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邱慕天：宗教道德右派，在意的不是基督教

11月17日上午，台湾针对开放同性婚姻的民法修正案，再次试图于立法院推进闯关；立法院外，数万保守派与宗教人士白衣集结请愿。在此同时，网媒民调搧风点火，让两派人士在直播留言内吵个不可开交。原来，即便言论自由能让大家畅所欲言，但若人们习于将对手当作毫无理性的蠢蛋轻蔑，懒得倾听理解，我们仍只能听到两个平行世界的各说各话。

对台湾这场“平行世界”论争的现象观察，可以点名的例子已洋洋洒洒。吊诡的是，当反对修改台湾民法 972 的论述已经愈迈向细致，并进入法务议程的实际考量时，公共舆论界却仍不乏论者聚焦反对者的“宗教信仰”，仿佛如此便能“因人废言”。

本文将探讨的问题有三：一、宗教与世俗论据的沟通责任；二、宗教符号可能挟持；三、与宗教道德右派在政治上共存的基础。

宗教与世俗意识战场

在1997年《公共领域中的宗教》（Religion in the Public Square）一书中，两位作者奥迪（Robert Audi）及沃特斯多夫（Nicholas Wolterstorff）在此议题交战。时任圣母大学的哲学家奥迪先阐述了“宗教动机”与“宗教理据”：人们被信仰热忱驱策，叫做“宗教动机”；当这样的人，又想要人效法这股热忱，他所采取的论述便会来自“宗教理据”（religious reasoning）。

“宗教理据”的论述基础，必须凭靠宗教体系的权威性（如教宗、圣经），据此奥迪认为它在世俗公民社会中没有沟通的正当性。承自上一代自由学者罗尔斯（John Rawls）著名的“无知之幕”概念，奥迪认为带有“宗教动机”的人，有义务用“世俗理据”（secular reasoning）包装他的公共论述。

耶鲁大学哲学家沃特斯多夫反对这种说法。他捍卫信徒依照自己的信仰良知，说出宗教理据的权利。况且，正是“宗教动机”和“宗教理据”，引导著威伯福斯、金、图图，成为英、美、南非废奴与种族平权巨大的推进力。

他也指出：“世俗理据”也出过共产主义、国族主义、法西斯主义、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种种宛若信仰的意识型态；而其追随者间的认知隔阂，更不下于宗教与世俗之别。因此只追著在当代早已过气的“宗教霸权”穷追猛打，其实搞错重点。

其实，正如宗教理据对非教徒没有约束力，许多世俗理据，在宗教信徒心中也没有权威性。既然宗教理据与各种主义，代表的是每个人主观的世界观、核心价值观，本就存在歧异。那人们的观点又何必需要完全符合某种客观标准，方能在公共领域表述？

相对于奥迪强调“说者的义务”，沃特斯多夫便更为倡导“听者的雅量”──聆听与了解各意识形阵营理据背后的深层动机脉络，不分宗教与世俗。他指出，立基于宽容的多元社会，才有我们要找的真正平等中立。我对此深信不疑。

然而，这边我也需要替奥迪说句话：“公共领域”顾名思义，已认定各种核心价值观间必也需有重叠或共量之处。那么“世俗理据”的重要性，就在于“存异之前必先求同”的沟通精神；其提醒我们在各自祭出“神主牌”压人前，也得先尽自身“说者的义务”，再来要求“听者的雅量”。

因为宗教信仰，所以无法沟通？

台湾对同志婚权争议脉络的解读，与西方有一点很大不同：两地反对主力都是一群“保守基督徒”，但当西方看见“保守派”，台湾却只看见“基督徒”。这个从近来台湾“反反同”的书写，常见试图“击退宗教指导道德的正当性”或是“将恐同教义等同于基督教本质”的论述可见一斑。

或许是因为台湾基督教群体过去的存在感太稀薄，数量太少、历史太短，“基督徒”身分成了一个可以自由填空、大开群嘲便门的符码。其实在立场上，反同的保守群体，包含许多基督徒以外的人；也有很多基督徒不反同，例如台湾的同光教会。更重要的是，多数反同基督徒的公开论述，持的都是世俗理据，而非神学理由。但似乎，总有人刻板印象地把反同归咎于宗教，并觉得因为他们的“宗教动机”而不可能沟通。

但设想，如果有一佛教徒盼望世界少些因杀生而造的孽，因而引用世俗科学针对“肉品相关工业对地球环境负担远大于农耕业”的实证研究，借以游说立院对肉品采取加重课税等惩罚机制，我们会质疑：“佛教徒讲什么科学逻辑？佛教徒只信佛经的！”就打发问题吗？

沃特斯多夫和奥迪无疑会说，用宗教背景去否定沟通可能性的“自由主义者”，自己已经先成了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的敌人。

再者，用基督教义解释反同立场，也不免犯了刻板印象、以偏概全的问题。

读读这段文字：“穆斯林当中出了一群恐怖份子还有伊斯兰国，是因伊斯兰教义就是这样灌输一整套（暴力圣战和与不宽容）的实践方式，所以不能与他们讲道理和逻辑，只能期待有人改革他们过时的教义。”读这段文字，自由派马上就可以看出它多么以偏概全。那置换主词，又如何能把部分基督徒的行动，全归咎于基督教义？

这种有意无意的论述跳跃，与立场穿越后的“一边同理一边诛心”，把辩论带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被劫持的宗教符号

基督教“宗教改革”499周年纪念日上月底刚过；笔者撰文时则正在德州参加世界泛基督宗教最大的学术社团年会。已故哈佛宗教学者史密斯（Wilfred Cantwell Smith）对“信徒的信”（faith）与“教义的信”（belief）的区辨，是这里做学问的基本共识，也是每年上万名基督宗派学人与领袖，能在此“合而不同”的关键。通俗地说，“教义的信”叫做“上有政策”，“信徒的信”是“下有对策”。

作为经常到各地教会布道的传道人，我只知道：倘若“上帝说的”、“信仰中正统的”、“在经典诠释上深刻有理的”信徒就会照做，那牧养就太轻松了！但人心动机往往既不坚定、也不单纯；就连爱心或慈惠的行动，本身都常融入各种世俗情绪理由。

其实，近代西方宗教右派的崛起，本质上是场社会政治的反动行动，更胜于神学行动。“上帝”往往只是现代道德十字军的幌子、不是内核；参与者是自身先有定见，再找宗教理由、断章取义式地撷取“圣经金句”为自身行动背书。是以，“恐惧动员”在宗教右派的崛起贡献上，比“福音动员”大上十倍百倍。但这些并不是主流（mainline）基督教。

当代基督教公共神学家沃弗（Miroslav Volf）关注宗教暴力；他曾注意到在巴尔干战争中，一个佩挂十字架的克罗埃西亚士兵屠杀了波士尼亚人，被国际社会错误定调为“宗教暴力”。实际上，供给一个人仇恨养分的有各种外在内在力量，来自傲慢、偏见、恐惧的部分可多著。“宗教”很可能只是个被劫持的符号。

宗教右派：失能以上、暴力未满

沃弗撰述了《公共的信仰：基督徒社会参与的第一课》（A Public Faith: How Followers of Christ Should Serve the Common Good）。书中他针砭今日基督信仰群体，提出“上升失能”及“返回失能”两个误区。

“上升失能”意味没有真正接触到神的信仰，泛指缺信德未被塑造、只靠著口头（背诵教义）和肉体（按时礼拜）信教的人；“返回失能”则体现在太过与世隔绝宗教群体，对社会问题他们要不一下“事不关己”、要不一下又“当仁不让”、“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这都是台湾基督教会面对的问题。从第一个十年的“两千年福音运动”聚焦“策略”（strategy）、第二个十年“灵恩运动”诉诸情绪（emotion），到第三个十年赶起世界“流行”（fashion）；解严至今30年，台湾串联泛基督教会的主思潮，从我研究2000年世界基督教历史
来看，无疑是个偏轨。

耶稣的最高政策，不过“尽己爱神”与“爱人如己”两条罢了。想想在台湾花莲为老弱病残耕耘奉献50年的法籍神父刘一峰、空中英语教室年近9旬的彭蒙惠宣教士、1989年起终身投入公益志业的“孙叔叔”孙越、30多年来为全台戒毒工作做出卓著贡献的晨曦会刘民和牧师——当我们想到这些“基督跟随者”的影响时，是否会感到有一点被提醒呢？

对比之下，17日站在台北街头的那面道德大旗下的，则与其说是被基督的精神感召，不如说是各自凭借自身相信的“道德良知”，行使公民参与的资格更为正确——

他们许多人，有的是老一辈人，因感受到其所寓居的人伦建置，被“性权”斗士疯狂攻击而地动山摇；有的是幼儿家长，害怕婚姻法律定义被修改后，小孩必须在校学习各种新潮实验性的多元伴侣观。有的人，就是对与性别外观不相似的人共用洗手间感到不适。有的人是对“婚权”与“儿权”的权衡有很大疑惑，无法接受必然与同婚同捆推动的收养法。还有的人则感受到“人权”被滥用后，成了可以公开宣扬用药、多P、乱伦的“自由意志主义”，因而反对打开这潘朵拉的盒子。

此时耐心听听他们的诉求有甚么世俗理据，好过重蹈左媒谬冠“宗教暴力”之名的覆辙。

柱化社会是最后选项

在《解开同性婚姻的政治僵局》一文我曾提出，由政府仲裁，让一切社会服务部门成为分离并立的“柱化社会”，会是歧见背后的信念之间“不可共量”（incommensurable）时的最后选项。只是倘若台湾社会真的迈向两极柱化，绝对不是台湾基督教领袖有能力单方面做到。基督信仰传统中最基要核心的信德，并不是催成当代宗教右派的主要力量。

本文一路以“宗教右派”指称特定基督徒群体，并不为讨好挺同读者，乃著实因为基督教会早已在此议题上正反斗争撕裂。这是个媒体及激进同运者亦有份的撕裂。如果看者只是漠视ㄧ方不断使用挑衅及辱骂修辞，还妄想另一方要背负自我教义检讨的任务，未免太过自以为义。

真要达到目的，恐怕得请另创个“同志教”，并“骇”进他们的头盖骨进行思想洗脑吧。只是作为一名神学研究者，在区域问题的分析中，我从来不敢只单看或太高看宗教的力量。

500年前路德进行教会的神学改革，德国农民却将其劫持为武装农民革命。今日台湾的同运两方还在或斗争或利用宗教，但是问题在政治。

（邱慕天，台湾醒报副总编辑、美国三一神学院道学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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