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当代独裁，镇压必定带来服从吗

自从对乌克兰的入侵开始以来，俄罗斯国内的反战抗议一直此起彼伏。随着欧美制裁力度的不断加大，不少观察人士曾满怀期待地以为，会有更多心怀不满的俄国民众走上街头，推动普京政权的倒台。然而，预想中的剧情并未发生。无情的国家机器一经开动，便迅速将异议可能存在的空间挤压殆尽。普京政府多管齐下，一方面大肆抓捕抗议者，并通过立法将参与抗争可能面临的最高刑期提升至15年；另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开展信息攻势，在封锁Facebook和Twitter的同时，批量制造假新闻，以期在国内和国际舆论场上混淆视听。

以上种种，如今都已经是威权政府的常规操作。从委内瑞拉到白俄罗斯，革命之火一次次在地平线上燃起，却又转眼在政权的窒息下黯然熄灭。有更多抗争，早在为人所知之前，就夭折于襁褓之中。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爆发震惊了世界。社交媒体和高速网络的普及，前所未有地降低了集体行动的成本。人们惊呼，推特革命的时代即将到来。只可惜，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过去十年间，威权政府控制民众的手段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个体的权利和自由，正经受着严峻的挑战。

诚然，暴力镇压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变得愈发罕见。如Steven Pinker所言，人类对于暴力的容忍程度自二战后就不断下降。乌克兰每一次爆炸和流血的画面，都会实时向全世界转播。赤裸裸的暴行触及了全人类的底线，因而才引发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弹。

镇压未必带来服从

来自韩国和突尼斯的证据都显示，被镇压的共同经历有助于异议者们抛弃前嫌，实现和解，并推动更加广泛的合作抗争。更糟糕的是，镇压带来的创伤历久弥深，甚至历经几代人都难以愈合。

更何况，越来越多的政治学研究发现，单靠镇压往往并不能实现统治者的目的。最直接的证据，恰恰来自乌克兰人民和俄国政府这对老冤家。上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当局试图在乌克兰推广集体农庄，但弄巧成拙，又逢天灾，导致粮食产量大幅降低。为了驯服不配合的乌克兰人，苏联当局非但不向灾民发放救济，反而派人上门，挨家挨户清缴余粮，最终酿成了三百万人死亡的历史惨剧。后世的许多历史学家，都将这场饥荒视为斯大林政权对乌克兰人进行的种族灭绝。

那么，这样骇人听闻的暴力，是否真的震慑了乌克兰人，让他们从此心向莫斯科呢？纽约大学和密歇根大学的两位政治学家，Arturas Rozenas和Yuri Zhukov发现，这取决于莫斯科的当政者们是否有能力对乌实施报复。他们分析了大饥荒之后，乌克兰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展现出的政治偏好。结果显示，每当莫斯科的政府实力强大——比如二战刚刚结束时——饥荒中死亡人数更多的乌克兰地区就会表现出对俄罗斯更高的支持度。可是，只要莫斯科看上去无力干涉他国内政，这一趋势就会立刻反转。比如在苏德战争初期，苏联游击队在受饥荒影响严重的乌克兰地区更难以存活；在苏联面临解体危机时，这些地区也出现了更多反苏抗议。时至今日，上述地区仍然是亲欧洲政客的主要票仓——只有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两个自治州除外。两位作者指出，这是因为亲俄武装在两地较为活跃，使得公开反俄风险较高。

由此可见，镇压并不能让统治者获得真心的拥护，只会激起民众的仇恨，还让他们学会了把真实的感情埋藏在心底，形成了Timur Kuran所谓的“偏好伪装”（preference falsification）。在最新的工作论文（正在进行中的论文）中，Rozenas和Zhukov进一步用二战期间苏联红军的表现检验了镇压影响个体行为的机制。他们观察到，那些经历过斯大林大清洗的士兵更有可能战死或负伤，更少逃亡，但也更少有突出的表现。这再次说明，镇压的确能让人表面上看起来更加顺从，但这种顺从未必导向统治者想要的结果，甚至会在未来为他们创造出更强大的敌人。来自韩国和突尼斯的证据都显示，被镇压的共同经历有助于异议者们抛弃前嫌，实现和解，并推动更加广泛的合作抗争（Chang, 2008; Nugent, 2020）。

更糟糕的是，镇压带来的创伤历久弥深，甚至历经几代人都难以愈合。1944年，苏联红军从纳粹手中夺回了克里米亚半岛，随即以通敌为理由，强制半岛上的鞑靼人部族向乌兹别克斯坦迁徙。有20%到40%的鞑靼人在此期间死亡。2014年，政治学家Lupu和Peisakhin对当年的鞑靼部族后裔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曾有亲人在强制迁徙中丧命的家庭，直到第三代还会对俄国有更深的敌意。

镇压与信息操纵结合，为减少反抗

镇压的形式现在变得更加精细和隐蔽⋯⋯然而，再精准的维稳，一旦被民众察觉，仍有可能像传统的镇压一样，触发民意的反弹。

尽管有种种弊端，当代独裁者们也从未放弃镇压这一工具。只不过，镇压的形式现在变得更加精细和隐蔽。信息技术的发展，让各国政府有能力对民众的行为实施全天候无死角的监控，而这为威权政府执行预防性镇压（preventive repression）和有针对性的镇压（targeted repression）提供了条件。在这方面，中国政府可谓是引领世界潮流。从2001年开始，中国就着手构建名为金盾工程的大规模监控体系，涵盖了包括身份追踪、人脸识别和街景摄像头等在内的一系列工具。

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学家Xu Xu发现，完成了金盾工程的区县，相对来说公共安全支出增长更快，社会福利支出增长更慢，被捕政治犯数量也上升得更加迅猛。他指出，监控让政权获得了信息优势，得以用更低的成本实现对社会的管控。德国政治学家Anita Ghodes在叙利亚也识别出了类似规律。内战期间，阿萨德政权会采取两种不同的策略清除异己：提供网络服务的同时实施监控，并借由暗杀等方式实现定点打击；抑或是限制网络服务，再进行无差别的血腥屠杀。具体选择何种策略，则由政府军在当地的控制力和支持度决定。

国家对监控系统的需求，甚至催生了全新的政商合作模式。经济学家David Yang及其合作者的研究表明，在中国，抗议频发地区的政府更有可能跟网络技术企业签订采购合同。政府提供监控影像作为原始数据，依托企业的技术优势训练机器学习模型，以期提升预测精度，更有效地防止集体行动发生。而一旦合同签订，企业方很快会推出新的技术专利，当地之后的抗议数量也会明显降低。

除去建立现代化的监控体系，威权政府也会竭力将其触角伸入传统的社会结构之中。二战结束之后，波兰政府抓住本国东正教会的组织漏洞，向其中安插了大量“爱国牧师”和眼线，有效地化解了教会对推行共产主义的抗拒（Nelapa and Pop-Eleches, 2021）。耶鲁政治学家Dan Mattingly去年出版的著作，详细讨论了中国政府如何通过地方宗族来推行政策，刺探舆情。对社会结构的渗透，让政权有更多筹码去逼迫反对者就范，比如威胁其亲属，断绝其经济来源，或者用职位换取支持。这些政治学家所称的“强制性分配”（coercive distribution），有时比镇压效果更好。在俄罗斯，大批中产阶级受雇于公有部门。由于饭碗掌握在政府手中，他们在历次反普京抗议中非但不是急先锋，反而是拖后腿的一群，跟其他国家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Rosenfeld, 2018）

然而，再精准的维稳，一旦被民众察觉，仍有可能像传统的镇压一样，触发民意的反弹。共产主义时期的波兰，曾派出大批秘密警察监视团结工会的活动。但受到监视的工会成员非但没被吓退，反而感到人格受到侮辱，更倾向投身罢工，以彰显不与政权合作的态度（Hager and Krakowski, 2020）。Pan和Siegel对推特上沙特异议分子的研究表明，在他们被因言噤声之后，其粉丝会以更大的热情参入到政治讨论之中。Pop-Eleches和Way在最近的文章中提及，镇压必须跟信息操纵相结合，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反抗。他们以摩尔多瓦为例，指出在该国2009年的镇压行动之后，可以看到外国商业电视节目的民众更不容易去谴责反对派的暴力行为，抑或是支持当局的举动。而只能收到本国电视台信号的人，态度则恰恰相反。

形势越差，越倚仗镇压

当形势越来越差，说服民众变得困难，独裁者会更多地倚仗镇压的威胁来维持现状。这正是过去二十年里，普京政权表现出的趋势。

对于威权政府来说，如果能将信息操纵玩弄得恰到好处，那不须太高成本，就足以掌控民心。因此，审查和宣传这两种信息操纵的常见手法，成为了越来越多独裁者的常备武器。中国政府的防火长城（the Great Firewall），是信息时代的审查最为成功的例子之一。自从King, Pan和Roberts的开创性研究以来，已经有一系列工作探讨了审查在长城内外运作的方式。Molly Roberts 在她2018年出版的著作中，将其总结为制造恐惧、增加摩擦（friction）和充塞无效信息（flooding）这三大类策略。在她看来，无论何种策略，本质上都是对信息征税，尽管只是稍微提升了边际成本，却会长久地塑造人们在线上的行为模式。

这一观点被Yuyu Chen和David Yang在中国大学生中开展的实验进一步证实：仅仅是提供免费VPN，只会让大学生们更多地浏览色情网站，并不会改变他们获取新闻的习惯或是政治观点。然而，一旦加上一点“助推”，提供激励让他们去西方媒体网站上搜索信息，情况就大不相同。同时得到了VPN和助推的大学生，在实验结束之后更愿意付费继续使用VPN服务；其观念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对中国的未来会更加悲观，也更有动力去留学或寻求社会变革。

不过，审查有时也会带来不利于统治者的后果。首先，对信息渠道进行彻底的封锁，经济成本往往过高。但若民众能从某些信源知悉真相，当局的体面将荡然无存。柏林墙倒塌前夕，大批东德民众经匈牙利逃亡西方，东德电视台却极力试图掩盖事实。两位德国学者Gläßel和Paula发现，那些从西德电视中了解到这一事件的东德民众，会变得对审查制度极为反感。其次，倘若审查过严，最后就会变成“道路以目”，让统治者无从知道民众的真实想法，也无法提前消除潜在的威胁。所以，中国的审查机构曾在一段时间内允许微博上对政府的批评，只会删除号召集体行动的内容（Lorentzen, 2014; King, Pan and Roberts, 2013, 2014）。最后，审查的突然来临可能会激发民众的反叛心理。Hobbes和Roberts的研究估计，中国政府对Instgram的封锁，让上百万网民学会了如何使用VPN，并进而注册了Facebook等被禁网站，开始浏览各类政治敏感新闻。

相比于审查，宣传并不需要复杂的通信技术，因此在威权国家也更加普遍。但宣传的内容不能太过偏离现实，否则无法让民众信服。政治学家们认为，宣传机构往往会采用名为贝叶斯说服（Bayesian persuasion）的策略：赶上好消息就如实报导，赶上坏消息则真假掺半；这样才能让洗脑持续下去。现有证据表明，威权国家的宣传机器确实卓有成效。

Peisakhin和Rozenas研究了克里米亚战争之后，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在乌克兰领土上开展的舆论攻势。他们的分析显示，尽管其中充斥着谎言，这些节目还是让原本就亲近俄国的乌克兰观众更加拥护亲俄派政客。不过，对于原本更亲近西方的观众来说，观看节目反而起了反作用，让他们对亲俄派更加厌恶。这再一次说明，宣传对现实的扭曲无法超出一定限度。Rosenfeld在俄罗斯进行的问卷调查也发现，普通民众更倾向于依靠自身的经济状况评判执政党的表现，而不会一味听信媒体报导。此外，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媒体还需要在吸引受众和做好喉舌之间把握好分寸。一味讨好政府，失去了受众群体，不但经济利益受损，宣传效果也大打折扣。Qin等人的研究认为，中国报刊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了党媒和商业媒体的分化，并减少了地方报刊中所包含的政治宣传。

除去在新闻媒体上造假，另一种影响更深远的宣传方式是通过学校教育塑造孩子们的认知。政治学家Augustina Paglayan考察了过去200年间的跨国数据后得出结论：在大部分国家，初级教育的普及都发生于民主化之前。威权政府的统治者们早就意识到，初级教育可以培养学生服从命令，安于现状的品性。从国内动荡幸存的精英集团，有更强烈的意愿为大众教育买单。微观层面的证据来自Cantoni等人201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他们通过对北大学生的问卷调查，研究了中国2004年高中新课改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那些中学阶段使用新版教科书的学生，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更高，对不受监管的自由市场更加怀疑，这正是课改试图达到的目的之一。

当然，信息操纵永远需要国家暴力作为后盾。近年来的不少政治理论，致力于理解威权政府如何在不同的控制手段之间权衡取舍。Guriev和Treisman论证到，最简单的手段永远是直接收买反对派。只有当收买的加码太高，当局才会结合宣传和审查来降低反对派对民意的影响。情况太糟糕，以至于这两种方式也失效的时候，暴力镇压才会被提上日程。芝加哥大学教授Scott Gehlbach等人最近的论文则提出，信息操纵和镇压，分别作用于抗议爆发之前和之后，两者存在互替关系。独裁者需要调整扭曲信息的程度，以便让自己做好应对抗议的准备。当形势越来越差，说服民众变得困难，独裁者会更多地倚仗镇压的威胁来维持现状。这正是过去二十年里，普京政权表现出的趋势。

独裁者越迷信个人魅力，越容易犯蠢

我们能不能像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那位举牌抗议的女编辑一样，做出不令自己感到遗憾的选择？一个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才真正决定了威权统治能在其中延续多久。

在威权国家中，政府掌握着社会的大部分资源，而且权力不受限制，可以采取各种极端措施消除对自身的威胁。因此，仅仅依靠民众的力量去挑战政权，几乎没有成功的可能。那些由抗议驱动的政治转型，基本上是通过催化精英内部的矛盾，才让整个政权分崩离析（Przeworski, 1991; Casper and Tyson, 2014）。但经验证据表明，独裁者在位时间越长，权力也就越巩固，统治集团内部越难以挑战其权威。Guriev和Treisman指出，只要独裁者挨过了几次危机，哪怕只是由于侥幸，也会让周围的精英以为其是能力超群的“天选之子”，从而不敢反抗其统治。从此次战争前后，俄罗斯高官对普京的唯唯诺诺，我们就可见其一斑。

更何况，不少独裁者的确能赢得本国民众的真心拥护。我们都知道，非民主国家未必经济发展更差，其中的生活对于普通人来说也并非总是难以忍受。很多畏惧风险，能力不足的个体，甚至有可能更加偏好威权国家中岁月静好的生活（Scharpf and Gläßel, 2020）。威权政体的根本吸引力，正源自我们内心深处对安逸和稳定的渴望。如果有一位高大伟岸、全知全能的父亲，只要我们跟着他前行，他就能向我们提供所需的一切，这样的日子是不是也不算差？时至今日，不少韩国人还会怀念朴正熙将军领导他们的时光（Hong et al.，2022）。

只可惜，美梦从来不能长久，从不犯错的父亲也并不存在。领袖掌权越久，就越容易脱离现实，迷信靠个人魅力（charisma）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最终把整个国家拖入深渊。普京这一次入侵乌克兰的错误决策，也许会葬送几代俄罗斯人的未来。

当然，我们不能对普通人过于苛责。在威权政体下生活太久，有时候人们甚至会分不清楚，哪些是自己真实的意见，哪些是被政府灌输的观点（Przeworski, 2022）。独裁者精心编织的管控网络，会让反抗者付出过于高昂的代价。要求每一个人都站出来表达异议，这并不现实。但我们能不能像俄罗斯国家电视台那位举牌抗议的女编辑一样，做出不令自己感到遗憾的选择？一个社会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才真正决定了威权统治能在其中延续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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