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湘：激进左翼的“深层国家”论，如何成为特朗普支持者的动员令？

1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以“煽动叛乱”的指控对总统特朗普进行弹劾的议案。有别于2019年的上一次弹劾案受到众议院共和党人全体反对的情况，这次弹劾得到了10名共和党众议员的支持。这使得特朗普成为美国有史以来唯一一位受到两次弹劾的总统。

就在弹劾案投票前一天，1月12日下午，由美军各部门最高将领组成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罕见发表备忘录，谴责1月6日特朗普支持者冲击国会的暴乱事件，将其称为“对美国国会、国会大厦和我们的宪法程序的直接攻击”，提醒美军全体服役人员支持和捍卫宪法“不受国内外一切敌人的侵害”。随后，国民警卫队在华盛顿特区部署了两万五千名士兵，将堂堂美国首都变成了类似巴格达的“绿区”。由此可见，对于这次暴乱的清算绝非限于政党政治层面，而是启动了美国国家建制力量的强力反制。

事实上，从特朗普拒绝承认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败选，到特朗普支持者发动意图阻止国会议员依法确认拜登胜选的暴乱，本次政党轮替不断升级，业已成为美国自从南北战争以来最大的宪政危机，其严重程度超过了1868年的约翰逊（Andrew Johnson）总统弹劾案，1876年选举争议案和1972年至1974年的尼克松水门事件。

后真相时代的“深层国家”阴谋论

特朗普鼓动其支持者发动暴乱的理由是，民主党在2020年总统大选中舞弊，因此国会不该确认拜登当选。虽然特朗普对于民主党选举舞弊的指控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有关部门的事实核查所否定，但是他的支持者却对此深信不疑。这是因为特朗普本人及其团队不断向他们灌输“深层国家”（deep state）的阴谋论，使其坚信特朗普败选乃是出自“深层国家”的操纵。

政治学家金格拉斯（Ryan Gingeras）对“深层国家”观念在美国舆论场中的兴起过程给出了精炼的概述。最早在美国提出类似概念的学者是一位当过外交官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语文学教授斯科特（Peter Dale Scott），他在1993年出版了《深层政治与肯尼迪之死》（Deep Politics and the Death of JFK），虽然并没有对肯尼迪遭暗杀事件的真凶给出一个有别于官方叙事的替代版本，但是强调了那些试图扭转肯尼迪政策、强化冷战、推进右派事业的秘密政治势力是如何从暗杀中受益。在斯科特看来，肯尼迪之死并不是一个随机的打击美国的外部阴谋，它更有可能代表了一种 “系统性调整”，意在颠覆肯尼迪在美国国内的自由主义改革和在海外的军事收缩。他推测“政府机构、有组织犯罪集团和大财团”组成的大联盟设计了肯尼迪暗杀事件并从中获利，而这起暗杀事件也只是一连串操作中的一个插曲。

2007年，斯科特出版了《通往9.11之路：财富、帝国与美国未来》，揭示了由美国情报界、石油财团和有组织犯罪集团所组成的“深层国家”在海外的秘密干预如何为本·拉登和基地组织奠定了基础，而“9.11事件”又如何令“深层国家”通过将美国引入战时状态而受益。斯科特所说的“深层国家”类似于一个永久性的固定机构，可以跨越几十年或几代人的时间而不发生演变或瓦解，这是他与其他研究政治黑幕的学者的不同之处。

斯科特是一个边缘化的左派学者，但是将他的观点精心包装并广泛传播的却是反全球化的“另类右派”（alt-right）。2008年2月，斯科特首次出现在当时刚刚声誉鹊起的右派电台主持人琼斯（Alex Jones）的电台节目“Infowars”中。琼斯认为“9.11事件”是美国的“内鬼”策划的，斯科特的观点恰好与之接轨。

身为白人至上主义者的琼斯对奥巴马2008年当选美国总统非常不满，他很快把“深层国家”这个观念用于对奥巴马政府的分析中。到了2016年，“Infowars”的评论员们预言特朗普是最有可能打败“深层国家”——由银行家、跨国公司和美国“军工复合体”组成的“撒旦联盟”——的人。

2016年特朗普赢得大选之后不久，美国情报部门就启动了对于特朗普竞选团队的“通俄门”调查。时任白宫首席顾问的班农（Steve Bannon）在他主持的Breitbart新闻网站中把“深层国家”与特朗普之间的斗争描述为美国政治的主要矛盾，一个由不计其数的政客、职业官僚和财阀所组成的庞大的非正式政府无所不用其极，致力于将当选总统特朗普赶下台。

2017年5月，时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分析师的希金斯（Rich Higgins）在一份备忘录中宣称，全球主义者、金融界、“深层国家”和伊斯兰主义者正在联手密谋摧毁特朗普政权，“通俄门”就是他们设计的陷阱。希金斯在8月被时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麦克马斯特（H. R. McMaster）解职，然而他的阴谋论却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产生了广泛共鸣。

2017年12月1日，一度在特朗普政府中担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弗林（Michael Flynn）认罪，标志着“通俄门”调查开始向特朗普的核心圈子突破。2018年2月2日，经特朗普批准，一份由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努内斯（Devin Nunes）根据机密文件撰写的备忘录曝光，声称2016年10月，总统大选选战正酣之际，特朗普竞选团队的前任外交政策顾问佩奇（Carter Page）成为联邦调查局的监听对象，而联邦调查局在向法庭申请监听许可时所提供的主要依据是一位英国特工斯蒂尔（Christopher Steele）所编制的黑材料。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高层明知该特工的情报搜集受到希拉里竞选团队资助，却向法庭刻意隐瞒，从而以不正当手段获得了监听授权。备忘录点名批评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Rod Rosenstein）滥用职权，而此人正是“通俄门”调查的督导者。民主党方面则对努内斯的备忘录予以逐点反驳，声称联邦调查局早在得到斯蒂尔的材料之前就已经对佩奇展开调查，并有独立材料说服法庭同意监听佩奇。

此事在美国政界引起轩然大波，美国情报界普遍认为，特朗普将政治斗争置于国家安全之上，开创了美国历史上首次由总统批准将特工和线人的机密信息公之于众的危险先例，将会使得潜在情报来源不再愿意为美国服务，造成难以估量的结果。而对于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来说，此举却是一场强有力的政治动员，证明了特朗普对抗“深层国家”的决心。

特朗普之所以能够让支持者彻底追随自己，关键在于他对“叙述”的操控。2017年1月22日，特朗普就任总统的第三天，他的高级顾问康威（Kellyanne Conway）便发明了“另类真相”（alternative truth）一词，用以指代特朗普的谎言。谎言不是谎言，而是另类的真相。尽管这种说法荒诞之极，但是一直有将近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对特朗普杜撰的各种“另类真相”深信不疑，他们构成了特朗普的铁杆票仓，促使特朗普不断杜撰更多的“另类真相”来满足他们的期待，巩固自己的地位。美国社会进入了“后真相时代”，特朗普开启了美国的“后真相政治”。

曾经长期担任《纽约时报》首席书评人的角谷美智子（Michiko Kakutani）在2018年7月出版的《真相之死：关于特朗普时代谎言的笔记》一书中指出，对于“真相”的漠视，美国社会早已有之。历史学家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在1962年出版的著作《印象：美国虚假事件指南》中指出，很多美国人把虚假事件当成真实的新闻，其实它们来自政客和公司的故意编造。1964年，历史学家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发表了《美国政治的偏执作风》一文，揭示了美国政治生态中一波又一波的“高度夸张，多疑和阴谋论幻想”，在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中一度达到高潮。

与过去不同的是，当今世界是一个社交媒体压倒主流媒体的时代，而特朗普恰恰是“推特治国”第一人。鉴于其特殊身份，即使他长年累月在推特上谎言连篇，推特也无法像对待普通用户一样封杀他的账号，直到2021年1月8日，在冲击国会的暴力骚乱发生之后，考虑到特朗普进一步煽动暴乱的风险，才永久关闭即将离任的特朗普的个人推特账号。通过使用推特，特朗普实际上打破了美国政府除了例行公报之外不能自办媒体的惯例。

角谷美智子指出，特朗普的政治风格有三个主要特点：激发大众的民粹诉求，寻找替罪羊，操纵语言。

试图改造联邦政府的白人至上主义

虽然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和激进左派都把“深层国家”观念作为弹药，但是双方存在本质区别。

前文提到的“深层国家”观念在美国的始作俑者斯科特，在2015年出版了《美国深层国家：华尔街、石油巨头和对美国民主的攻击》一书，将华尔街和石油巨头视为“深层国家”真正的操盘手。这代表了激进左派对“深层国家”的界定。而特朗普政府恰恰是竭尽全力维护华尔街和石油巨头的利益，尤其是为了石油产业而放弃奥巴马政府的环保政策以及对清洁能源的支持。

2016年，曾经长期在美国国会预算委员会担任分析师的洛夫格伦（Mike Lofgren）出版了《深层国家：宪法的衰落与影子政府的兴起》一书。洛夫格伦不能算左派，而是持中间立场。他认为“深层国家”并不限于非选举产生的官僚机构，而是包括了跨国公司、石油巨头、华尔街、硅谷和各种智库等等，它们彼此之间寻求一荣俱荣的利益交换，可以凌驾于民主程序之上来决定政策。

2017年5月，洛夫格伦在新闻网站Medium.com的访谈中断言，特朗普是“深层国家”的突变基因，其所作所为其实是用升级版的“深层国家2.0”去取代旧的“深层国家”。特朗普的内阁里聚集了如此多的亿万富豪，相比之下，当年小布什的内阁简直就像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委员会。小布什政府的减税和放松金融监管为2008年金融危机铺平了道路，特朗普政府更加来势凶猛的减税和放松金融监管最终将会导致更大的危机。“深层国家2.0”是比旧的“深层国家”更危险的超级寡头政治。

大多数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之所以反对“深层国家”，根本原因不在于反对华尔街等垄断寡头，而是基于白人至上主义试图改造联邦政府的一贯立场。凡是阻挠他们改造联邦政府的建制力量，都被视为有待铲除的“深层国家”。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密歇根等摇摆州的白人蓝领阶层改变了此前对民主党的长期支持，把票投给特朗普，成为希拉里败选的关键原因。这也使得主张经济平等的进步派自从2017年起在民主党内部迅速崛起。而在2020年总统大选所引发的宪政危机中，冲锋陷阵的特朗普铁杆支持者却并不是被经济诉求所驱动。《大西洋月刊》的政治专栏作者Adam Serwer指出， 参加1月6日国会暴乱者并不是社会底层的穷人，而是企业主、房地产经纪人和军人。他们的行动也不是出于经济上的绝望，而是出于对自己不可侵犯的统治权的信念。

特朗普支持者所设想的自己不可侵犯的统治权，在很大程度上是和白人至上的特权重合的，即使是来自有色人种的支持者，也是崇信白人至上的特权所构造的社会秩序。在当今美国社会， 崇尚白人至上主义并因此成为特朗普铁杆支持者的主要是两个群体：“另类右派”和白人福音派。

白人福音派运动诞生于19世纪末，其创始人桑代（Billy Sunday）定义了该运动的目标：将美国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另类右派”是美国社会中位于建制右派保守主义之外的极右派，其特征是公然鼓吹白人种族主义和白人民族主义，声称多元文化和政治正确构成了对“白人美国”的致命威胁。很多“另类右派”人士对宗教不感兴趣，绝大多数白人福音派信徒也不会像“另类右派” 人士一样挥舞三K党旗帜，参加纳粹集会。一些观察家据此认为这是两个相互独立的群体，然而，美国作家波斯纳（Sarah Posner）在《不圣洁：白人福音派为何拜倒在特朗普的圣坛前》一书中揭示了两者之间的深刻关联：白人福音派和“另类右派” 都崇尚白人至上，反对多元文化和民权运动，都对白人在美国人口结构中成为少数派的前景感到恐惧，都把移民和少数族裔当成替罪羊，都渴望尽可能控制权力杠杆。这两个群体都在特朗普身上找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英雄。只不过，“另类右派”无所顾忌地拥抱法西斯主义，而白人福音派则使用了貌似无害的“宗教自由”话术。

1954年，美国最高法院在“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中判决“隔离但平等”的法律违宪，是刺激白人福音派积极介入美国政治的起点。南北战争结束以后，美国南方各州虽然废除了奴隶制，但是长期在“隔离但平等”的名义下实施种族隔离和歧视政策。有色人种不能和白人使用共同的公共交通工具，进入同样的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当然更不可能）、图书馆、体育场、电影院等等。有色人种虽然名义上拥有和白人“平等”的公共设施，但实际上质量非常低劣。最高法院的判决推动了美国社会废止种族隔离政策，是民权运动的一大成就，同时也令白人至上主义的信徒如坐针毡。他们不愿意把孩子送到取消种族隔离的公立学校，为此成立了很多维持种族隔离的私立学校。

1962年，最高法院在“恩格尔诉维塔莱案”中判决在公立学校强制祈祷和读圣经违宪，理由是涉及确立官方宗教，违背了政教分离原则。这导致了许多基督教私立学校的兴起，它们和维持种族隔离的私立学校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1971年，最高法院在“科伊特诉格林案”中判决实行种族隔离的私立学校没有资格获得免税，扼住了其财务咽喉，引起了强烈反弹。白人福音派宣称傲慢的世俗政府一心想要剥夺基督徒的权利。作为回应，他们研究制定专门保护“宗教自由”的法律。所谓“宗教自由”的核心理念是“保留拒绝向他人提供服务的权利”。在种族隔离时代，这原本是堂而皇之的特权，学校可以拒绝黑人入学，公交车可以拒绝黑人乘坐，等等。而在后种族隔离时代，要拒绝向个人或团体想要排除或是忽视或是惩罚的任何人提供服务，就需要借用宗教自由的名义，声称这类服务违背了个人或团体的宗教信仰。

虽然存在少数反例，但是白人福音派总体上秉持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政治立场。基督教民族主义主张基督教是美国的立国之本，美国的成功反映了上帝对世界的最终计划，联邦政府应该宣布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倡导基督教价值观。基督教民族主义渴望回到“虔诚”的过去，当时只有白人是真正的美国人，妇女恪守家庭主妇的角色，不存在同性恋者，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大行其道，不存在劳动法以及对税收、环境和金融的监管。这些都是上帝对美国这个特殊国家的计划，而这个计划正面临着被世俗主义、多元文化和女权主义所摧毁的危险。

1980年里根入主白宫，其保守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政治纲领契合了白人福音派对于“基督教美国”的愿景，令后者额手称庆。然而，世易时移，随着多元文化在美国日渐盛行，在1970和1980年代曾经自诩为“道德的大多数”的白人福音派日渐成为美国社会的少数派。2008年奥巴马成为美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黑人总统，是对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沉重打击。2015年，最高法院判决同性婚姻在全美国范围内合法化，更是令白人福音派感到命悬一线，因为他们认为“性少数群体”（LGBTQ）不应享有充分而平等的权利。他们迫切需要通过“宗教自由”来保护自己拥有歧视“性少数群体”的权利。紧接着，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临界点上，他们遇到了异军突起的另类候选人特朗普。

福音派的公开教诲是宗教虔信与道德完善，而特朗普与此格格不入，他对《圣经》知之甚少，曾经被多次指控有不当性行为，公开吹嘘“只要抓住她们的下体”就可以对女性为所欲为，鼓吹金钱至上，侮辱每一个他认为是敌人的人，煽动对“非我族类”的仇恨。这些都和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背道而驰。然而，所有这些都并未阻止白人福音派以空前的热情追随特朗普。他们的说法是，在《圣经》中，上帝曾经选择了波斯国王居鲁士来帮助流亡的犹太人回归和重建耶路撒冷；特朗普或许不是基督徒， 但他正在被上帝选择用来重建基督教美国。

特朗普上台以后，白人福音派得到了丰厚的政治回报。特朗普任命了一大批政治官员取代职业官僚来执行有利于白人福音派的政策。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建立了“良心和宗教自由”部门，允许医疗从业者，例如护士，选择不参与其基于宗教立场所反对的项目，如堕胎或绝育手术。该部门邀请医疗从业者对医院和州提出投诉，并且惩罚他们认为侵犯了这些人“良心和宗教自由”的医院甚至州政府。

更为深远的影响发生在司法维度。特朗普先后提名并由参议院确认了三位保守派大法官，令最高法院中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比例从4比4（存在1张摇摆票）变为6比3；他还提名并由参议院确认了200多位联邦法官。2020年6月，在“埃斯皮诺萨诉蒙大拿州税务局案”（Espinoza v. Montana Department of Revenue）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宣布不得将宗教学校排除在州奖学金税收抵免项目之外，打开了州纳税人资助私立宗教学校的大门。

横扫美国的COVID-19疫情，迅速加剧了白人福音派与臆想中的“深层国家”坚决斗争的歇斯底里。一方面，副总统彭斯应对COVID-19疫情的第一个行动是与白人福音派信徒组成祈祷圈，俄克拉荷马州率先举行了全州性的祈祷日，随后全美国都出现了祈祷圈。另一方面，白人福音派发起了很多针对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诉讼，反对居家令和对大型聚会的限制，理由是它们侵犯了教会成员聚会的宗教自由。2020年8月22日，特朗普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指控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是故意延迟COVID-19疫苗检测的“深层国家”。4月20日，洛杉矶的一名火车司机莫雷诺（Eduardo Moreno）让火车脱轨撞向停靠在港口的“仁慈号”海军医疗船，因为他相信COVID-19疫情是一个骗局，医疗船的真正目的是让联邦政府接管洛杉矶。

2020年11月9日，在输掉总统大选之后的第六天，特朗普再度指控“医疗深层国家”，原因是辉瑞公司在大选之后公布了该公司生产的COVID-19病毒疫苗具有超过90%的有效性，让世界看到了战胜疫情的曙光，特朗普认为辉瑞公司是故意将公布时间推迟到大选之后，破坏自己的选战，辉瑞公司否认了这一指控。

2020年底，NPR/Ipsos的民意调查显示，39%的美国人相信存在一个力图搞垮特朗普的“深层国家”，在共和党人中相信这一阴谋论的人数比例高达71%。这是特朗普拒绝承认败选，乃至公然鼓动暴乱的资本。

（黄湘，独立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