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人都无法否定，香港的社会运动已经走上一条激进化的道路。自七月起，连续两星期不同的团体和市民发起游行，而游行过后又会发生中、小型的冲突。警方和示威者的斗争、前者的武力镇压，相继成为媒体争相报导的重点。美国《时代》周刊更选出香港示威者为最具影响力互联网人物，背后表明香港的反《逃犯条例》修订运动（下称“反修例”）已经成为界定这个城市的焦点。在冲突之外，我们还可怎样看待这次社运激进化的制度根源，或甚理解警民冲突和“反送中”的去向？

抗争前、抗争后，港府的固执

港大的卜约翰（John Burns）教授就在7月14日于 Hong Kong Free Press 述文，批评特区政府的管治策略。该文提到两个重点。其一是，现时行政主导的政治制度已经无法为人民提供一个有效的政治渠道，同时群众又无法利用手上的选票去更替政府，特区政府往往无视民间社会的和平诉求。因此，自下而上的社会抗争便是唯一给予特区政府压力的直接途径。政府越无视民间诉求，“反修例”只会继续发展，就像一辆没有制动系统的列车。卜约翰同时提到有关政府与民间社会的信任问题。简单总结，就是越来越多的市民倾向相信，特区政治只是听从中央政府的指令的代理人，忽视香港社会的担忧和需要。

“我们不是没有处理过争议性的事”。这种讲法背后的潜台词就是，只要能够处理建制派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需要（例如商界），那么其他考虑都只是次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