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王浩岚：从“中产乔”到外交人，拜登的四十年参院生涯

年过古稀仍在一线“奋斗”的拜登，也许可以说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即将年满78岁的拜登历经了千辛万苦，三次参选总统之后终于走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位置。

虽然现在下定论还为时太早，但民调中领跑现任总统特朗普的拜登，确实有大机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第46位总统，完成他毕生奋斗的梦想。

拜登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始于1972年，年仅29岁的他成功当选特拉华州（Delaware）参议员，成为美国历史上第六年轻的参议员，开启了至今近50年的政治生涯。

由于拜登担任了前总统奥巴马八年的忠实副手，因而对华语世界乃至对美国年轻一代而言，他的政治形象始终停留在副总统身份之上。但要理解拜登的政治轨迹，看到他的另一面——一个大半个人生都耗在参议院之中的老牌政客，就更为重要。

事实上，在被奥巴马选中之前，拜登就已经经历了36年的政治生涯，成为民主党内首屈一指的外交和内政声音。也正是这些年的经历塑造了拜登当今的政治形象和对世界的认知，追溯他的参院生涯，我们也许能预见这位潜在美国总统未来执政和外交思路的方向。

“中产乔”的早年历险

乔·拜登1942年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斯克兰顿（Scranton）一个爱尔兰裔天主教家庭中，是家中的长子。11岁时他跟随全家搬到了特拉华州。成长过程中，拜登没有什么离奇艰难经历，是很典型的美国战后中产阶级背景，只不过中产属性也将伴随他一生。

法学院毕业后拜登早早结婚生子，然后步入政坛，先是在1970年当选特拉华州纽卡斯尔郡议员。随后1972年以29岁的年龄挑战了当时在任的共和党老牌参议员，凭借着反越战和变革的口号成功爆冷当选。彼时的拜登堪称美国梦的典范——平凡出身、年少成名、家庭和睦、儿女双全，一时间生活美满前途无两。

然而命运无常，就在拜登当选参议员之后不久，他的妻子和女儿就在圣诞节前采购归来的路上遭遇车祸遇难。虽然同车的两个儿子存活下来，但这仍是常人难以承受的巨大悲剧和创伤。一度悲伤不已、尚未就任参议员的拜登，甚至再三考虑过放弃政治生涯。最终是在时任参院多数党领袖麦克·麦斯菲尔德的劝说之下坚持了下来。拜登在医院两个儿子病床前宣誓就任，开启了他漫长的36年参院生涯。

拜登早期的参院生涯波澜不惊，专注于一些本地事务。由于每天晚上都要坐火车从华盛顿回特拉华家中照顾两个儿子，他也就并非华盛顿媒体和晚会上的焦点人物。他的意识形态和投票纪录也都和他家乡特拉华类似——一直稳稳居于意识形态的中间位置（甚至今天也是类似）。当然，随着两党和美国政坛在各种议题上的左右转变，中间派的立场也一直变换。如今，拜登早年的政见，比如曾极力反对以跨镇巴士强行解除教育中的种族隔离——就成为了他去年初选中的黑历史。

司法委员会

随着拜登的参院资历增长，他在位高权重的司法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逐渐爬到了前排。1980年，大批民主党参议员在选举中落马，民主党失去了参议院多数党地位，但这一变革也促使拜登成功当上了司法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成员 （Ranking Member），成为1980、1990年代民主党在司法和犯罪问题上的头号发言人。

美国当时兴起“毒品战争”和严刑峻法打击犯罪潮流，拜登都是积极的参与者。他作为少数党代表参与起草1984年《全面控制打击犯罪法案》（Comprehensive Crime Control Act），1994年作为司法委员会主席一手推动《暴力犯罪控制与执法机构法案》（Violent Crime Control and Law Enforcement Act）。拜登无疑是民主党内部 “严刑峻法” （Tough on Crime）势力的代言人。

今天看来，拜登在司法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是极大的包袱，但是在全美社会都倾向于推动严刑峻法的年代，这一特质反而是政客的加分项。1988年拜登第一次参选总统时被许多党内外人士看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拜登在司法问题上的强硬态度让他足以对冲共和党传统上处理犯罪议题的优势。

此一时彼一时，如今讲究反思“严刑峻法”政策带来的不良社会后果，当年的优势项无疑变成了一大原罪。拜登在民主党初选中屡次因为过往在司法问题上的立场，而受到民主党内部进步和新生代势力诟病。为了适应当前的政治形势，拜登也不得不在司法问题上180度大转弯，完全抛弃了自己的过去并承认当时犯错，接受及拥抱了当前推动刑法改革的趋势。

不过，拜登过往在司法问题上的立场和成就也并非全盘皆错。1994年通过的新刑法中，包含了意在保护女性权益的反妇女暴力法（Violence Against Women’s Act），极大延伸了对女性在家庭暴力，性侵等问题上的保护，可算是近代女权运动上的一个不小成就。拜登日后也声称这一法案是他参院生涯的最大成就，成为吸引女性选民支持的一大资本。

而1994年新刑法也包含另一重要条款：针对突击武器销售的联邦禁令。近年美国大规模枪击案频繁发生，国会却在枪支管控问题上毫无进展。在此背景下回看1990年代，拜登和国会民主党人当年能通过为期十年的突击武器销售禁令，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即便突击武器销售禁令在十年期过后自动失效，其存在期间的效果也备受质疑，但它依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唯一一次联邦政府成功通过的 “禁枪” 法案。拜登能让如此争议的法案成功闯关，至少说明他作为立法者能够撮合两党合作，团结必要的利益团体来达到最终目的，这也奠定了他未来作为奥巴马政府头号国会谈判代表的基础。

高院两争议

拜登在1980和1990年代的最高法院也留下了自己的遗产。只不过其中既有“光辉战绩”，也有职业生涯的污点。

1986年中期选举之后，民主党夺回了参议院的控制权，拜登成了参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不同于众院司法委员会，参院司法委员会同时承担了审核总统所提名的各级联邦法官职责。手握重权任期终身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也不例外。1987年，时任总统里根提名了知名保守派法官罗伯特·伯克（Robert Bork）来替代退休的路易斯·鲍威尔（Lewis F. Powell Jr）大法官。

罗伯特·伯克是极端保守派，名声在外，刚一提名就遭遇民主党和自由派的强烈抵制。麻省参议员泰德·肯尼迪（Ted Kennedy）在伯克被里根提名四十分钟后即在参院发表了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驳斥伯克的为人和司法哲学，督促参院拒绝认可他的提名。正好位居风暴中心，掌控提名听证过程的拜登自然也跟随民主党大部队一起对伯克发起了全面围攻，成功在温和派和自由派共和党人的帮助下狙击了伯克，参院最终以58比42的投票结果否决了伯克的提名。

迫于参院的反对，里根在另一位提名人因大麻问题退出的情况下只能无奈妥协，选择了温和保守派安东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作为替代，而2018年退休的肯尼迪长期成为了高院中扮演决定性作用的摇摆票，时常让保守派恼火。

时间推进到四年后的老布什执政期间，民主党已经在野十一年。由于共和党1968年后长期把持白宫控制权，曾经作为自由先锋的最高法院已经逐渐被保守派全面包围。长期等不到民主党总统的上台，眼看着海湾战争后如日中天的老布什似乎在1992年大选中立于不败之地，饱受健康因素困扰的自由派偶像人物、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大法官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 Marshall）只能无奈交上辞呈，拱手给了共和党人任命他接班人的机会。

一年前刚刚任命了另一位传奇自由派大法官布伦南（William J. Brennan）替代者的老布什，选择了知名黑人保守派，年仅41岁的克劳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来替代马歇尔。托马斯匮乏的司法经历，极端的意识形态立场，以及他要替代民权英雄马歇尔的事实，本就让他遭遇了民主党和自由派的反对。此时仍控制参议院的民主党，并不是没有可能再重演四年前拒绝伯克的那一幕。

真正让托马斯的认证过程成为巨大争议事件的，到还不是他的意识形态问题。在托马斯已经走完司法委员会听证程序，准备等待参院表决结果时，突然媒体捅出了其曾经的女下属阿妮塔·希尔（Anita Hill）指责托马斯对她性侵的消息。消息一出，引发了巨大的媒体关注，也迫使委员会主席拜登重新召开针对托马斯的听证会，传唤了希尔到司法委员会作证。

然而，当希尔在镜头前倾诉自己的故事和悲痛经历时，她所得到的却并非是同情哪怕是认同的目光。全部成员均为白人男性的参院司法委员会对希尔的证词表示了集体怀疑，即便是政治动机上倾向于支持希尔的民主党人也没有积极表达支持。倒是委员会成员对希尔非常不客气的盘问和居高临下的审视态度，给外界留下了深刻印象。

最终，作为委员会主席的拜登也没有同意希尔要求更多证人来参院司法委员会作证的要求，草草结束了这段参院和高院历史上最具争议的提名之争。托马斯最后有惊无险，以52比48的得票比过关参院，至今仍是高院的一员。

对于拜登来说，阿妮塔·希尔事件至今仍是他履历上最大的污点。希尔事件引发了美国社会的极大反弹，直接促成了1992年“女性之年”的诞生。当年就感到不妥的拜登在1992年选举之后着力游说了伊利诺伊新当选的非裔女参议员卡罗尔·布劳恩和加利福尼亚新当选的女参议员戴安·范恩斯坦加入司法委员会以避免再出现全男性的参院围攻 “弱女子” 的尴尬场面。而近年，随着Metoo运动的兴起，全美再度陷入对性侵问题的大讨论，拜登过去在托马斯听证会中扮演的尴尬角色又被再次挖出 “鞭尸” 。确实理亏的拜登也只能再三道歉，甚至表示愿意公开向希尔谢罪。

不过，拜登对自己生涯往绩的反思，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社会在这些议题上的进程和变化。也同时证明了拜登一向保持的中间派角色，确实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民主党和美国社会变迁而紧跟的一种动态“温和”，这一点对理解拜登的政治生涯轨迹以及他的政治哲学而言至关重要。

“主战派”外交人拜登

美国参议员和众议员一个重要差别，在于参议员可以兴趣广泛，兼顾国内外事务，而众议员则往往受众院委员会的规则限制，只能专精于一个政策领域。

作为在参院待了36年的“老油条”，拜登显然并不是只把精力放在了美国内政之上。作为参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拜登在1996年后长期担任民主党在参院外交委员会的领头人，也多次出任外交委员会主席。拜登最终被奥巴马选中为竞选搭档，很大程度就是因为他在外交领域丰富的经验和巨大的影响力，这对于外交领域认知经验匮乏的奥巴马是一个很好的补充。

事实上，拜登自从1980和1990年代开始，就是民主党内最为洪亮的外交声音，也是华府中少数能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影响的非行政机构人员。拜登的外交政策主张和思路大体上是符合国际自由主义框架的，和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的美国外交建制派属于同类人，崇尚多边主义，强调利用美国的盟友体系来维持世界的和平和秩序。

拜登最早在外交领域崭露头角，还是在他刚刚履新参议员时。那是奉行缓和政策的1970年代，美苏之间签署了多份双边军备控制协议，以减轻军备竞赛的压力和核战争风险。其中最出名的就是两轮限制战略武器的条约（SALT）。身为年轻参议员的拜登很快就适应了时代，成了参院中最坚定的军备控制提倡者。1979年，卡特政府和勃列日涅夫领导下的苏联进行了第二轮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提出并达成了双方互相限制自身战略核武器与核弹头数量的协议。不过由于双方国内都存在着对协议的巨大反对浪潮，美国参院迟迟拒绝批准该条约。见到条约在参院遇阻，热心于帮助协议生效的拜登亲自和苏联外长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会面，帮助他理解美国国会的情况，并希望苏方能在一些条款上妥协。虽然由于事后苏联入侵阿富汗导致这份协议（SALTII）从未被国会正式批准，但双方政府依然自愿遵守了协议的条款，减轻了核战争和核冲突的风险。随后上台的里根政府试图放宽SALT I对美弹道导弹项目的限制来发展“星球大战”计划。拜登和其他参院民主党人都激烈反对了这一举动。里根政府1986年借口苏联阿富汗战争撕毁 SALT II 时，拜登也没少表示不满。

南非的种族隔离问题，则是拜登早年参院生涯所关注的另一大问题。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进入到1980年代后愈发开始与时代脱节，旧制度面临巨大冲击。掌权的南非白人政府残酷镇压反对种族隔离政策的抗议者，国内屡次出现流血事件和暴力冲突，引发了国际社会强烈反弹，国际上频繁出现呼吁制裁南非的声音。但里根政府出于地缘政治和传统盟友关系的考量，迟迟不愿对南非当局采取过激政策，在制裁问题上一拖再拖。

拜登则正好抓住了1986年外交委员会问询国务卿舒尔兹（George Shultz）的机会，严厉质问舒尔兹和里根政府不作为。拜登慷慨激昂质疑为何美国政府会包容南非当局这样严重侵犯人权的非正义政府，又质疑为何里根政府是对南非当局忠诚而不保护南非人民。拜登的诘问一度让舒尔兹疲于应对，随之招来的大量媒体关注和美国社会的压力，迫使里根政府不得不制裁南非，最终促使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垮台。即便彼时拜登的表现大半和他意图参选1988年总统大选有关，但也着实起到了推动美国南非政策改变的作用。

冷战结束后的1990年代，拜登除了忙于自己司法委员会主席的角色，也没有忘记兼顾外交领域。作为外交委员会下属欧洲委员会的主席，拜登对东欧剧变后的欧洲格局产生了浓厚兴趣。克林顿上台后，拜登利用自己职位的影响大力支持了北约扩张等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方针。不过，1990年代拜登真正在外交领域出彩，还是体现在他推动美国介入波黑战争。

1991年，南斯拉夫陷入内战，首先是克罗地亚独立战争。然后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Bosna i Hercegovina）联邦内塞族和穆族爆发的冲突即波黑战争。拜登出于人权以及地缘政治稳定的考量，率先敦促美国政府，解除了对新独立的穆族主导的波斯尼亚政府的武器禁运。由于联合国先前对南斯拉夫通过了制裁和武器禁运，被涵盖在禁令内、本就军事水平不如塞族（有塞尔维亚支持）的波斯尼亚政府军当时正处于全面下风。

拜登和另外两位参议员为了表示对波斯尼亚的支持，强烈敦促老布什和克林顿政府抛弃中立的模糊立场，解除对波斯尼亚政府的武器禁运并通过北约对波提供军事援助。拜登等人的强硬干涉立场，主要还是因为塞尔维亚支持的武装在内战中涉嫌实施种族屠杀。拜登在与塞尔维亚总统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会面时，也毫不保留地斥责他为战争罪犯。在拜登为首的国会议员压力之下，克林顿政府最终改变了原先的中立立场，推动了北约对塞尔维亚的空袭，为后来达成和平协定奠定了基础。

几年后同样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科索沃战争中，拜登和他的好友麦凯恩（John McCain）再度敦促了克林顿政府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介入科索沃。拜登和麦凯恩提出的决议不仅呼吁北约对塞尔维亚和黑山发动空袭，同时表示美国应准备在必要时派遣地面部队介入。

不过，比起拜登在巴尔干半岛问题上的表现，他在中东外交上建树不多。甚至多年后在进步派的眼里，拜登在中东问题上的判断就没有一次正确过。第一次海湾战争时，拜登和大部分国会民主党人反对老布什政府出兵。“911”之后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拜登则是开始鼎力支持，坚决支持推翻萨达姆·侯赛因这个“区域不稳定因素”。然而随着战争进程受阻，民意开始反对布什政府政策之后，拜登又很快改变了自己先前的立场，竭力反对布什政府的中东政策。小布什政府2007年向伊拉克增兵的决定，拜登也没少批评。

整体来看，拜登过去几十年在外交领域的种种表现，整体上是一个国际自由主义者，强调双边多边合作，乐于巩固美国的盟友体系和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秩序。在国际组织问题上，拜登虽然尊重联合国等跨国机构的权威，但他在波黑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初期的表现，也说明了他并不会拘泥于框架对美国独立外交政策的限制。

“老人”拜登

拜登漫长的参院生涯确有可圈可点的出彩之处，也有个人污点。在华府沉浮四十多年的经历塑造了他的政治理念和行事风格：原则性很强，但也不乏变通，很能紧跟政治大环境变迁，多年来一直完美保持了中间派的形象和立场。其内外政策立场，又很有旧时代美国的影子。

拜登作为奥巴马副手的八年，相对来说就令人熟知。本以为自己的政治生涯止步于二号人物的拜登，被奥巴马赋予了许多重任，并非是花瓶角色。拜登一手负责了奥巴马政府八千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实施，尤其是在对汽车三巨头的救济计划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在外交领域上，拜登也屡次被赋予重担。

当然，最为符合拜登个人风格的，还是他在2012年的著名“大嘴巴”事件。在接受NBC专访时，拜登公开了自己对同性婚姻的支持，这不仅推翻了自己过往的立场，还打了彼时仍公开反对同婚合法化的奥巴马一个措手不及。拜登的出格举动一度让奥巴马十分恼火，甚至迫使本不想在大选年触及这一争议话题的奥巴马也更正自己的立场，公开站台同婚合法化。

大半辈子活在公众目光之中的拜登，有着比近几位总统都更漫长的政坛经历。这一方面让拜登没有任何新鲜感，剥夺了他拥有“变革者”这个有利标签的可能，但也让外界能够清楚预测拜登的行事风格和政治立场。拜登初选和大选中最喜欢讲的口号，也是他回击外界攻击最常用的一句话，就是“人民知道乔是谁”。这种平淡和老成，会否是经历了特朗普四年后感到疲劳的民众所渴望的方向？

（王浩岚，旅美观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