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许宝强：别让“求仁者”退化为“求温饱动物”

“求仁得仁”与“口是心非”？

雨伞运动之后，接连有青年因参与社会运动或政治抗争而被判刑收监，包括最近的东北和公民广场案。如果这些青年只是“求仁得仁”，大概也不会引起民众及舆论的强烈反弹；倘若真的“口是心非”，亦难以获得广大的同情支持。

部分被判囚的年青朋友，例如黄浩铭、周永康、罗冠聪、黄之锋，置身社运或民运的领导位置，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兴许都有入狱的心理准备。然而，旨在争取命运自主、保卫家园生态，他们所求的“仁”，恐难言已“得”，而被判之刑期，以至所依据的理由，也不无争议。强调以非暴力方式，重夺公民广场，或阻止吴亮星式的议会暴力，尽管无法完全确保过程中完全和平理性，但与由政治任命的管治团队公开说其决策毫不“涉及政治因素”比较，谁才算“口是心非”？

然而，更多陷身或将陷身牢狱的青年，包括不少社运民运“素人”，大多只是在大环境的氛围下，怀着单纯的动机，希望为社会或他人做点事情，却机缘巧合“被历史选中”，不经意地成为了“政治犯”。这些年轻的政治素人，与“求仁得仁”、“口是心非”等说法，更是丝毫沾不上边。倘若我们想认真地理解、谈论他们，大可尝试从他们置身的社会脉络出发，追溯这些不管是“有心栽花”或“无心插柳”的新一代“年轻政治犯”，是在怎样的历史环境下炼成的，同时也可分析在当代艰难的政治局势下，仍然希望“求仁”的社会或民主运动，可以如何走下去。

“人心回归”的文化大计

在北京政权和全球新自由主义文化大计主导的当代政治经济脉络中，香港社会运动或政治抗争所追求的目标，其实只是一种社会的自我保卫，祈望让民众社群和自然生态能够永续，为此而必须阻止由上而下、经济科技至上、捣毁环境家园的发展大计，也尝试抗拒令中环价值独大、损害民主自由、撕裂社会破坏互信的语言伪术及犬儒文化。

近年本地社运民运所求的“仁”，用现代的话来说，大概是一种对他人和自然生态友善、真诚、互助共处的人伦或社群关系，抗拒的是鼓吹“揾食至上”（挣钱至上）、胜者全取的竞争文化，以至各种政治和经济的不公平状况。仁者，二人也，求仁也就是做回社群中的人，积极参与公共政治，而非作只求温饱、仅为揾食的驯服动物。

循此角度，我们可以重新理解，社运或民运求仁而未得，意味着政权建制力量剑指的，并非仅是港独或民主选举等政治诉求或形式安排，而是同时（也是最终？）针对人性的改造，尽管他们主观上不一定有此意觉。

改造人性，也就是中央与特区政府念兹在兹的“人心回归”文化政治工程。表面上，“人心回归”强调的是重新建立民族情感、爱国精神，但中港两地不少高干高官，毫不犹豫送子女亲人到外国留学移民，清楚暴露出倡导爱国情怀的虚幻。然而，“他们知道，他们实际上只是在依循一种虚幻，但仍然，他们正在这样做”（Zizek），这大概说明了“人心回归”工程别有怀抱。正如我在另一篇文章（注一）借助Hannah Arendt的概念指出，“人心回归”的另一层意思，是透过“反政治化”之名，推动社会的全面“经济化”，也就是把乐于参与公共对话、政治行动的人，转化为埋首劳动、只求揾食的兽。

循这角度思考，这项文化工程真正重视的，其实是想消除港人对北京的任何挑战或威胁（所谓“国家安全”），以至要求个体对政权的绝对顺服，移除民众积极参与公共政治时所产生的（对管治的）不确定性。为了达致这种“人心回归”，除了胡萝卜（经济工程、蛇斋饼粽）加大棒（有权尽用、“依法”治港）之外，更重要的是想方设法，尝试消灭独立自主的人格，以压抑个体参与公共政治、连结其他公民的意欲和社会空间。

循此，我们或可以理解，中港政权愈来愈不忌惮以大概他们自己也不相信的谎言，例如“任人唯材”或“复核刑期不涉政治因素”，与“人心回归”的文化大计平行并置。这些谎言并非是叫人相信，而是想人习惯。当民众从厌恶、愤怒转向无奈、认命，尽管他们对“爱国”仍然是冷漠甚或犬儒，但也同时产生了从公共政治退却的效果，这或许才是“人心回归”的文化大计真正希望达致的。

无法切割的政治与法律

以最近的公民广场案为例。面对香港民间和国际舆论的庞大压力，律政司长罕有地于报章撰文，尝试说明复核双学三子刑期的决定，完全没政治考虑。然而，正如陈文敏、郭荣铿、杨岳桥、张达明等法律界人士指出，由于袁国强回避了提供选择复核双学三子刑期（而非其他人）的法律理据，也没有回应为何否决刑事检控专员的建议，因此这篇解说并未能释除公众对“政治”干预“司法”的疑虑。袁国强的“回避”，也许反映了想把“政治”与“法律”完全分割，确实并不容易，甚至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现代法律的订定，也就是经历一个政治争持的立法过程后的产物，当中不同的政治力量都会尝试影响法律的内容。法律订定后，司法的过程似乎远离了政治一点，然而任何法律条文，恐怕都无法巨细无遗地界定不断变动的社会的所有状况，因此审判时自然需要执行者的诠释，但法官的委任、法官和律师对法律条文和案例的理解，却难免不受当事者的价值观念和政治立场影响。

学法律出身、曾任职律师的社会学大师韦伯（Max Weber），很久以前就指出，法律跟有组织的强制（organized coercion）、理性（rationality）与被认可及正常的秩序（legitimized and normative order）密切相关，而法制与政治结构亦相互依存。他进一步分析，现代法律系统的出现，离不开官僚国家的兴起，而前者也成为了后者统治社会、强制民众行为、建立被认可的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换句话说，现代法律从其诞生日开始，就脱离不了政治 （注二）。尝试把法律与政治切割，就正如希望将经济与道德分离一样，只是历史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项无法彻底完成的文化大计。

袁国强眼中的“政治”，可以作两种解读。“政治”的表面意义，是指某些党派的利益或权斗阴谋，“不涉政治因素”也就是想告诉公众，复核双学三子刑期并非建基于北京或特区政权／建制力量的图谋；但在另一层意义上，如果“政治”是Hannah Arendt所指的“结果不可预期的公共参与”，那么说法律“不涉政治因素”，隐含的意思是法律只是技术性的问题，大可交由专家（法官、律师）处理（也就是Arendt所指的“工作”），公众毋须多言、参与，只管信任便成。

然而，袁国强大概也知道，既回避又此地无银的高调回应，很难叫公众相信“政治”与“法律”完全无关的谎言。不过，不断重复“政治”与“法律”无关的套话，客观上也确实产生了一点把“政治”与“法律”分割的效果，至少在论述的层次上；另一个可能产生的效果，是令公众对由公权力支撑、难以透过“回归事实”而打破的谎言，逐渐习以为常，无法活出哈维尔所指的磊落真诚（living in truth）。结果是，我们将有机会生活于渗满了虚伪和谎话的语言世界，当中“滥权无度叫做依法查办”，而“人们不需要相信所有这些玄妙，但就一定要表现得好像相信一样”（注三，页68-69）。

必需补充的是，尽管法律必然涉及政治，又尽管中港政权的“依法施政”愈来愈令法律的相对独立性成疑，但我们不应忘记被“依法”投进牢狱多年的哈维尔的忠告：“把法律看成只是一个伪装，没有可靠性，因而不屑向它诉求，实际上只会使法律作为伪装和官样文章的性质变本加厉，默许法律成为假象世界的组成部分，令那些利用法律占便宜的人可以从容地享有这种（最虚伪的）借口”。因为，让谎言成为习惯的统治模式，“除了假装守法外已别无他法”（注三，页110-111）。

在犬儒时代努力维护生命的目标和人性

朋友指出，“东北案和公民广场案判案令很多人气馁、愤怒或无力”，隐含的是怎么走下去的问题。一种让谎言成为习惯的制度或社会安排，再借用哈维尔的分析，“是一种复杂、深入以及长期的对社会的破坏，又或者说是社会的自我破坏。仅仅提出另一条不同的政治路线，冀求以更换政府来反抗这个制度，不单是不切实际，更是全然不对题，因为这根本搔不着痒处。问题已经不是什么路线、什么政纲出了毛病，而是生命本身的问题。”（注三，页103）

如果上述的分析正确，那么社运和民运要走下去的话，可考虑遵循哈维尔的建议，也就是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尽力“维护生命的目标，维护人性”（注三，页103） ，这是抗拒谎言世界的更根本和有效的工作。抗拒让谎言成为习惯，单靠指出谎言之不可信是不足够的，因为习惯一经形成，判断或做事就不用思考，也不会对习已为常的工作提问，自然亦不需学习。因此，抗拒把谎言成为习惯，也就必须时刻保持学习和思考的热情和动力。

人心确实仍未回归，尤其是年轻一代。这除了反映了中港政权的人性改造大计，受制于两极分化、财富集中令年轻人难分一杯羹，以至政权建制的执行者只红不专、水平有限，令有权尽用、依法治港仍未能建立被认可的统识，因而不见得十分有效外，大概亦呈现出民众，尤其是年轻人，在面对希望短缺的前景时，还未完全丧失学习和思考的动力。DQ议员以至复核刑期案，尽管把民选的议员逐出议会，将年轻的生命送进牢房，但却也令备受打压的年轻“政治犯”、他们的同伴和支持者，以至愈来愈多的民众，逐渐学懂法治的实质和政治的具体操作，愿意研究和深思法庭的判词，敢于在各个领域与“专家”对辩，令那些利用法律占便宜的人难以从容地享有这种（最虚伪的）借口。这些学习和思考的动力、参与公共论争的意欲，不正是在犬儒困乏的时代努力“维护生命的目标和人性”的明证？

抗议制度暴力或实践公民抗命的社运民运领袖，又或只是想为社会的未来做点事情的政治素人，入狱后大概都会收到可在牢中多读点书和沉下思考的建议。其实，在这谎言逐渐成为习惯的年代，相同的建议，对我们这些在小牢狱以外的同伴或支持者，以至公众来说，大概一样适用。

（许宝强，香港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退休副教授，著作包括《告别犬儒——香港自由主义的危机》、《资本主义不是什么》等）

注一：许宝强(2017): 〈离弃“人心”的“回归”──政治化的污名与经济化的困局〉，收于罗金义编，《回归20年：香港精神的变易》，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注二：Trubek, David M. (1972): “Max Weber on Law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Faculty Scholarship Series (Yale Law School). Paper 4001.

注三：哈维尔(1992) ：〈无权势者的力量〉，《哈维尔选集》，香港：基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