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任志强的身后，是牢门还是欢呼？

有意无意的，历史总是有许多巧合。尤其对缺乏政治想像力的社会来说，即使把历史作为他们唯一的智慧来源，也总是无数次地落入同一个历史的陷阱，无论是修昔底德陷阱还是文革浩劫的重演，抑或十七年前沙士危机的再现。

刚刚过去的日子，4月7日的深夜，北京退休企业家任志强被宣布“留置”。中共北京市西城区纪委和监察委的网站上发布了这一消息，算是为任志强近一个月来失踪做了一个公开说明。他们选择这一时间，特意等到武汉解封前的最后一刻，大概是为提醒世人一城之解封不等于一国之解严。

他们当然不会意识到4月7日这一天，正是31年前海峡另岸郑南榕自焚的纪念日。尽管他自焚的原因，存在不同版本，但没有人怀疑那一刻标志着台湾党外运动的高潮，给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威权体制带来了最后一击。

他们或许意识到的，从任志强发出一封万字公开信以后，整个管理层都感受到的紧张，所有人都在小心翼翼地揣测层峰的心思，竟至于当任志强承认是公开信作者后被旋即“留置”的当天，3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推特上搅起了一场风暴，以外交部赤膊上阵、打通内外宣的架势，大大转移了国内的舆论焦点。只是，这场风暴在一周后就被美国政府的一套外交组合包括海军驱逐舰巴里号在菲律宾海发射的一颗导弹终结，并且带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纽约时报上4月5日的一篇呼吁合作的文章。

或许，如同郑南榕的自焚，也近乎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的万言书，任志强对习近平在肺炎危机中的领导能力的批评，其风暴效应远不止是一场国内舆论的风波。他所带来的对中美关系的冲击，只是印证着中美之间的分歧有多深，那么中国内部的分歧就有多深：依附于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秩序下而从冷战中幸存并且开始试图驾驭全球化的中国，也已经深入嵌入了全球化的内部冲突，特别是美国所主导的普世认同，那既是过去二十余年来内外宣体制的隔离所造成和掩盖的，也是过去八年来中国政治围绕着邓、习两条路线斗争的最新激化。

只是，长时间“豹隐”之后的王岐山终于在4月3日现身大兴，与习近平和其他几名常委共同植树，向外界展现了团结，也在暗示两人对任志强的态度取得了某种默契。作为任志强的老学长和政治庇护人，在2016年任志强被扣上“国内外敌对势力代言人”的帽子后仍保送其过关，这一回，在任志强空前的挑战面前，王岐山似乎选择了维护“习王同盟”优先。

其实，过去八年习近平个人集权然后逐渐养成了唯我独尊不容任何冒犯或不敬、容不得党内外批评异见的党内风气，习王体制功不可没。从2012年十八大前夕，王岐山就开始急剧“左”转，跟任志强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们拉开了距离，不再是此前经常直接间接召集自由派会议的幕后领袖角色，也不再是此前习近平“精神导师”的角色，而以托洛茨基缔造红军的姿态领导中纪委的反腐运动，继而超脱政治局常委，躲在元首的阴影里深居简出。在国家副主席的位子上，他与金融系或者国务院其他老部下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并不敢有任何僭越“组织活动”的派系营造，遑论“捞人”、“保人”的出手营救，近乎以完全务虚作为他个人的主要政治站位，一副整天谈阳明心学和国际和平的半退休状态。

在这个意义上，王岐山对习近平个人集权体制的膨胀自然负有极大的责任，同时作为一个曾经的党内消防队员，也难脱袖手旁观过去三个月肺炎危机恶化并扩散到全球性危机的责任。2月23日的17万人电视会议后，任志强的炮火轰击，固然针对皇帝新衣，作为中国企业家和自由派群体的一次代表性发言，也是过去数年来被压抑后最为直接的爆发，却包含着对习王同盟的不满，形同任志强代表自由派和企业家在冠状病毒病危机期间的一次一个人的造反，也是习近平领导危机的一个重要信号，尽管过去三个月这样的危机信号不止一个，已经出现了若干次。

所以，如果接下来任志强因言获罪、被开除党籍的话，便意味着党内批评的特权被彻底肃清。那曾经是党内知识分子和重要统战人物的活跃空间，进而联络知识分子群体和社会贤达，作为民主集中、体制协商、制造意识形态认同的主要机制，并希望代表更广大的中产阶级，将这一特权普及开去。然而，在过去几年随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全面收缩和权力体系的全面集中，特别是对元首的个人效忠体制的加强，干部路线越来越以讲政治、政治站位优先，即对习近平的个人效忠作为唯一考量，从上到下各单位、各部门、各地方的专业干部都在默默地“靠边站”。只剩下少数红二代们，特别是习近平昔日的玩伴们，继续以身份特权和代表性的社会地位继续发声，却越来越少，如陈小鲁、秦晓等人，要么暴亡、要么被劝退。那么，一方面，对那些继续留在党内、声称要坚持做忠诚反对派的党内自由派来说，就面临着是否与任志强共进退的选择。

尽管任志强作为一个不算太成功的党国资本主义的企业家，只是更多地代表中国的社会精英，也受到在邓小平时代富裕起来的中产阶级的欢迎，却与更多的普通百姓有着相当距离，例如他旧日的“房产不为穷人服务论”，甚至遭到激进民主派对其红二代和党国资本主义代理人身份的强烈质疑。但是，过去数年，尤其是2016年被短暂党纪处分后，因为敢于批评、坚持批评，大胆批评，“任大炮”的名声在平民当中也不胫而走，声望暴增，颇有“中国川普”的民粹主义基础，俨然成为中国政坛在习近平之外唯一有着巨大民粹基础的建制外政治代表。

当局若将他开除出党，只能迫使他的朋友们与他共进退，毕竟形形色色的企业家具乐部虽然低调却是过去几年唯一没有受到冲击的公民社会力量，也就是全球范围超越民族国家的资本纽带、阶级纽带、和公民社会纽带，或者2016年中国官方媒体对任志强所定义的“国内外敌对势力代言人”的真实含义。他们在党国资本主义的容忍和庇护下复制和幸存下来，犹如王岐山对任志强的曾经庇护，完全有能力发动一个有着潜在群众基础的“党外运动”。这将是完全不同于1990年代或者类似“08宪章”由知识分子精英的组党方式，或是2019冠状病毒病危机之后中共面临的最大危机。

换言之，如果说八年前习近平以防止党内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人物作为危机执政的理由，那么，时局的演变，俨然一场历时八年的柔性政变之后，终于出现了一个叶利钦式的人物。当然，落在任志强身上的——西城区监察委，和三个月之前落在武汉李文亮医生身上的——中南路派出所，都是一个庞大专政机器的一部分，一旦开动就停不下来，其中并没有人有着任何责任政治的考量或者出于良心的义务挺身介入、中止它。这是强调政治站位、忠诚总书记的干部路线下的唯一结果，与江、胡时代专业官僚的务实弹性迥然不同。西城区监察委的公告里也不再称其为同志，等于悄悄宣告了党国未来的政治震荡。

另一方面，习近平的孤家寡人地位也将暴露，连同日益加剧的信息孤岛态势，管理层的决策势必越来越受到意识形态关键人物的影响，历史仿佛回到了1960年代：那时，中国政治内部的分裂和斗争，也和中苏之间的分裂与斗争紧密相联。在经过了大跃进、三年饥荒和中印边界战争后，陷入国际孤立的中国却发起了一场与苏联的意识形态争论。1949年后退居二线的康生凭着对苏联和理论问题的熟悉，借挑起和主持这一争论重新回到权力核心，简直就是当下中国权力核心层里的弱势常委借助挑起中美敌对而提升自身权力的历史预演。

而且，就在宣布任志强被留置的4月7日，同一天，环球时报登出一篇社论，叫嚣为应对“更大风浪”，呼吁“强化能够震慑挑战者、迫使他们冷静下来的战略工具”，不能不让人同样回想到1964年林彪主持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同年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1965年8月林彪通过纪念抗战胜利二十周年《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文章中，呼吁第三世界的共产党发起世界范围的农村包围城市的城市游击战，同时与美帝和苏修展开斗争。之后的政治发展，例如印尼1965年的“930”屠杀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苏分裂直接导致输出革命的失败和内部斗争的摊派，是否将重演似乎不言而喻了。那固然是一个孤独的“冲动和不理性”的强权政治家“面对更大风浪”时的挣扎，又何尝不是这些强权人物身边少数野心家极力串掇的结果呢？这些人也正是任志强万言书中所指的“新四人帮”。

因此，任志强的孤身挑战，其勇气其贡献可能都远超世人想像，或能扭转中国政治的极权主义发展、重新凝聚最大范围的改革开放共识，特别是，能够代表广大遭受冠状病毒袭击之后震惊和不满的最为广大的中产阶级或市民阶级，或能制造出一个党外运动，开辟中国民主化的全新未来。而无论如何，在这一共同的灾后反思和动员基础上，都将拯救濒临敌对状态的中美关系乃至中国与世界的危险关系。

而他所面对的，或如恩格斯1885年写给维.伊.查苏利奇的信中所说，“这是一种例外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少几个人就能制造出一场革命来，换句话说，轻轻一撞就能使……整个制度倒塌，只要采取一个本身是无足轻重的行动，就能迸发出一种后来无法控制的爆炸力。”

笃信哈耶克、践行新自由主义的红色企业家任志强大概也不曾想到，他的初心或许和李文亮医生一样，只是不想看到一个只有一种声音的国家，却如接力一般把公众对李文亮医生的哀悼和觉醒转为愤怒和政治。接下来的，是任志强的朋友们、支持者、和所有灾后公民的事情了，也是所有人的政治。

（白信，中国政治观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