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邱伊翎：李明哲被失踪，台湾NGO的救援尝试和反思

7月9日，台湾社区大学课程经理李明哲“被失踪”112天、中国维权律师大抓捕两周年的日子，在台湾永和四号公园，除了社区大学的成果展及闯关活动，台湾声援709事件及李明哲案的团体们也到场举办连署、拍照打卡和体验酷刑的活动。在社大嘉年华会的热闹气氛下，NGO 工作者用麦克风，不断呼吁大家前来连署。

3月19日，李明哲从澳门入境中国，自始无法对外界沟通，家属也完全无法与他本人联系。台湾政府发去的公文，中国一封都没回复。

李明哲，一个文山社区大学的员工，被中国政府扣上“颠覆国家政权”的滔天大罪，至今仍未正式起诉，却已被中国政府关押近四个月。

尽管李明哲是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中国关押，但此事件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的原因，在于今年是中国实施《境外 NGO 管理法》的第一年。近年来，中国政府侵害外国人人权的案例并不罕见。去年，一名瑞典 NGO 工作者彼得‧达林（Peter Dahlin）被任意关押了23天；今年3月，也发生过澳大利亚学者冯崇义教授入境中国后，被限制出境一周直到认罪才能离境的事件。中国对于人权的侵害，已不再限于中国国民，而延伸到其他外国人身上。

台湾NGO对中国认识不足

过去一段时间，台湾对于《境外 NGO 管理法》及其他中国相关法令的讨论日益增加，这是过去很少发生的情况。若我们回顾2012年的钟鼎邦事件，当时社会几乎没有太多有关中国法制的讨论。如今相关讨论日增，除了因为发生了如李明哲这类重大事件外，也是由于这几年来，两岸公民社会的交流互动非常频繁。709被逮捕的中国维权律师，其中几个曾来台湾交流，而李明哲自己，也是不断透过网络社群媒体或每年去一趟中国，跟中国的网友及公民有许多互动。中国这次的逮捕及关押，会否对这些互动造成寒蝉效应？我听闻已有团体开始考虑到中国的安全问题，因为说到底，中国政府对于境内人民言论的红线在哪，始终令人捉摸不定。

当我们展开一波又一波的救援，其实也曾被中国的朋友们嘲笑，怎么这么天真，要做什么事情都事先通告记者。例如李明哲妻子李净瑜的访中行程，他们就会认为应该先偷偷闯关，成功后再告知社会大众。但在台湾，一方面我们认为这是具公共性的社会事件，通常没有必要隐瞒媒体，而是可以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进行；另一方面，自然也是担心，若偷偷摸摸地去，到时又多了一人被抓，岂不更加头痛。

尽管如此，整个救援过程中，也确实凸显我们对于专制威权的中国了解并不多。他们那种完全不照牌理出牌的方式（例如在李明哲被抓两个月后才说正式逮补、在半夜发出中介者李俊敏的新闻给部分媒体，却没在自己的网站说明任何信息等），也着实令台湾救援团队经常要应付一些突发状况，紧急回应。

李净瑜的选择和李俊敏的角色

让我们把时间推回今年4月。当中国派出前情报员李俊敏作为中介者，要求李净瑜必须答应他所提出的相关条件时，李净瑜断然拒绝了。老实说，在电话这头听到她拒绝的当下，除了佩服并尊重她的勇气外，我也是非常讶异。许多人可能至今都无法理解，李净瑜拒绝的理由是什么？甚至有不少人因而开始抹黑家属，说她有其他政治企图。

事实上，这个决定就是凸显出一个事实：李净瑜并不只是作为被害者家属，她同时也是一个跟李明哲一起从大学时期就参与许多劳工运动、社会运动的人，拒绝是她的坚持。

早在2012年的钟鼎邦事件，钟鼎邦的家属及当初声援的民间社团们，就开始谴责李俊敏这种中介人角色。作为一个完全没有法律授权没有法令监督的民间单位及个人，他为何能代替中国政府来跟台湾的家属传话，并跟家属谈条件？ 这难道没有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第33-1条的规定吗？面对这些质疑，陆委会至今仍未给出答案，只表示会尽速研商处理，似乎想保留这个模糊空间，让两岸之间继续存在所谓的“掮客”。但这真的是好事吗？如此一来，陆委会、海基会的存在及两岸的各种协议，还具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今天家属答应这个中间第三人所提出的条件，而最后被捕人没有放回来，试问家属可以对这个中介者提出任何诉讼吗? 答案恐怕是不能。因为从头到尾他就是一个完全没有法律授权，也没有任何监督机制的私下途径。

李净瑜做出这样的决定，看似给台湾政府及整个救援团体出了一道难题，但事实上这个决定，也正是逼迫台湾政府必须正视及面对这个问题，不要再继续因循苟且、便宜行事，继续依循过去的路径，采取私下方式解决。

当然很多人至今仍会问，采取这样的救援方式，李明哲本人真的同意吗？但事实上，李明哲是否同意，根本无人可知。因为他一直处于无法与外界接触的状态，没人可以确定他的真实意志，包括当初李俊敏捎来的那封亲笔信，也都无法证实是否出于李明哲的自由意志。对民间的协助者而言，一切救援手段的前提，就是信任李明哲、李净瑜夫妻俩的理解及默契。

不过，当台湾的政府及民间社会其实没有展现出太多支持家属的力道时，李净瑜也就决定了试行过去戒严时期救援黑名单或政治犯的方式——国际救援。2012年的钟鼎邦事件时，钟鼎邦的女儿钟爱也是透过法轮功团体的安排，到美国国会进行听证。

但是，这次的救援并没有使用法轮功的国际串联网络，一切只能靠家属及台湾 NGO 自己，因此在方向决定后，我们开始展开国际人权团体的连署、积极与国际媒体连系，也跟联合国的人权机制写了紧急救援的申诉。

联合国人权机制的受理

4月6日，台湾“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向联合国的四个特别机制，提出紧急救援李明哲的申请。分别是﹔言论自由特别报告员、人权捍卫者特别报告员、强迫失踪工作小组、任意逮捕工作小组。最后，联合国决定由强迫失踪工作小组作为窗口，正式受理此案。

台湾向联合国申诉个案并非没有先例。然而由于台湾并非联合国的会员国，加上联合国一向奉行一中政策，因此过去台湾申诉的案件，就曾因联合国将该个案转交给北京政府（而北京政府又非侵害该个案人权的政府），导致那样的申诉完全无效。但这次的李明哲案，正好因为侵害人权的国家是中国，使得联合国可以有介入的空间。

在6月底，我们去日内瓦拜访四个特别机制的专员前，刚发生过有台湾的教授及学生参访联合国，却因为持中华民国护照而被拒绝进入的事件。因此，我们起行前也是战战兢兢的，但由于协助行程的国际人权组织 FIDH 曾跟我们说明，若真的在安检门发生问题而无法进入，人权机制的专员也不排除在外面咖啡厅和我们见面，我们才感到稍微安心。

顺利进入联合国大楼后，除了与四名人权专员见面之外，也见到了其他关切此案的专员，他们表示目前虽先由强迫失踪工作小组作为窗口处理，但其他人也会持续追踪此案，后续这个个案若解除强迫失踪的情况，也可能再转给另外三个（任意逮捕／人权捍卫者／言论自由）机制。

在这趟行程中，我们也见了不少驻日内瓦的其他国家代表。他们也都十分关注此案，并对台湾的人权状况或实施人权公约的情况表示好奇，同时也纷纷对于台湾最近通过的同婚释宪表示赞叹。

对于台湾或可作为亚洲国家在民主人权上的一个带头示范，又或是可能对中国造成正面影响，其实有不少国际人士都表示，他们需要台湾，也认为台湾需要他们。不过长期以来，由于台湾被排除在国际社会之外，好像我们跟其他国家有的就只是经贸往来，台湾的 NGO 其实不像很多中国人权倡议等组织，那么懂得如何运用这些国际势力。

欧盟议会的决议文

除了联合国之外，欧美国家对此事的态度，其实也影响着整个国际社会舆论的走向。

虽然欧盟在今年6月的联合国大会上，因为其中一个会员国的反对，导致欧盟第一次没有针对中国人权提出呼吁警告，但历年来欧盟与中国的人权对话，及欧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会议中，都曾针对中国提出人权方面的呼吁。因此，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跨党派的欧盟议员于7月6日一致通过要求中国释放刘晓波及李明哲的决议文。

欧盟议会讨论声援刘晓波及李明哲案当天，我们看着网络直播，一直很担心会不会有人只愿意声援刘晓波而不顾李明哲，毕竟刘晓波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幸好，每个国家的议员上台发言时，都口径一致，要求中国释放刘晓波及李明哲。

在台湾，大多数人应该从来没有这样关注过欧盟议会的开会过程。李明哲，竟让我们跟那个遥远的、时差六小时的欧盟议会，拉起关系。

除了刘晓波跟李明哲，我们看到在欧盟正式通过的决议文中，其实还提到中国通过的《国家安全法》、《反恐法》、《网络安全法》、《境外 NGO 管理法》等，都限制了中国公民社会的自由及发展。事实上，刘晓波跟李明哲这两个个案，都只是凸显出中国持续恶化的人权现况，已经无限蔓延。而身处台湾的我们，真的还觉得这些事情都跟我们无关？

还可以做什么？

或许有人会问，接下来，还可以做什么？老实说，如果只有国际社会的谴责及奥援，而台湾政府及社会对此事并不表态，中国政府恐怕仍是可以完全不理会欧盟议会的决议文，或是联合国的人权机制。

台湾政府及社会本身的反应，其实也左右着中国接下来还要把人关押多久，或是愿不愿意跟台湾政府沟通。

如果大众继续对于此事表示冷漠，或是保持中立，甚至谴责李明哲为什么要去中国，那么，事情恐怕不会有什么好的发展。因此，除了连署之外，我们也希望展开更多对话，不论是519的晚会、64晚会或79的摆摊活动，或相关的演讲，都是希望跟不同的社会大众，进行更多的讨论。

台湾每年有500万人次进入中国，当中攸关基本人权的课题，我们绝对不可能视而不见。对于中国持续恶化的人权情况，台湾无法回避。台湾的政府及公民社会，要选择用什么姿态去面对中国政府，如何透过与中国公民社会的相互交流，透过国际社会的支持，与中国政权交手，我们需要有更勇敢地踏出更多可能及尝试，而不是自我限缩。

（邱伊翎，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人权公约施行监督联盟执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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