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2日，人民大会堂举办了“在希望的田野上”交响演唱会，从主题、表演方式、标语口号都毫不掩饰地在为文革摇幡招魂。演唱会引发了公众舆论对文革死灰复燃的忧虑。
这个为文革摇幡招魂的演唱会是否有错呢？有错或无错的理由是什么呢？从一些部门急于撇清与演唱会的关系来看，演唱会似乎是错了，但那不过是因为“上头”过问了。如果“上头”不过问，那就不错了吗？演唱会主办单位承认没有查证“虚假材料”的责任。但倘若材料是真实的，开文革演唱会就没错了吗？如果公开颂扬文革是错的，那是因为我们对文革已经有了充分的反思？还是仅仅因为文革是不便提起的“麻烦事情”？
凡此种种无解的问题，显示的都是当今国人在文革问题上没有是非判断，只有方便考虑的“双重思想”──不能为文革翻案，但也不能批判文革；文革错了，但不能给它的始作俑者抹黑；以文革结束时为界，前三十年是正确的，后三十年也是正确的；否定文革是正确的，不否定文革也没错。
双重思想与认知失调
“双重思想”（doublethink）是乔治·奥威尔在《1984》一书里首创的说法，现已成为英语中的一个标准词汇，美国《蓝登英语大辞典》对 doublethink 的定义是“同时接受两个相互矛盾的想法或信念”。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津英语指南》（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English Language）在“两个都接受”之外，还加上了一条，“以为两个都正确”，并指出，“这种吊诡在小说中最精炼的表达就是《1984》里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愚昧即力量”。奥威尔所关注的是极权主义制度下的双重思想，是权力话语洗脑的结果，洗脑越彻底，双重思想者就越是会对自己头脑里的矛盾和不一致无所察觉、麻木不仁。
社会心理学研究也关注人的双重思想现象，称其为“认知失调”（cognitive dissonance）。认知失调是一种一般社会状态，而非特殊极权社会状态下的双重思想。它指的是，人在同一时间有两种互相矛盾的想法，因而产生了不安的紧张状态。“失调”是两种认知之间所产生的一种不兼容的知觉，这里的“认知”指的是任何一种知识的型式，包含看法、情绪、信仰，以及行为。社会心理学认为，相互冲突的认知会成为一种原初趋动力，强迫心灵去寻求或发明新的思想或信念，或是去修改已在心里存在的想法，好让不能弥合的认知冲突程度减至最低。社会心理学研究已用多种实验说明或证明这种原初趋动力的存在和作用。
认知失调理论是认知一致性理论的一种，它最早是由美国社会心理学家利昂·费斯汀格（Leon Festinger）于1957年提出的。费斯汀格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人们的态度与行为是一致的，例如，你喜欢一个人，便亲近于他；你讨厌一个人，就疏远于他。但是，有时候态度与行为也会出现不一致，例如，你厌恶你的上司，但是，为了怕冒犯他，害怕他报复，你不敢表示出自己的厌恶，反而去恭维他，讨好他。在态度与行为产生不一致的时候，常常会引起个体的内心不适和心理紧张。为了克服这种由认知失调引起的不适和紧张，人们需要采取多种多样的方法，以减少自己的认知失调。你每天不得不与你不喜欢的上司相处，每天假装喜欢他，不仅神经紧张，而且心情压抑、觉得自己憋屈窝囊。因此你会告诉自己，我其实也不是那么不喜欢他，他有缺点，但还算是个不错的领导。这么一来，你喜欢他就不是假装的了，更不是违心的拍马谄媚。一旦亲近的行为显得真心实意，可以问心无愧，认知失调也就消除了。
一般社会里的“认知失调”与奥威尔所说的“双重思想”是有区别的。一般来说，认知失调的矛盾感觉，所造成不适和不快乐要超过双重思想，由于认知失调会感受到“良心”的作用，所以难以用“理论”（“一分为二”、“辩证统一”）来予以消除。因此，降低和消除认知失调的需要，比克服双重思想的需要要来得明显，也更为迫切。当今中国社会中的认知失调特征，有的是在其他社会中也常见的，有的则是其他社会中很少见的，后一种特征与当前中国的假面社会有关，在文革后遗症上表现的特别明显。
虽然近年来怀念文革的事情时有发生，但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地怀念文革，但以交响演唱会公开热情颂扬，其不多见。国民对文革的灾难记忆并没有完全淡忘，明目张胆、大张旗鼓地怀念文革，仍然是一件触犯现有道义忌讳的事情──不是没人会做，但做出来并不光彩，不得不运用暗示而非明言。怀念文革，经常会用一种虽不直接颂扬，但却明白怀念文革的方式来进行， 那就是“唱红歌”。
唱红歌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是政治权力组织和推动的“唱红歌”。出于怀旧、喜好或别的动机唱歌或者唱红歌，那本来是个人的选择，谁愿意，谁就唱，这是他们自己个人的娱乐。但是，政治权力的介入和利用，会根本改变唱歌这一娱乐活动的性质，成为一种思想控制的手段。这是文革的教训，也是为什么几年前重庆倡导的那种高调“唱红”招人厌恶的原因：在表面的美好词句和精气神后面，隐藏的却是一种仇恨、暴力的政治手段和愚弄百姓的洗脑目的。
用组织化的“红歌”来标榜文革，这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双重思想：“文革错了”和“文革没错”，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认知同时被接受和视为正确。它的特点就是借“红”说事、不说破，但大家心知肚明。
在当今中国，但凡能用常识思考的人，都能看出其中的矛盾，问题在于，有的人即使看到了，也不拿这个矛盾当一回事，明知有矛盾，却依然能坦然为之。这时候，发生的就已经不是单纯的认知失调，而是深深打上了文革烙印的双重思想。
文革怀旧中的认知失调
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如今已经步入老年，这一代人中有许多被文革耽搁了青春、庸庸碌碌地过了一辈子，如今生活处境一般，有的甚至相当贫困。他们并没有理由特别怀念浪费了他们大好青春的文革。但是，他们当中也还是有一些人会把文革记忆成一个信仰纯真、理想高洁的时代，自称“青春无悔”。他们并不是文革余孽，而是文革后遗症的认知失调的不幸受害者。
社会心理学研究发现，一个人信仰越是幻灭，或者越是意识到信仰的荒诞，反而会越坚持这个信仰或行为看法，这二者之间是失调的。坚持信仰其实是削弱失调感的一种方式。在社会生活中有一种常见的情形：人为了某个目标作出种种努力，但后来发现结果与原来所期待的相差甚远。在面对与期待不一致的结果时，有的人不能正确地调整自己的认识和行为，却坚持原来的看法，甚至变本加厉。
1950年代，费斯汀格偶然读到一篇报道，说的是芝加哥的一位名叫玛丁（Dorothy Martin）的家庭主妇，她是一个叫“追求者”（Seekers）的地方教派的组织人，她向信众们宣称，在1955年12月25日，一场洪水将会摧毁世界，而外星人会驾着飞碟来解救他们，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费斯汀格随后和他的学生来到这个地区，潜伏在这些信徒中观察他们的日常行为。
据费斯汀格记录，“追求者”们为世界末日做好了一切准备，辞去了工作、变卖了家产，甚至把裤子上的铜拉链都剪掉了，以免妨碍飞碟的电子通讯。结果，当那一天到来时，世界并没有毁灭。按理说，这些受骗的人应该清醒了，但是，完全出乎一般心理推断：这些坚定不移、付出了重大代价的信徒不但没有改变他们的信念，反而变得更加坚定和虔诚，他们相信，世界没有按原计划毁灭，是因为他们迎接死亡的虔诚态度感动了上帝。“追求者”们甚至完全改变了他们以前一贯低调、不愿与外人来往的作风，变得热衷于宣扬他们的教派信仰，到处加倍努力向他人证明自己教派的正确。
人对某种目标怀着坚定的信念，并为此投入很多精力，但最终发现那个目标根本没有实现，这会引起很强的失调感。消除这种失调感是很困难的。因为已经付出的努力是不可挽回的，即使改变原来的信念，也无法让人接受“我曾为某种信念做出了巨大的付出，但事实证明这种信念是不真实的”的失调。
这时，人只好寻求其他方式，可作的选择是：对已有的事实作少许让步。比如找些看上去还说得过去的理由来开脱，或是简单地承认在一些活动中有些小失误，但总的信念或信仰是正确的。这在文革一代人的往昔回忆和回顾中是常见的。他们有时候也会对年轻时所干下的一些事情表示追悔，如迫害无辜的老师、参加暴力的武斗、出卖和背叛的行为等等。但是，在作出些许让步的基础上，有的人会以更加坚定的方式信奉原来的信念（如文革所标榜的反官僚特权、打倒封资修、大鸣大放大民主），并更加努力地宣传它和维护它，以此缓解自己内心中怀有的失调感。以削弱失调感的方式增强信念，在历史上的许多群众运动中都可以发现，文革是很典型的。
增强信念是为了削弱失调感，这也被称作“决策后效应”（post-decisional dissonance）。这指的是：人对几件各有利弊的事情做出唯一的选择是个决断过程。如果决断之前每个事物的价值，在决策者心目中大致相近，那么选择者便会觉得难以决断其优劣。但是，作出选择之后，他对这些事物的态度评价就会发生改变。文革中的个人其实没有真正“自由”意义上的选择或决策，但却给人以这样的幻觉，每个人都觉得是他自己选择了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立场。他对被他选中的事物会变得更加偏爱，对未选中的事物也会更加采取贬低的态度。文革的“决策后效应”，使得当年的“选择者”直到今天仍然觉得自己特别热爱毛的路线（社会主义），特别厌恶反毛的路线（资本主义），他们因此也成为对文革时代的所谓“公正”“平等”“人心纯洁”特别怀有幻觉和臆想的怀念者。
大娘唱红歌的认知失调
人上了年纪就会怀旧，青少年时唱的歌曲，会带回青少年时期的回忆，会不时在上了年纪的人头脑中自然涌现，这是人之常情。文革中长大的一代人，他们经常是要么不唱歌，要唱就是文革歌曲，因为这是他们唯一会唱的歌，在情绪激动时会“自然涌现”。
《诗·大序》日：“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文革那一代人唱红歌，经常是因为一时高兴、心情好，未必要表达什么政治想法。但是，人们习惯于将唱红歌的动机政治化，好像每唱红歌必然是因为来了“革命”的兴奋劲。因此，简简单单的唱歌，也总是被赋予了热爱和歌颂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祖国的政治动机。不幸的是，那些并无政治动机的人们自己也会有意无意地夸大这种动机。文革中无论什么事情都高度政治化，上纲上线，这种文革后遗症演变出具有中国特有的“唱歌政治”认知失调。
有一篇《在联合国总部前唱“红歌”被骂，当事大妈回应》的报道说，中国大妈组团去联合国总部前唱红歌，有人指责“这群大妈是公款旅游，是跑到美国‘丢人输出价值观’”。报道引用一位“刘大妈”的话说：第一，团友们旅美“完全自费”；第二，报名参加前彼此并不认识；第三，他们都是普通百姓，“有医生，有老师，她则是一名已经退休的幼儿园园长”。尽管刘大妈把话说得这么清楚，还是有网友在跟贴里怀疑说，“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大妈是官人老母的代名词”。指责者显然将大妈们的唱歌动机政治化了，然而，大妈们自己也是一样。双方都突出联合国总部前唱“红歌”的动机。所不同的是，大妈强调唱红歌是出于普通人真诚的个人爱国动机，而指责者则是暗示，唱红歌是既得利益者（干部家属）的歌功颂德。
说实在的，怀疑归怀疑，确实不能证明这次唱红歌有官方背景。刘大妈在对记者解释时郑重回应说，“我们是自费旅游，也根本不是有人资助或者有什么背景。”可以相信，刘大妈说的是真话。普通老百姓在纽约唱红歌，倒真的是可能比有组织的，有背景的人，更会觉得自己在真心赞颂社会主义，也更需要觉得是这样。这看上去很奇怪，但却符合中国普通百姓认知失调的特征。
费斯汀格和另一位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默里尔·卡尔史密斯（J. Merrill Carlsmith） 曾经做过一个心理实验：让71名实验参与者重复做一件极为枯燥单调的事情，参与者们当然都对这件事非常反感。但是，参与者们被要求去劝说自己的朋友也来做这件事情，告诉他们这是一件非常有趣和有意义的事情。参与者们有的得到1美元的报酬，有的得到20美元的报酬。
所有参与者们都被迫陷入这样一种认知失调，“我告诉别人这件事情很有趣，而实际上我觉得它非常无聊”。这明明是在说谎，但是，有意思的是，得到1美元报酬的人比得到20美元报酬的人在说谎时更心安理得，因为他们更容易相信，我不是为了钱才这么说的，我真诚地认为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而那些得20美元报酬的人却会觉得自己是在为了钱才说的谎，因此反而更愿意承认“我不是一个说谎者，但我却说了谎”这个事实。
得1美元报酬的人比得20美元报酬的人更积极言不由心地劝说别人，当然，他们也更不容易清楚知道，自己说的话到底是不是“由心”。他们因为没有金钱利益的动机，所以需要相信自己是真心的，没有说谎，以平息自己的认知失调。但是，得20美元报酬的人则不需要平息这样的认知失调。
试想，把有限的旅游时间花在唱红歌上，倘若不是觉得因为真诚热爱社会主义才唱的红歌，岂不等于自己承认是犯傻和丢人？唱红歌的大妈们不但不觉得自己犯傻，反而觉得光荣，这便能平息她们的认知失调。然而，许多旁人不认同她们这种行为，那是因为他们身处于认知失调的情境之外，所以觉得那是一种非理性和奇怪的行为。
其实，一群中国游客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前唱红歌，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见多识广，见怪不怪的纽约人也许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件事在中国反倒成为新闻和公共话题，或许是因为人们从这件事联想到了一些类似的事情。例如，有人一边想方设法自己或让家人移民国外或在海外置产，一边却狂热地爱着中国，骂着美国。这样的行为，可以从“认知失调”来进一步探讨。
“爱国裸官”的认知失调
正如奥威尔在《1984》里所描绘的，极权制度是一种产生普遍认知失调的制度，它强迫所有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戴着假面生活，长而久之，成为一种习惯，形成自动化的双重思想心理机制。
文革最严重的后遗症之一，是造就了一个人人带着假面生活的谎言社会。李慎之曾说：“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并不在于它真能改造好人们的思想，而在于它居然能把八亿人口的大国，改造成一个普遍说假话的国度。”这种改造岂止始于文革，叶浅予说：“思想改造的目的，就是要改造到人人都能自觉地说假话。”
今天，说一套做一套在中国是普遍的现象，也是文革留下的一种严重的后遗症。公共人物说一套做一套有时遮遮掩掩，有时明目张胆，越是言行不符，认知失调也就越是严重。他们当中最有代表性，也最遭民众厌恶的就是“爱国裸官”。
新华网博客上有一篇《中央党校教授建议开除118万裸官》的文章说，据不完全统计我国有118万官员的妻子儿女全部移民国外，自己在国内担任官员。其实，如果是普通老百姓出国，那么定居也好，移民也罢，都算不上是什么大事。当然，有人会将此视为“不爱国”的行为，但是，人们对“爱国”可以有不同的理解，爱国不一定就非要居住在国内。一个普通老百姓，只要不言行不一，不是一边自我标榜爱国，一边定居或移民国外，选择在哪里生活并不构成道德上的缺失，也不会遭人厌恶。
“裸官” 遭人厌恶，问题不是出在他们的亲属去外国定居或移民，而是出在他们的言行不一。如那篇博文所言，这些裸官一边宣传“西方腐朽没落、光怪陆离、民不聊生、水深火热，是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云云”，一边将“亲属和财产都悄悄转移到了西方……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都优先选用西方产品”。他们在口头上“千方百计、不遗余力、想方设法、绞尽脑汁地让国民反感、厌恨西方，抵制和反对西方”，在心底里却并不厌恨或反对西方，反倒是特别羡慕和亲近。中国是一个有“以吏为师”传统的国家，官员的行为对百姓有示范的作用。官员是“领导”，既然是领导，那就应该凡事以身作则，老百姓厌恶裸官，最根本是厌恶他们的那种说一套做一套。
一般人会把裸官的说一套做一套视为“虚伪”“表里不一”或“做假”，但事情并不这么简单。裸官不只是说西方不好，而是“千方百计、不遗余力、想方设法、绞尽脑汁地”地说西方不好——也就是“极度反西方”。这样的表现行为，除了公开表演的动机，还有认知失调在起作用。人发生认知失调，是因为做了一项与观念或认识不一致的行为，引发了不舒服的感觉，例如，你明明知道抽烟可能导致癌症（认知），但偏偏还是在抽烟（行为），这时候，认知与行为的不一致便造成了认知失调。这这种情况与抽烟但不知道抽烟有害是不同的。认知失调经常与明知故犯引起的内疚、不安、焦虑和不快乐有关。
一般人会采用以下几种方式降低或消除认知失调：
第一种是改变行为。例如官员认识到西方不好或当裸官不对，所以不把亲属和财产都转移到西方国家。按照认知改变行为是最理性的方式，但对不少人来说是很难做到的。
第二种是改变想法或看法，使其与行为一致，例如官员可以觉得西方很好，把亲属和财产转移出去是好的选择，无需遮遮掩掩。这也是一种相对理性的方式，但因为条件的限制，也很难做到。
第三种是减少自主选择的感觉，裸官会说，许多别的官员都这么做，我不这么做不但不落好，反而会成为众矢之的，其实我也不想这么做。或者，是我家里人自己要出去，我有什么办法。
第四种是改变认知的重要性，让一致性的认知变得重要，也让不一致性的认知变得不重要。例如裸官会说，亲属和财产出国，又不损害国家利益，有什么大不了的？谁能证明，亲属和财产出国，就不能是好官？
第五种是过度补偿，这是一种缺乏明确意识或自我认识的非理性调适，由于是非理性的，所以经常过度。它起的是对他人的演示作用——让人看的。例如裸官反西方：别以为我亲属和财产出国就是我不反西方，我偏要让你看看我多么反西方，多么爱国。于是便有了他们十分夸张和不遗余力的爱国和反西方表演。
“认知失调” 会造成心理伤害，让人在内心觉得焦虑、自相矛盾、啼笑皆非、不快乐、无所适从。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都会有意无意地用某种方式降低或消除认知失调，以恢复精神安顺和心理上平衡。然而，正如费斯廷格提出的，人在减弱或消除失调感的过程中，一般对自己的心理活动状态缺乏明确的意识，因此呈现出非理性的特征。当事人诉诸非理性的方式。在一个认知失调普遍化的社会里，很难有谁能独自保持健全的理性，因此非理性的认知失调会成为一种被“共同确认”的思维方式，被视为一种正常状态。
弗洛姆（Erich Fromm）在《健全的社会》（The Sane Society）一书里说，“人们在观念上的‘共同确认’(consensual validation) 非常具有欺骗性。由于大多数人共同具有某些思想或感情，就以为这些思想或感情是正当的，这是十分幼稚的想法……我们可以说‘两个人发了疯’，也可以说‘上百万人发了疯’。数百万人都有同样的恶习，这并不能把恶习变成美德，数百万人都犯了同样的错误，这并不能把错误变成真理，数百万人都患有同样的精神疾病，这并不能使这些人变成健全的人。”
同样，数百万人都认知失调，这并不能使认知失调变成可以接受或值得庆贺的新常态。文革后遗症越是使众多中国人罹患认知失调，我们就越是不能忽视了这个国民精神的普遍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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