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记者被驱逐后，外媒如何报导中国？

驻华外媒，常常是外界解剖中国举国体制、认识复杂社会的透视镜，能同时在政策界、公众中，创造焦点，掀起争论。但这一角色，随着2020年3月中国驱逐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停发或限制员工签证，变得如履薄冰、阻碍重重。

遭遇驱逐风波后的外国媒体，在如何报导中国？重点在哪些话题着墨，采取什么视角？笔者重点观察七家外国媒体（《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BBC、《经济学人》、《外交政策》）在2021年的中国报导，尤其是对台海关系、中美关系的阐述，发现外媒的关注点和文风与疫情前类似，但因为空间收窄，其笔下的中国的“威权”形象已然固化，视角也多聚焦于高层和宏观层面，缺乏日常视角。相较而言，经济和外交报导的丰富度远超高层政治。未来的中国报导，处境更为严峻。

中国形象：威权大国，国进民退

整体上来看，虽然遭遇严控，外媒仍然在及时追踪、探讨中国议题，延续了以往的报导重点，包括高层政治（国内政策及外交动作，聚焦疫情的影响）、社会气氛（如民族主义和女权讨论）、人权和地区问题（如香港、台湾和新疆的政治气候）、经济走势和科技风向，突发热点，不乏资料详实、观察细致的报导。不同的是，由于信源的缺乏、操作空间的受限，报导更加依赖于官方声音和网络动向，也愈加重视经济、市场和外交的切口。

在外媒观察下，疫情后的中国，是权力更为集中、管制更为严格的威权国家，民族情绪日渐高涨，官方口径渗透各个议题，社会本身的活力减弱。中国的复杂性，往往通过外媒笔下政权体系、社会事件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来展示。网络热议的话题，996工作制、MeToo和女性权益，以及娱乐界震荡，因为热度高、相对方便观察，成为感知社会气氛的窗口。例如，BBC中文网仍保留了平民视角的访问，包括关注年轻人回归乡村生活，北京市民如何看待三胎政策，制药救子的年轻父亲，等等，勾勒出大国面目下的多样生活和复杂心态。

然而，如《纽时》一文所述，如今的外媒无法顺利进入现场，在河南洪水等突发事件中，记者被普通民众阻拦、骚扰、抨击，其报导真实性、出发点也常被质疑。耸动的标题、片面的细节，往往成为外媒被斥责的焦点。例如，2021年3月，《纽约时报》曾报导最新的中国疫苗使用仓鼠卵巢做成，而这一本来通行的做法，被当做是中国的特例，引来外界批评，成为外媒将中国“他者化”的例证之一。

具体而言，疫情依旧是外媒关注的重点。中国草木皆兵、“零容忍”的高压管控，体现在“1人被确诊，全城被封锁”，“柯基被扑杀”等新闻中，被视为是缺乏人性，且代价过于高昂，不可持续。其拒绝世界卫生组织的第二阶段疫情溯源的态度，饱受争议。同时，中国国产的疫苗功效，常被爆出不尽人意。在观察者看来，疫情正是党国在经济疲软、外交受困之时，展示执政合法性、重塑国内外威信的证明。

高层政治的报导中，最高领导习近平本人，和其所代表的集权、高压的领导方式，依然牢牢占据外媒中国报导的头条。外媒普遍认为习是几十年来权力最大的中国领导人，通过对于七一、十九届六中全会，以及最新的历史决议的解读，预测习近平将延续第三个任期，打破之前的两任限制，其已经将自己视为划时代的领袖，可比肩毛泽东、邓小平。

在高压下，外媒对于高层政治的报导面和丰富度，严重收缩，操作愈加审慎，反映出管控对于信源、视角、追踪速度和深度的全面影响。以往《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有关中共高层派系、太子党、权贵家族的报导，以深挖关系网、调查取证详实闻名。但在去年来看，高层丑闻的报导，已经鲜少能深入挖掘。例如，11月2日晚彭帅爆料文一出，外媒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BBC在11月3日简述此事，随后也继续跟进，从#MeToo、网络审查、国际反应切入报导。而关于涉事的退休高官张高丽，《纽约时报》仅有一篇梳理其政坛生涯的报导，称彭帅一事戳穿了高层有意营造的低调、清廉且正直的官员形象。《华尔街日报》则是透过匿名政府人士，表示官方因为性侵而展开调查的机率很低。

经济方面，根据官方数据，中国在2021全年有GDP8.1%的增长，比预期要好。但在外界看来，仍面临疫情和其高压政策的负面影响，第三、四季度有明显下滑。制造业依然强势，但整体消费疲软、就业市场低迷，仍然需要财政和货币强有力的支持。如《纽约时报》所述，面对整体趋缓的经济，对于领导人来说，既需要处理长期问题，如收入分配不均、市场缺乏监管等，也需要警惕短期的经济波动，尤其是对二十大的舆情影响。而《金融时报》的分析表明，自疫情以来，中国经济和新兴市场乃至全球的共振减弱，更重视拉动内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但其走势，尤其是科技、地产和金融，仍无可避免地波及海外。而对未来走势的解读，由于数据严控，中国在外界看来越来越像个“黑匣子”，数据来源和可靠度都需要考究。

同时，外媒在持续关注商业巨头和市场的走向，其报导的持续性、丰富度远超高层政治的报导。表现之一，就是被外媒比喻为中国“雷曼时刻”的、以房地产开发发迹的恒大集团所面临的危机。对于恒大危机，中国官方媒体鲜有报导，但诸多外媒给予了持续关注。此次危机，不光是打击房产购买者和投资者信心，而是很可能会造成金融体系崩溃，难以转嫁风险，甚至会重蹈日本经济1989年泡沫破裂、持续低走的（又称“失落的二十年”）覆辙。这正是近些年中国“去杠杆”的必需所在，也是20年房地产经济高开低走的缩影。透过公司数据、其合作方和地方政府的举动，《华尔街日报》的报导显示，中国各级政府正在慢慢帮助消化恒大的“烂摊子”，废弃项目或是退回款项，而并非以注资的方式使其免于破产。令外界担忧的是，中国无法公开其整治和重组计划，使得更为扑朔迷离。

中国治理市场的方式，外媒也是疑虑重重。对于科技巨头的反垄断监管，还是对教育培训行业的打击，被视为既是在矫正不受控的市场，也是在彰显党国的权威。严管是场豪赌，若成功，有可能理顺发展和公平的关联，若失败，则可能打击从业者和市场信心，限制其国际扩张。如《金融时报》所述，这些大公司初期仰赖的是海外投资者，而此番打击，会严重影响投资界对于中国市场的预期，而这些公司未来或许要支付更高的风险溢酬，平衡不确定性。

除此之外，日新月异、不断扩张的信息监管，互动式和娱乐化的宣传方式，都成为外媒的关注焦点。《华盛顿邮报》揭露了华为产品的监视作用，《华尔街日报》报导了政府掌控滴滴海量用户信息的影响，《纽约时报》的系列调查，剖析了中国官方如何通过承包商扰动舆论，利用外国网红实施外宣。“中国”，俨然成为国际语境中无孔不入、令人畏惧的威权大国。

中美关系：依然沿用“民主vs威权”的冷战框架

在外交中，中国继续标榜“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同时以“战狼”外交姿态介入国际事务，似乎是在建立专属的外交阵营，和美国为首的势力对抗。外界普遍批评中方的外交风格变得更为僵化，表面上自信、强势，实则在展示更强的对抗心和防御心，对于批评和妥协的包容度减弱，与邓小平时代后务实、灵活的方针，形成鲜明反差。

中美外交，被美国现任总统拜登称为是“21世纪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是当仁不让的全球焦点。外媒普遍认为两者关系紧张依旧，拜登延续了对华强硬的立场，虽然也释出沟通信号，以后或许在气候变化和疫苗上开展合作，但目前成效有限。有评论认为，是因为中方的心口不一，才导致双方关系无法稳定。但同时，也有评论指出，是因为美方自己疲于应付疫情、衰退和种族抗议活动，而给了中方施展拳脚、针锋相对的机会。因而，美国应该提升本国和国际的能力，修补威信。

双方在台海问题上对峙依旧，中国的经济增势胜于美国，而美国在科技上仍掌握主动权，中国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行业正奋力追赶。如《经济学人》所述，美方对于关键科技和零部件的限制，迫使中国更需要自强自立，提升研发水平。

中美对抗，也持续在边疆问题，即新疆、香港和台湾问题上延烧。新疆问题，既有“再教育营”压迫人权的报导，同时也有围绕着新疆劳工、棉花及相关产品和产业链而展开的持续评述，将其作为切入威权政治、民族主义与全球化经济的入口。在外媒镜头下，国安法之后的香港，则是哀鸿遍野，其公民社会、新闻传媒走向衰败，政治版图被建制派收割，诱发美国、英国、加拿大对于中国的制裁，因而此地也是地缘矛盾、意识形态斗争的棋子。

透过这些报导，我们可以瞥见中国公共形象的转变。在国际社会中，一方面，中国在社会治理上自成体系，在价值理念上与“民主阵营”脱钩。另一方面，中国又是不得不面对并与之互动的国家，其经贸和科技的网络庞大，文化和政治关联甚广，外交野心也通过一带一路、基建援助等项目。和十几年前，对于中国的评价两极分化，即要么奉行中国“威胁论”，认为“北京模式”必然取代“华盛顿模式”，要么坚信中国“崩溃论”，中共必然倒台，要走向民主化变革。而如今的中国体系，具有外界无法完全理解的坚固和韧性。如何分析其脉络，十分考验观察敏锐度和积累程度，因而不同外媒的评论，常常观点不一，互相掣肘。

而民主与专制对抗的“冷战”式的解读框架，自贸易战至今，随着中美官方的针锋相对，也依旧稳固，甚至愈加显著。

台海报导：中美阴影下的地缘争斗

如前所述，台海问题，被外媒视为中美紧张关系的注脚，同时也成为其他国家对抗大国沙文主义、抬升地缘影响力的发声管道。中美关系，依然是诠释台湾国际地位的主要框架。对中国而言，台湾是宣扬中国国威、民族自豪感的理想工具，也成为其与美国竞争国际影响力的筹码。经济学人的5月刊就以“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为题，指出中美对于台湾长期维持的“战略性模糊”已经不复存在，双方剑拔弩张，台海局势取决于两国本身的政治目标。

相较于中国政治报导的“隔靴搔痒”，台海报导则角度多元，也有诸多历史回溯。经济、疫情、地缘政治交织的复杂性，在报导、评论、分析文章中都被细致阐释。对于美方立场，如华盛顿邮报的高级政治记者Aaron black所言，拜登个人和白宫官方之间似乎存在矛盾，拜登想打破“模糊”，在公开场合多次肯定《台湾关系法》的重要性，美国需要在台湾遭遇军事威胁时给予帮助。但官方仍措辞谨慎，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中方则延续了一贯的口径，以“战狼”式的口吻对待美国的表里不一，也通过外交和经贸孤立台湾，在宣传话语中狠批独派的“目光短浅”。

日本、欧洲、香港，也成为反映台海关系的参照视角。日本、欧洲和台湾在这一年更为交好，欧洲因为中共的威权姿态，尤其是非人道的疫情管控、对香港、台湾的打压，以及台湾在半导体供应链中不可取代的地位，而增加对台湾的声援。日本更多则因为处于防卫，为地区安全而与美国一道支持台湾。但两者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庞大，也无意卷入中美军事对抗，因而也无法完全彻底联台反中。

香港成为台湾“同命相连”的政治血亲，既处于舆论焦点，也是受制于大国决策。两地作为国际关系、民主斗争的角力场被不断提及，但其作为地区中心，有关社会和文化自主性和本土性的讨论热度，较街头运动高涨时期，有所减弱。但值得肯定的是，外媒将一方面勾勒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一方面也将香港和台湾本土的政治气氛，其与大国的纠葛，借由长评论或特写，透过个体抗争者、观察者的视角展现而出。《纽约时报》曾以一位台湾女生的视角，用长篇特写，描述了她如何接待遭遇政府搜查的香港示威者，如何观察和参与民主运动，透视出“中华”身份的复杂性，年轻一代对于当下的政治死局，既有抗争的热情，也透着“时不我与”的无奈。

“中国报导”的未来？

外媒记者被赶出中国，只是近些年中国报导困境的一个缩影，日常的审查、跟踪、监控、审批和审核，早已撒下天罗地网，让报导者和真正的现实之间，永远隔着不信任、不理解和不配合。正如外交政策一文所提到的，外媒笔下的中国越来越片面，日常视角日渐消失。越是夸大、神秘化和妖魔化中国，反而会让中国贬低西方的话语更有市场。“外媒”在公共语境中腹背受敌，官方压制，民众排斥，这正是近年来，中国国内强化东西方分野、煽动民族主义的恶果。如此一来，在这个体量庞大、变革迅速的国度，已知的黑洞填不上，还有更多黑洞也会沦为未知。

同时，随着香港的中文自由媒体，也接连被封杀，清算，未来香港议题的调查，是否只能依赖外媒、台湾媒体及海外华文媒体了呢？面对记者的迁移、流失和变动，外媒又将如何保证报导的持续性？留守的团队，如何在维系安全的前提下，重新审视惯用的报导和编辑逻辑，使成品更贴合具体的社会语境？换言之，除却日益逼仄的报导空间，不少外媒还面临着如下问题：例如，缺乏对于本土语境的具体而微的判断，以价值判断为主导，视角受制于“威权”和“民主”的正反两极，很难有动力去剥离庞大系统内部的衰败与活力，等等。如何在保证真实性的同时，提升对于复杂故事的解释力，维持报导的稳定度，似乎是更需要正视的长期困境。

（闻予，国际新闻与政治传播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