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黎蜗藤：日本购钓鱼岛五周年──撬动半个地球局势的小荒岛

5年前的9月11日，日本宣布购买钓鱼岛（钓鱼台、尖阁列岛），中国随即强烈反制。中日关系一落千丈，东亚从此动荡不安。这是东亚局势自1970年代中日、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最动荡的五年，目前还看不到好转的迹象。小小荒岛，何以至此？

钓鱼岛列屿在台湾与琉球（冲绳）之间，是古代中琉航道的必经之路。它们面积窄小，距大陆大岛甚远，缺乏重大经济军事利益，以致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只作为航海地标使用。中国古代航海指南中记载了钓鱼岛，琉球航海家也熟知这些小岛。清朝兼并台湾后，陆续有赤尾屿以东的“黑水沟”为中琉分界的记载，模糊地视钓鱼岛为其领土（注一），但对钓鱼岛的使用仍仅为航海地标而已。

到了19世纪，琉球与钓鱼岛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中国反而日益疏远。日本兼并琉球后，日本政府在1885年开始研究钓鱼岛是否可以被并入。日本中央政府虽认为这些“靠近中国国境”却“没有归属清朝之证迹”的岛是“无人岛”，但担心公开占岛会引来中国“猜疑”，于是决定暂时不兼并。甲午战争打响后，日本通过内阁决议兼并钓鱼岛（1895），日本因此认为，钓鱼岛不在《马关条约》中国割让土地的范围内。之后，日本人一直在岛上开发，直到二战期间才撤出。

二战后，《开罗宣言》与《旧金山条约》都没有规定把钓鱼岛“归还”中国，中国“光复”台湾时没有占领钓鱼岛，商讨战后和约时也没有提出钓鱼岛的领土要求。美琉政府把钓鱼岛纳入管治范围，当时两岸均无异议。美军与琉球政府对钓鱼岛实施松散但实在的管治。

钓鱼岛本身缺乏经济军事价值，从钓鱼岛争议的产生开始，长期是政治斗争的棋子。

钓鱼岛争议的起源

钓鱼岛争议出现于1970年代初。60年代末，美日为主的研究团队提出钓鱼岛附近可能有丰厚石油资源，又由于琉球管理不严以致60年代台湾渔民在钓鱼岛活动增加，正在推进“冲绳返还”的日本、琉球政府与民间团体敦促美琉政府加强对钓鱼岛的管理。于是美琉政府从1968年开始“严格执法”，在钓鱼岛上树立主权碑与告示牌，禁止外人登岛，驱赶在附近活动的台湾渔民。

这时，台湾（中华民国）政府也因石油而关注钓鱼岛，但内部研判提出主权争议理据不足，所以开始只提出拥有附近的“大陆礁层开发权”。可是，民间轰轰烈烈的“保钓运动”，令国民党也害怕在钓鱼岛主权上让步会损害政权合法性，故才提出主权争议。而台湾保钓运动的源头，正是1970年代年轻人对政府与现状的不满。同时，香港出现保钓运动也是六七暴动后发展“大中华价值观”的开始，钓鱼岛同样成为构建民族主义的工具。

一直没关注钓鱼岛的中国大陆在台湾之后也主张钓鱼岛主权，虽有石油方面的考虑，但更多是为了避免落在国民党的后头。但在当时中国外交日程中，钓鱼岛只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1972年中日建交前，周恩来与田中角荣的会谈中故意避谈钓鱼岛，体现了中国实际把钓鱼岛视为双方建交的麻烦。

第二次钓鱼岛风波发生在1978年。当时，中国正努力推动签订拖延已久的中日和平条约，最关键的障碍是中国要求把“反对霸权主义”写入条约（注二），日本不愿意；另一方面，日本右派青岚会等又坚持在条约中彻底解决钓鱼岛问题；而在中国内政上，邓小平也急于尽快完成签订对日条约，以凸显政绩压过华国锋。于是1978年4月，大批中国“渔船”反复进入钓鱼岛12海里领海，令日本大为震惊。中国的逻辑是如果日本坚持在反霸与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纠缠，中国就会主动挑起主权争议。此后，谈判果然进展顺利，中日在8月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邓小平也亲自在日本提出“搁置争议”政策。12月，邓小平也得以顺利打倒华国锋。钓鱼岛在这风波中再次成为政治工具。此后，中日进入“一衣带水”的蜜月期，钓鱼岛禁止研究与讨论。

到了1990年，台湾又出现一次钓鱼岛风波。导火索是日本青年社在岛上建灯塔，但台湾出现剧烈的举动又与政争有关。其实当时保钓运动也因为世易时移，得不到台湾人（特别是年轻一代）的响应，李登辉政府也只提出口头抗议了事。但民进党人积极主张保钓，黄信介、谢长廷等要组队渔船到钓鱼岛，要求国防部派军队保护。地方派系的国民党人高雄市长吴敦义，因要增加政治资本，提出用“区运会送火炬”的名义，与民进党人合谋用渔船把“圣火”送上钓鱼岛。渔船最终被日本拦截，国军因“护航”不力被政治攻击：“独派”攻击政府丧权辱国，“统派”攻击“独派”不顾大体。以后看来恍如“拿错剧本”。

1996年保钓运动背景更深刻。中日相继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条约在1994年生效，钓鱼岛可能成为划分海界的领海基点。中国1992年制定《领海及毗连区法》，把钓鱼岛明文列入领土范围，把钓鱼岛问题重新搬上现实政治舞台。更重要的是，1995年终战50年前后，日本决心摆脱“战争原罪”，要成为“正常国家”与政治大国。这大大加剧了中日矛盾。1996年，中国第六次核试被日本高调指责、桥本龙太郎参拜靖国神社均恶化了中日关系。六四后，中国主打民族主义维持政权合法性，于是领土纠纷成为中国牵制日本的手段。

1996年，日本青年社在岛上兴建灯塔，成为新一轮冲突的导火索。这次主角香港人背后也有政治动机。九七回归前夕，香港社会虽对立严重，但“保卫钓鱼台”是各界共识。民主派要利用保钓运动，彰显自己“真爱国”，反衬中国政府“卖国”。而亲中派别也要与民主派抢夺话语权，于是陈毓祥等成立“香港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登岛保钓，最后酿成陈毓祥溺毙的悲剧。陈毓祥之死一下子成为焦点，中国也趁此机会，把钓鱼岛争议重新拿上枱面。

钓鱼岛上升为中日关系的支点

从此，中日陷入长期政冷经热，钓鱼岛争议从中日矛盾的边缘到了核心。中国开始允许民间“保钓组织”活动；鼓励钓鱼岛研究；还摸索出以官方可控的民族主义运动表达“民意”，以配合政府外交政策。钓鱼岛也成为方便地煽动民族主义的兴奋剂。中国不时按需利用钓鱼岛问题“敲打”日本，又寻求用“切香肠”方式改变钓鱼岛由日本实控的现状。而日本一方面严防死守，一方面推动要美国明确把钓鱼岛列入美日同盟的防守范围。

小泉纯一郎当政时期，中日关系紧张，2002至2005年遂成为中国保钓组织尝试登陆钓鱼岛的活跃期。2004年7月，中国大陆保钓人士终于首次登上钓鱼岛，在日本引起震动。2006年10月，安倍晋三第一次执政的“破冰之旅”推动中日和解，钓鱼岛问题又被搁置争议，还协定“共同开发”东海油田。2008年6月，日台“联合号事件”中，新上任的台湾总统、保钓老将马英九，一改李陈时代的低调，派船宣示主权。中国找准机会，在2008年底，公务船首次进入钓鱼岛领海，冲击日本实控的现状。2010年发生“詹其雄事件”，中国首次出动记者随渔政船到钓鱼岛海域拍摄，全面直播钓鱼岛海域中日公务船的对峙，外交部宣称“将对钓鱼岛巡逻常态化”，加强钓鱼岛“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宣传，同时发动反日示威，预演了2012年的一幕。

2012年钓鱼岛购岛事件，是这一系列冲突的逻辑结果。日本人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切香肠战术。其时，为免钓鱼岛出事，日本政府向岛主租借钓鱼岛，禁止国民登岛。时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提出东京都购岛方案，拥有钓鱼岛业权后即可推动开发，增强实控。但民主党野田佳彦政府认为石原计划太疯狂，会做出令中国无法接受的举动。野田当时民望不彰，面临选举压力，如何处理钓鱼岛问题成为选举胜负手。于是他提出“国有化”方案，即由日本政府购买钓鱼岛业权，封死激进路线。虽然野田本人也积极主张“维权”，但他声称国有化的初衷却并非为增加矛盾。野田政府评估，国有化只牵涉业权的变化，并非国际法范畴，在主权问题上帮助不大，况且赤尾屿等早就“国有化”，中国经过劝说会最终接受购岛方案，最多只抗议了事。

中国看法完全相反。石原提出购岛时，中国一直认为只是石原要增加政治资本的“闹剧”；但野田提出国有化后，中国却反应出乎意料地激烈。原因是：一、在中国思维中，“国有化”意味实质性改变钓鱼岛的法律定位；二、中国政治思维令其不相信野田所言“除此没法阻止石原购岛”；三、中国一向不信任野田，怀疑野田与石原唱双簧；四、中国通过最高层向野田提出反对，但野田继续推进国有化，令中国下不了台。此外，中国当时接近十八大，为多事之秋，权力斗争异常激烈。2月发生王立军事件，围绕薄熙来问题内斗严重。如果钓鱼岛问题上不够强硬，主打民族主义牌的薄派可能会反攻。

当然，以上只是微观的原因，从宏观看，中国经济在金融海啸后一枝独秀，2010年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亚洲力量对比逆转”，自信心空前膨胀。2009年，中国战略目标已从“韬光养晦”改为“有所作为”，追求成为海军强国。对中国来说，日本作为一个“搬不走的邻居”，阻隔在中国大陆与大洋之间，又是美国的“走狗”，非常碍手碍脚。这时，钓鱼岛的重要性已不是领土，甚至不止石油资源，变为一个可能发起进攻的战略要点，更成为压服日本的象征。中日钓鱼岛危机于是一发不能停。

8月，香港保钓运动成员搭乘启丰二号登上钓鱼岛，成为催化危机的最后一剂猛药。香港政府一向以琐碎的理由阻碍保钓运动出发，但这次却奇怪地顺利启航。日本一向在海上拦截保钓船只，单条船根本无法登岛，这次却放任保钓者登岛，让警察在岛上严阵以待逮捕。或许，双方都需要这么一个事件推进自己的议程。

中国得到了什么？

中国在钓鱼岛危机上进帐不少。首先应注意到，中国在钓鱼岛危机中表现出“另类”的外交风格，标志外交思路的转变。一直以来，中国政府着重“解决问题”或者至少“搁置争议”，在中印战争与中越战争，中国都是主动撤离战场；中菲黄岩岛对峙也很快结束；最近的洞朗对峙，维持时间也不过两个月左右；以前钓鱼岛争议也都在短时间内恢复平静。唯这次钓鱼岛危机，思路是“不怕争议”，把之视为“新常态”，只要危机在可控范围之内，顶着争议也要推进自己议程。即便在2014年11月，中日首领在APEC峰会上达成“四项协议”后，钓鱼岛的紧张局势仍然持续。

中国第一步是在钓鱼岛努力推进“实控”。除了单方面的标定领海基线或天气预报等外，中国还制造许多实例证明中国对钓鱼岛的“有效控制”。这包括：

一、在钓鱼岛危机开始，中国公务船就不断进入钓鱼岛海域“常态化巡逻”，向阻拦的日方船只“喊话”。据日本共同社统计，从钓鱼岛国有化事件后到2013年7月底，中国公务船就驶入钓鱼岛“日本领海”52次。2013年2月18日，中国公务船距离钓鱼屿只有0.8海里，越过日本的“绝对禁止”范围。

二、中国公务船不时“驱离”日本或者第三国的船只，日本渔船往钓鱼岛海域不像以往自由。

三、2016年8月6日，中国数百艘渔船在六艘海警舰只的伴随下，进入钓鱼岛毗连区，海警以“护渔”为由，阻挡日本公务船驱赶渔船。

四、2013年3月7日，中国海监船只在赤尾屿以西39公里的地方，以“非法捕鱼”名义把一条漂浮的中国“渔船”上的三个渔民带上了自己的船只，这次有“自导自演”之嫌的事例，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在钓鱼岛“邻近海域”行使“执法权”。

五、2016年8月11日，中国渔船与希腊籍轮船在钓鱼岛西北65公里处相撞，中国迅速把希腊籍轮船带到福建，由中国进行海难调查，企图造成展示司法管辖权的实例。

六、2014年1月3日，一名中国人试图用热气球降落在钓鱼岛却堕入钓鱼岛以南22海里处，中国试图抢先救援，以实践“救助权”，只是被日本抢先救走才作罢。

七、2013年6月17日，日本巡逻机在赤尾屿东北约127公里海域，发现巴拿马籍海洋调查船正在附近海域展开调查。日本巡逻机发出警告后，该船回应“我们处于中国海域，已经取得中国政府的许可”后继续进行调查作业。这艘其实是拿着巴拿马船籍的中国船，却欲造就“国际认同”的印象。

这些举动虽然未能证明中国已经“实控”钓鱼岛，也未能证明“中日共管”钓鱼岛，但却严重削弱了日本对钓鱼岛的管治现状。

其次，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2013年11月23日，中国刚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没几天，国防部突然单方面宣称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此事件有四个特点：第一，设立得相当突然，事先没有和任何国家沟通过。第二，识别区与日本的防空识别区大面积重合，离日本最近处只有130公里，亦覆盖了钓鱼岛；与韩国的防空识别区也有重合。第三，与美国日本等邻近国家监视性质的防空识别区不同，“中国式”的防空识别区是管辖性，要求穿越识别区（而不限于将要进入中国领空）的所有飞机必须向中国提交飞行计划，并接受中国武装力量的管理。第四，宣布之初，中国媒体与军方背景人士声称中国有权击落进入识别区却不服从管理的外国飞机，后经外国抗议后才澄清“识别区不是禁飞区”。即便如此，中国式的防空识别区也不符合国际法，它单方面在法律上把大片国际空域变成受中国管理的空域（即准领空）。虽然各国无一承认此防空识别区，但为确保民航安全，也不得不允许民航公司自行决定是否向中国提交飞行计划。成立防空识别区是中国扩大海权的重要步骤，也惹来在南海也成立识别区的猜测。

第三，中国进出太平洋需要穿越日本群岛。借着中日岛争的紧张局势，东海舰队常态化地通过琉球群岛之间的宫古海峡进出太平洋。此外，通过库页岛与北海道之间的宗谷海峡，及北海道与本州之间的津轻海峡也开始频密。以此为基础，中国海军更进一步进入日本非钓鱼岛海域的领海。此前，中国军舰进入日本专属经济区的次数频繁，但进入日本领海则极罕见。

中国舰只进入日本领海共有五次：第一次在2004年，中国核潜舰驶入冲绳县周边领海；第二次是2016年6月，中国情报收集舰驶入鹿儿岛县口永良部岛以西日本领海；2017年7月2日，中国海军的情报收集舰穿过日本北海道与本州之间的津轻海峡，并进入了日本领海；7月15日，再有中国海警船进入九州北部对马海峡的日本领海；7月17日，两艘中国海警船又驶入津轻海峡的本州青森县领海。接二连三的进入领海事件引起日本媒体的警觉，中国则以“无害通过”、“符合国际法”、“日方不需小题大作”而轻描淡写。

这五次事件中，第一次显然是孤立事件，后四次则有相同思路，即是用切香肠的方法，利用“领海的无害通行”及“（不需无害地）穿越国际水道”这两条国际法，制造穿越实例，挑战日本有关国际航道的划分标准，以求以后无障碍地进出日本水道，穿插日本诸岛之间。这对日本这样的群岛国家是一个严重的安全威胁。中国在日本领海的行为，与其对美国在南海执行自由航行计划的态度，非常双重标准。

第四，利用钓鱼岛事件（与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在国际上展开对日舆论战，指责日本“否定二战成果，恢复军国主义，破坏战后秩序”。2013年，中日展开“伏地魔大战”，中国指责日本首相安倍是伏地魔，日本则以“中国不守国际法”回击。2015年，借着终战70周年，中国进行大阅兵，在展示军力的同时，习近平把中国定义为二战中的“东方主战场”，强调中国“为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与此前中国在中日论战中，把自己定位为“雅尔塔体系的维护者”相呼应，合理化中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

最后，中国主席习近平以中日争端等为引子，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逐步集中军权，对巩固权力与肃清军中不听话的力量有很大帮助。

日本得到了什么？

而在日本一方，虽然总体被动，但也依靠钓鱼岛争议推进议程。钓鱼岛争议与中日交恶，首先让日本选民认可一个强势的首相，安倍从2012年底上任，至今将近五年，是战后第三长任期的首相，彻底改变了日本政坛走马灯换首相的动荡局面，为推行“强大日本”的国策奠下政治基础。

其次，安倍以钓鱼岛争议为契机，多年来首次增加军费，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推进国家“正常化”。2014年7日1日，日本政府的临时内阁会议决定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2015年9月19日，日本参议院以148票对90票通过安保相关法案，集体自卫权正式解禁。自此，日本可以出兵海外，距离修宪只差最后一步。

第三，日本为抗衡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外交活动异常活跃。在“伏地魔之战”中，日本把中国宣传为一个不民主、不自由、不守国际法的蛮横国家，顺势在国际力推拒中联盟。从“自由与繁荣之弧”的价值观外交，到“亚洲民主安全之钻”，到“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到“非洲新战略”，安倍的“俯瞰地球仪外交观”跳出了日本外交传统上以美日关系、邻国关系及经济外交关系为重点的局限，让日本从一个经济大国，迈向全球性的政治大国。日本在终战50年时未曾达到过的目标，安倍正在实现。

第四，美日同盟关系得到实质性的提升。美国原本一直劝说野田不要购岛，但购岛事件后，却发现这是美国推行“亚洲再平衡”战略的难得契机。军事上，美国本来在美日同盟是否覆盖钓鱼岛问题上含糊其辞，但钓鱼岛危机之后，却通过防长、国务卿、总统、国会等多重权力部门的反复重申，完全肯定了美日同盟覆盖钓鱼岛。

美国一直想日本分担美日同盟的责任，遇上希望修宪的安倍政府，一拍即合。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改变日本单向依赖美国的局限，为打造更平等的军事关键奠定基础。经济上，奥巴马（欧巴马）时代的TPP堪称宏大和有远见的战略，日本的加盟是最大的突破。外交上，日本作为一个没有霸权主义包袱的国家，发挥了美国不能发挥的外交作用。安倍是西方世界唯一与普京“谈得来”的领导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亲中远美，日本却与菲律宾还保持不错的关系。即使在多变的特朗普（川普）时代，经过安倍努力构建与特朗普的个人关系，美日同盟仍然得到巩固。

被中断的东亚整合

中日钓鱼岛危机中断了危机前东亚整合的进程，紧密推进中的中日韩自贸区无疾而终。加上朝核危机与国际经济的变迁，中日韩三国经济出现“脱钩化”的局面，东亚一体化沦为泡影。东亚正重新演变为中国v.s.美日韩之势。中日对抗还扩展到域外国家，在令东南亚受惠（两国竞相用经济发挥影响力）的同时，也加大其安全风险。澳大利亚印度也被“民主安全之钻”拉入拒中阵营。日本正在非洲抵销中国的影响力。这一切，如果没有钓鱼岛危机，不太可能发生。钓鱼岛虽然小，却成为撬动半个地球局势的支点。

（黎蜗藤，旅美历史学者，哲学博士，近年专注东海与南海史、国际法与东亚国际关系。著有《钓鱼台是谁的——钓鱼台的历史与法理》（2014，五南），正准备出版《战后钓鱼岛——中日领土问题的起源与激化》）

注一：说其模糊，是指当时有其他互为矛盾的中国东部国界的记载；一些记载也认为中外之界只是“传说中的”。

注二：这里的“霸权主义”指苏联，写入条约则会被视为中日在反苏问题上结为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