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金源，人称柯导、柯师傅，现任台湾公共电视新闻部制作人。自1980年代开始，柯金源便开始拍摄自然环境，80年代中期，台湾历经政治解严、经济自由化，社会气氛剧变，柯金源却发现：“主流媒体热烈聚焦于政治、经济、社会、娱乐新闻，却忽略了环保等弱势议题的关照。”
为了替经济高速发展下的环境问题留影，他的镜头逐渐转向被工业、土地污染、山区土石流、乃至炽热的街头环保运动现场。三十五年未曾间断的纪录，不但三度获金钟奖肯定、国内外影展得奖无数，更成为一把精准的秤，让观众感受解严后台湾环境山林变迁、河川污染、海岸消逝、物种生灭的重量。
本篇问答录摘编自《我们的岛：台湾三十年环境变迁全纪录》，原题“相机跑天下：柯金源的三十年”，纪录柯金源自80年代开始拍摄自然生态、环境污染、街头运动的历程与思索，也可说是一部波澜壮阔台湾解严后环保史。
庄瑞琳：你常常提到高中买第一部相机，《南风》作者许震唐也是，我就在想你们五十岁以上这一代，高中时候买一部相机应该是有点奢侈的事情，尤其在彰化乡下地方。你还记得那时候为什么想要买相机？是怎样的过程？
柯金源：我们是传统务农的家庭，收入也是小康以下水平。我在小学、国中时期，只买得起文具、简单三餐温饱而已，家庭只够这样的能力。后来高中半工半读，就是去工厂，一般的彰化家庭工厂那种黑手，做冲床。
庄瑞琳：你那时候有技术吗？
柯金源：就是学徒嘛，因为国中才刚毕业，就只能去工厂当学徒。到了高二，薪水增加了，除了学费以及贴补一点家用，还有点零用钱，那时候就很想要有一部相机。因为国中时期，对于山水或水彩画、美术科方面一直很有兴趣，所以存够钱，就买了第一部相机。
早期拍摄的主题是以景观为主，像是我家附近的环境，中部山区风景区、八卦山、草岭十景、溪头。那是1977、1978年摸索时期。真正意识到摄影创作、美学构图，是高中毕业，想要考美术系，到台北找补习班，因为美术相关科系有术科，才想要加强美术。1979年之后，摄影美学的基础也逐渐完成。这本书有放1980年代拍摄的五股湿地。那时候五股湿地，因为海水倒灌，还有一部分是地势低洼的农田，因水灾之后长期积水不退，就变成湿地。其实两、三百年前，那附近本来就是湿地，是后来漳泉居民进行开垦才变成农地。我当时是没有相关环境资料，只是觉得，在台北都会区的近郊有一大片水域，就像是浅浅的大湖泊，有空就去那边拍照。我现在回头找当时拍摄的资料，可以看到1977年间的纪录影像，包括家乡附近、中部山区景观，现在刚好成为环境对比的图像。我当时买的第一部相机，是 Nikon的，好像是一万多块，每个月存几千块，也存了大半年。
庄瑞琳：你有遇到什么反对吗？家里根本不懂（你在做的这些事）
柯金源：有啊，1984年刚退伍，开始工作的时候，我就直接到商业摄影公司当助理，那时候，祖母是不太支持，觉得好像不是一个很扎实的工作。当时台湾的就业环境跟景气，或者对小孩子的期待，如果你书读得很好，一直升学，就去当老师或公务人员，如果没有往教职发展，就去学个一技之长，学成之后就开一家小工厂。在乡下大家都有房子，不然就是有农地，可以盖个小工厂，先从代工做起，有能力再继续扩大。长辈们希望我们这一代循这样的模式发展，好好把技术学好，未来可以当一个小老板。但我觉得那不是我的兴趣，我还是钟情于国中时期的梦想，所以就留在台北，开始找机会上课、补习，用各种方法磨练自己的专业技术，后来，因为各种机缘才逐渐转变。
庄瑞琳：那时有去考美术系吗？
柯金源：没有。后来发现，我对于要每天交老师规定的作业，不是很认同，也有点叛逆，虽然已经高中毕业，当兵回来，但还是叛逆。我是先到学校修相关学分，听老师照本宣科的内容，一、两个学期下来修了一些学分，那种体制内的教育，没有办法让我诚心信服，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走自己的路。当兵对男生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断代，当兵之前我已经选了美术、摄影影像这条路，当兵三年期间，还是继续从事创作，一直在做基础技术磨练，退伍就直接跳进专业领域。纵然家庭反对，我还是持续做。只是后来还是必须要去挂单一个正式的媒体机构，他们才觉得这是一个工作，有在上班。所以我是1987年才在机构里面上班，不然之前都有点像是现在讲的独立工作者。
庄瑞琳：你在摄影这件事几乎有点是自学，哪些东西影响你？你怎么摸索摄影美学？或者你为何想要继续探索纪实摄影？
柯金源：早期美学的基础，因为学校上课，画画要看很多相关的美学书籍，就是临摹为主，也会看很多艺术家的传记，就受到一些影响。但我不记得到底哪一本影响比较大，那时候看得很杂，文学、美学都看，因为乡下真的很穷，买不起其他课外书，到了高中之后才能大量阅读，就看得更杂了。但在服兵役期间，有一本很旧的翻译书《相机跑天下》（My Way with a Camera，是摄影家Victor Blackman的作品，1980年徐氏文教出版），可说是我在纪实报导摄影领域的启蒙书。这本书讲独立记者的经历，如何用影像去做纪实报导，自由投稿。是一本翻译书，我记得是水蓝色的书皮，很久以前想要找，找不到了，不知道被我塞到哪里去，网路也找不到资讯。想说再买回来回味一下，经过了快四十年，看看有没有新的体验。
为什么我会特别记得这本书，因为它开启了我另外一条路，就是纪实报导。它有一个概念是，你可以当一个独立的自由工作者，用报导作品传达一些想法，也可以让你活下来，这很吸引我。所以，我当完兵后，还是念念不忘这样的想法，才会在商业摄影的工作之外，再去涉猎纪实摄影，经常到处跑，觉得那比较符合我自己的个性，可以用影像当作表达工具，传达想说的任何资讯。
庄瑞琳：你在1977、1978年，高中时代就从家乡开始记录，可以稍微讲一下当时记录的（彰化）伸港是什么样子？
柯金源：我们家是一般俗称的风头水尾，在（彰化伸港）定兴村，但我们家在七嘉村跟定兴村交界，没有直接靠海。跟海的直线距离还不到三公里，但以前，我们家有一部分田地在乌溪的溪床上，属于出海口地带，所以，家跟田，或生活的环境，还是在海的附近。我妈妈的娘家是曾家村，就更靠海了，所以我的外祖父、舅舅还是养牡蛎，抓鱼维生。小时候家里常常收到我妈娘家亲戚送来的海产。但1980、1990年开始，因为彰滨工业区陆续开发，就没办法再靠海维生了，不再像以前，可以在不同季节抓到不同的鱼虾贝类。
所以我们家的环境，就是风头水尾。每一年东北季风，风直接往村子吹，现在也还是。每年冬天我们家，桌子早上擦过，到下午就一层灰尘，因为北边就是乌溪出海口，冬天一定会扬尘，空气没有看到沙子，但风里的沙子很多，不用一天桌上就是一层沙。所以悬浮微粒一直都是这个村落的季节性的自然产物。冬天都要休耕，要承接第一道的东北季风，晚上咻咻咻，风很大，强到你人要抗风走。这是我们村子在气候上的表征。
另外一个是水尾，一般的农田灌溉用水，都是从上游河川引进水圳，流到下游，再到出海口。以水利会统计，水流到我家那边，已经被用了四次或五次，因为每一条灌溉水圳，会依次分流，再进入各区农田，那灌溉尾水会再流入水圳、区域排水沟，继续往下流，再被下游使用，这样一道一道的，所以灌溉水圳的水，从上游到下游最少都会被用三次，最后才排到海里面，但我们家的农田，是水圳的尾巴，所以灌溉用水被用了几次之外，中间还会有不同村落的生活废水排进来。我小时候是在我们家前面那条小河学会游泳，我们都利用游泳的时候摸一些蚬，夏天能抓到很多蚬，晚上就可以煮汤。
冬季的时候，因为雨量少，水圳通常会限水，甚至水门也会关，小河就会干枯，每一段形成小水洼，都是湿泥地，那时候就可以去挖，很多的泥鳅跟鳝鱼。一条河缩小成小水洼，没有跑走的鱼就在那边，很容易抓到，所以冬天就可以抓没有跑走的鱼，到泥里面去挖泥鳅跟鳝鱼。等到春天水来了，河流生气重新恢复一遍，每年都会有一个循环。但现在没有了，从1970年代，水质愈来愈差，所以我开始会去记录。以前每一年会有干湿季，现在不是，现在生活废水、畜牧废水一直排下来，随时都会有水，只是有没有味道的差别。
庄瑞琳：所以你小时候有跟着爸爸去种田？
柯金源：有，一直种到国中啊。国中之前我都在家里，帮忙务农。记得小时候，六、七岁时，会跟着爸爸坐牛车去乌溪旁边的农地挖芦笋，从家里要走很远，夏天河床的沙很烫，而且芦笋都要在天还没亮前挖，比较不会苦掉，所以都是天还没有亮就被抱起来坐牛车，到了溪埔农地，大人们已经工作一段时间，才睡醒，再开始帮点小忙，因为小孩子有特权。我想，乡村里的小孩大多是这样，除了到学校上课，其他时间就是在田里面。
因为住在海边或乡村的人，只要当地的环境不被破坏，它就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外出工作的人如果因为景气循环差而回乡的时候，他可以依赖传统的生活方式继续维持生活所需，如果环境被破坏了，会形成新的社会问题。
庄瑞琳：你们家的田是几代了？
柯金源：一部分是阿公传下来的，大概五分之一，其他是我父亲与哥哥陆续买的，就是努力工作存钱，有了钱再买农地耕种。所以，到我们这一代兄弟算是第三代，就是祖父有传了一点给我爸爸，再给我们兄弟。我们对农地还是很重视、很依赖，我从乡村到都会工作，心里是比较没有恐惧，为什么？因为家里还有农地，景气再怎么差，或职场不如意，回到家还有一块农地可以自给自足，不会饿着。所以我从来不担心被资遣，主要就是有家人，还有一块农地。
所以在拍摄《退潮》纪录片时，就把这样的生活经验转换出来。因为住在海边或乡村的人，只要当地的环境不被破坏，它就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外出工作的人如果因为景气循环差而回乡的时候，他可以依赖传统的生活方式继续维持生活所需，如果环境被破坏了，会形成新的社会问题。《退潮》就记录了几位失业的中壮年，他们应该跟我一样国中毕业就离家，中年失业了，只好回家，但海岸的资源还在，所以还可以回到以海维生的方式，养活一家人，这就是我说的无所惧，不用担心未来。前提就是整个基础环境要保护着。虽然目前没有在种田，但很感谢我们家三哥帮忙看着，没有荒废掉，当我们想要回去的时候，家跟田都还在。
严格来说，我只有两次在体制内工作，第一次就是到《财讯》当摄影编辑，有一部分是因为家庭因素，我需要一份稳定工作，让家人安心。那时候老板挂名是邱永汉，而且他还经营永汉日语跟书店，在媒体市场已有一定的知名度，所以只要说我是《财讯》记者，受访者往往会说“喔，邱永汉！”后来我还是没有忘情我的独立纪实报导，所以在《财讯》待了四年就离开。当时总编辑是梁永煌，他给我很多帮助，我待到第二、第三年就跟他说，我还是想多拍环境相关的东西，可不可以用换假的方法，每个月我把假日累积起来，他答应让我长期出去工作，一次大概一周，我就用这样的形式拍了很多东西，去了很多地方。后来发现一周不够，要半个月、一个月，有点超出他们的想法，所以还是离职，但他也同意协助我开辟一个专栏，我才会从1993年开始写〈台湾档案〉。他们也担心我这样出去会不会饿死，因此《财讯》给我的稿费一篇是三千，解严后大学刚毕业的记者薪水一个月是两万五左右。
当时《财讯》的摄影组长萧榕是我当兵的同袍，他说底片很贵，也帮我争取到一个月二十卷彩色正片，有时候也会领十卷黑白负片，社长也同意了。每一个月，我有二十卷底片，最少两篇专栏，六千元以上的稿费，很不错了。
庄瑞琳：你一开始做摄影，但摄影跟记者不一定有绝对关系。
柯金源：我那时候在《人间》就看到这个现象，摄影跟文字其实分工很细，如果纯粹以影像表现，空间比较小。但还是有啦，比如解严后，自立报系出了《台北人》，好几个刊物还是以影像为主，或者像绿色小组。那时我发现，当一个记者如果只会一个工具，在工作或呈现想要表达的议题时会受限，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就要求自己开始写，当然一开始没办法写得很好，有资深的文字编辑帮忙，像以前的同事杨森就帮了很多忙，我自己也慢慢磨练，多写多看。目前为止还是觉得没有写得很好，只是能够把一些事情交代出来。所以才会一边写一边拍，同时做。
摄影是很专业的东西，不同时代也有很多转变，从1987年解严，再来报禁开放，电子媒体开放，到1990年，我们几个比较好的同事，就讨论未来趋势会怎么走，那时候看到已经有境外卫星电视超视要进来，就在想，未来的媒体呈现一定会有转换的可能性，所以1990年就开始在准备跨领域。那时候就乱学，包括记录、摄影、剪接。文字撰述是更早一点，电子摄影video是1990年开始，真正去尝试是1991年，用十六厘米电影机拍。1993年离开《财讯》回到独立媒体工作者角色，一部分拍照跟写稿，一部分跟朋友合作。
那时公共电视正在筹备期间，委托我朋友李进兴（五色鸟传播）制作了二十几集的生态节目，我就去帮忙。早期是用电影摄影机拍，后来用电子摄影机video拍，大概帮他拍了一年，我同时也一直在写稿。1995年吧，中视《大陆寻奇》制作单位长乐传播也找我帮忙。所以很多工作都是双轨或三轨在进行。
庄瑞琳：因为你也跑社会运动跟国会（采访路线），为什么后来会想专注在环境新闻？
柯金源：让我觉得要定下来，是1990年东石网寮村因杨希台风淹水三十九天。看到那种惨况，有一点回到自己的成长经验，因为我们家每年也都会淹水。每年台风豪雨，我们的农田就会积水，因为地势低洼，又是水尾，上游的雨水会往下游跑，一定会宣泄不及，会回堵或内涝，所以每一年，田里面都会有风灾或水灾的损害。每年夏天的时候，刚好又是西瓜或香瓜的盛产期，台风一来下大雨就很惨，所以每年台风，不管白天还是半夜都要去顾田埂，不要让它崩掉，雨水很多就拿抽水机抽水。没有抽水机的时候，只能用手，妳可以想像一下，大人小孩在田埂边，下着大雨，用水瓢桶子不断来回把田里面的水往排水沟倒，那情境到现在想起来还有点悲伤。
我很能体会乡下或偏远地区在适应气象灾害时，能力是很薄弱的，但这种事情没有人会去谈，被当作习以为常，冬天就是刮风吃沙，夏天就是下雨水灾。但到1990年，我发现好像不是这样，我在台北看到嘉义地方记者的新闻，说东石海堤溃决，整个村子泡在水里，我就先去看。从台北搭很久的国光号，下车再走进去，看了一次、两次，想说怎么会泡那么久，村民把裤管撩起来，因为泡太久了，脚上的伤口已经有点溃烂，很多人都有一点皮肤病，让我觉得偏远地区跟环境问题真的要写，不写不行。
另一方面，让我气愤的是，当时记者在台北还是每天吃香喝辣，我是跑财经跟政治新闻，经常跟着部会首长的行程，或跟一些大老板在五星级饭店访谈、吃饭。当时，在南京西路的新光百货，有个媒体办了一个企业形象展览，我看了，心里就想，怎么跟我看的都不一样，我对主流媒体的表现愈来愈不耐，媒体的报导跟我看的事实差太远了。我那时候虽然也还在算是主流的媒体，但跑的东西已经自动分线了。可能因为《财讯》是会去挖台面下的东西，所以我们看事情的角度不太一样，不会只看表象，会去挖背后的深层结构。
那是民智大开的时代，不然我以前算是党国教育很成功的一代，但后来完全崩溃了，所以才会一路转变，从主流媒体再回到自己独立媒体的工作。
庄瑞琳：你开始决定要做环境相关报导或新闻之前，有前辈在做这个吗？
柯金源：前面……没有……公害比较多。媒体有《民生报》杨宪宏，他跑了比较多关于环境跟公害的东西。绿色小组还是着重社会运动，焦点没有全放在环境，比较还是从民主运动切入，把环境运动纳为民主运动的一环。但早期确实是结合的啦，我研究过那段历史，互相为用在那当时可能也是一种必然。其他真正专职跑环境线的媒体还不多，不然就是《人间》……环境跟弱势公害也是《人间》的重要议题，但1988年《人间》就收了，很可惜。因为我是长期订户，有次杂志社打电话来说杂志要停刊了，你还有几期的钱，想要换什么，我就说那就换其他书啰。
那时候很多想法是先把这些东西留下来，而且一开始我没有想到可以产生时间轴对照，只是先记录下来。后期有资料以后，可以做比对，才发现应该要持续记录下去，才会有效果。
庄瑞琳：所以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典范可以效法，你是从自己发现的问题，从那些问题开始做。那时候国外的资讯也很少。
柯金源：对，不多，也没特别印象。反正我就是到处去抓，有什么研讨会，有什么老师，有什么资料就去钻、去学、去看，所以很多环境变迁跟背景资料、专业知识，都是这样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
庄瑞琳：因为你的田野做得非常仔细，去过很多地方，什么样的状况下你会觉得那是你的题材？
柯金源：有些东西并没有意识到它会成为我要写的对象，只是觉得这个地方有受到扰动，有破坏初期的征兆，觉得应该要记录下来。后来我已经慢慢降低我的美学摄影，纯粹变成工具，那时候很多想法是先把这些东西留下来，而且一开始我没有想到可以产生时间轴对照，只是先记录下来。后期有资料以后，可以做比对，才发现应该要持续记录下去，才会有效果。早期根本不晓得，到后来更意识到，应该要同角度，比对才会清楚。因为如果视觉语言要独立，必须要让人家一看就清楚，不需要再用文字辅助，不然无法独立存在。是1994、1995年之后，才知道同角度的拍法要多一点，不然以前就是拍拍拍，先记录下来而已。
庄瑞琳：1980、1990年代之后有很多公害污染，环境事件愈来愈多，也有大的天灾，有哪几个事件对你影响很大？
柯金源：以天灾的话，当然像是1990年欧菲莉台风的花莲秀林乡铜门村，跟同一年拍过的红叶村，因为我是海边的小孩，没有看过山上的土石流，第一次看到有点吓到，想说怎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当时是自己去拍，我在《财讯》跟老板争取出去一周，是这样来的，气象灾害并不是《财讯》的主题，但我一边上班一边跟老板换假，所以拍了那些东西印象就很深刻。
1990年开始，我自己对灾害的定义，每一次重大灾害，会有一个新的名词被外界提到或大家比较清楚的灾害型态，我就把它留下来，譬如土石流、地滑、地震，不然同质性的太多了。公害的部分也是1990年代，我那时候记录的第一笔，是1992年彰化和美的稻米镉污染。和美在我们隔壁乡，想说农民种的米怎么会是不能吃的，连地都不能再种了，怎么会有这种事。污染公害让我觉得必须要花更多心力去看，所以就会记录很多工厂排黑水，开始去找工业区排水沟。
1992年，新庄发生垃圾抗争，他们在琼林里有一个河滨垃圾场，一直堆，发生闷烧，已经很满了，当地里民抗议，我去拍的时候，他们就住在马路边搭帐棚，不让垃圾车进去倒。我才发现台湾这么多垃圾，我们在乡下没什么垃圾，都是资源，我就开始拍台湾的垃圾，不管山区海边，就去找垃圾拍。
隔年遇到大干旱，台湾大概十年会有一次大干旱，就会缺水，到处旱灾，所以水资源也是问题很大，就到处去拍水库。所以我很多的主题里面，都是有一个出发点，可能是单一的点，但我就开始拉开，比如垃圾问题，就从1992年新庄，一路洒开，到全台湾去拍有问题的违法垃圾场，垃圾场真的很多，溪边、海边、稻田、山区都有。
水库也是有很多问题，八、九十个水库的问题，从台湾拍到其他岛屿金门、澎湖。当然有一部分是觉得说，我要去了解，不是为了拍才去，因为1990年时，对主流媒体的报导已经没有信任感，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我自己去看。
庄瑞琳：我看《黑》那部记录片，缘起应该是彰化和美，从1992年那时候到了2013年，累积成《黑》，片子里提到你怎么调查受到污染的农地。你说你环岛好几次，做这么多样区，有个能力我觉得很厉害，就是田野能力到底要怎么来？这些东西没办法有教科书，因为政府就是不会想让人家知道这些事情，你要怎么整合资料，发现问题，甚至自己做地图，这些能力怎么来的？
柯金源：一开始就像是饿很久，到处抓，抓到后来自己才有办法归纳。以前用的方法比较笨，就是剪报，主要就是各地方报导，再来就是研究机构的资料，这两个是很重要的研究基础，我会一个个归纳之后，再去做田野的印证。最后三方资料比对后，如果当时可以写小短篇，就会先写，如果没有就先放着。所以我家有很多抽屉式资料库，一个一个归纳。为了要让田野逻辑更清楚，就大量买地图，只要出版社有新出的地图我就去买，买最多的一次是花了一万多块，一县市一本。
我最早买的是内政部的经建图，一张两百五十元，但太大张了不方便带出门，后来出了地图集，我就去买整本的，一直放在车子里面。我就把很多地图汇进我的资料，后来有电子版就更方便，我就开始标。现在也有一些GIS的资源释放出来，就可以拿来套用。所以我的地图里面会有我自己标的，再来就是用官方的资料套进来。这样做田调时就会很清楚。那些概念都是自己摸索的，因为学术界都是做小尺度的地方，例如做梨山的滑坡问题，可能做很详细，但我是各地方都要有，就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搜集，最后汇整进来。会有点杂，但对自己很有用。
庄瑞琳：那你怎么找到那些人？
柯金源：人很大部分就是先去找研究资料，因为很多资料，政府都有委托计划，所以我花很多时间去官方图书馆，看研究计划，知道里面哪些人做什么案子，抄出来，再去学校问。所以我那时候也是很大胆，很多东西都不懂，就直接打电话去研究室，早期的地质学、海洋学界的大老像王执民、张昆雄，我都是直接去中研院、学校找他们，1990年代，我才二十几岁，小毛头，可能就是饿太久，什么东西都想要知道。
庄瑞琳：那在各地的受访者，你怎么去找这些人？
柯金源：如果对当地不熟，我通常都会找村里长或意见领袖。比如我去东石，我一定去找村长，因为村长是这个社区的对外代表，任何人去找他，他通常会见你，讲清楚要干嘛，他通常也会协助你。重点是要他协助我找什么人。一次两次之后，因为我们本身就有报导的东西，拿给他看，他可能有印象，那种信任度很快就会接上，人脉一直一直累加，所以各地都有类似选举的桩脚。有时候到那边去，就会顺道去看他们一下，虽然已经没有采访关系，但偶尔去绕一下，就这样朋友很多，全台湾各地，从海边到山区都有。
庄瑞琳：但这个田野会有负担吗？会有伦理上的压力吗？
柯金源：会啊，一定会有。但我们做田调跟报导，就是要协助当地人，如果他有问题来找你，本来就一定要帮忙，所以不能说负担，是事情会愈来愈多。
庄瑞琳：它不是采访完就结束的关系，经常是没有办法结束的关系。
柯金源：对，对，要帮他排除一些困难或纷争。一直都有啊。比如中研院有个老师说看到《黑》这部纪录片，可不可以去认识一些受访者。我说好啊，但我很多资料来自某个研究单位，你想要更清楚，我带你去认识研究单位好了，先不要去找农民。我就开车带他去，让他们认识，再让他们自己研究下一步怎么走。你直接去找农民，他们有自己的生计问题，你要协助他做整治，如果经费不够，他们要怎么生存，那你先找研究单位。
庄瑞琳：你开始做这些报导时，台湾的环境运动才慢慢开始？很多地方已经发生问题，其实还没有什么环境团体可以协助。
柯金源：1990年以前，会有环境问题的大部分是因为公害，倡议型的有反核跟山林保育。陈玉峰老师就是我在森林植物领域的启蒙，台湾的环境运动大约从1980年代后开始，像环保联盟、绿色联盟，跟我做记录报导几乎是同期，在那之前就不多。1987年是台湾社会巨大震荡的时候，1990年前后最多的就是民主运动，整个社会大翻转。1985到1995年，是台湾政治、经济、社会运动的震荡十年，这十年也是报导摄影的黄金十年，很重要的十年。1995年之后，慢慢被电子媒体取代，应该说有点分化，比较多元，不会像1990年代前后的纪实摄影，比较偏人文色彩。
庄瑞琳：那时候会出现内心的界线吗？你为什么不会去走真正的环境运动？或者你认为你的报导就是某一种环境运动？
柯金源：比较像你说的“或者”。一个运动应该要多元并进，不要全部偏废在一个区块，会让可能性降低，所以我会设定自己是在另外一条路线或侧翼，我也在做这样的一个纸上运动。有一些朋友说，要不要站到第一线，我觉得说，这样会让弹性减少，反而不好，我们目标一致，但每个区块都要有人。
庄瑞琳：这次为了做这本书，要重新想一遍你三十几年做了哪些事情，我觉得几乎是在做人生的整理。这次整理起来，你会怎么去想台湾这三十年环境变化的断点，是根据环境运动吗？还是几个指标的环境事件，或者是环境问题在不同时代的变化？
柯金源：台湾以整个环境来讲，应该1995年之前是一个阶段，当时，台湾要发展，人民要活下来，大家都要累积财富，政府要冲高GDP，所以1995年之前，当环境跟经济发展相冲突，环境问题连考虑都不用。但1995年开始不一样，当经济影响环境时，就会有更多讨论跟折冲，可能跟我们的立法也有关系。那时法规开始进步，例如《环评法》、《野保法》（《野生动物保育法》）、各种污染防治法规开始上路。因为当时民进党大批进入立法院，政治生态改变，所以修法进步了。所以我认为，台湾有比较大的改变是在1995年之后，1995年之前类似蛮荒时代。
1995年之后，比较大的转折是到国光石化，国光石化决战点是2011年4月，但2010年底时就看出它的方向了。所以我觉得1995到2010年这十五年，是台湾很大的环境教育跟环境价值观形塑的年代，它刚好跨了两个政党。国光石化之后，有点像是在打转，那时候有一个名词叫“后国光时代”，观察点在于1995年之前政治刚解严，很多价值观、想法观念开始形塑，一直累积到2010年才开花结果。很多所谓的公民意识、环境价值，是到2010年的国光石化才整个显现出来，所以酝酿期很长，大概十五年。
国光石化之后就有很多折冲，有点像是要重整，有时候会看，它反而是百家争鸣，遍地开花，但脉络很难串连，因为轧进了太多议题在里面搅和，有些是属于价值观选择，有些是利益冲突，有些是中央级，有些是属于地方级的，一直在辩证。现在正处于一个混沌的阶段，我认为国光石化到现在，七年，还是一个混沌的状态。
庄瑞琳：你刚刚说的台湾环境教育开始形塑的这个阶段，是你开始做《我们的岛》，差不多也是2000年开始，每年你会固定推出长的环境纪录片。从那个时候到现在，你观察环境意识的变化，有没有影响你做这些作品？
柯金源：有，因为一直在调整与对话，很简单，因为我们花时间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些事情，就是要让它改变。如果要改变，你就要跟更多人沟通，他们已经改变阅读习惯，你就要跟着调整，不管是媒介还是表现形式，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脉络下做调整。2000年之后到现在，可以分几个时期，早期比较多是资讯提供跟政策监督，到中期比较多是道德召唤，在片子里会埋入环境价值的道德诠释。现在比较像是，配合现在混沌的状况，让你重新思索生命真正的价值。前面走过一、二十年的过程，太多好坏的例子，如果现在价值观已经成熟，那你要怎么选择，重新回看你跟环境的关系？
庄瑞琳：如果从《来自断层的消息》一路看下来到《海》，会发现这除了是你个人记录跟美学的成熟以外，其实我觉得社会的条件也成熟了。《来自断层的消息》是要记录九二一，所以现场新闻感很强，到2004年的《猕猴列传》你已经在做很完整的弥猴研究，你有一个猕猴论述出来，非常有架构，甚至它的国际版像一本书一样，可以分章节。到了《海》，中间还有《黑》这样的题目。《海》基本上已经是一个美学作品，也表示社会可以看得懂这样的作品，如果《海》放在十年前是不可能成立的。你不需要告诉他这个物种是什么，都是在告诉他生命是什么，不需要论述了。这除了是你个人，也是社会已经走到这个阶段。那你对接下来的环境报导或社会的环境意识，是乐观的吗？
柯金源：我是乐观的。经过这么多年，看过这么多例子，也让你有权力选择，所以大家应该会觉得要有更好的生活品质，而不会想要在手上握有更多的钱。因为你到中国、到香港，甚至到其他欧美地区都会面临环境恶化的问题，倒不如好好守住这座岛屿。
所以环境只要给它足够时间，它有复原能力。
庄瑞琳：所以不会因为这些环境都是不可逆的，已经消失了，还是觉得很悲观？
柯金源：我觉得环境有复原的能力，只是时间长短。因为我们看到真实的例子，就算真的被破坏了，但你只要给它足够时间，它就会复原，例如我在嘉义中埔乡拍的一个槟榔园案例，地主后来就不整理了，不砍也不使用，就让它荒废，到第七年，很多小灌木杂草长出来以后，就开始有动物进来了，到现在二十几年，就变成生态园区。因为不整理，槟榔自己开花结果，种子掉下来，有些也会生长，小的长出来，老的就会倒下去。植物就变成自然的演替跟竞争，变成学术界的研究样区。海洋也是一样，只要不再继续破坏，二十年后，洋流是相通的，物种会随着洋流输送，如果栖地没有破坏跟改变，它有可能慢慢恢复。上次问海洋学者，他说二、三十年，就可以恢复到以前的五、六成水准。所以环境只要给它足够时间，它有复原能力。
至于工业生产的部分，只要先把现行法规彻底执行，就会有很多的改善了，我们欠缺的是执行的决心而已。而且大家观念愈来愈清楚，因为空气污染是大家吸的，不是谁的问题，是大家要共同面对的。未来就算政府要带头破坏，也会愈来愈困难，像现在这种混沌的时候，不管是全国还是地方性问题，每个议题都会遭遇很多阻力。虽然有时候也会被突围，但它有可能会累积能量，在下一次迸发出来。假设宜兰农地继续开放，风机继续设立，累积的能量最后可能会换朝执政。所以我对人还是有乐观、有期待。
庄瑞琳：做了这么多报导或记录片，你觉得最痛苦跟最困难的是什么？表面上，可能以为是去南极或北极，但可能你一直记得最辛苦与困难的不是这个，而是别的。
柯金源：还是台塑集团的《福尔摩沙对福尔摩沙》。因为要搜集很多资料，必须要很小心资料的正确性。
庄瑞琳：我本来以为你会回答很危险的地方，极地啊，潜水啊，因为有可能丧失生命，但你说的还是人的问题，不是自然让你恐惧。
柯金源：我觉得那些东西都还是可以掌握，在野外跑这么久，我们知道危险在哪里。
庄瑞琳：但我觉得你有时候也蛮不顾一切的，你有一次跟蔡崇隆说，你有次潜水，你的配备其实很简单，但你还是潜到水下六十米，想要追逐那个报导。
柯金源：那次是外国学者来，要潜到一百米研究深海鱼类，就想说应该要多拍一点。
庄瑞琳：就为了那个多拍一点？
柯金源：我自己知道生理的反应，因为只有你知道自己的身体，所以到了一个点，我就会适可而止，不要突破红线。所以要知道危险。有很多采访或行动，在可控制的情况之下，要知道自己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庄瑞琳：那你最满意的作品，不一定是技术最好的，而是心中最好的作品，还是《福尔摩沙对福尔摩沙》吗？
柯金源：（沉思）最满意的……好像还没有……
庄瑞琳：因为我常常会心想说，出版了这本书，我现在可以死去，或出版社现在倒了也没关系。
柯金源：有人会问我，如果只能看一部我的作品，要推荐哪一部，我还是会推荐《福尔摩沙对福尔摩沙》
《福尔摩沙对福尔摩沙》
庄瑞琳：而且那部片完全讲到台湾的许多问题，因为那（台塑）是台湾之光，经营之神。
柯金源：是浓缩的问题，各种现象的问题。后来有研究生说，他看了这部片才知道台塑真实的情况，不然以前接受的都是单面的资讯，台塑多么赚钱，企业的社会责任做得多好，看了之后才知道台塑是这样。还有一个台大化工的学生，本来毕业后跟学长一样去大企业上班，看了《福尔摩沙对福尔摩沙》后，去考了成大台文所，还来《我们的岛》实习，帮忙扛脚架。他现在不知道毕业了没。以早期的价值观，化工系的出路很好，高科技领域，在产业界一定是很夯的抢手人才。结果他看了以后就……我那时候就说，对不起，一部片子让你人生开始走入黑暗吗……（笑），好惨（笑）。
庄瑞琳：如果有人要像你一样，做跟你一样的工作，他需要具备什么条件？应该很多人问过你这个问题。
柯金源：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看自己的心，你的选择，你想要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选择权，你要先问自己，你想要什么东西？再来是看你的核心价值是什么，每个人应该要很清楚自己要什么，再去看下一步。我们早期有时候是被期待或被规划的，被期待当老师或公务员，或在家开个小工厂，当个小老板，或者刚好他们家有一个哥哥或爸爸开工厂，你就回来接事业。但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力。
庄瑞琳：最后问一下，你有宗教信仰吗？
柯金源：没有，我们乡下家里是民间信仰，传统的闽南人的信仰。
庄瑞琳：所以你拍大的题材或危险的地方你会去拜拜吗？
柯金源：没有。
庄瑞琳：那你对生命价值的形塑要怎么来？如果没有特定宗教信仰或信念？什么人的东西对你来说很重要？或者你这一生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做这些事情？
柯金源：回到最初，我花很大心力在形塑我自己的艺术美学能力，目标是希望成为一个艺术家。那时候乱看，有一本叫作《梵谷传》，里面有一句是，“你觉得艺术是什么？”我就会觉得说，对，我花很大心力，那时候为了要冲美学创作，生活颠倒很疯狂，几乎是命都不要了在冲，但完成了自我之后，又怎样？你的艺术领域，到了艺术殿堂之后，那然后呢？我就开始思考说，难道我就是要追求那样的东西吗？那好，回到生命，如果不要这样的话，那我是什么？所以会开始想，这辈子活下来，我要干什么，生命可以怎么来用，那我就觉得我的生命应该要拿来，我对某一个事情是有实质意义的。我就觉得环境变迁应该是我可以用生命投入的，一直到现在，我愈来愈清楚，我自己的选择，所以我不以为苦，我不觉得是辛苦的东西或危险的东西。以前在冲美学领域时，就是山上跑、海边跑，也很危险……那时候觉得命可以不要。
庄瑞琳：你不觉得你现在做的事情也是美学吗？只是不是传统艺术上的那种讲法，但你也在完成另外一种美学。
柯金源：是啦，对，但因为你要跟一般人沟通，有些结构还是要兼顾，所以这也是一个沟通技巧。
庄瑞琳：所以你有想过你要做到什么时候吗？这样一直记录，要纪录到什么时候？
柯金源：如果有人可以接手的话，有其他人可以做同样的事情的话。
庄瑞琳：那如果有人可以接手，你想做什么？
柯金源：回家种田（笑）可以慢慢自给自足，无所惧地回去。就跟刚离开家的时候一样。
我非常喜歡公視我們的島，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