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什么是“芬兰化”？：一个在强权夹缝中求生的北欧小国生存史

提起芬兰，大部分人首先映入脑海的都是诺基亚这个（前）手机巨头和5G技术领先者之一。艺术爱好者可能会想到著名作曲家西贝柳斯和芬兰独具特色的设计风格。这个恬静、富裕，仿佛置身世外桃源的小国和其他北欧国家一样享受着超高的生活水平与完善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教育。近年上台芬兰的新内阁由很多位年轻女性执掌，更让世界见识到芬兰在两性平等上的领先地位。

如果我们打开一副欧洲北部的地图，就会发现芬兰的地理环境并不那么“得天独厚”。如今的芬兰湾平静且不识战火，然而在俄罗斯帝国扩张的帝国时代和超级大国剑拔弩张的冷战高峰，芬兰的地理位置从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实际上，芬兰作为现代主权国家的独立史，只有100年。在这之前，他是沙皇俄罗斯帝国内享有特殊宪法地位的大公国，被俄罗斯彻底纳入囊中之前，芬兰地区是瑞典和俄国两大北方强国长期争夺的重镇。瑞典想要插手大陆事务，势必要在波罗的海有落脚点，而想要面向海洋扩张的俄罗斯，直接夺取涅瓦河口的三角洲地区从无到有地建立了新首都圣彼得堡（在苏联时期称作列宁格勒）。

第一次世界大战与1917年的两次革命让俄罗斯帝国短暂地分崩离析。原俄罗斯的波罗的海省份和乌克兰地区纷纷脱离帝国宣布独立。俄罗斯参与瓜分的波兰也在毕苏斯基元帅的统帅下重新建立自己的国家身份。虽然红军通过武力“收复”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但是在俄罗斯内战中，芬兰的“白卫军”在德国帮助下打败了亲布尔什维克的赤卫队，建立了并不从属于俄罗斯和苏联的主权国家。

这种领土安排造成一个严重的问题——独立芬兰的国境线距离列宁格勒只有不到40公里。芬兰和其它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一样，可以封锁红海军的波罗的海舰队的行动，并允许第三国通过海路或陆路发动对苏联的进攻。在苏联内战中，协约国舰队确实通过芬兰湾实施过对白军的支援。这对被“敌对势力”包围的苏联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地缘政治风险。内战的记忆和对俄罗斯帝国扩张本性的怀疑，同样在芬兰一方滋生了对苏联意图和行为的不信任。但是在整个20年代和30年代早期，亟需从内战中恢复并建成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苏联领导层不得不接受他们无法控制的现状。1932年，苏联和芬兰签署协议，承认1918年边界线的永久化。

一、二战前对苏联的强硬态度

这一“现状”在30年代后期发生急剧变化。随着苏联头两个五年计划的完成，其军事潜能至少在账面上已经大大改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虽然暂时稳定了苏联和德国的关系，但斯大林从来没放松对希特勒的警惕。而他甚至以同等、如果不是更加怀疑的目光打量着“英法帝国主义”。如此一来，不受控制的波罗的海国家和可能作为外国攻击跳板的芬兰就变得愈发不可忍受——列宁格勒不但是俄罗斯的第二首都、第二大城市，具有重要的战略和象征意义，他同时也集中了大部分苏联的军事工业生产能力。

物质和外交条件都站在斯大林一边——尽管红军刚刚经历过大清洗，但和20年前内战时相比毕竟今非昔比。更重要的是，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秘密附件中，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已经被希特勒让给斯大林作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这意味着这些小国不会向上次大战那样获得来自德国的援助。

1939年，斯大林迫使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和苏联签署互不侵犯条约，在三国部署了苏联军事基地，并最终于1940年6月吞并三国。对于芬兰，斯大林的态度更加温和克制。现在的解密档案显示，斯大林在1939-1940年的苏芬战争（“冬战”）前的所提出的“最小的”外交需求并不是全面吞并芬兰的前奏和借口。苏联要求芬兰将国境线远离列宁格勒，租借海军基地，并要求割让若干芬兰湾岛屿给苏联。作为回报，苏联愿意将苏联境内的东卡累利阿的一部分交换给芬兰。斯大林几次对芬兰代表团表示这是他能做出的“最大让步”，苏联和其它大国相比简直是吃亏的老实人。

芬兰代表团从赫尔辛基那里没有得到答应这一让步所需的灵活授权。作为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芬兰宪法规定主权领土完整不可分割，而任何领土变动都要求一会六分之五多数。尽管芬兰的“国父”、军事领导人曼纳海姆元帅和代表团成员、后来的芬兰总统巴希基维对芬兰和苏联的军事对抗不抱幻想，因此试图推动芬兰接受苏联的条件，但国内的政治环境不允许他们做出妥协。

芬兰的主要潜在盟友德国、法国、英国都不建议芬兰与苏联进行直接对抗，作为斯堪的纳维亚最大邻国的瑞典只愿意对芬兰给出“道德支持。” 芬兰人只能依靠自己区区370万人的人口和近乎空白的工业能力进行抵抗准备。他们在维普里（维堡）一线构筑了著名的“曼纳海姆防线”，并充分动员所有力量参与军队训练。最后，斯大林决定给芬兰人一些教训。苏联在1939年底利用一起自导自演的“军事纠纷”开启了对芬战争。

苏联领导人本来假定两周就可以打到赫尔辛基。但由于斯大林及其弄臣们的好大喜功与轻敌，战争的头两个月成了红军的军事灾难。随着北欧严寒消退，铁木辛哥将军成为负责对芬战争的最高指挥。苏联的整个军事机器得以开动全力。芬兰背靠地形和天气优势所享受的战术优势就不值一提了。在苏联重炮、飞机、坦克无情的攻势下，曼纳海姆防线被突破。维普里（维堡）陷入红军之手，赫尔辛基宣布求和。冬季战争前半段红军的糟糕表现则让希特勒更加轻视苏联的军事能力。他和当时世界上大部分国家一样没有看到，斯大林的苏联本身就是一台可怕的战争机器，可以把残酷的损失当成学费，把俄罗斯的战争潜能转化为战斗力。

作为战败的后果，芬兰不但不得不全面接受斯大林战前的要求，还被迫将第二大城市维普里（维堡）割让给苏联——不过无论如何，芬兰保住了自己的独立。以事后之明来看，芬兰选择不接受苏联的外交要求而把自己陷入一场可以避免的战败，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事前来看，芬兰对斯大林意图的怀疑不能说没有根据。毕竟希特勒刚刚背信弃义地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而一开始德国对苏台德地区的要求至少看起来也是温和与有限的。芬兰作为前俄罗斯帝国的领地之一，刚刚获得独立20年，内战的记忆仍然鲜活。谁都不能保证，斯大林不会做出和希特勒类似的事。

更糟糕的是，苏芬战争并不是两国之间的“正规”交战。红军的军事进攻一开始，苏联就宣布一个“芬兰民主共和国”政府已经成立。一位前芬兰共产党党员据说是其“领袖”。苏联军队只是应“合法的”芬兰政府的请求，去帮助芬兰人民打碎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压迫。苏联政府甚至马上迫不及待地和这个幽灵一样的“芬兰政府”签订条约，把之前苏联对芬兰提出的领土要求落实。

对芬兰人而言，这恰恰印证了苏联想要完全吞并芬兰的猜想。因此和苏联的作战就不再是单纯的利益之争，而切实涉及到国家的存亡。这自然让芬兰的抵抗格外猛烈且残酷，对苏联和芬兰双方都造成巨大的损失。当然，随着芬兰和苏联之间达成停火，这个有名无实的芬兰政府也被取消。他的头头转而去担任了新吞并的芬兰领土上成立的苏联卡累利阿加盟共和国的领导。

二、二战时力求“中立”的踩钢丝立场

总结冬战的前因后果，我们不难发现造成交火的根本原因就是信任的缺乏。斯大林想要说服芬兰人他的要求是认真、合理和有限的；而芬兰人想说服斯大林芬兰会严守中立，不会让任何第三方势力借道芬兰威胁列宁格勒。但是斯大林无法让芬兰相信前者——一个以推进世界革命为己任的革命政权、一个历史上领土野心从不满足的帝国、一个说一不二的独裁者，很难让一个民主小国产生好感。反过来，芬兰的保证也无法让斯大林相信后者——如果芬兰随时可能被占领，赫尔辛基自身的保证就变得毫无意义——列宁格勒和芬兰湾出海口取决于苏联军事力量在地理上占据有利地形。

正如历史上无数战争一样，整个“冬战”成了一场代价昂贵的信号游戏。芬兰人学习到斯大林确实想要的是地缘政治上的安全而不是吞并整个芬兰。斯大林则学习到自己确实需要见好就收，吞并整个芬兰的可能代价远胜过满足于她维持独立并对苏友好。

如何平衡“警惕”和“信任”，以谋求芬兰在强邻苏联之畔的生存，将会是芬兰内政外交的核心问题。在芬兰最终找到解决之道前，她还需要在“继续战争”中再经受一次严酷考验。讽刺的是，如果说“冬战”是芬兰为了自己的中立地位和行动自由而与苏联打了一场本可以避免的战争。在“继续战争”中，芬兰既没有保住中立、也没有维持自己的行动自由——基于战略上的误判，芬兰和纳粹德国结成军事上的合作关系（而非同盟），力图拿回在“冬战”中损失的领土。芬兰并非不知道希特勒是何等货色。但是她期待自己在上次大战中的好运可以重复——德国打垮俄罗斯，而自身又被同盟国打垮。在这一最佳情形中，芬兰不但可以拿回自己失去的领土，还可以永远摆脱自己的布尔什维克邻居。战争的实际情况，如同我们知道的，并没这么发展。

芬兰在交战中小心翼翼表明自己有限的战争目的以及并非和德国形成同盟关系。当芬兰军队推进到1932年边界附近后，芬兰就不再前进，无视德国要求参与围攻列宁格勒的要求。芬兰同样刻意保持了穆尔曼斯克铁路的运作，让大量同盟国的物资得以转运到苏联。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轴心国宣战，出于以上种种原因，芬兰被排除在外。当1944年战争局势的发展不再有任何幻想余地时，芬兰人发挥了其果断和冷酷的政治抉择。芬兰总统里斯托·吕蒂曾经对德国保证，自己内阁中的任何人都不会寻求与同盟国的单独和平。但这显然是狡猾地欺骗——赫尔辛基和莫斯科的接触从未中断。当芬兰最终决定，和苏联的单独和平已不可避免。吕蒂总统的内阁宣布集体辞职，由曼纳海姆元帅接任芬兰总统。这位年近八旬的芬兰国父宣布，吕蒂确实保证过不会和同盟国单独媾和，但他本人并不受这一约束。

新的和平达成了——当然，这是严厉的和平。芬兰将向苏联支付3亿美元时价的战争赔款。这对一个主要以林业产品为主要出口品的农业国家来说是沉重的负担。他们为了履行自己的和平义务还必须驱逐驻扎在芬兰的所有轴心国军队。1944年，芬兰不得不对自己之前的盟友德国人开火。7万多芬兰人在继续战争中丧生。超过8万名儿童被疏散到瑞典。芬兰将北极港口附近的佩查莫（佩琴加）割让给苏联，并将波尔卡拉半岛租借给苏联用作军事基地。然而相比之下，芬兰的命运又好过大部分欧洲交战国——他维持了自己作为主权国家在内政上的独立，是二战中欧洲大陆的交战国中唯一没有被占领过的国家，因此躲过了大部分战火。确实，在苏联和同盟国的要求下，战争时的吕蒂内阁接受了芬兰人自己的审判并被判刑。但与纽伦堡审判上纳粹德国领导人的待遇相比，芬兰战时政府相关人员所承受的代价可以说是十分轻微的。

三 冷战时期的生存：“芬兰化”的成功

1944-1947年是决定战后芬兰命运的关键三年。芬兰人在两次战争中学到的教训是——正如基欧汉指出的——“小国家在残酷的国际政治里必须学会聪明，越是小国就必须越是聪明。尤其是对那些地处战略位置，反复引起大国注意的小国来说，更是如此。” 芬兰人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他们的地理位置是无法变动的。如果不解决和苏联/俄罗斯之间的信任问题，芬兰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将无法正常运作。幸运地是，对斯大林和他之后的苏联领导人来说，芬兰问题首先并且主要的是一个单纯的地缘政治问题而不是事关帝国尊严、共产主义革命之前途的意识形态议题。这就让芬兰的政治生存和满足苏联的要求之间有了潜在的妥协空间。然而要利用和探索这一妥协的空间，芬兰必须首先守住自己的阵地。

日后，西德政界在批评勃兰特总理对东方集团的缓和策略时，会发明出“芬兰化”这个术语来指代那种民主国家的主权自由受到限制，对苏联在外交甚至内政上唯唯诺诺的情况。这对芬兰自身来说并不公平。相对于处在类似位置的战后东欧国家，芬兰是唯一避免成为苏联卫星国，而保持有内政自主与经济自由的例子。作为与苏联和平协议的一部分，芬兰被迫取缔大量“反动”社团与团体，并将芬兰共产党合法化。后者在1945-1948年的议会选举中获得前所未有的优势，一时间，发生在捷克的“民主政变”似乎会在芬兰重演。然而，芬兰共产党在芬兰社会民主党的阻挠下无法控制至关重要的警察和内政部门，从而让一场捷克式的政权变更消弭于无形。斯大林的利益判断也再一次压过了意识形态——苏联控制的盟军控制委员会主要关心芬兰稳定支付战争赔款的能力，为了确保芬兰平稳兑现自己的义务，和任何政党合作以维持芬兰稳定都是可以接受的。

在“冬战”开始前的苏芬谈判中主张接受苏联要求的巴希基维先是成为芬兰总理，随后成为总统。早在1939年的谈判中，商人出身的巴希基维就获得了斯大林私人的信任。据说斯大林在二战被问到为何他不追求芬兰共产党掌权时，这位苏联人民的父亲回答道——“我有巴希基维在，还要芬兰共产党做什么？”在他的主导下，芬兰拒绝了马歇尔计划，和苏联签订了《苏芬友好互助条约》，并且以极大的让步签署了和苏联的贸易协定——为了巩固苏芬之间的经济纽带，芬兰将不得不进口大量苏联产的劣质消费品，而不是西方国家更加便宜耐用的同类产品。

和苏联卫星国不同，《苏芬友好互助条约》尽管规定芬兰需要尽义务防止德国或任何第三国借道芬兰攻击苏联并且必要时苏联将会武力“协助”芬兰国防，但任何苏联方面的军事行动都必须征求两国双方同意。芬兰的与东方集团有着广泛贸易往来，但是她主要的外贸活动（超过70%）是与西欧经济体之间进行的。考虑到芬兰在地缘政治和国际环境上所面临的严格限制，“芬兰化”与其说是一项失败，不如说是难得的成功。

1956年以一票优势当选总统的乌尔霍·吉科宁继续了巴希基维的路线。他们二人的外交政策被合称为“巴希基维-吉科宁主义”。在他漫长、不同寻常且不乏争议的将近30年（1956-1982）总统生涯中，芬兰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得以稳定推进，并且为战后芬兰的内政发展转型奠定良好基础。为了满足战争赔款的需求，芬兰透过高投资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经济体迅速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国家。而鉴于芬兰人口稀少，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她不得不借助于更高的劳动生产效率。这促使芬兰建造了世界领先的公立教育系统，为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转型提供大量合格的劳动力。

吉科宁得以连续当选的“王牌”显然就是他和苏联领导层之间不同寻常的信任关系。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显然相信在吉科宁的领导下，一个独立的、追求中立的、和西方有广泛经济合作的芬兰不会对苏联造成威胁。这体现在苏联愿意放弃在波尔卡拉半岛的军事基地（1955年），也体现在吉科宁可以说服赫鲁晓夫让芬兰放手加入欧洲自由贸易区（EFTA）以实现芬兰和西欧资本主义贸易体系更深的融合（1961年）。

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吉科宁并非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1961年，寻求第一次连任的吉科宁面对着一个强大的反对派联盟。反对派所推出的候选人Olavi Honka有很大概率可以击败他。正当此时，苏联宣称由于西德的再武装和愈发紧张的柏林危机，有必要根据《苏芬友好互助条约》中的条款发起两国间的“军事磋商”。这意味着芬兰战后所追求的外交中立和国家自主会受到严重威胁，因此酿成严重的国内危机。

度假中的吉科宁迅速回国，赶赴俄罗斯安排了与赫鲁晓夫的单独会面。随后赫鲁晓夫宣布出于对吉科宁的信任，两国的军事磋商将会“无限期推迟”。在随后的总统大选中，吉科宁获得无可争议的胜利。目前的主流看法认为，赫鲁晓夫的威慑本来就是为了促使吉科宁当选，而吉科宁本人也确实寻求苏联干预以让自己在选举中获胜。这种在如今看来毫无意外会被视作政治出卖和无政治底线的行为似乎并未减损吉科宁的声誉。根据维基百科，在2004年芬兰广播公司将吉科宁选为100位最伟大的芬兰人第三位，仅次于曼纳海姆元帅和吕蒂总统。

巴希基维-吉科宁所维持的具有灵活性的芬兰对苏联来说也带来极大好处。苏联在保证自己地缘安全的同时，有了一个难得的可以获取西方技术和市场的准盟友。芬兰是广义上的“东方集团”中唯一和西欧经济体深度融合的国家。因此毫不意外的，芬兰成为苏联获取西方技术和资本最主要的渠道。更大的收获也许是在政治上的：芬兰所积极推行的中立、和平外交，她与西方和苏联同时维持的良好关系，让她成为东西方集团交流磋商的良好缓冲区。吉科宁努力把自己打造为弥合两大集团分歧的“诚实的中间商”形象。他努力最终结果就是1975年的《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之签订。暂且不谈这一条款对苏东国家内部的社会、政治造成多大影响，从纯粹外交领域来说，这一文件是首届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产物，而欧安会（随后的欧安组织）是为数不多的不多把美苏欧主要大国拉拢在一起的防务讨论平台。

结语：“芬兰化”的得与失

后冷战的芬兰在外交上可以更加自由地追求与欧洲更为深入的合作与融合。1995年，冷战后欧盟的第一次扩张中，芬兰随着中立国瑞典、奥地利加入欧盟。但芬兰没有忘记自己从两次战争和冷战经验中学会的教训——也许苏联已经不复存在，但俄罗斯仍然是个可怕和不容忽视的邻居。在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格鲁吉亚、波罗的海三国与俄罗斯产生无尽纠缠和敌对的国际大背景下，芬兰一如既往享受着与俄罗斯和西方之间难得的共同友好关系，努力将自身置身于大国纷争之外。

这种中立的安宁并非没有道德上的代价——1968年华约国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芬兰没有加入民主国家谴责苏联的行列。芬兰的媒体对涉苏内容有着不成文的自我审查。曾经有芬兰媒体宣称苏联对波罗的海三国是“非法吞并”就引来了苏联外交部严肃的抗议。而芬兰政府也确实屈服于苏联的压力。2019年被曝光的北欧银行业洗钱丑闻中芬兰企业也毫无不意外地牵涉其中——北欧金融业是俄罗斯犯罪分子和寡头们最经常利用的洗钱渠道之一。

但从最底线的国家生存角度来评判，芬兰确实维持了自己作为一个发达的议会民主制资本主义国家的独立存在。这一成就本身的重要性无需多言。或许更重要的是，如果苏联/俄罗斯没有基于务实、理性、有限的原则来评估自己芬兰政策中各种可能的收益与损失，那么芬兰的任何妥协都将变得没有意义，两国间建立一种基于利益计算的信任关系也将变得不可能。

诚然，作为主权者的国家，其行动的主要目的确实基于“国家理由”。然而定义何谓国家利益则牵扯到这个国家的灵魂和自我认知。所有国家都受制于自身的“观念理想”，一套关于共同体自我认同的核心建构。不管关于国家身份的建构性想象是民族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自由主义的甚或是纳粹式种族主义的，外交在根本上都服从于这一核心议程，从而限制其可能的策略空间。因此，外交行动永远不可能实现纯粹的现实主义所期待的那种灵活性——现实主义所暗含的威斯特伐利亚式的民族-主权国家想象，远不足以涵盖主权国家所追求之自我意义的丰富性。“芬兰化”之所以可以成为现实，恰恰在于无论是芬兰还是苏联，经历大量误判和代价，终于共享了同一套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外交哲学。这种经历对别的国家来说，可能很难成功复制——正如吉科宁自己所说，芬兰模式“并不适合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