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疫情进入第三年，中国发生了哪四大变化？

如果从2020年1月中国武汉爆发疫情算起，现在进入第三个年头了。疫情早已从中国扩散至全球，而且由于南非奥密克戎毒株的传播，全球感染人数也再创新高。截止2021年12月31日，全球新冠确诊人数达2.88亿，死亡544万。其中美国、印度、巴西确症和死亡人数位于前三，而作为疫情最早爆发地的中国，累计确症病例10.2万，死亡4636人。仅就数字而言，中国在这波大流行病的表现很不错了。

然而，疫情并不只是一个冷冰冰的数字，尽管人的健康和生命非常重要。此次大流行病，除了考验各国政府和社会对疫情的直接应对，它的影响和作用已超出公共卫生层面，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大国，带来从生活和生产方式到地缘政治的全方位的变化，某种程度说它重塑了人类和世界地缘政治版图并不为过。

中国是此次疫情的始发地，疫情的传播又正值中美争斗时刻，而中国政府应对疫情的方式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有着显著不同，可以说是独一个，这些情况使得疫情对中国的影响显得尤其复杂和多面，很难简单地用好或坏去描述和形容。

变化一：“战时管制”

疫情带给中国的第一个直接改变，是一种半军事化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管控体制的形成，也可称它为一种“战时管制”。

武汉爆发疫情后，为尽快控制病毒的扩散，中国政府断然采取了封城举措，这在当时为民众普遍不理解，引发了民怨，让中国政府承受极大压力，但当局坚持了下来。长达2个多月的封城以及类似极端措施在全国的推广和常态化，实际上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半军事化的社会管控方式。

定点封控、严格隔离、全员核酸检测、流调追踪、绿码出行，是中国政府此后常规的应对和处理疫情的模式，被称为“动态清零”。它确实降低了疫情的传播速度，减少了人员死亡。中国疾控中心前不久发表了一份报告，如果采用欧美处理疫情的方式，中国至少有2亿多人感染，300多万人死亡。这是部分民众理解并支持政府如此抗疫的原因。

然而，“动态清零”应对模式背后，是无所不在的以科技为支撑的网格化社会监控，其代价是政府对公民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大规模干预及个人自由的丧失。疫情之前，政府也监控民众，可监控的程度、范围都不可能做到像现在这样几乎无孔不入、无缝覆盖，那时政府即使有心这样做，民众也不会毫无不满地答应。然在防疫借口下，无需民众同意，政府就把这套以管控和强制为特征的措施部署和施行于社会。这在西方以及非西方的多数国家是难以想像的。

尽管中国奉行集体主义价值观，民众有着服从政府的习惯，但是该防疫政策的强度也超出了民众可以忍受的必要限度，从其所起作用看，它实际是一种半军事化的管控手段，或可称为战时管制，如果把抗疫看成一场战争的话，因为它不单单是监控，还有严厉的管制，民众必须按照政府的要求去做，否则会被施以严厉惩罚。这套做法在正常情况下社会根本不可能接受，然而，在它呈现的客观效果、政府的宣传特别是西方抗疫不力的反衬下，过去两年竟被民众认可和接受，虽然也有一些不满声音。

中国政府一直找不着机会全面演练在社会发生动荡后或者在类似于战时的状态下实行的管制措施，以前虽有这方面的试点演习，但演习毕竟只是一种假想状态，而且是在个别地方，不能完全达到真实世界的效果；而这次疫情，让中国政府有机会去做这个事情，可说是提前演练了社会处于极端情况下的战时管制。以后若真发生战争或者大的社会动荡，当局就能很方便地对社会实行军事或半军事化的管控。从这个角度看，此次疫情也算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意外“收获”。

变化二：加剧的对抗

疫情带给中国的第二个实质变化，是加剧了中美对抗，造成中国和西方关系的恶化及道德受损，进而使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变得空前严峻，但中国政府也通过疫苗外交，稳住并巩固了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关系。

此轮疫情爆发前，中美关系因为香港的反修例抗争，新疆的强迫劳动以及中美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冲突，特别是贸易战，而处于尖锐对立态势。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对中国发起了史无前例的贸易战，并在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摆开了和中国对决架势，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在这一过程中，香港声势浩大的反修例抗争和新疆的强迫劳动是两国走向破裂的催化剂。在这个背景下，疫情最先在中国爆发的事实及其快速向全球扩散，让中美的对抗变得更激烈，并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导致中国和西方整体的对立。

疫情对中美关系的破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碰上美国的大选年，特朗普由于抗疫不力，让其原本看好的总统选情出现危机，因而把美国的疫情之责甩锅给中国，大打抗中牌，对中国发起了一轮又一轮打击。而特朗普和他的一众高官将新型冠状病毒称作中国病毒，指控病毒来源武汉实验室并据此要向中国进行巨额索赔，也在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中恶化了中国的形象，使得西方民众对中国的认知迅速发生改变，道德形象在西方崩塌。中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关系的变坏与此有极大关系。

拜登上台后，虽然禁止称呼“中国病毒”，然而继续操作病毒实验室泄漏说，同时联合盟友围堵中国，并在香港、新疆、台湾议题上继续同中国对抗，尤其是继承了特朗普政府末期提出的新疆种族灭绝说，在科技、供应链和金融市场加大施压力度，同中国脱钩。两国关系在拜登的第一年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靠近新冷战。受中美关系的波及，西方国家选边站队，中国和五眼联盟中的其他四眼，以及同欧盟的关系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倒退。

不过，疫情带给中国的不只是和美国及西方的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劣，也有收获，这就是中国政府通过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提供抗疫援助特别是疫苗，稳住了在这些国家的处境。据官方统计，中国向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南太平洋岛国以及拉美等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共提供了20多亿剂疫苗和其他抗疫物资。发展中国家向来是中国外交的倚靠力量，中国政府的疫苗外交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在美国对中国发起的病毒溯源以及香港、新疆和台湾问题的挑战中，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站在中国一边。因此，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在过去两年有失有得，但鉴于现如今的国际秩序仍由美国和西方主导，中国的外交形势总体要比过去更严峻，这是疫情导致的后果。

变化三：自信的中国人

第三个值得关注的变化，是在国民心态上，疫情改变了过去中国人面对西方特别是美国那种长期的自卑心理，而变得自信起来，疫情也让中国政府确立起了“东升西降”的判断和平视美国的外交。

习近平上台后，强调中国要做到“四个自信”，即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自信。如果说，在疫情之前和之初，“四个自信”只是说说，或者充其量只是对干部群众打打气，那么当疫情席卷美国和西方，这些国家在应对疫情上表现出的束手无策，中国政府和民众突然发现，西方国家的强大和政府的高效不过是一个传说，过去对西方的仰视和迷信完全不必要，学生已经超过了老师，中国政府才有强大的执行力，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和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能够打败西方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美国和西方正在走下坡路，未来属于中国。

美国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资源，有高素质的个人，有发达的民间社会，还有一个看起来强有力的政府，其他西方国家虽然在综合国力上比美国要弱一些，但比中国还是要先进得多。按理，在应对疫情上，即使不比中国做得好，也至少不比中国做得差，这是人们的一般认知，也是在武汉封城后西方国家普遍嘲笑中国的原因，以致当时中国政府承受极大的内外压力。另外，由于疫情最先发生在中国，这还给西方国家提供了一个时间差，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讲，西方特别是美国都有条件比中国更能遏制住疫情。但事实恰恰相反，没有一个西方大国在这场抗疫中交出了合格答卷，尤其美国，由于特朗普对疫情的轻视以及相当多民众相信病毒阴谋论和拒打疫苗，致使美国受感染和病死人数远超其他国家。拜登上台也没有改变这个结果。

出现这种完全不该出现的情形，有复杂的成因，但从中国的角度看，不管什么原因，结果是一样的，即美国和西方的抗疫失败，反映美式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至少在应对此类突发性公共卫生危机时是失灵的。如果再把抗疫的受挫和美国选举的乱像结合起来，更让中国政府和民众认为，美国乃至西方的制度体系有着内在的致命伤，不值得中国学习和效仿，中国的制度才最适合中国，美国在繁荣和强盛一百多年后已经走下坡路了，现在世界正处于“东升西降”。可以说，没有这场疫情，就没有中美的制度对比，中国人的自信心也就不会突然间爆满，这也才有了去年3月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中国政府对美国的“平视”外交。至于这是不是中国政府和民众对美国的误判，恐怕只有历史才能回答。

变化四：供应链回流？

疫情带给中国的第四个变化，是助推部分产业和企业回流，让全球更加依赖中国的市场和产品，但这也意味着一旦大流行病过去，全球特别是西方国家的经济“去中化”会提速。

当下中国对全球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经济上，疫情之前，由于美中贸易战以及美国试图在经济上和中国脱钩，在中国市场上的部分外资以及中国本土的部分制造业，开始外迁，向印度、越南等劳动力丰富但成本便宜的国家转移，舆论一度唱衰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这种情形在疫情爆发初期更加明显。鉴于中国封城和停工停产，制造业迁出中国市场的步伐加快，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会受到疫情的沉重打击。

然而，病毒向全球的快速扩散导致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纷纷中招，印度和越南等国也不能幸免，各国彼此封锁，人员往来和交流中断，原本密集的经济联系受到抑制，全球化被停顿。很多国家如印越等由于受医疗条件的限制，加上它们的政府也无法做到像中国政府那样集中资源高效抗疫，故一旦病毒来袭，马上陷入瘫痪，企业停产，工人停工。此时，中国严格的抗疫初步遏制住疫情，率先复工复产，反显出中国的体制在这种特殊时刻的某种“优势”，加之中国整体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全产业链的优势，以及拥有更多高质量的劳动力，从而让一些原本出于避免贸易战而从中国市场转移出去的企业认识到，留在中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它们在疫情期间选择回流中国，外资“去中国化”的速度也得以减缓。

2020年中国的经济增长2.2%，是主要经济体中唯一正增长的国家，2021年增速估计达到8%以上，也是主要经济体中增长较快的国家。中国在疫情期间还向全球大量出口医疗物资和其他制成品和中间产品。这使得全球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加深。考虑到本次疫情这样的大流行病未来极可能再发生，以及中国的市场规模等，虽然中国相对越、印等国丧失了成本优势，但这些已经回流的企业和产业在疫情后不大可能再次转出，一些原本想迁出中国市场的企业可能也会观望。这有助于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在短中期不会轻易动摇。

尽管如此，也要看到，正是疫情加重了世界经济对中国市场和产业的依赖，使得很多国家认识到，不能把鸡蛋全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要分散风险，所以在大流行病结束后，另外一些资本撤出中国市场的趋势可能加快，尤其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友，会尽力打造一个排斥中国的供应链体系，虽然这主要出于同中国竞争和对抗的考虑，但疫情也是一个因素。

由于我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的全球化中，此次大流行病对人类的真实影响要超出以往的历次大流行病，即使疫情结束，它对人类心理、生产和生活以及管理方式所产生的影响一时半会也难以结束。对中国而言，上面论及的四大变化可能不仅仅是短中期的，而是带有某种长期性。正因此，如果全球疫情的时间延长，中国在抗疫中展现出的所谓中国体制的“优越性”和助推经济的有利状况，不可避免会减弱乃至消退，而疫情对中国不利的一面会放大。故在最终的竞争中，谁能笑到最后，现在还不是可以揭晓答案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