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当“北方”和“南方”都成为历史：习时代的中国政经地理变化

2012年，深圳河两侧网民之间爆发过一场骂战。骂战源于港铁上港人指责大陆游客饮食而引发的一次口角，并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的“狗论”所引爆。“狗论”自然最成话题，但孔庆东的另一番言论也呼应了当时中国的“南北之争”：他指责口角中的香港人会说普通话却故意不说。语言、地方身份与“推广普通话”议题，在十年前讨论激烈。2010年，广州爆发了一场保卫粤语运动，反对地方公营媒体中日益提高的普通话比例。7月25日，许多人集中在广州江南西地铁站口，举标语呼喊口号，号召“保卫粤语”，“广州人讲广州话”。地方语言和普通话之间的紧张关系达到了一个小高峰，

当时的互联网动员中，除了各类保卫母语与保卫文化多样性的说法，还有一种论述认为广东话比普通话更为正统中华。一则广为流传的帖文称广东话是中原古音，而普通话是“胡化”汉语，暗示普通话是蒙元和满清的产物。另一则广传的帖文则称民国时代粤语“差一票就定为国语”。尽管恐怕经不起仔细推敲，但这些帖文在撑粤语运动中广为流传，以此认定粤语的正统属性，反对“说普通话，做文明人”口号中带有的隐藏论题——北方更文明，南方是落后边陲。那也是自由派知识分子和南方媒体人的黄金时代。《南方都市报》曾经刊出过一篇文章，讨论人们为什么喜欢广州，开篇第一句就是“离香港近，离北京远”。在那时候，北京和北方被视为保守、落后，属于过去；珠三角和广东则被视为是开放、先进，属于未来。

十年后，经历了2019年“反修例运动”，香港和广州，或说广东，似已拉开距离。过去几年，认识的不少广州朋友都抱怨他们和亲民主派的香港朋友之间的撕裂；与此同时，许多港人不理解他们的内地亲友为何不反对那个广东人曾经不喜欢的北方。当然，这也不过是曾经那个“南方中国”衰落的许多症状之一。从2014年开始，珠江三角洲对大众文化和中国经济曾经深刻的影响力开始衰减。被视为偶像的香港资本家开始变成“四大家族”，粤语流行乐和影视逐渐变成一种怀旧，南方系媒体沉寂，香港模式也不再是上海北京热衷的谈资。

但“北方中国”胜利了吗？恐怕也没有。现代中国当然不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南北”之论之所以成立，端赖19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中的“道路”之争与发展中的地区间差异。如今也许可以说，曾经对立的“南方”和“北方”，今天已经双双成为正在过去的历史，再谈论曾经的“南北”，也是失之千里了。就在过去十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经历了巨大变化，在这变化中，我们既见证了“北方”和“南方”的衰落，也目睹了一种新模式的膨胀扩张，这个新模式源自中国东南，姑且称之为一个“江浙沪模式中国”，它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主导各类问题的走向。

“大北方”的衰落

过去十年间北方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北京的人口控制。

多年的区域竞争下，中国网民常常用经济数据和房价论英雄。按经济数据看，中国北方和南方的差距明显变大。曾几何时，东北三省一个重工业城市的经济产值就比肩半个广东。现在则无论是人口还是经济，北方省市所占的比例都越来越小。2020年的数据可见，GDP增长超过3%的基本都是南方省市，北方大概只有山西和山东的3.6%还算“过得去”。曾对标重庆广州的天津已经多年增长疲软，更不用说还在人口净流出，经济在增长和衰退界限上挣扎的辽宁等省份。在人口上，尽管2020年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迟迟未公布，但按照先前数据，2013年到2019年，东北三省人口减少182万；内蒙古、天津人口基本没有变化，河南河北山东陕西等地则是小幅增长。但相比浙江和广东等地动辄近百万的人口流入，显然不成比例。2019年，仅杭州就增加了近56万常住人口。

过去十年间北方最大的变化，莫过于北京的人口控制。从2017年的“疏解低端人口”事件开始，北京常住人口开始负增长，这连带影响了周边城市的集聚效果。《21财经》2020年的一篇报导发现，曾经人口快速增长的京津冀地带，已经“陷入人口缓慢增长的局面”。加之作为新模范城设计的雄安新区仍在建设中，北方对作为经济要素的“人”的吸引力，明显在大大减退。

过去二十年，北京可以说是淮河以北唯一可以和上海、广州、深圳比肩的大都市。北京人口增长的停止，尤其是随着清退“非首都功能”所带来的庶民人口的增长停滞，既意味着北京正在从一座“兼具首都功能”的北方大城市变成一座彻底的首都城市，也预示着北方将从此失去一个像上海、杭州或广州那样承载地域文化认同的大都市。

曾经，从1990年代到2000年代，北方文化在中国大众媒体中占据了半壁江山，和改革开放时代当红的港台流行文化分庭抗礼。从马季到姜昆冯巩的相声类语言艺术节目，以及东北风情浓郁的赵本山小品，许多年来称霸着春节联欢晚会，已经被视为“大北方文化”垄断中国官方艺术舞台的重要指标。

看一眼2021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我们会发现这些“北方味道”已经在过去十年极大淡化了。2010年之后，赵本山基本退出全国性舞台。2021年春晚上有岳云鹏和孙越的相声节目，但逗哏内容是平淡无奇的流行歌曲串烧，同一场春晚上的小品也都避免着任何地方特色：聚焦在扶贫、抗疫、奉献。许多角色由高颜值的电视电影演员客串表演，语言也不再有地方特色，转由标准普通话一统江山。无论是赵本山那种“大碴子味”的铁岭话小品，还是和北京天津市井生活相结合的相声桥段，都找不到了。

曾经，站在南方人角度对北方的批判包括了北方人热衷做官——北方干部大量在各地担任高位。过去十年这种趋势也有所变化。北方官场激烈震荡，多省官场的“塌方式腐败”导致大量当地出身的官员落马，比如2011到2013年间牵扯面甚大的辽宁官场贿选案，2014年一度导致地方官员缺员300余人的山西官场“地震”，都是是对北方官场的“清洗”。除此之外还有近年来由秦岭别墅案牵出的陕西官场“塌方”，以及直到今日仍在震荡的内蒙古贪腐弊案。这些弊案带来的大规模官场清理，这意味着地方官员更难形成同乡网络，进而北方多地官场的“地方性”也会随之降低。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北方”的可见度就会全面降低。因为只要北京仍是首都，“北方中国”就仍然会保留政治、文化和科教中心地位，从而在文化艺术和知识分子中具备不可剥夺的地位。但作为整体区域的“北方中国”，显然在过去十年中在很多领域失去了影响力，这其中最为醒目的，便是其经济影响力和庶民文化、大众文化中的主导权。

另一边，另一个“南方”，以江浙沪为代表的东南地带，正在崛起。

江浙沪的崛起

经济之外，江浙沪一带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力，也在过去十年风头无两。北方官场遭到诸多整顿的同时，江浙沪干部却有不少因政绩出色而升任。

包括了上海、江苏和浙江在内的“江浙沪”地带，并不是改革开放早期的宠儿。1980年代和1990年代是属于珠江三角洲和浙江南部的。在珠三角，以港资和台资带动的经济特区和出口加工业快速成长；在浙江南部的义乌、温州，小作坊式的加工业和分销网络遍布全国乃至全球。直到1990年代，上海浦东列为经济开发新区，上海市区才重新开始大幅扩张。

和珠三角与浙南不同，江浙沪区域的面积更大，沿着长江所通达的腹地省份更多。最直观的是，从上海到浙江、江苏沿线的城市，很难看到从珠三角到周边外围城市所感受到的那种贫富差距。从而总量上，虽然“长三角”、“京津冀”和“大湾区”在论调上似乎平起平坐，但江浙沪“长三角”的经济地位其实越来越“超然”。根据2019年的计算对比，长三角的GDP总量几乎是京津冀地区的2.5倍，同样也超过了“大湾区”不少。

经济之外，江浙沪一带的文化和政治影响力，也在过去十年风头无两。北方官场遭到诸多整顿的同时，江浙沪干部却有不少因政绩出色而升任。如2020年初上海市长应勇调任湖北书记，主持关键的防疫计划。最新的例子是曾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尹泓，在河南省省长任上防疫成功广受舆论赞扬，近期又得到升迁，调任甘肃省委书记一职。

至于文化领域，上海在媒体产业、庶民文化产业乃至民族主义文化产业上，都独占鳌头。2010年之后的新派官办互联网媒体中，《澎湃新闻》、《第一财经》、《界面新闻》等多家总部均设在上海。引领“宅圈”文化，和官媒互动甚多的bilibili（B站）也是一家上海企业。民间以民族主义著称的“观察者网”同样也注册在上海。相比各地传统媒体受到互联网冲击或停刊或缩减编制或一蹶不振的情况，上海媒体和文化的繁荣就更显出江浙沪的“独大”趋势。

更进一步，江浙沪地带，尤其是上海和杭州的城市管理，正在被凸显、推广为“中国模式”的范本。习近平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之后，上海和杭州先后引领了许多其他地区至今都未能完全跟进的城市管理改革。比如，上海推行了相当复杂的强制垃圾分类规定并强化执行；浙江宁波的“枫桥经验”社会管理被当作典型大力推广；电子管理、“城市大脑”和人工智能大数据系统也大量引入；在疫情中，上海的防疫也被视为是最精细的体现——隔离日数最少，追踪疫情最快，2021年初上海爆发小规模聚集疫情，几天之内政府就以快速定位和大规模隔离控制了疫情，并无影响城市运作。

同步在这些年普及的，还有“江南”的美学模式。近年来，年轻一代中产阶级消费追求“新国风”——以乌镇为榜样的小镇文创整体开发，以杭州中国美院为榜样的新派中式建筑，加上苏州古城和西湖为代表的江南园林城市成为了各种美学灵感的来源。这些年来电视剧电影中多有仙侠主题，家居装饰、衣着服饰和生活细节也开始追求“高级”，“江南”作为传统中国的“高级文化”代表，和当代消费、经济与互联网企业的中心，也就同样成为了文化符号的生产和输出地。

从华南到江南

到了习时代，东北的前三十年，和广东的后三十年，都不是新经济结构的宠儿了。今天出现的各种强力压制、民族主义、“结构性调整”，乃至“灵魂改造”的政治模式，并不外在于这个变化。

从历史上看，中共从来都不是一个强调地方区别的政党。然而近代中国的历史又确实无不和地方区域的认同有关。比如清末以降，太平天国的发迹和两广地带的山民多有关联，清末的派系中隐含着湖南士大夫和安徽官员的崛起，辛亥革命中华南登上历史舞台，蒋中正的国民党中央则依仗江浙人。至于中国共产党，最早时可以说是北京和上海知识分子们的党，但北伐后被国民党清洗的中共转入粤赣边境打游击战争，最有话语权的领导们和将军们就变成了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林彪这些湖南湖北人和叶剑英、朱德这些南方客家人。

中共在长期战争中依赖的“游击队模式”其实会滋长地方性。而革命成功后，中央对这些原有的地方人马又有顾虑。刚过世不久的美国学者傅高义（Erza Feivel Vogel）就在其名作《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州》（1969）中写到，1950年后，广东党政系统的一大变化就是中央派遣大批南下干部，替换了原先系统中东江纵队出身的地方人马，削弱了广东政治的地方势力。类似地，1954年对“东北王”高岗的打击，也带有清理地方派系的意味。

削弱地方派系的力量，并不意味着中共治下的国家发展是全国平均化。无论是毛时代的“前三十年”还是改革开放的“后三十年”，中国大陆的发展都严重依赖部分地区的带动，也就自然导致其中某个区域的“特殊化”。在“前三十年”中，特殊的是东北。作为最具有工业基础，也是初期离苏联援助最近的地方，东三省的富庶和东三省工人的特权地位，是和重工业、军工、备战绑定的。而同样的三十年间，南方包括上海在内都普遍原地踏步。

“后三十年”则可以算得上是香港-广东的时代。东江系的干部，如招商局的袁庚重新得到重用。从香港引入的文化和新事物也从沿海向内地传递，一度成为时代主流。粤语受到追捧，香港明星的海报贴满大街小巷。南方系的黄金年代可以说是这个时代的最终最强一章。再往后，香港和广东，广东和内地的关系，又都改变了。

这中间颇有些令人玩味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过程。在毛时代的30年，北方尤其是东北主导着中国的形象。同时代的香港，南渡出走的文人知识分子们便把他们心中“自由中国”与“共产中国”的区别，描述为和“华”和“夷”的区别。比如把香港当作南朝或赵宋，而将北方的红色中国当作蒙古或满清。

这并非新时局下的发明，毕竟在南宋时，就已经有了借史喻今的“帝蜀寇魏”之三国解读——南朝当作正统，北朝看作蛮夷。而在冷战时代，钱穆类似地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扬明抑清，高度赞扬明代体制，而贬斥清制为落后、专制、野蛮的顶峰；1950年代，香港本地亲国民党的《工商晚报》，每年都要在中秋刊出一篇讨论“杀鞑子”的文章。1955年的刊文“中秋是杀鞑子的纪念日”中是这么写的：“天上的月，今夜已圆，地下的黄帝子孙，究竟何时可以重合？”，意指要反攻大陆，夺回被中共“鞑子”控制的江山。1958年的刊文更为显白：“高悬反攻大陆之号灯，继续诛杀鞑子之精神”。

这些“杀鞑子”或“赵宋情怀”的冷战文化，在改革开放中不乏回流。和“华夷之辨”同时回流的，还有资本、工厂、技术和管理人员。粤语歌曲唱情爱人生、电视剧里蒙哥围攻襄阳城，现实中是北方城市街头，下岗工人向着南方去，投奔出口加工企业。

回到习时代，东北的前三十年，和广东的后三十年，都不是新经济结构的宠儿了。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的是，从2010年到2020年，中国的经济结构的变化其实非常显著。一方面，以珠三角模式和浙南模式为代表的商品出口曾经在1990年代末占整个中国GDP的近40%，但到了2020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到了20%以下。这意味着，珠三角和浙南的强调灵活，非正规和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模式，已经不再是经济主流。与之相对地，过去十年间崛起最快的，是更强调正规化、平台化和垄断化的大型央企、大型国企和大型私有科技企业。而这些企业更多地集中在杭州、上海、北京、广州和深圳。与此同时的是，城市人口比例持续提高，从十年前的45%左右，如今已经达到60%。

人口的大量集中和运输通讯基础设施的提升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经济重心向消费转移。这一切在2020年之后又加成了以消费吸引全球经济的“内循环带动外循环”模式。尽管珠三角仍然是新模式的中心之一，但这已经是“腾笼换鸟”之后的大湾区了。其所依靠的产业形态和人员都明显不同。而它也更不是之前那个“南方”在文化上的继承者。

略为令人玩味的是，杭州的文化标志之一，便是南宋时代的皇家“御街”，相比西安标榜粗旷豪气的“唐风”，似乎杭州标榜的雅致精婉的“宋风”，在近些年来有更快崛起之势。毕竟，新的经济模式不仅仅包括金融资本，科技资本，科技巨头和大国企，也同时追求树立一整套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年轻人的消费美学。而在这美学的行程中，“江南”拥有了比任何其他区域都更强的“订立标准”的能力。尤其是在如今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大背景下，人们需要回答“何为中国”的问题——不仅仅是说什么话才更“中国”，还有买什么样的东西，喜欢什么样的俊男美女，穿什么样的华丽服饰……

“江南”日益提高的文化、政治与经济地位，在未来会带来什么样的中国想像？如果说东北代表前三十年，广东代表后三十年，那么“前后三十年都不能否定”的现实肉身会在哪里？“北方”的整体淡去，“南方”的退场，和江浙沪的日益独大，可能会是未来十年中国社会中最显著的走向之一。今天出现的各种强力压制、民族主义、“结构性调整”，乃至“灵魂改造”的政治模式，并不外在于这个变化。

（李海，媒体人，中国社会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