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世界银行行长“闪辞”：内部失和或开启改写历史契机

1月7日，世界银行行长金墉（Jim Yong Kim）在向全体员工发出的一封电子邮件中表示，自己将于2月1日正式离职。这个闪电般的辞职引起国际发展援助领域的广泛关注。

金墉在邮件中表示，离职后他将加入专注于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的私人公司。而《华尔街日报》消息则称，金墉将加入总部位于纽约的Global Infrastructure Partners。根据世行的相关规定，金墉在离任一年后可以加入基础设施投资公司。

金墉同时表示，他还将回到由他作为创始人之一的“卫生伙伴”组织（Partners In Health, PIH），致力全球健康和教育工作；同时也将继续与布朗大学和沃森国际和公共事务研究所（Wat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nd Public Affairs）展开合作。

金墉是世行七十余年历史上第一位非经济金融背景出身的行长。在接任行长职位之前，他曾担任达特茅斯学院院长，也曾任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顾问等职。他拥有哈佛大学医院学博士（MD）和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PhD）学位。在被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提名后，金墉于2012年7月正式就任，2017年顺利连任，宣布辞职时，距其第二任任期届满还有三年半时间。

离职或因上下失和

金墉在任期间的领导风格与具体改革措施，导致了世行员工团队与行长之间的对峙。

金墉离职的消息发出后，国际媒体迅速给予了报导。彭博社的报导将金墉的离职与世行在基础设施融资领域的能力不足联系在一起，然而金墉在1月8日的员工大会上向参会者表示，希望大家少看一点新闻报导，并且点名了彭博社。金墉表示，一年后大家会看到，他成为世行在基础设施融资领域一个出色的合作伙伴。

在“闪电辞职”之后，外界对隐情多有推测，例如金墉的婚外情传闻、美国政府缩减对世行的资金支持等，然而据笔者从世行内部信息人士处了解，金墉在任期间的领导风格与具体改革措施，导致了世行员工团队与行长之间的对峙，虽然这一点没有被世行官方声明所承认，但来自员工团队的持续抗议，令金墉对留在世行感到意兴阑珊，或许是他决定提前离职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任职世界银行行长后，2014年金墉聘请了麦肯锡等咨询公司协助其进行机构改革，改革的建议包括未来三年计划削减500个岗位、节省行政支出4亿美元，并将世行员工重组成14个以议题为基础的“全球实务”（Global Practices）团队，例如能源、治理、教育等。同时，金墉还空降了部分高薪高管；以及设立5项“全球主题”（Global Themes）, 如气候变化、冲突与暴力、性别平等、基础设施，以及知识管理。

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激起了被卫报称为“精英兄弟会”（elite fraternity）的世行员工团队的抗议，特别是空降高管和聘请外部咨询公司的举动，挑战了“精英”员工团队的忍耐力。随后，改革方案中的部分内容不得不暂停。

一系列激进的改革措施，特别是空降高管和聘请外部咨询公司的举动，挑战了员工团队的忍耐力。

此外，在2016年金墉被提名连任后，世行员工联合会曾发表声明抵制其继续担任世行行长，在世行员工协会的一封公开信中写道，“我们接受了数十年幕后交易，连续12次选择一位美国男性（当行长），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金墉的学术背景也部分地影响了他对世行的领导方向。在他任职期间，世行更加重视人力资本、公共卫生、气候变化等非传统议题。金墉还主导世行援助欧洲、中东、北非应对难民危机；在埃博拉病毒肆虐时期，金墉承诺投入4亿美元用于对抗疫情。

客观地说，金墉的上述努力对于解决发展的深层次问题是对症的，但正如部分员工的评论——“世界银行不是世界卫生组织”，非传统业务会使员工对世行的使命与核心业务感到困惑：如果按照金墉的思路发展，世行将向“大而全”的发展机构演变，这会令其作为“发展中国家最大援助者”的角色更加模糊，同时也会使“银行”变得不像银行，而更像一个大型跨国NGO。

此外，据世行内部人士了解，曾有员工在世行内部网站发表文章，公开质疑金墉的改革措施与领导风格，不久后这名员工因其他原因被降职。此举被世行员工团队认为是政治报复。

过激的改革、难以触动的既得利益、领导层与员工的紧张关系，以及相对低效的政府间国际组织工作流程等，或许都是令金墉意兴阑珊、最终接受了来自私人公司“意料之外”（金墉的邮件原文称unexpected）邀请的催化剂。

接替人选：美国是否仍能一手遮天？

金墉的突然离任为下任行长人选留下悬念：还会有“连续13次选择一位美国男性”担任行长的局面出现吗？

按照世界银行集团的规则，世行由189个成员国构成，这些成员国或股东国的集体代表为理事会，所有理事是世行的最终决策者。理事把具体职责委任给25名执行董事（Executive Director），后者在世行总部办公。世行5个最大的股东国均委派一名执行董事，其它成员国则由20名当选的执行董事代表。执行董事构成世行执董会，行长由执董会选出，任期五年，可连任。

实际上，自从1946年开始，世界银行的行长人选就是由白宫决定的。美国总统提名的人选每次都会最终当选为世界银行集团主席，而美国在行长人选上的决定力量，是由它的在世行执董会的投票权决定的。在世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8年春季会议上产生了新的投票权改革方案，在所有成员国中，中国的投票权将提高到5.7%，但仍低于美国目前的15.98%和日本的6.89%。

自从1946年开始，世界银行的行长人选就是由白宫决定的。美国总统提名的人选每次都会最终当选为世界银行集团主席。

金墉将于2月1日正式离职，届时现任世行CEO 的保加利亚人Kristalina Georgieva将暂时代理行长一职，直到新行长上任。这一过渡期将持续多久是个悬念，目前看来，很大程度它将取决于其他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是否会向美国总统提名的人选发起挑战，以及这种挑战的努力程度。

从人事安排来看，世行并不是特朗普政府的优先事项之一。目前美国甚至没有在世行的执行董事。倘若美国财政部无法尽快派出新的执董，下届行长人选出自哪国，将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从人事安排来看，世行并不是特朗普政府的优先事项之一。目前美国甚至没有在世行的执行董事。

鉴于特朗普在美国内政人事任命上的争议性和不确定性，部分员工对他将要提名行长一事感到担忧。“他该不会提名伊万卡（Ivanka，特朗普之女）吧？”许多员工这样半开玩笑，而另一部分员工则幽默回应——伊万卡可能是这届政府里唯一一位知道世行大楼在哪里的人。

对伊万卡的猜测也并非毫无根据，从1月10日世行员工协会向执董会的最新公开信看，员工协会希望有一位“非美国男性”的候选人接任，这给一位女性行长的可能性留下了想像空间。当然，马上要出任代理行长职位的Kristalina Georgieva也是一位热门女性候选人，并且受到员工的欢迎，但她并非美国籍。

改写世行历史的契机？

如果美国之外的几个主要国家对某个由非美国提名的候选人表示集体支持，他们的集体投票权可能超过美国，从而左右新行长人选。

从特朗普过往的表现来看，他提名的候选人可能至少会是如下两种类型：第一种可能是，特朗普将更多精力放在国内事务中，在世行遴选人选方面相对放松，更容易受到外界影响，在此情形下，一位符合过去世行行长形象的“传统型”候选人可能会出现，执董会也相对容易接受这样的候选人。

第二种情形则是，若特朗普认为世行行长人选与美国的“新非洲战略”或与他的某些国内议程有相关性，则可能出现一位更能执行白宫意志的候选人。在此情况下，这位候选人将面对来自执董会和成员国的强烈反对。成员国之间阵营重新洗牌、联合反对美国候选人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

后一种可能情景的迹象，早在2012年行长换届选举时就已经显现。当时，世行历史上第一次由美国总统提名的候选人遭遇来自新兴新济体候选人的挑战。时任尼日利亚财政部长Ngozi Okonjo-Iweala和哥伦比亚前财政部长Jose Antonio Ocampo 宣布参加行长职位的竞争，但最终不敌受到美国支持的金墉。此后，英国《金融时报》等国际媒体也呼吁世行应改革行长遴选机制，认为现行机制将削弱美国的合法性。

另一个可能改写历史的国际政治背景是，过去在遴选行长时，美国与其欧洲友邦长期达成一致，但自特朗普上台后短短几年里，美国与欧洲主要国家的关系倒退，欧洲成员国是否还会向过去一样支持美国的提名，成为一个悬念。如果美国之外的几个主要国家对某个由非美国提名的候选人表示集体支持，他们的集体投票权可能超过美国，从而左右新行长人选。

在特朗普时期，如果美国提名的新行长候选人顺利当选，人们会更关注这对世行在应对部分非传统问题时的后续表现是否会受影响。以气候变化议题为例，特朗普主导美国退出巴黎协定，称气候变化是个“骗局”；一旦特朗普提名的人选上任，世行在气候变化议题上的功能是否会被削弱甚至彻底消除，将是个很大的悬念。考虑到特朗普提名的美国环保局局长对气候变化议题的态度，前述顾虑并非毫无必要。

此外，特朗普政府时期的美国财政部曾批评世行冗员过多、薪酬过高，根据世行对中等收入国家的“毕业条款”，还减少了对中国的贷款。一旦由美国财政府支持的候选人当选，可能会进行新一轮的世行机构与人事改革，可能会再度触动员工利益，引起银行内部领导层与员工团队的冲突。中国等新兴发达经济体也不会坐视不理。

回顾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多边国际机构的态度，即便未来美国挑选的行长反过来推行削弱世行的政策，恐怕也不会令世人过分惊讶。

这场暗流涌动的行长人选之争，也将是美国在“继续掌控世行、宁可其影响力受到挑战”和“放松对行长人选的掌控、以增强世行的受认性”之间的抉择。回顾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对多边国际机构的态度——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威胁退出世界贸易组织、在北约内部指责盟国等，即便未来美国挑选的行长反过来推行削弱世行的政策，恐怕也不会令世人过分惊讶。

世行本身亦面临挑战

横向来看，近年来因不满“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的投票权而成立的新兴多边开发机构，如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正在针对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角色与世行展开竞争；此外，非政府组织、智库等运作更灵活、规模更小的组织，在国际发展学术研究与实践等领域也表现出色，吸引了很多世行人员加入（如世界资源研究所、IDInsight、JPAL等）。世行作为对发展中国家提供知识的最大平台之一的角色，也在被国际发展领域的其他机构稀释。

可以说，金墉离职后关于继任行长人选的斗争，既是国际政治领域中关于多边开发机构主导权在美国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争夺战，也是国际发展领域中传统的多边开发机构“回归传统”、还是继续向非传统业务进军的分水岭。

（张倩烨，前媒体人，国际政治经济咨询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