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许仁硕：望之不似人君——日本皇室婚姻如何被右翼焦虑箝制？

日本皇室的真子公主，日前正式与大学同学小室圭登记结婚，预计前往纽约生活。这段皇室婚姻走来相当坎坷，在2017年宣布婚事后，小室被媒体爆料其母尚有约400万日币的债务纠纷，婚事被迫延后，小室则赴美留学。今年小室从纽约的福坦莫法学院（Fordham Law School）毕业，并于纽约的律师事务所找到工作后，方返日结婚。

几年来这对准夫妻在媒体与网路上受到各式攻击，先是就债务一事，怀疑小室与公主交往是别有所图，而留学也被认为是“逃避”。而最近从小室的头发长度、西装颜色、学校排名、就职的事务所等等，都成为媒体批判材料，认为他“无礼”、“走后门”。近日小室在纽约律师考试落榜，又引来嘲笑。日本主要新闻网站Yahoo新闻的该则报导底下，瞬间涌进上万则留言，而后Yahoo以“恶意诽谤留言过多”为由，暂时关闭了留言区。

而真子公主为了反驳“小室为钱高攀”的说法，先是表示会婉拒失去皇籍时的补助金（约一亿日币），但此举又被批评作秀、破坏制度。近日真子透过宫内厅表示，几年来的批判令其罹患了创伤后压力症候群（PTSD），仍被批评是“装病”、“拿疾病当挡箭牌”。而在宣布婚事的记者会上，真子表示是她拜托小室解决母亲债务，并提早前往美国留学、就业，并非如外传是小室的逃避与独断。这番澄清仍被反对者解读为“皇室违宪介入平民纠纷”、“怠忽皇室职守”，记者会后甚至有民众走上街头抗议。可说是父子骑驴，动辄得咎。

除了关心名人八卦的大众心理，以及日本性别不平等的长年沉疴之外，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将自身政治议程的焦虑，投射至日本皇室成员身上，应也是带起这股批判潮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平心而论，批评者认为美国法学院与律师事务所为小室开后门的说法，并无任何根据，留学生未能在纽约律师考试一次及格，也并非罕见。日本一桥大学法学硕士，同时也是小室硕士班同窗的吴采模律师对笔者表示：“我还记得在一堂全英文的企业并购专题上，小室所展现的流畅英语与敏锐思路，都令人印象非常深刻。就算第一次没考上，我认为他依旧前程无量”、“当时没人知道他与公主交往，所以我想课堂上看到的，应该就是真实的小室。”

而根据十月的读卖新闻民调，“愿意祝福”小室夫妻的比例为53%，“无法祝福”的则为33%，而ANN类似的民调结果，支持与反对则为61%对24%。显然大部分的日本民众，仍旧愿意祝福这对新人。那为何仍旧有如此浩大的批判声浪？除了关心名人八卦的大众心理，以及日本性别不平等的长年沉疴之外，日本右翼政治势力将自身政治议程的焦虑，投射至日本皇室成员身上，应也是带起这股批判潮的重要原因之一。

战后日本天皇与右翼政治

战后仍深植日本人心中的“天皇”，是右翼重塑战后政治认同，发展政治动员的重要基础。

日本在二战后经历了民主化改革，昭和天皇发表了“凡人宣言”，从此走下神坛，仅具象征性的元首地位，严禁实质参与政治。而当时与战前天皇制一起落幕的，还有被称为“宫家”的皇族们。除了属于昭和天皇直系的三宫家之外，旁系的十一宫家共五十一人，一夕失去了皇族地位。虽然有支付一定的补助金，但皇族因缺乏社会经验与专业技能，大多只好靠变卖财产维生，就此淹没于滚滚红尘之中，至今仅有极少数后裔仍为公众所知。

但即便天皇不再亲政，皇族势力大减，也并不代表日本政治就此与皇室无涉。日本的右翼势力，在战后面对主张民主人权、左翼思想的革新派时，也不得不自问，在甘为美国附庸或是迈向社会主义改革之外，作为右翼，究竟能提出什么样的国家愿景，作为“日本”，该“保守”的对象又是什么。特别当日本的左翼学运抗争在70年代转向衰微后，右翼亟须确立“反共”以外的政治议程。对此，在战后仍深植日本人心中的“天皇”，就成为右翼重塑战后政治认同，发展政治动员的重要基础。

由于每个国家有不同的历史脉络，因此“右翼”的政治主张，亦即主张应“保守”的对象，也会随著国家或时代不同而转变。本文所指的日本右翼，采用安田浩一“‘右翼’的战后史”一书中的定义，为以“天皇绝对不可侵”、“反对大幅改革”、“重视国家与民族尊严”以及“守护日本固有传统风俗”作为主要政治主张的势力。

在右翼的主张当中，日本天皇的“万世一系”继承体系，既是日本作为单一民族的基础，也是日本独步全球的骄傲。日本人的心中必有天皇，反之心中无天皇者，如反对天皇制的左翼势力，则不配称为日本人。凡是日本人，均应力抗“反日”份子，进而支持右翼政治势力。

被视为重要里程碑的，就是1979年通过的“元号法”。目前当新天皇即位就要制定新的元号，现任德仁天皇的元号则为“令和”，但这并非理所当然。战后“元号”被视为战前天皇权威的遗绪，相当有争议，而持续使用“昭和”元号，只是政府与民间的“惯例”，并无法源依据。到了70年代，因昭和天皇年事已高，日本社会开始讨论若昭和天皇过世，日本究竟应否订定下一个元号。当时的主要在野党日本社会党，就主张在昭和后应废止元号。

为了对抗革新势力，进而在广义的保守势力中，扩大右翼的政治影响力，许多右翼政治团体以“反废元号”、“制定元号法”为主轴集结。当时自民党政府，担心立法过程中产生冲突，原本打算采取内阁公告的形式处理。但在右翼积极运作下，最后仍通过了元号法，自此制定元号成为了法定义务，使用元号也有了法律依据。对右翼而言，则是以“保卫元号”为名捍卫了“日本传统”，成功说服保守政党，击退革新政党，最终扩大了自身政治影响力的重大胜利。

日本的右翼政治势力反复操作上述动员策略，不断寻找新的目标，在设定对立主轴后，展开绵密的草根动员、政治游说与宣传，激发一般民众对“日本崩坏”的焦虑，以维持右翼的政治影响力。

此后，日本的右翼政治势力反复操作上述动员策略，不断寻找新的目标，在设定对立主轴后，展开绵密的草根动员、政治游说与宣传，激发一般民众对“日本崩坏”的焦虑，以维持右翼的政治影响力。例如“新历史教科书运动”、“反男女平等法运动”等等。其虽然并未全面性地就国防、外交、经济等主流政治议题提出主张，也并非社会多数。但透过主打特定议题，持续扮演保守政党的侧翼与后援会的角色，得以拥有高于其群众基础的政治影响力。

例如在1996年的“新历史教科书”运动中，右翼并未成功令其主导的“新教科书”，实际上普及至教育现场。但有数本相关著作成为畅销书，成功将右翼的历史主张推向舆论市场。而主流的出版社在编篡教科书时，也确实开始顾虑来自右翼的批判，而更加谨慎。就在今年的教科书审定上，各出版社应日本政府要求，再次修改了关于慰安妇的相关内容，也可视为该运动在多年后的成果之一。

而在2000年后，传统右翼政治团体的规模开始缩小，但同时网路右翼社群兴起，并从网路走向实体，甚至在近年开始组党。例如在2010年以“反外国人特权”为名的“反在日韩侨”运动，进而组成“日本第一党”，就是其中著例。

2000年后，传统右翼政治团体的规模开始缩小，但同时网路右翼社群兴起，并从网路走向实体，甚至在近年开始组党。

根据2019年“何谓网路右翼”（ネット右翼とは何か）一书的实证研究，若以“外交上反对中国、韩国”、“内政上保守”与“积极发表政治意见”三个要件定义网路右翼，其实际仅占网路使用者中的1.5%，即便加上光谱相近者，广义而言也仅有5%左右。但其网路声量则远远超过了人口比例。例如积极批判小室夫妻的杂志“女性自身”，其网路民调结果为支持25.2%、反对74.8%，前述Yahoo新闻留言区也是一面倒向批判。网路舆论与传统民调的落差，也可以说是体现出了前述网路右翼“人数少，声量大”的特性。

婚姻自由、夫妻同姓与皇室

近年在日本自民党的修宪倡议中，虽然宪法九条的非战条文一直都是注目的焦点，但宪法二十四条的“婚姻”，其实也是修宪的重点之一。现行日本宪法第二十四条，明定了婚姻自由与夫妻权利平等（第一项），以及择偶、财产、继承、选定住居与离婚等事务之立法，须遵守人性尊严与两性平等原则（第二项）。这是战后为了扭转过往家父长制的改革产物。

而在自民党的修宪草案中，加了第一项“家庭为社会自然且基础之构成单位，须尊重之。家人间有互助义务”，而在原本的第二项，删除了“择偶”与“选定住居”，改为“家庭、扶养与监护”。

新旧条文乍看之下，似乎变化不大，但实际上蕴含著将战后宪法二十四条在婚姻上采取的“个人自由”立场，向战前“家庭主义”靠拢的思维。战前日本民法有“家”制度，“户主”对家族成员有扶养义务，同时也拥有对家族成员的婚姻、收养、住居、入/除户籍的同意权。在日本右翼的论述当中，战后民主化所带来的“个人自由”，提倡婚姻自由与两性平等，是破坏了日本传统的“家”制度，亟待拨乱反正。

在日本右翼的论述当中，战后民主化所带来的“个人自由”，提倡婚姻自由与两性平等，是破坏了日本传统的“家”制度，亟待拨乱反正。

例如以右翼立场闻名的自民党众议院议员杉田水脉，在2017年的“我为何与左翼奋战”一书中，即主张在日本倡导尊重个人自由、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是导致“日本崩坏”的根源，也是不切实际的妄想。日本在传统上，男主外，女主内，遵守这样的传统，各有其分际而不逾矩，才是真正的“男女平等”。若盲目地倡导女性在政治、社会与经济上也要向男性看齐，反而会导致了“家庭崩坏”，进而导致“日本崩坏”。

除了第二十四条的修宪案之外，关于“传统家庭制度”的论争，还体现在“夫妻强制同姓”制度上。目前日本民法规定，夫妻婚后必须改为同一姓氏，是主要民主国家中仅存的强制同姓制度。根据日本内阁府在2017年的调查，实际上97.1%都是妻子改为丈夫的姓氏。近年相关案件以违反平等原则为由，两度叩关日本最高法院，但都以合宪作收。

日本主流民意其实是支持修改为不须强制同姓的，在前述2017年的内阁府调查中，支持修法的比例为42.5%，反对则为29.3%。而在刚落幕的众议院大选中，除了自民党之外，其他八个主要政党，包括执政联盟的公明党，都支持不须强制同姓。

就连自民党内亦非一致。在九月的总裁选举时，野田圣子与河野太郎都支持修法，后来当选的岸田文雄则持保留态度。而代表党内右翼势力，也在网路右翼间享有高人气的高市早苗则坚决反对。而后岸田得高市之助，击败了原本呼声最高的河野太郎，高市在选后则接任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亦即主导政策路线的要职。这次选举结果也显示出自民党内的右翼势力，在与民意有一定距离，也非党内主流之下，仍能透过制造议题声量，扮演关键少数，进而发挥人数以上的影响力。

这也让众议院选举时，自民党为顾及党内右翼，在夫妻姓氏议题上，仍秉持夫妻若不同姓，则会因争执子女姓氏、导致子女认同错乱等问题，令家庭失去凝聚力，进而导致日本社会崩解的右翼论述。不惜违反主流民意，也要反对。

在右翼将婚姻相关的修宪与坚持夫妻强制同姓，作为主要政治议程之一，并设定了“个人自由VS. 家庭价值”以及“西方民主 VS. 日本传统”的对立轴线之下，小室夫妻的举动就显得相当刺眼。

然而，在右翼将婚姻相关的修宪与坚持夫妻强制同姓，作为主要政治议程之一，并设定了“个人自由VS. 家庭价值”以及“西方民主 VS. 日本传统”的对立轴线之下，小室夫妻的举动就显得相当刺眼。两人在男方家庭传出财务纠纷，“门不当户不对”之下，仍执意结褵，显然是将婚姻视为个人自由选择，而非两“家”之事。而在面对批判时，真子声明拒领补助金，小室则将留学提前，摆出不惜一切远走海外的态度，显然是在“西方民主 VS. 日本传统”中选择了前者。而海外媒体在相关报导中，纷纷批判日本的守旧风气，更是让“西方民主 VS. 日本传统”的对立更加明显。

在右翼眼中，在相关民调显示“世风日下”之中，作为理应以身作则，亲身实践日本传统家庭价值的皇族，竟然仗恃著“个人自由”与“西方民主”，与（右翼理想中的）“日本传统”为敌。皇族如此离经叛道，更是不可原谅，自是必须鸣鼓而攻之。

性别平等与皇室继承论争

除了前述右翼对皇室并未作为日本传统表率的反弹之外，还与日本皇位继承的问题有关。

其实真子并非唯一被右翼砲轰的皇族。其妹佳子原本就读于被认为是皇族御用学校的学习院大学，但后来转学至国际基督教大学，被认为其实是不满学习院的传统校风。而后无论是烫发、露腿、露手臂等日常打扮、参加热舞表演、或是表明支持姊姊真子的婚事，都引来“有失皇族格调”、“任性妄为”的抨击。今年十月在日本女童军一百周年纪念仪式上，佳子一席支持性别平等的致词，也被批评“皇族不应干政”。

但佳子之所以动见观瞻，除了前述右翼对皇室并未作为日本传统表率的反弹之外，还与日本皇位继承的问题有关。如前面所介绍的，日本皇室在战后仅剩下昭和天皇的直系宫家，但皇室在近几十年来，却苦于男丁单薄。现任天皇德仁只有一个女儿爱子，第一顺位继承人秋筿宫文仁亲王则育有真子与佳子两女，以及今年十五岁的悠仁王子。目前的皇室继承顺位，依序是①秋筿宫（天皇之弟）、②悠仁（秋筿宫长子、天皇之侄子）、③常陆宫（天皇之叔）。

在2006年悠仁出生前，第三代皇族全数为女性的日本皇室，一直面临著绝嗣危机。日本政府曾在2005年，提出过让女性皇族在婚后保留皇族身份，进而承认“女性天皇”与“女系天皇”的解决方案。“女性天皇”即是由女性皇族继任皇位，在日本历史上曾经出过八位女性天皇，主要是因为政争或没有适龄男性皇族而继位，嗣后都再传位给男性皇族。

而“女系天皇”则是指天皇的皇室血统仅来自于母亲，父亲并非皇族，这在日本历史上并未出现过。但这是因为根据西元757年颁布的“继嗣令”，女性皇族须与男性皇族结婚，因此不会出现仅有母方有皇室血统的皇族。再加上“继嗣令”中规定“女帝之子”亦有皇位继承权，因此传统日本法上是否有明确否定“女系天皇”，并未有定论。

举例来说，现任天皇的女儿爱子如果继位，则成为“女性天皇”，但并非“女系天皇”，因为其皇室血统仍来自父亲。但若天皇爱子与平民结婚后，再由其子女继位，无论性别为何，就成为了史无前例的“女系天皇”。

如果按照2005年的专家会议报告书，承认“女性天皇”与“女系天皇”，并以长子女优先，则在真子结婚脱离皇籍之后的天皇继承顺位，则会变成①爱子（天皇之女）、②秋筿宫（天皇之弟）、③佳子（秋筿宫次女、天皇之侄女）、④悠仁（秋筿宫长子、天皇之侄子）、⑤常陆宫（天皇之叔）。

虽然当时的会议结论，因隔年悠仁的出生而被暂时束之高阁，但并不代表皇室继承就此高枕无忧。秋筿宫与今年61岁的天皇只差五岁，常陆宫更已高龄86岁，未来可以想见只剩悠仁能继承皇位。但若悠仁没有儿子，日本皇嗣就此绝后了。

因此当公主们纷纷成年，可能因为婚姻而脱离皇室时，2011年的民主党政府就曾重启修法。据传秋筿宫也希望两个女儿就算不继位，至少能以皇族身份辅佐幼弟悠仁。但因政党轮替后，自民党安倍晋三首相坚决反对，而胎死腹中。一直到去年菅义伟首相上台，又重启了修改皇室继承法规的专家会议，接下来岸田首相的态度如何，将会非常关键。

站在右翼的立场，向来是反对“女性天皇”与“女系天皇”的。虽然与史实不符，但部分右翼仍坚持“男性天皇”与“男系天皇”，是万世一系，神圣不可侵的“皇室传统”。甚至有论者认为“女性”与“女系”，是所谓“左翼”引进西方性别平等观念，意图破坏日本皇室传统的阴谋。

对于迫在眉睫的继承问题，因此部分右翼团体与政治人物开始鼓吹“恢复旧宫家”。亦即寻访在战后成为平民的旧宫家，令其“男性、男系”成员成为皇族养子，或是与女性皇族结婚，生下更多“男性、男系”的皇族。

但若强迫与女性皇族婚配，显然违反婚姻自由。至于养子，NHK曾对相关人士进行问卷调查，是否有意愿恢复皇族身份，所有人均表示没有意愿或拒答。因此至今的政府会议，均未将此一选项列入，但这仍成为右翼运动的主张。而“守护皇室传统”运动的大老，前自民党众议员平沼赳夫，在NHK告知问卷结果时，仍坚持修法不可行，并表示：“最好还是希望悠仁殿下多生几个儿子”、“谁都不知道会如何，但我们惟有相信与等待。”

基于严峻的现实问题，台面上的保守派政治人物，例如前述的高市早苗，则表示不反对“女性天皇”，但反对“女系天皇”，因为“承继了125代的初代天皇Y1染色体，正是‘万世一系’皇室传统的本质，也是‘天皇权威’的前提。”

但实际上，以日本皇族的现有人数与家庭状况，若不承认女性皇族的子嗣有继承权，那么在无法强迫女性皇族与男性皇族婚配产子之下，就算承认“女性天皇”，恐怕也不过是延后一代绝嗣罢了。因此高市同时也主张应该收养旧宫家子嗣，以维系皇族的“男系”血统。

在皇室继承议题上，日本右翼设定了“男性、男系 VS.女性、女系”做为主要对决轴线，并从2005年起就持续展开相关政治运动，也成功让安倍首相在任内冻结修法。

在皇室继承议题上，日本右翼设定了“男性、男系 VS.女性、女系”做为主要对决轴线，并从2005年起就持续展开相关政治运动，也成功让安倍首相在任内冻结修法。而当去年菅首相重启审议，而真子与小室的婚事仍悬而未决时，“修法会让离经叛道的真子、佳子拥有皇位继承权！”、“怎么能容忍小室这种男人，在婚后成为皇室成员！”就成为了右翼反修法的宣传说词之一。透过引发民众对相关皇室成员的反感，进而激起对“皇室传统”的危机感，无论结果为何，右翼在保守派内都站稳了“坚持守护传统”的道德高地。

民主、自由与皇室

在本次风波中，许多批评者都很“民主”地声称：“以税金生活的皇族，公私均应受公众监督，不应违逆民意”。确实在民主体制下的皇族，除了在制度上不干政外，实际上也须随时体察并适度回应民意，以维系皇室的正当性。但既然领税金的公务员有婚姻自由，那皇族亦不例外。更何况，若主张应根本解决“皇族花费税金却不受民意监督”的问题，那应该是要废除皇室，而非以民意之名，干预皇室成员的婚事。

虽然受到媒体瞩目与放大检视，几乎是各国皇族的宿命，但比起其他公主，真子与小室的婚事之所以如此坎坷，也应是受到近年日本政治环境的影响。对正透过主打修宪、坚持夫妻同姓等“反性平”议题来扩大势力的右翼而言，两人虽然没有明确的政治发言，但可说是以行动肯定了与右翼所谓“日本传统”相对立的“婚姻自由”、“两性平等”与“西方民主”，自然成为投射不满的最佳箭靶。

而悬置多年的皇室继承问题，眼看已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但右翼所主张的“恢复旧宫家”，在现实上又无可行性，眼看“女性”、“女系”天皇，说不定就要成真。此时真子与小室所承受的剧烈人身攻击，也应与右翼“守护皇室传统”的政治动员，以及面对继承问题的广泛焦虑有关。

因门第、身份、政治等外在因素而无法结褵的恋人，如何突破万难永结同心，在无论在任何文化，都是历久不衰的创作题材。但在现实中，正因人类社会中已经累积了太多的苦难与悲剧，婚姻自由才会被写进宪法当中。毕竟任何一份爱情，都没有义务成为供人观赏的悲喜剧。正如小室在记者会上所言：“人生不能重来，我只希望能与所爱之人共同度过。”

至于日本是否要将“日本之所以为日本”的本质，建立在“Y1染色体”之上，则是日本人要继续烦恼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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