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李展鹏：一次选举，反照出一个你不了解的澳门

如果说，早前的天鸽风灾揭露了澳门这个富裕城市的连串问题，那么，刚刚落幕的立法会选举又反映了澳门怎样的政治社会面貌？

这次选举备受关注，因为它充满变数：首先，今届选民增幅超过一成，大增三万多人，总选民人数逾三十万。由于当选门槛是八千票左右，所以新增选民已经有能力造王。另外，不同派别的参选队伍都有变动：在建制阵营，曾是票后的工联会代表关翠杏以及曾是票王的福建团体代表陈明金都同时弃选，两个团队能否力保不失顿成疑问。加上民主阵营分裂，老将吴国昌及区锦新能否留任，新人苏嘉豪能否当选，也是焦点所在。令选情增添变数的还有社会气氛。远的有2014年政府推出高官离任可获丰厚补偿的法案，近的有早前的天鸽风灾曝露澳门基建脆弱及政府应变能力差劣，两件事都引起民怨沸腾，这究竟会否反映在选情上？终于，昨日凌晨结果揭盅。

澳门有几个政治板块，包括民主派、商界、乡亲派及传统的服务型社团等。这次选举结果中，自由开放阵营的吴国昌、区锦新、苏嘉豪顺利当选，同被视为民主派的高天赐也连任；至于中间派的两名候选人中，林玉凤争得一席，林宇滔虽未胜出，但首次参选已有七千多票的佳绩。以上六人得票超过六万，占总票数超过三成半，开明阵营的光谱拓宽了，而温和开明派仍是这个阵营的主流。（注一）

在建制阵营方面，得票上升的是传统社团，工联、妇联、街坊总会三个队伍总体得票大增，议席也增加一个；代表赌业商人的陈美仪落马，梁安琪得票大跌；至于代表乡亲派的民联由3席变2席，澳粤同盟则票数略增，保持两席。建制阵营的势力各有消长，但在14个议席中仍然稳占9席，总体来说依然雄霸了选票市场。

曾经是两岸最民主的澳门

谈到澳门政局，在台港澳三地中，澳门的民主进程相对滞后。澳门特首由只有400人的选举委员会选出，至于立法会的33个议员中，只有14人由选民一人一票选出，7人由特首委派；另外12人是透过间接选举产生，只有各界别的社团代表有投票权，这一届全澳门只有约六千合资格选民，民主成分比香港立法会大多的功能组别选举更低。

澳门立法会的这种格局是如何形成的？早在1974年，葡萄牙的康乃馨革命结束了独裁统治，新的民主政府上场两年后颁布《澳门组织章程》，这份宪制文件是澳门民主制度的里程碑，规定23名立法议员中超过三分一（即8人）由一人一票直选产生，另外三分一（8人）由间选产生，其余7人由澳督委任。当时，台湾还在戒严，香港还未有直选议员，中国大陆更不用说。小小的澳门，原来曾经有两岸四地最民主的议会。

可惜，澳门在过去40年政制发展停滞。后来，立法会直选议席虽有增加，但结构组成多年不变。回归前，殖民政府无心继续推动民主化；回归后，特区政府在2012年进行政制改革，提出“+2+2+100”的方案，即是直选增加两席，间选增加两席，特首选举委员会由300人增至400人。这方案被认为是原地踏步，引起社会争议，但最终获得通过。今天立法会的组成（14个直选，12个间选，7个委任）就是这方案的产物。

在这制度下，特首委任反对派议员的可能性近乎零，而间选又被少数人垄断，多年来绝大部分参选人是在无竞争下当选的，因此，直选结果永远难以扭转议会大局。当大部分议员不用经直选洗礼，不必直接面对民意，立法会监督政府的力量自然薄弱。换句话说，就算14个直选议员都是民主派，仍然是议会少数，无法对法案起决定性作用。

澳门政制如何改革？

要更动立法会的组成不是易事，必须由特首向北京提请，而且要立法会三分之二的议员同意。在2012年的改革之后，预计可见未来都不会再次启动政改。虽然如此，澳门的政制在现有格局下仍有民主化的空间，而重点就在间选，因为改变间选方式只是修改《选举法》，这在特区政府的权责范围之内。像香港立法会的功能组别选举，虽然已被认为不民主，但部分组别选民基础其实不小（例如教育界有八万多选民），因此有时可以选出非建制的议员，但在澳门这几乎不可能。

然而，在澳门少有人谈论间选制度，这又牵涉到另一个问题，就是澳门人本身的政治意识。在殖民时代，华人参政难，澳门人普遍政治冷感，官方语言葡文更是市民与政府之间的一大隔阂。回归之后，开始澳人治澳，而赌业市场开放虽然令澳门变得富裕，但众多社会问题（如交通、房屋、医疗等）也随之而来，再加上2006年的高官欧文龙贪污案，澳门人仿佛猛然觉醒，对本地社会的关注度增加，有人认为澳门人开始有公民觉醒。

2014年，政府推出高官离任补偿法案，惹起民间反弹，促成了“反离补”运动，有两万人参加游行，数千人参与包围立法会，这是澳门少有的大型公民运动，最终迫使政府撤回法案，这是澳门公民运动的里程碑。但是，由于澳门的公民社会底子薄弱，这股力量似乎没有一如寄望地持续。这次选举在风灾后几个星期举行，很多人估计会促使更多选民投票，但结果这次的投票率57%，只是比上一届的55%略高，但比起2009年（60%）及2005年（58%）还要低，可见风灾曝露的问题与引起的民怨并没有化为大量选票，不投票、不关心政府的人，还是没有走出来。

而且，在风平浪静的日子，澳门人对社会时事的关注度更是不足，对于要花时间了解的制度建设更往往提不起兴趣。风灾后的投票率尚且没有大幅提高，对于间选这类相对静态的制度问题，民间少有讨论，传媒也少有报导，而政府平时推出不同政策的咨询方案，坊间亦大多反应冷淡，未有意识关注制度建设。

除了殖民时代遗下的政治冷感，这也跟澳门人的媒体使用习惯有关。长期以来，澳门人非常依赖香港媒体，不少人看TVB比看TDM（一个澳门的本地电视台）多，看香港报纸比看澳门报纸多，看香港网媒比看澳门网媒多。很多澳门人对本地新闻不甚了了，往往只去关注已经闹大的事件。近年，澳门传统传媒的影响力每下愈况，年轻一代在令人眼花缭乱的网上世界更少接触到澳门新闻，却天天看香港传媒，熟悉香港明星与政治人物。这是先天不足，当基本信息都缺乏，就很难期望澳门人持续为本地议题发声，这是发展公民社会的一大阻力。

人情社会的局限

更甚者，在某些关键时刻，澳门人有时显出了有违现代公民的态度。在台风天鸽袭澳之后，数以千计的澳门人自发地上街进行灾后清理，这种人情味是澳门人的优良特质。但这种万众一心的精神，后来竟然是用来针对外地传媒——政府拒绝香港《南华早报》、《香港01》及《苹果日报》的记者入境，大量澳门人拍手叫好，原因是这些港媒会作出不实的负面报导云云。虽然平时爱看港媒，但在当时，澳门人在“爱澳门”的情绪中同仇敌慨。

了解港澳媒体的澳门人应该明白，澳门传媒无论是批评的力度与报导的深度都比不上港媒。港媒当然有哗众取宠与不实报导的时候，但一个进步社会仍然要有不同的媒体与多元的意见，但不少澳门人似乎没有这种意识，只管共同对抗“外敌”。所以有人说，澳门虽然富裕，虽然金碧辉煌，但骨子里其实是一条村；而不少澳门人也更像村民，而不是现代公民。

澳门是个人情社会，有时是重情重礼多于重规则重法律，所以澳门人的人情味是把双刃刀。澳门人温和、重人情、重人脉，也乐于助人，但另一方面，这种人情味有时会窒碍公民社会的发展。就以这次选举结果为例，乡亲派与传统社团之所以是长期将军，得到大部分选民支持，除了这些团体真的有提供社会服务之外，也跟人情味大有关系：不少澳门会觉得，既然吃了人家的免费晚餐、参加了人家的免费旅行，在人情上就投给他一票；如果参选人是以前的老板，或者多年参加的团体的会长，不少澳门人也会基于人情投票给他们。于是，选票都投向有最多资源或人脉最广的人，而未必是最具问政能力的人。选民没有问人情以外的问题：这个人的政治理念如何？他会监督政府吗？他会否为市民谋福利、为公义发声？

一次选举是一面镜子，可以反映一个地方的各种面貌。这一届澳门立法会选举，就揭示了这个后殖民城市的政制发展、媒体结构、公民意识。要解决林林总总的结构性问题，任重道远，也许要花上不只一代人的时间，但无论如何，发现问题、探讨现象，却肯定是步向进步的开端。

（李展鹏，文化评论人，英国Sussex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博士，现居于澳门，澳门大学传播系助理教授，《新生代》杂志总编辑）

注一：林玉凤及林宇滔都面对是否建制派的质疑，但若从政网看，他们倾向是温和开明派，例如林玉凤提倡2024年普选特首，受访时亦表示支持平反六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