伴生的，受列强欺凌的充满阴郁、压抑甚至悲怆的国族叙事，新世代的青年亲历了中国经济的起飞、物质国力的壮大，同时也接受了一套“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的情感叙事，与过去民族主义充满愤懑之情的基调相比，无疑更加“雄赳赳气昂昂”。

而与历年来的国庆献礼片相比，《我和我的祖国》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其遵循了习近平在评价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时所提出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的重要原则，因此影片有针对性的选取了自1949建国以来，那些足以被国族所铭记的重大历史事件作为叙事的基本框架，这与先前的《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相比，在艺术的处理上无疑具有更高的难度。截稿前，这部最新的国庆献礼片票房已经超过了二十三亿人民币，而根据笔者线上线下的观察，身边不少人都选择自掏腰包前去观影，且反响颇佳。正如一位好友所说的那样，对于这部缺少连贯剧情的电影来说，人们看的更多是情怀。

事实上，无论人们的本意如何，将自己归置于一种国族的分类之中，恐怕是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无法回避的客观事实，从这个角度来说鲜有人是“无国之民”。而在国族的分类之下，人们势必就要与之产生各种各样的情感，无论是皈依或是抗拒。因此既然有人自愿甚至自费去接受“爱国主义”的洗礼，本身即说明个体对国族情感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而《我和我的祖国》就好像一剂国族情感的“大补帖”，通过数个国族高光时刻的“神话”，自上而下确认并满足了人们的这种情感需求。

事实上，国族的叙事之所以称之为“神话”，并非在于其描绘的对象是真实或为虚构，而是取决于其表达手段和方法。尤其值得一提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正是借由一首创作于八零年代的同名主题曲，在王菲的重新演绎之后，重新俘获了90后甚至00后的心，而不少观众正是被这首歌的MV所打动。

从时间轴线上来看，这首MV在短短194秒的时间内，整合了几个1949年以来的关键性事件：开国大典、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中国女排获得世界冠军、香港回归、载人航天、歼十女飞行员以及北京奥运。这些事件有文、有武、有阶级、有民族，而它们最大的公约数，是无一例外戴上了国族的面具，被赋予了一种“第一次”的历史意涵。这样的结果，不仅满足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自豪感”，也只有这样，选择性的历史叙事才能够上下连贯、自圆其说。

作为对历史记忆的一次成功缝合，这部MV看似“打乱”了历史叙事的时间顺序，但是实际上并非随意铺排，而是深具其意。例如在片段中，当核基地的指挥员按下原子弹起爆的按钮，下一秒画面旋即切换到北京奥运会鸟巢主会场，数万烟火腾空而起。这种蒙太奇的手法，将作为战争和武力终极形式的核爆炸，与人类追求和平象征的奥运会，“离奇”又不可思议的前后拼接在一起，本质上就是通过一种前后视觉的断裂，反向制造出一种看似不合理的合理性。呼应了在国家主义之下，“没有国，哪有家”的价值导向，同时表达了战争与和平本身即为一体之两面的意涵。

不仅如此，从音乐旋律的角度来说，原唱李谷一的美声唱法，雄壮、明快、愉悦，表现的是从不断革命到告别革命的过程中，后文革时代青年对未来自下而上的憧憬，体现的是一种个体对国家“主动亲近”的情感。相较之下，新版王菲的唱法，无疑是一种“再修正”，她的版本轻吟浅唱，更加接近日常的生活化，而轻柔旋转的唱腔对于缺少亲身历史经验的年轻人来说，更营造了一种历史的梦幻。
不仅如此，这首MV在开场之初，还杂糅了另一脍炙人口的歌曲《我的祖国》（1956年出品的描写抗美援朝战争的中国电影《上甘岭》的著名插曲，其后半个多世纪被不断流传和改写，成为新中国集体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效果上则无疑又形成了一种对记忆和感知的双重叠加。这样的结果，既满足了将历史中的日常生活浪漫化的气质表现，也达到了进一步美化历史的效果。

国家主义的进化：从人格化崇拜到象征性符号崇拜

中国人的情感结构，已经从过去的人格化崇拜，逐渐过渡到一种非人格化的——对象征性符号的崇拜。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忧，随著“新时代”的到来，是否会重蹈覆辙回到个人崇拜的老路。而事实上，借由对近年来中国日常社会生活的观察，笔者认为中国人的情感结构，已经从过去的人格化崇拜，逐渐过渡到一种非人格化的——对象征性符号的崇拜，这其中就包含了诸如对国旗、国歌的追捧，以及国家纪念日及其仪式性行为的大行其道。

崇拜，是既一种不加思索的服从，同时也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和表达。在今天的威权政治和选举政治中都可以看见它的存在。长期以来，阶级政治下新中国的情感结构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领袖个人的崇拜，而随著毛泽东去世文革结束，不断革命的政治话语退场，人格化的崇拜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旋即而来的中国民族主义及其新的情感结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象征性符号的崇拜，不仅是一种自下而上的选择，更是一种国家主义的进化。从七十周年国庆日前后的日常社会来看，对象征性符号的追逐和热捧，既满足了基层社会对国族情感的需求，同时对国家而言，较之针对个人的崇拜，象征性符号在政治上既安全也更加稳定。与此同时，将国旗、国歌和国家纪念日神圣化，也更便于人们参与到崇拜的过程之中，接受度也势必更高。

可是，作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对象征性符号的集体崇拜所导致的负面后果也显而易见。它使得人们更容易居住在自己舒适的情感结构当中，仅透过一扇狭小的窗口去理解周遭的世界。而当我们遇见与自身认同相左的象征性符号甚至宣称时，其南辕北辙的结果必然是一种从抽象到具体，从心灵到日常生活的全方位的矛盾。近日所发生的陆客撕毁台大连侬墙，以及由火箭队经理挺港言论所引发的全国上下抵制NBA的事件，无一不再再显示出，这种由不同情感结构所引发的冲突，已经从传统的政治场域蔓延至体育、艺术和教育，虽然它们从没有真正意义上远离政治。与此同时，当我们再次回首今天的内地同香港，也正是是由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结构和象征性符号，引发了全面性的冲突，而冲突的结果，正使得双方急速的奔向终极毁灭。

在此，借由观察新时代下的中国民族主义，不仅是为了促成身处这个情感结构之外的人们超越既有的二元价值判断，更好的理解今日的中国，它是何以如是的变成现在的模样。与此同时，也是让身处其中的我们，能够举一反三从另一番角度看待今日的香港危机，继而寻找出有别于征服或是毁灭之外的其他解决方法。如此这般，“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才有可能变成“if we survive you survive together”。

（张可，台湾大学博士候选人）

注1: “纽约时报中文网”近日的两篇现场观察也同样有类似的观点。详情可参见：“当我亲临国庆70周年阅兵现场” ；“社群媒体时代，中国政府如何让年轻人变得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