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香港著名时政评论人、《信报》前总编辑、前主笔练乙铮日前被信报通知，其专栏于8月1日起暂停。信报总编辑郭艳明回应指出，信报拟展开新一轮改版，包括 A 叠和 C 叠副刊，版面和作者组合会有变动，超过10名专栏作者受影响，练乙铮是其中之一。
信报除以财经新闻见称，其论坛版的数枝独家健笔亦为该报招牌，而信报创办人、“香江第一健笔”林行止及练乙铮为其中两个重要的标志人物，广受读者欢迎。2006年信报易手，李嘉诚之子电讯盈科主席李泽楷入主。2013年，郭艳明取代陈景祥担任总编辑，这一变动引发不少读者担忧信报走向自我审查。
练乙铮自2007年起一直在信报撰文，近年在专栏中屡次批评特首梁振英、支持占领运动及同情本土思潮，与信报社论立场渐行渐远。
来不及在我的专栏讲的七段话，想在这里表白：
一、多谢所有关心我的人，包括传媒、政界和学界的读者、朋友、同事、同文，以及一些素未谋面的中外人士。不少人替我感到不平，我都心领，但希望大家节怒。我其实不难过，反而感谢《信报》让我断断续续占用它的版面整整25年；我在信报写评论，是从1991年开始的，到今天刚好四分之一世纪。九七之后，特别是在这几年的气候里，报纸还容忍我在专栏里“大放阙词”直到上周，想必是有人替我挡了很多风风雨雨，所以尽管今天要封笔了，我还是心怀感激。
二、我读理科出身，文字工作非我本能，书写从来都十分吃力，不像莫札特作曲那么量大质高。近几年每周两篇各4000字左右的文章，从构思、查找资料到成文，总得花我五个以上的工作天、每天起码十三四个小时；遇上要出门远行，更会事先选好日子，算准在舟车上可拿著平板挥指疾书的小时数，甚至搞清楚了能否在转机空档里用机场的 Wi-Fi 把稿件送出，然后才订旅票，所以绝少脱期。如是者多年，著实辛苦，所以，收到《信报》的停笔通知的时候，主要是觉得如释重负。
三、天下无不散的筵席。2004年我给特府中央政策组辞退，自我流放海外；07年，当时新的《信报》高层力邀我回巢当主笔，我考虑了几个月，终于答应，但讲明只做两年。2010年初约满离任，我到日本教学，承诺不定期替《信报》写专栏。13年初，《信报》高层跟我说，希望我写多些，我鉴于时局需要，答允了，还辞去日本的教席，专心写作。同年夏天，《信报》一连串“大地震”，至去年年中，连 Managing director 也去职；同时，我也听到我的专栏也快要抽起的说法。今年三月底，《信报》通知我，因为经营困难，给我的润笔要一下子减少约六成，专栏则还可以继续。我与《信报》荣辱与共许多年，对此完全不介意。上周五，总编辑以电邮告诉我：改版停栏。为什么？
四、占运之后，我同情年轻人，在我的文章里支持他们提出任何关于2047香港二次前途问题的主张。采取这个态度，连一些朋友也不谅解，其实我的出发点很简单，就是在年轻人提出激进观点之时，希望帮助抵挡来自政权的打压和一些不尽公正的指摘。例如有些新兴团体主张港独，一旦遭到政权对付，危险不会止于失去参选权，更会涉及人身自由与安危。我为此苦思之后，抽象继承了台湾政治运动里的“法理台独”概念，向主张港独的朋友们提出“法理港独”之说，即只在一般理解的现行香港法律制约和法治框架下提倡和宣传港独。此说所包含的运作空间，在未来30年里极可能都够用，而且那样提倡比较安全，政权较难找到借口打压倡议者、分化社运、分裂社会。我认为为免社运蒙受不必要的损失，不宜提倡港独，要提倡的话，只能是“法理港独”。
五、“法理港独”对倡议者比较安全而讯息所含的业力不减，结果只能导致政权更深度不安。介绍和分析这个概念的文章，上星期一在我的《信报》专栏刊出，明显触及了政权的一根脆弱底线。
六、占领后期，我向社运界提出“暴力边缘论”，给暴力设一个不自触的上限，是同一用意。社运人坚定而和平地逼近、踏进权力的底线，当权者不退让就只有施暴，从而丧失管治的合法性，种下自身灭亡的种籽。这是一个与公民抗命同理的概念。社运人不可能提倡积极暴力，去尽也只能当政权暴力的积极受害者。今天，民主回归及和理非非已无法继续支撑整个社运，需要修正，“法理港独”与“暴力边缘论”就是两条新的红线，再要逾越必须是另一种情况之下 ——但愿那种情况永远不会出现！
七、我不同意“言论自由已死”的一类说法。自由属于人的本性需求，外力打压，仅仅是增加了行使自由的代价；庄子早已对自由的这种本体存在作了充分论述。人性里的其他正义因素，都是因为掺和了自由，成为了所谓的“气”，灿烂流溢：“是气所磅礡，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位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活在暗色黄昏，依然侃侃地讲人权、法治、民主这三纲，因为在我们的人性基因里，自由在不息躁动、呐喊。
二零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于香港
香港的言论自由还没死，也半死了。顶住啊，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