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邓聿文：对“习思想”的吹捧中，自相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适性”

中共党刊学习时报日前发表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被称为习近平智囊的何毅亭的长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刊发前，该报以预告“重要文章”的方式吊住舆论胃口。何文阐述的是对中共来说一个重大的理论命题——习思想何以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并丝毫不避讳其使命，在21世纪为“人类的发展”提供解决普遍难题的“中国方案”。

简概何文，它先提出一个“世纪”尺度概念，认为以“世纪”为尺度命名马克思主义应具备三个条件，即“理论研究对象是世界典型样本”，“理论成果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理论实践成效深刻改变现实世界”。对中共来说，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只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以及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具有这样的“世纪”尺度，因此前者可称为“19世纪马克思主义”，后三者可称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

习思想之所以能继它们之后被称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乃在于习思想的研究对象是“21世纪全球最伟大的中国样本”，它的理论价值具有世界历史意义——“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其实践成效深刻改变了中国和世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走向振兴的中流砥柱”。

其中第二点，“为人类提供中国方案”，在何文中尤显关键，是习思想冠名“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第一要件。文章在解释中国方案的具体含义时，特别强调“这不是面向中国问题的方案，而是指向人类共同难题的方案，是中国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背景下，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而提出的中国主张或采取的中国行动”，它包括四个方面，治理、信任、和平与发展。

何文也提出了另两个概念——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态和世纪形态，并指前者侧重于解决“本民族的特殊性问题”，后者侧重于解决“全人类的普遍性问题”。何文虽然认为两者都有价值，不能互相否定，但显然后者的价值要大于前者。在何文里，马克思主义世纪形态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主流和主干，民族形态处于支流和枝干的地位。既然习思想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的主流和主干，那么它也就和前面提到的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20世纪的列宁主义、毛思想和邓理论并驾齐驱。

甚至不难从何文中推出，其实际意思是，习思想不但超越列毛邓，也超越马克思本人。因为列毛邓的理论作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是由四人（包括斯大林）分享组成的，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也不单是马克思一人创造，还有恩格斯。只有习思想由习近平一人创立并独享21世纪马克思主义，故其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对人类的贡献要超越上述诸前辈，甚至比马克思还伟大。

这会是习本人的意思吗？也许。

因此，我认为，何毅亭此文是要让习思想充当21世纪的指路明灯，要让习近平成为全人类的大救星。这会是习本人的意思吗？也许。这种勃勃雄心足可和当年林彪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本人的吹捧相比。在文革高潮时，作为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林副统帅用“天才论”和“顶峰论”来形容毛，把毛思想比作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顶峰，不能再发展、不用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到毛这儿就停止了。然而，毛尽管提倡要搞点个人崇拜，可尚有自知之明，当他看出林彪“顶峰论”背后的野心后，说林彪封的四个伟大“讨嫌”，在接见尼克松时，面对后者的奉承，老实承认自己没有改变世界，只是把北京周边改变了点。

只是，何毅亭这个御用学者在党内的地位也不是林彪。

何的文章有不少夸大其词。以列主义和毛思想为例，何文把它们列为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由是，两者研究对象是苏俄和中国这两个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地带，其理论照亮了俄中两国的革命和发展道路，深刻改变了现实世界。然而何文恰恰忘了或是故意不见，在临近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阵营轰然倒塌，苏联自己也垮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熄火，甚至马克思主义在当今仅剩的四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之外，也岌岌可危。因此，倘若它们曾经是各自世纪的人类指路明灯，也已经“熄灭”很久了。

何文也“不小心”露出了逻辑破绽。它在论述中国为习思想提供了21世纪全球最伟大的研究样本时，提到“中国样本不同于以美英为代表的西方样本，以阿根廷、智利为代表的拉美样本，以日本为代表的东亚样本，以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苏联样本。”“以它们为样本的理论，无论西方学说，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学说，还是儒家资本主义，抑或苏氏社会主义学说，都解释不了中国或完全不适用于中国。”

但既如此特殊，从中生长出来的习思想按照何文逻辑，就不具备普适性，只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态，它怎么可以成为世纪形态、主流和主干，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解决人类发展的普遍难题？

何文在此无非要强调，中国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样本，用其文内话说，中国样本诞生于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独特环境中：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超长时间的历史纵深、超大幅员的国土面积、超大数量的人口规模、超常复杂的民族宗教结构、从未间断的文化血脉和文化传统⋯⋯但既如此特殊，从中生长出来的习思想按照何文逻辑，就不具备普适性，只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态，它怎么可以成为世纪形态、主流和主干，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解决人类发展的普遍难题？从而，何文就自己否定自己，自己打脸自己。

这个被称为习近平智囊的何毅亭，他的此种论述方式，放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实在是半点都不新鲜，翻开国际共运史，只要本国出现一个强人政治领袖，该国的宣传机器和御用学者就开足马力，将其思想无限抬高和夸大，宣称为具有世界革命的意义，可以光耀千古。斯大林曾称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林彪曾称毛泽东思想是“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和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失败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东边的邻居朝鲜也说金日成的主体思想是世界革命的思想武器。

即使习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这个提法，何毅亭也非首创者，在19大之前，就有中共党史学者在讲座中提到，19大后的王沪宁有关讲话也出现过这个提法，但何无疑是系统性论证的第一人。他其实也不是第一次著文，2018年为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何以同样标题在学习时报刊文，只是那次的论证侧重点不同，未说要给人类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目下受到全球特别是西方国家的质疑，当其他国家纷纷警惕中国要把自己的治理模式和价值观强加于世界，乃至要接管世界时，何文对习思想的吹捧，特别是有关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的野心，正好为西方提供了“弹药”。或许中国在这次疫情中能够率先突围，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的治理模式、中国方案就具普适性，可指导他国实践。从这个意义说，官方御用学者无原则无底线的吹捧，虽然顺了领袖的意，却把中国推向一个更危险境地。

或许中国在这次疫情中能够率先突围，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的治理模式、中国方案就具普适性，可指导他国实践。从这个意义说，官方御用学者无原则无底线的吹捧，虽然顺了领袖的意，却把中国推向一个更危险境地。

那么，何文此时出笼，是否是官方的一种理论试探，要在中共二十大将“习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写入？

距离二十大也就两年多，而作为一种理论和思想的储备，需要一段时间。十九大时，“习思想”就被提出成为对习近平的献礼，二十大不可能将习思想改为习主义，很可能就在其意义上做文章，拔高习思想的价值，从其“指导中国实践”提高至“指导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甚至指导人类实践。从这个角度看，官方确实有动机在二十大正式提出“习思想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十九大政治报告也隐约透露了这一点。报告在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部分，最后一句话是，“只要我们善于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二十一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展现出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这个话暗含着二十大将习思想提高到“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高度的用意。因为在习思想提出5年后，到二十大时，习很可能认为他的思想经受住了时代实践的检验，具有更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从而将十九大报告中的“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的限定词“中国”二字去掉，换上“世界”，变成“21世纪的世界马克思主义”或减化成“21世纪马克思主义”。

尽管官方很可能有此考量，二十大能否正式将习思想称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取决两个条件：一是外界特别是理论界对何文这一说法的反应；二是中国未来两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国际处境。

尽管官方很可能有此考量，二十大能否正式将习思想称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也取决两个条件：一是外界特别是理论界对何文这一说法的反应；二是中国未来两年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及国际处境。就前者而言，不管何文是否被中共当局有意释放出来的试探工具，以何的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身份，以及中国国内形成的阿谀学风，是会带动一批所谓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理论、中共党史的研究者和专家，跟在后面摇旗呐喊的。

不过，也要看到，何文虽有官方身份加持，因其对习的吹捧已经跌破一个学者应有的底线和学术原则，在很多问题上与官方立场一致的新左派学者，也还没有出来迎合这个说法。

另一面，中国未来两年是否能够渡过目前这种艰难状态，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国际处境有所较大改善，将决定这个说法是否通过了实践验证，从而为它的出台提供事实支持。假如各方面有所好转，尤其国际环境得到改善，虽然学界不支持这个说法，中共当局亦可能在二十大强行提出，但如果还陷入发展的困境，国际处境糟糕，社会人心惶惶，即使习近平也不好意思自称习思想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强行提出只会沦为笑柄。

简言之，身为中共的高级干部和党的理论家，何毅亭不惜以自辱方式提出的这个说法，一定程度上会形塑中共对习思想的论述，然而，要在二十大正式成为党的主张，不但会遭到学界特别是理论界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的软抵制，更要看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提供的中国样本是否合格，若样本本身一塌糊涂，内在否定了习思想的指导价值，要成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想法注定是不可实现的。

（邓聿文，独立政治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