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码头工人大罢工十周年：罢工与社运的相辅相成，在香港还能重现么？

（麦德正，基督教工业委员会干事）

今年是“香港葵涌货柜码头大罢工”（下称：码头罢工）十周年，码头工会举行了一系列回顾活动，到来的参加者和记者，都问同样的问题：这样大规模的罢工有可能再发生吗？码头罢工对于今天的劳工有什么意义？其实，这些问题并不是“十周年”才给提出来，而是每谈到码头罢工，都必然涉及，只是今天的社会环境跟十年前完全不同，而当年协助码头工人的“香港职工会联盟”（职工盟）亦已解散，令这些问题有更深刻的意义。

2013年5月6日，码头工人以“半杯水胜利”结束40天的罢工，即是罢工之初要求加薪20-23%，最后与资方达成加薪9.8%，及一些改善待遇的协议。对于劳方来说，这结果不算理想。相对于罢工“半杯水”的结果，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罢工所引起的广泛民间声援和支持。当时媒体在舆论上支持，广大市民和各团体出钱出力，捐赠物资和金钱，探访露宿的罢工工人，参加声援游行及集会等。有些积极的市民和团体更发起行动，向和黄集团示威和施压。码头工人罢工引起强烈的社会共鸣，足比拟2007年扎铁工人36天罢工，而市民对码头罢工的金钱和物质支援，更数倍于扎铁罢工，十分罕见。

有意见认为，公众如此的规模的支援和参与，就是一场社会运动，而这场“社运”也就是码头罢工的一个主要部份。

“码头罢工”持续40天，与“社运”的关系的确密不可分。笔者从这个角度理解，认为“码头罢工”存在著两个不可分割的部份，其一为码头工人为了争取合理待遇而进行的罢工（即“罢工”），其二是市民支援罢工的行动，及由此衍生的反财阀剥削的行动（即“社运”）。了解两者如何互相关连，互为影响，对于回答“这样大规模的罢工有可能再发生吗？码头罢工对于今天的劳工有什么意义？”或有所帮助。首先分析“罢工”与“社运”的发展和构成。

一、十年磨一剑

我们从“一系列”的“码头罢工”和争取权益事件说起。说“一系列”是因为，其实在2013年大罢工之前，码头工人已不断争取权益，发动过罢工。

从史料所见，最远的一次货柜码头罢工发生在1996年，当时“香港国际货柜码头”（HIT）外判商“东方新记”打算削减工人，工人罢工一天，以示抗议。后来 HIT 终止“东方新记”的合约，由另两家与 HIT 高层有裙带关系的外判商“成功”和“富大”接手，继续减人手和减工资。

工序外判和劳工待遇低下，从来是码头劳资关系问题的一体两面，这与葵涌货柜码头的商业营运制度有关。自1972年货柜码头启用之后，政府就交由私营承办商营运，至2013年，和记黄埔有限公司透过“和记港口信托”（HPR）及隶属旗下的“香港国际货柜码头”（HIT）的一番收购和商业合营，占有整个货柜码头11个泊位之中的8个，可谓垄断。

和黄虽然垄断码头，却没有直接营运所有码头泊位，而是将大部份工序外判。2013年，HIT 直接聘用的“公司工”约1500人，他们获较合理和稳定的待遇，另有多个外判商聘用和管理的外判工人约2000多人。外判的主要目的就是将成本尽量压低，令利润尽量增加。码头外判商之间为了争夺地盘和利润，竞相将人力成本压至最低，令劳工待遇越来越差。码头外判工人（下称：码头工人）被压逼过甚，陆续反抗，后来导致2013年的大罢工。与2013年码头大罢工有承传和发展关系的争取劳工权益事件，得从之前十年，即2003年算起。

2003年至2008年，是工人“追讨法定权利”的阶段，码头工会就是在这期间成立。当时，外判商无视劳工法例，拖欠码头工人薪金、假期工资、遣散费和强积金供款等，工人要劳心劳力依法追讨，更遑论得到其他合理的劳工待遇。当时，职工盟的属会“运输及物流业职工会”协助工人追讨法定权益，而且有相当成果，工人从中建立了权益意识和斗志，一些积极的码头工人更站出来，组建属于自己的工会，之后更成为工会的核心份子，2006年“香港码头业职工会”（下称：码头工会）成立，并加入了职工盟。码头工会成立之后，就向外判商追讨工人上千万元的强积金供款。

几年来，众多工人除了以上的揭发及追讨，还有追讨工伤赔偿和农历年假开工双倍工资等，都令外判商有所忌惮，公然违法劳工法例的事件减少。2008年之后，码头工会进一步出击，从“追讨”法定基本保障，进入另一阶段，去“争取”法定基本保障“以外”的权益，包括：争取加薪、拒绝在风暴中工作等。码头工会最初以问卷调查、员工集体建议等十分温和的手段，要求外判商解决低工资、工作环境恶劣及职安等问题，但资方一直拒绝与工人对话，只向传媒发话，评论工人的诉求。外判商除了在2010年及2011年因码头工会施压，而轻微加薪外，对于工人要求提升工资水平，外判商完全抗拒，码头工会只好把行动升级，在2013年发动罢工。

从2003年至2013年，经过十年，炼成了码头大罢工。铺陈这段历史，并不是说“罢工一定要慢慢来，起码要等十年”，而是要说明码头罢工，与其他罢工及工业行动一样，纵使背境各有不同，也需要有一段酝酿和组织的时期，不会单凭突然“吹鸡”，就会平地一声雷的发生。至于这个历程的速度和形式，就是另一回事。香港最近的2021年和2022年 foodpanda 外卖员三次大规模罢工，也有酝酿和组织的过程，但速度是以月计，而不是以年计；外卖员的组织形式是网络“平台”，而不是码头工人的工会“大台”。

几乎所有参加罢工的工人都会说，罢工的最大推手是无良老雇，要不是逼不得已，打工仔女都不会站出来反抗。工潮爆发前夕，码头工人工资被越压越低，工时越来越长，尤其在船期旺季，外判商不增加人手，只一味催逼工人加班。2013年，有些工人工作“直踩”72小时，但日薪只有1315元，比18年前，1995年的1456元更低！平均时薪只有约55元！各外判公司也不重视工业安全，码头内工业伤亡频生，不少工人患职业病。工人的其他工作待遇亦十分恶劣，没有规定的用餐和休息时间，连如厕的地方也缺乏。

资方压逼，当然是罢工的重要因素，但不见得那么多受压逼的劳工会发动罢工，这是因为各行各业的工人都面对重重障碍，不能反抗，包括：员工各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团结，没有一致行动的基础；又忧虑争取权益可能有风险，会遭资方算帐，甚至解雇等。工人处于涣散，没斗志的状态，罢工就不可能发生。本来，码头工人也是这样，没有发动罢工的条件，然而，经过上述的追讨法定权益的行动，工人组织起来，建立了自己的工会，团结力增加。工人感到有靠山，有了跟资方一拼的心理，而资方继续压逼，罢工就有可能发生。可以说，酝酿、组织，以至实行罢工，这三个阶段，是一般罢工的“共性”，分别在于各罢工在这三个阶段的时间长短和具体情况各有不同，当中亦因为社会环境和偶然的“机缘”，产生出一些酝酿罢工的特别因素。笔者大胆举出两个孕育码头罢工的微妙因素：

（一）码头的辛酸@互联网

资讯科技发展，智能手机、社交媒体 Facebook 和通讯软件 WhatsApp 普及，正好赶上了2013年，对码头罢工产生了一定的助力。香港工人从来都不轻易罢工，纵使他们在同一境遇下，例如在同一行业或职场受到压逼，成为“命运共同体”，也只有长嗟短叹的抱怨，非到压逼加剧，工人之间也不展开讨论，商量对策，而 Facebook的 出现，则打破了这个困窘。工人就可透过手机，在身份隐密的情况下，在网上空间表达不满，及发表相关意见。2012年大约9月至10月，即大罢工之前的半年，有码头工人开设“码头的辛酸”facebook专页，除了工人之间的交流，也向公众揭露了码头内无法无天，不为人知的恶劣工作环境，尤其是违反工业安全，这成伤亡的真人真事，更是骇人听闻。罢工爆发之后，本来主要是码头工人浏览和留言的“码头的辛酸”Facebook 专页，吸引了大量公众，对于码头工人更加关注和同情。

虽然“码头的辛酸”有影响力，但也不代表多数的码头工人在网上交流资讯，因为有些码头工人没有浏览 Facebook，也有一群工人没有上网，主要凭人际关系，面对面传递资讯，码头工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二）扎铁罢工的启示

2007年扎铁罢工32天，规模之大，影响之深，与码头罢工齐名。扎铁工人最终逼使资方谈判，而且获得胜利。工潮期间，数以千计扎铁工人包围地盘、游行集会，市民热烈支援，捐助罢工基金和物资，媒体舆论亦广泛支持工人，甚至直指地产财团垄断，就是剥削劳工的根源。扎铁罢工示范了一个工潮的模式，让全港劳工明白，可以透过罢工、舆论、公众参与和支援，向资方施压。

现时的码头工会理事长陈钦和，2007年是码头工会秘书，他表示，当年眼见扎铁工人罢工，对他带来很大的启发和冲击，他当时说：“点解扎铁工人得，我哋码头工人唔得呀？唔通佢哋大只啲呀！（难道他们肌肉比我们发达吗！）”当时不少码头工人谈论扎铁工人罢工，他们饱受压逼，萌生仿傚扎铁工人罢工的念头，实在不难理解。

其实，扎铁工人罢工发生后，被即时吸引的，并不是码头工人，而是其他的，希望待遇获得提升的建筑工人，而大众也关注扎铁工人罢工会否引起建筑业，以至其他行业的连锁罢工，但这一切并没有即时发生。翌年，2008年7月，一个月内，维他奶、屈臣氏、雀巢、雅洁蒸馏水运输工人接连发生工潮，工人罢工争取加薪。再五年之后的2013年，码头工会才发动罢工。

陈钦和理事长表示，在2007年扎铁工人罢工的时候，码头工人罢工的条件尚未成熟，当时除了参加工会的少部份核心份子，核心以外的“第二层”和“第三层”工人群众并未组织起来，力量不足以发动罢工，而组织工作需要投入心思和时间，让工人与工会之间，和工人与工人之间建立默契和信任，没有捷径。此后，扎铁工人大罢工一直在萦绕陈钦和的脑海，他相信也有其他码头工人跟他一样。

2008年，码头工会开始要求加薪。在当年工会会庆活动中，就有一群装卸工人到来，主动跟工会理事面谈，表示工资太低，要商讨争取加薪的方法。2010年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反对削减薪酬福利，在机场进行41小时静坐，并预备发动罢工，陈钦和也特别留意，参考工业行动的手法。

码头工人对于工资和工作条件持续不满，而工会的组织工作令一定数量的工人团结起来，建立了争取加薪的共识，向资方反映。资方不答应劳方的要求之后，藏在工人心中的罢工种子随即发芽成长，考虑发动工业行动，也有员工愿意站出来，与资方谈判。码头罢工的条件渐次形成，最后只欠一个导火线。

虽然和黄与外判商拒绝正式与工会对话，但外判商还是有跟工人代表在2013年3月，大约在大罢工两星期前，几次在非正式的“饮茶”场合谈工资问题，但次次都是拒绝加薪，大致就是和黄不增加承包服务费，外判商就没有办法加薪云云。工人受压逼多时，与资方谈不拢，就只有罢工一途。2013年3月28日，码头工会发动罢工。

扎铁罢工是16年前的历史，而手机、社交平台和通讯软件早已是日常事物，不再新鲜。然而，扎铁罢工启发了码头工人，也同样可以启发其他工人。争取劳工权益的事例，无论发生在任何时代，都值得人们借镜，从中汲取经验。另外，资讯科技是工具，得注意人们如何利用工具，推进了工运。码头工人经营“码头的辛酸”专页，在团结码头同业的同时，也向社会控诉资方剥削，这些经验都很值得参考。

二、码头罢工 = 阶级矛盾

在码头罢工的游行和集会中，曾出现了一条十分醒目的横额，斗大的字体写著“阶级斗争”。

香港自上世纪90年代初、中期经济好景之后，经历了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2003年非典肺炎疫症及2008世界金融海啸三次经济危机，既得利益阶层都轻易把几次经济危机的苦果转嫁给劳工大众。香港政府一向奉行向商界倾斜的所谓“大市场、小政府”政策，保障劳工大众的法规和社会福利十分不足，更遑论合理的社会资源再分配机制和社会安全网。于是，经济危机发生后，减薪、裁员、低工资、工作量增加、就业不稳、失业无保障等，威胁和打击著著所有劳工，从草根基层、普通收入阶层，以至中产阶级，无一幸免，令本来就十分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进一步加剧。2000年，政府更减少对民生的承担，将社福服务商业化，向社福界非政府机构开刀，实行“一笔过拨款”。

香港政府限量土地供应，以促进地产业蓬勃，财团配合著巧取豪夺，囤积房地产赚大钱，平民百姓却无立锥之地，一生为头上片瓦营营役役。市民的基本住房沦为商品，栖身蜗居难求，是为重大的民生问题。2000年代中期开始，香港楼价不断上升，而公屋兴建量没有增加，轮候入住的时间漫长，大量基层市民挤入狭窄而贵租的㓥房，而政府竟在1998及2004年分别撤锁了租金管制及租住权保障，基层租客越穷越见鬼。

香港社会两极化，不公义越演越烈。国际上，经过2008世界金融海啸，及随之而来的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全球风气向左转，批判权贵贪得无厌，造成社会贫富悬殊。这段期间，反对财团垄断，抗议朱门酒肉臭的事件不胜枚举。笔者姑且列出码头罢工前十年，一些较著名和影响较大的事件：
2004年，停售居屋，卖红湾半岛事件：政府为了维持地产市场的高楼价，停售居屋，政府将原为居屋的“红湾半岛”屋苑变卖，以8.64亿港元的低价，卖给兴建“红湾半岛”的地产发展商，遭公众质疑官商勾结。

2005年，香港世贸会议韩国农民抗议示威：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在香港举行，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人士从世界各地来港示威，尤以韩国农民的队伍最大，抗争手法多元化，令香港人印象深刻。

2006年，“李氏力场”：台风“派比安”袭港，天文台不发出八号风球，引起市民不满，质疑天文台受到商界压力，为了保持全城开工，罔顾公众安全。“李氏（李嘉诚）力场”令八号风球不会悬挂一说，开始兴起。

2007年，扎铁工人罢工：扎铁工人大罢工36日，争取工资回复到10年前水平及8小时工作。罢工揭露地产商及建筑商巧取豪夺，市民广泛支持扎铁工人。

2008年，《一百万人的故事》节目播出：全名为《了解．关怀一百万人的故事》，意谓香港有七分之一人口活在贫穷线下。这是无线电视的五集节目，深入访问多个贫穷个案，引起社会关注。“一百万贫穷人口”这数字深入人心。

2010年，反对兴建高铁：政府兴建高铁的计划在财政预算、收地、车站选址、行车路段等各方面，遭舆论质疑，甚至被指为向既得利益者输送利益，引起很多争论和冲突，爆发了一连串反对兴建高铁的行动。

2010年，《地产霸权》出版：《地产霸权》一书出版，揭露地产商在政府的配合下，如何造成香港寡头财团垄断的局面，引起社会轰动。“地产霸权”一词亦流行起来。

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美国示威者持续占领纽约华尔街，抗议大财团贪婪，“1%人压逼99%人”，造成社会不公平。行动在全球多个地方获响应，香港亦有示威者持续占领中环汇丰银行总行地下大半年之久。

财团垄断，政府助纣为虐，满腔怨愤的市民都想以言论和行动回应，码头罢工正好提供了一个可让民众参与的舞台。罢工的主要角色是码头工人 VS 和黄，代表著权贵与被/反剥削的阶级，上演著“鸡蛋对高墙”的较量。加上之前《爽报》对码头的报道，不少公众对码头罢工最直接的观感就是，工人罢工是给逼上梁山，决不是闲极无聊。公众对码头罢工的支援迅速发展，根本的原因是社会良知，既同情码头工人，也想抵抗财团对自己的压逼。

民间支持码头罢工的力量可简略地分为三类：民间团体、参与支援行动的市民、态度上支持罢工的市民。前两者采取了实质行动，探访罢工工人、做义工、参加游行、捐助物资和罢工基金……都是与罢工工人一起参与抗争的方式。

三、媒体的助力

市民大众了解码头工人的苦况，最初源自2013年1月《爽报》一连几天报道码头的黑暗状况，当中的一段是从“机手”的视角，拍摄在吊机中工作的照片，指出不人道的情况，包括“机手”在吊机驾驶舱内工作12小时，不能去厕所，没有指定休息时间，必须边吃饭边开工等，对大众带来很大的冲击。虽然码头工人对于这一切可能早已麻木，习惯了，但对于其他行业的工人，理应是人人都应当拥有的“去厕所权”和“食饭时间”被剥夺，可说是人权问题，十分震撼。

《爽报》对码头工人的苦况做专题报道，不局限于工资、工时、赔偿等劳工法例问题，而且令劳工问题成为爆炸性的新闻。这种将“日常新闻报道”转为“杂志化深入报道”的处理手法，源于“壹传媒集团”整个新闻机构从2011年至2014年进行的重大改革，后来成为媒体趋势。

《爽报》是“壹传媒集团”发行的免费报纸，印量达50万份，有相当数量的读者群，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今日市民大众了解社会事件，都是透过传媒在网上发放的“即时新闻”，或其他在网上流传讯息。2013年3月，码头罢工发生时，网上“即时新闻”未兴起（周凯亮杀人事件，同是在2013年3月发生，刚好码头工人在之前，有传媒为报道此命案，开始做“即时新闻”）。对于整个码头工潮的报道，报纸还是重要的推手。当时工会发布罢工的最新消息，都要赶及在电视台6点半新闻，及报纸晚上的截稿之前，而各媒体为了赶及截稿时间，也跑到葵涌码头外访问工会代表，随即作出报道。

《爽报》的报道，除了震撼公众，也为以后有关的新闻打下基础，之后媒体对码头工人、工会和民间团体的访问，很多都是从工人的“去厕所权”，在吊机驾驶舱内工作“有上无落”等不人道的情况谈起。读者或会忘记是《爽报》首先对这一切作出报道，但《爽报》报道已起了莲漪作用。

相比2007年的扎铁罢工，就更明白媒体报道对罢工的影响。2007年，扎铁工潮之初，饱受压逼的工人情绪激动，在雪厂街堵塞马路。当时公众对扎铁工人的苦况并不了解，没多少同情，却有很多舆论指责，说他们工资不算低，却贪得无厌，行动过激，阻塞交通，扰乱社会，令扎铁工人大受挫折。而码头工人和支援人士在工潮第二天就不顾码头保安的阻挠，突入码头范围，露宿了几天。因为有之前的《爽报》及其他媒体随后的跟进报道，公众都表示同情，没有什么谴责。

码头工潮爆发之后，各媒体跟进码头罢工进展，及作出相关的评论，揭露和批判码头不为人知的黑暗。和黄及葵涌货柜码头一直被本港公众，以至国际社会视为香港繁荣的象征，其压搾劳工及草菅人命的真相曝光后，公众哗然，迅即成为社会公义的议题，激发民间对码头罢工作出迅速和有力的支援。

四、工运社运融合

3月30日，罢工第二天，400多工人罢工，留守在码头内，不断有学生和市民前往支援，在码头内游行，高呼诉求。晚上，罢工工人留宿码头，设立了物资站，市民送到来食物、食水、衣物、被铺……罢工工人与前来支援的热心学生和市民一起露宿，关系十分亲近，罢工留守区成为了小社区。当天，码头工会宣布成立“码头工人罢工基金”，准备长期抗争。翌日，码头工会邀请了社会人士组成“罢工基金管理委员会”，监察基金收支帐目。

商业电台连日关注罢工，在早晨节目呼吁市民踊跃支持和捐助罢工基金。更多热心市民到码头现场给工人打气，捐赠食物、日用品、被服、帐篷等各种物资，当中一群有心人编制了网上及实体版的“日报”――《大众码经》（之后编集成书《撑到底：码头工潮40昼夜》，现可下载，见文末注解）。除了呼吁公众支持罢工，也每天派发给码头工人，以激励士气。有了6年前扎铁罢工的经验，各方都显得有备而来，支援工作可谓一蹴而就。

HIT 和外判商坚拒与码头工会谈判，HIT 更向法庭申请禁制令，不许罢工工人留守码头。4月1日，码头工会决定将工人留守区转移到码头外的行人路，所有帐篷和物资延绵数十米，被称为“码头村”。

“码头村”全天候24小时有罢工工人和热心义工驻守。4月17日，因为资方一直故意拖延谈判，码头工会工行动升级，另一条“码头村”设于中环长江中心（李嘉诚旗下长江集团的总部）门外，更延伸至新中银大厦旁边。香港以至全世界对码头罢工的视觉印象，就是“码头村”。“码头村”是罢工的象征和核心，是集会和游行的地点。码头工会在“码头村”举行记者会，记者天天到“码头村”访问工人；各界人士不断到来给工人打气、捐款，支援物资天天送到。“码头村”也是罢工事务的“办事处”，工人报到参加罢工，物资和罢工津贴的统筹和派发，也是在“码头村”进行。

有一些民间团体长驻“码头村”，与工人一起经历“码头村”的日常，与罢工工人促膝详谈，又举行了电影放映，促进工人自下而上发声，让码头工会的谈判代表了解更多工人的意见。社运团体策划和进行了一些支援罢工的行动，矛头指向长和以及大股东李嘉诚的反财团垄断行动，包括举行了全港苦行、杯葛百佳和多次示威，事前跟码头工会和罢工工人密切联系和讨论，配合罢工行动。民间团体在罢工中的举动与工会有所不同，可见两者的差异。既然码头罢工包括“罢工”和“社运”两个部份，就需要了解工会与团体在罢工中各有不同的角色。

首先要澄清“工会”这个概念，近年有不少市民，以至媒体记者，都把关注劳工事务的民间团体称为“工会”，实在是有所误解。工会的确是集中于工资、工时、工作待遇、劳资关系之类的事务，但单纯关注这些，并不等如“工会”。工会（英文为 Trade Union）是由某类工人所组成，会员都是该类工人，务求具有一定代表性，以代表工人发言及办事。所以，工会需要从会员中选举出领袖（工会理事）。维持会员与领袖上下沟通的关系，令工会行动符合会员的意旨。工会以科层机制运作，处理事务要层层上传，待工会理事讨论及作出决定，再层层下传，至落实执行。工会注重代表性，有领袖，依程序做事，就是所谓“大台”的性质。至于工会在实际运作时，其议事、决策和执行动力，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则视乎各工会的组织文化和所面对事务。

以码头工会为例，由码头工人组成，所有会员都一定是码头工人，码头工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会员大会，选出大约7名工人作为工会理事，组成理事会，理事会中有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及司库等职位。工会组织和号召罢工，当罢工进行，工会就要统筹当中的大小事务。

至于众多“民间团体”有各自的宗旨，例如：推动社会公义、参与社区事务、关注环保、推广动物权益等等……各“民间团体”的成员资格不一，组织架构也各有不同，可以是类似上述工会般的科层机制，也可以是“平台/网络”，即是有共同目标和立场的人们，建立互相没有从属关系，没有强烈责任约束的简易架构或联系网，参与者之间有一定共识，但不强调规章，处事有弹性，成员参与和退出亦比较宽松。码头罢工爆发，一些“民间团体”不论其宗旨和本身的主要工作，都为了社会公义，参加支援罢工的工作。

虽然“工会”与“民间团体”在性质、组织模式和行动取向等方面有所差异，但“民间团体”均以大众福祉，推动社会进步和公义为目标，与工会的宗旨绝不矛盾。那么，有从事社运的，以至参加过支援扎铁罢工的“民间团体”动员起来，支援码头罢工，与工会一起工作，是自然不过的事。

“工运”与“社运”合作，并不受工会和民间团体的本质结构所影响。码头罢工前两年，就有了两次工运与社运的交集。2010年10月，连锁快餐店大家乐在最低工资实施前夕，扣减工人“饭钟钱”，被“饮食及酒店业职工总会”揭发，并在11月公开呼吁杯葛大家乐，民间团体也参加，以各不同的方法向大家乐施压，结果成功阻止资方削减员工的工资。2010年1月，众多民间团体及“八十后青年”反对兴建高铁，“建筑地盘职工总会”也出席大集会，表示反对将高铁总站设于西九，而改为设于锦上路，把省下的钱建公屋和居屋。在云云反对兴建高铁的意见中，这是最突出的劳工观点，得到一众团体的支持。

五、罢工的逻辑

码头工人忍无可忍，在工会的统筹下，从2013年3月28日开始，罢工40天，争取合理待遇。

工人长期罢工，向大财团讨公道，双方地位和力量悬殊，对比强烈，惹人关注。码头罢工成为香港以至国际的大新闻，媒体连日焦点报道，社会气氛沸腾，各种支持罢工、反对剥削、探讨工运和谴责财团的舆论在媒体和网络涌现。和黄高层以码头工序外判为由卸责，不介入码头的劳资纠纷；外判商一直拖延，不与码头工会谈判，已经令公众反感，而和黄总经理“打工皇帝”霍建宁肆无忌惮向媒体说：“系咪李卓人派人，揾班人嚟做我哋度‘做世界’呀？（找了群人在我们那里暗中玩阴的啊
？）”；又有外判商代表在劳资谈判期间表示“够钟返屋企食药”，终止谈判。

资方不断作出令人反感的言行举止，火上加油，引起公愤，激发大众对罢工工人更多的声援和支援，数以千计市民参与了码头工会举行的四次游行和集会；市民捐款给罢工基金合共890万元，津贴工人生活开支。工人罢工，手停口停，风餐露宿，罢工基金对他们日常生计补贴，的确起到一些作用。码头工人能够撑40天罢工，实在离不开社会大众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

很多市民希望码头罢工胜利，既令到码头工人待遇得到改善，也是要挫大财团的气焰，给自己和劳苦大众出一口气。这场罢工已不只是关乎码头工人的自身利益，也是背负了普罗大众的期望。无论是工人罢工、团体的行动和公众的支援，都是向和黄施压。和黄和外判商让步，令工人的工资水平和工作待遇得到改善，就是罢工的成功指标。

有一个普遍现象，也是人之常情：罢工工人期待待遇获改善，而不期待罢工。工人长期罢工，有很大的心理矛盾，是一个非常不容易作出的决定。罢工不是工人早就预设的手段，而是使用过其他不同的方法去争取权益，而不得要领，最后才罢工，码头工人当然也不例外。工人都期望罢工速胜，尽早复工。而罢工几天之后，工人大概知道资方态度如何。如果资方继续态度强硬，工人就要考虑是否持续长期罢工，以打击资方盈利，令其愿意让步。罢工工人都明白，唯有团结才有力量，如果大部份同僚退却，自己亦无法坚持。罢工的核心，无论是工会“大台”或“网络/平台”，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组织和统筹，让大家齐上齐落，一切重大决定，非经充分的集体讨论和集体决定不可。罢工期间，形势不断改变，新的消息和传闻亦不断出现，所以，码头工会的领袖和谈判代表不断讨论对策，同时要听取工人群体的意见。为了关于罢工的重大讨论和决策，工会举行了几次工人大会。

货柜码头由国际货柜码头公司（HIT）所管理，HIT 让几个主要外判商聘请码头工人，包括永丰、现创、联荣等。400多名罢工工人占码头整体工人约8分之1，占外判工人的5分之1，他们罢工对码头运作造成一定影响，但仍不足以瘫痪码头。罢工工人不够多，码头没有全面停工，对资方威胁不够大。工人要增强罢工力量，令资方生意亏损，只好继续呼吁更多工人参加罢工，可惜没有多少成效。

虽然从一开始，码头罢工就得到社会大众同情和支持，但财团和外判商却不因此让步，劳资双方拉锯40天。在任何罢工中，资方往往不顾公众舆论非议，除非令其声誉下跌足以令其盈利受损或有所威胁。和黄作为跨国大企业，理应要顾及自身声誉，但观乎其种种顽劣的表现，根本无意向工人让步以解决纠纷，只在乎拖跨罢工。不难想像，和黄和外判商早已有所盘算，认为码头罢工所造成的声誉损失，对其利润并没有太多影响，又或者只有短期，暂时性的损失。所以，纵使众多市民谴责和声讨和黄，和黄也坚持不与工会对话。众多市民参与了游行集会和支援罢工，民间团体甚至发起杯葛和黄行动，如罢买百佳超市，都没有效果。

工会和支援力量尽一切方法打击和黄利益，逼使其让步，这是罢工的“直线逻辑”。与劳方对立的资方，同样是“直线逻辑”，就是盘算能否承受罢工所带来的捐失，只要能撑得住，就一直拖延劳方，令劳方知难而退，停止罢工。劳资双方就此拉锯40天。在罢工最后两三天，工人代表与罢工工人举行了大会，判断形势，认为罢工实力难以再增加，持续下去实在太艰辛，结果与资方达成加薪9.8%，及一些改善待遇的协议，这就是“半杯水”的结果。

虽然罢工结果不算理想，但码头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之后必定继续跟进工人的劳工权益，再视乎将来的实际情况，而决定再有什么争取行动。热心市民和团体无论对罢工的结果意见如何，支援工作也是随之而完结，民间团体都回到各自本来的岗位工作。有部份团体在码头村与罢工工人建立了深厚的关系，罢工之后继续互相联络。

小结：经验可作参考，历史不能复制

回到本文最初提到的两个问题：码头罢工般的大规模罢工有可能再发生吗？码头罢工对于今天的劳工有什么意义？在上文分析之后，笔者小结如下。

今日社会环境与十年前有很大差异，码头罢工的酝酿、组织和实行方式，都不能摆脱其时代背景，及其他独特的，偶然的因素。莫说将之复制，就算是模仿，也没什么可能。但香港劳工权益低下，财团垄断资本，这两个导致码头罢工的恶劣状况并没有改变，甚至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虽然市民大众对社会大势有极强的无力感，但总会有些劳工在面对危机和剥削的时候，作出大大小小，形式不同的挣扎和反抗，码头工人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在码头罢工之前的十年间，工人不断追讨法定权益，争取合理工资和工作待遇，从中组织起来，更发动了罢工。纵使罢工以“半杯水胜利”结束，成果不如理想，但工人的工作环境和职业安全还是得到了一些改善。罢工之后，码头工会继续跟进工人权益，直至今天。如果这二十年来没有码头工人和工会的努力，2013年码头罢工，及码头工人今天所争取到的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

历年多次罢工，都是职工盟介入协助。但作为工会大集团的职工盟，已于2021年解散。现时政府对工会的监管，对工会造成压力，好些工会表现得低调、不活跃，甚至解散，工人对于成立新工会亦表示却步和担忧。以往各工会以示威、集会和游行表达劳工诉求的热闹景象不再，万马齐瘖。

然而，职工盟解散40日之后，就有 foodpanda 外卖员发动罢工，于2022年10月和11月，他们再发动了两次罢工。这几次罢工，展示了香港劳工运动的其他模式：各行各业或不同企业的员工/从业员可以就各自关心的事情“围炉”，发展出互相维系的“网络/平台”，有别于有会员和领袖，有正式架构的“工会”。2013年，民间团体在码头村与工人深入讨论，重视每一位工人的个性和自主权，鼓励大家独立思考，踊跃发声，增加参与的积极性，正是推动自下而上的组织文化，促使一些工人在码头工会的科层制度之外建立了互相维系的“网络/平台”。其实，现时的工会在架构和行事方式上，也可引入“网络/平台”的成份，尝试更多不同的组织手法。

码头罢工暴露了财团贪得无厌的丑陋，也突出了劳工权利的可贵，迅即引起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发展为反抗财阀剥削的社会运动，掀起广泛市民共鸣。持续40天的罢工在大众心中留下痕迹，争取劳工权益的意识和经验在社会上扎了根，影响了日后的社会风气，和各式各样争取权益的运动。

注：本文部份资料来自《撑到底：码头工潮40昼夜》。出版者“香港职工会联盟”已经解散，而网上还流传著这本书，可点击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