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尹子轩：土耳其肆无忌惮，欧盟无牌可出的真正危机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艾尔多安）近期为4月的修宪公投拉票，以求将权力集中到总统身上，不断肆意攻击欧洲国家为“纳粹”，甚至因为荷兰驱逐煽动侨民支持公投的土耳其部长 Fatma Betül Sayan Kaya，而不顾鹿特丹曾被纳粹轰炸得几乎夷平的历史，将荷兰称为纳粹余孽。种种证据都表明，埃尔多安为确保他完全掌控土耳其，完全不介意在欧洲付出外交代价。欧洲国家的反抗，对埃尔多安来说，甚至不过是为他吸引国内外土耳其民族主义分子的反西方论调锦上添花而已。

可以预见，一个自我极为膨胀，又在外交战略上让欧盟无可奈何的土耳其，将会是今年欧洲各国右翼政客最大的箭靶；非土耳其裔的穆斯林被归纳到同一个对立面，亦难以避免。而这种从反土耳其延伸到反穆斯林的逻辑论调，虽然或许有助欧盟进一步整合，比如共同建立军队，甚至是协助建立欧盟梦寐以求的 “欧洲身份”。可是，这种将他者变成一种 “counter－image” 的共同身份建构，实际上只会造就一种消极、具攻击性的集体亢奋，而不是对欧洲有建设性的共同协进精神。

欧盟为何纵容土耳其骄横

埃尔多安大放阙词，在欧洲民间惹来的谩骂声不绝于耳，但是在欧盟机构层面引起的回响却寥寥可数。埃尔多安嚣张的本钱，在于欧盟因为和土耳其有难民重置协议而投鼠忌器，无法向其施压，更因为欧盟外交手段有一最大命门，就是只能以经济实力去利诱他国谈判，作为短期的外交解决方案。

以土耳其和欧盟签署的难民安置协议（The Facility for Refugees in Turkey）为例，根据欧盟执委会（European Commission）的报告指出，截至今年3月1日，虽然欧盟已经将协议在2016至17两年预算总值30亿欧元的一半，即15亿欧元批给土耳其的各项兴建安置区计划，并实际上已经付出了7亿7000万欧元，但到目前为止，九成在土耳其的难民依旧生活在安置营外，付出和成效不成正比。

可是，去年3月首先提出此决议的德国，在敦促土耳其执行协议上也显得非常无力。在德国和荷兰相继禁止土耳其在国内举行拉票游行，甚至荷兰驱逐土耳其大使之后，埃尔多安在指控两国纳粹之余，亦不忘威胁欧盟，指土耳其可能单方面取消难民协议。欧盟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占全球进出口贸易达到五分之一，有五亿人口，并包含拥有世界顶尖军事实力的法德两国，却居然被一个人均收入仅九千多美元的国家在外交上压制，何其无奈。

显而易见，现今的欧盟仅仅拥有一个完整主权国家外交政策选项的一部分，并不足以行使和欧盟实际经济和政治实力相等的外交影响力。埃尔多安正正就是看准了这一点，肆无忌惮在一向自诩民主自由灯塔的欧盟家门口，执行加强中央集权、拘捕异见分子、剿平国内异己等和欧盟价值背道而驰的行径。这次新一波的行动，更是尝试鼓动在欧洲的侨民支持改制，将土耳其政府变得更为专制。

土耳其政府的行为，不单止是对于欧盟赤裸裸的挑衅，更是将欧洲的穆斯林，不论土耳其裔与否，置入更为恶劣的舆论环境，让欧洲针对穆斯林以及少数族裔的情绪继续升温。

反土耳其延烧至反穆斯林

欧洲的帝国历史，以及两次大战之后所引发的劳工短缺，让穆斯林群体一直占战后欧洲人口一个相当大的比重。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2015年的数据，德国8000万人口中就有超过 20%、多达1700万人是移民或者父母其中一位有移民背景。根据美国独立智库皮尤研究中心的统计，单单是在法国和德国的穆斯林移民人口就有超过600万人，多半来自土耳其，其次为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及波斯尼亚等地，全欧盟则有大概1300万穆斯林移民居住。

土耳其作为最大的穆斯林移民出口地，在埃尔多安无礼的表现后，可以预料，鼓吹民族主义的欧洲右翼政客将一概而论地攻击土耳其和穆斯林移民。实际上，这种将土耳其放到对立面然后放大到穆斯林整体的心态，并不稀奇。例如近日结束的荷兰大选，自民党（VVD）因为极右自由党（PVV）的威胁，选择了使用强调身份认同的竞选方针。VVD 的现任首相吕特再一次击败极右 PVV，最大的因素之一，就在于吕特政府得以在传媒和抗议者在场之下，将 Kaya 这位戴着穆斯林传统头巾 Hijab 的土耳其部长，从鹿特丹土耳其大使馆外 “护送”出境。正如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学者 André Krouwel 接受访问时表示，这宗驱逐大使事件是“竞选者的美梦”（原文“electoral wetdream”更为露骨）。

即便荷兰主要的穆斯林群体来源相对平均分布在摩洛哥、土耳其以及前殖民地苏里南（Suriname）等国家，但实际会因这差异而对穆斯林群体减少敌视的保守派选民，绝对是小数。更何况，极右 PVV 虽然无法成为最大党，但却在比例代表制下仍有5席进帐，凭20席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反映该党对于荷兰反穆斯林的趋势判断正确，不过是 VDD 因为大选前埃尔多安的“助攻”，让执政首相吕特显得有实际建树而已。

欧盟应成为新普世主义平台

欧盟建立的目的，除了是抵御苏联共产铁幕、为战后满目疮痍的欧洲重新注入活力等一些现实主义的考量之外，更是有其理想主义、普世主义（Cosmopolitanist）的一面。“普世欧洲身份”作为欧陆和平的基石，以及欧盟更有效分配资源的根本，是欧盟建立以来都未有能力完全实现的梦想。现代欧陆派哲学的巨人阿伦特（Hannah Arendt）以及哈巴马斯（Jürgen Habermas），均评估过“普世欧洲身份”崛起的可能。

普世主义，根据阿伦特的定义，并非一些叶公好龙的左派分子口中的假大空“世界大同”，而是认可各国民族主义在世界共存。阿伦特认为，个人无论以什么民族为载体，都是历史洪流的共舟者，本就应分担历史共同的好与坏。阿伦特的忧心在于，“欧洲身份”的塑造要透过将另一族群视为敌人，比如她曾描述的“反美主义”，以及目前排斥少数族裔的情绪。她在1954年写下的文章《梦想与梦魇》中，定义“反美主义”为一种 “空洞而负面”（注一）的思潮，对于欧洲建立一个“正面的政治自我” 毫无助益。在她的著作 《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中，她描述了19世纪的泛日耳曼和泛斯拉夫民族主义思潮，如何将民族身份认同加固成为一种政治“部落”（Tribal Nationalism），将少数族裔比如犹太裔人定性为与本国高压政府合流的外来帮凶，进而借机蚕蚀一个本应保护所有国民以及作为最高法制中枢的政体。

今日的欧盟，如果继续让反土耳其╱穆斯林的情绪发酵，就算得以凭借恐惧联合，甚至达成欧盟整合，统一成员国的外交政策，也得不偿失，因为这是自我应验了所谓的 “文明冲突” 论调。哈巴马斯在德国政论杂志《德国与国际政治》（Blätter für deutsche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1999年4月号中提到，随着全球化经济发展，国家主权逐渐流失，国家民族主义已经失去理据；如果像欧盟的超国家组织可以提供各国个体所认同的价值观，欧洲便可透过超国组织团结各国民族主义，建立共同身份。他和阿伦特同样引用了19世纪的欧洲民族主义经验，但是他的看法在于认可民族主义思潮是建立在王权社会中“陌生者的团结”（solidarity amongst strangers），并且认定这种将王权政体转变成民主民族国家的历史转折，定可引申到未来，将这种身份团结从民族国家延伸到超国组织欧盟。

可是，眼前的却是欧盟正因为各国对布鲁塞尔的猜疑，仅仅足够保证欧盟机构的资源，以及作为一个经济纠察的存在，却连一个倍小于己的国家都无力约束，更遑论在成员国间建立起一个“正面的集体政治自我”，取代目前日见上扬的排外主义。

在狭溢的国族身份政治充斥欧洲的当下，欧盟需要有一个强势的、足以代表欧洲价值观的道德领导国。今年的法国和德国大选，将会是决定欧盟今后走向 “堡垒欧洲” 还是 “团结欧洲”的历史时刻。

（尹子轩，The Glocal 副总编辑，伦敦政经学院欧盟政治硕士）

注一： “Anti-Americanism, its negative emptiness notwithstanding, threatens to become the content of a European mov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