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性、洗衣机与黑人：种族歧视的中国幽灵

1961年的12月6日，年仅36岁的阿尔及利亚革命者弗朗兹‧法农（Frantz Fanon）因白血病在美国逝世。那天早晨，他对妻儿表达了自己的恐惧：“昨晚他们要把我放到洗衣机里去。”

55年后，确实有一个黑人被塞到了洗衣机里，而历史吊诡之处在于，现实当中把黑人洗白的却是曾经也被视为“有色人种”的中国人。这则中国某洗衣珠广告中，一个身上满是污渍的黑人试图和一个打算洗衣服的中国女性调情，而中国女性突然往他嘴里塞了一口洗衣珠，随即把他摁进了洗衣机中──最终洗出来了一个中国帅哥。这则广告中的肢体和眼神动作，还完美地展现了这样一幅图景：中国女性吸引黑人男性，而黑人男性只有变成了中国男性，才在中国女性眼里具有吸引力。

外国网络一片大哗，纷纷感叹中国人竟然如此种族主义。而国内网民则纷纷反驳，认为这不算，或者说外国人以及国内的“圣母婊”（道德要求过高的人）“太过敏感”。有网友说，这只是艺术创作；有的说，中国没有种族歧视的历史背景，政治正确是“西方的事情”；更有甚者，“他们歧视我们中国人，我们也可以反过来歧视他们”的言论，在中国网站上绝不占少数。

反殖先锋法农的愤怒与恐惧，针对的是白人。而现在，却是白人们在质问和批评中国人的广告过度种族主义，被视为有色人种的中国人们，则有不少人感到理直气壮。

黄皮肤，白面具

中文网络上流传一句话，大意是“我们终将成长为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样子”，这句话与法农的“黑人只有一种命运，那就是变白”不谋而合。

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描述了这样的一幅心理图景：黑人看似痛恨白人，实则痛恨黑人，他们不断向白人证明自己可以做得和他们一样好，试图通过变白而拯救自己的种族。他们没有取消白人的优越，而是把自己并入到白人的优越当中去。黑白的二元结构相互依存，白人需要黑人去证明自己的优越，在黑人身上投射出自己的无穷焦虑；而黑人，需要白人来肯定自己的存在价值，确定自己的方向。

法农更加断言，所谓黑人，不过是白人的人造品，在白人的注视之下，黑人需要为自己的野蛮历史与祖先负责。那些肮脏、食人、愚蠢、落后等等标签，不断撞击生活在白人目光下的黑人，成为被检验的对象。黑皮肤是这一切的象征与起源。在表皮的黑色之下，对身体与心灵的审视与规训已经完成了。

出生于法属殖民地的黑人法农当然注意黑白二元。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文本也微妙地切中要害。历史学家奇迈可（Michael Keevak）在《成为黄种人》一书中指出，中国人本来并不“黄”，但随着近代西方开始对人种进行“科学分类”，东亚人成为了白人与黑人之间的过渡人种。现代生物分类创始人林耐（Carl von Linné）在分类命名时，对东亚肤色的形容先是淡黄，然后是惨黄，种种东亚人的体质特征被与儿童、病态、邪恶、低俗等特质相关联起来，在1795年由布鲁门巴赫（Blumenbach）确认为“蒙古人种”，“蒙古褶”、“蒙古斑”、“蒙古人病”等术语都被用以佐证东亚人的落后。黄人与黑人一样，都被建构为落后与低下，是人类的幼稚时期，需要成年的白人们引导和照顾。

19世纪试图“救亡图存”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在建构“中华民族”的过程中，对这些“科学种族论”照单全收。“汉族”、“华夏族”、“炎黄子孙”的概念，正是在面对西方列强时才流行起来。汉族或者华夏族，是以父系血统为分类前提的人种，以作为民族国家中国的根基。在这些理论里，中华民族历史上的强盛，都是基于血统的纯正。纯正的汉族王朝，比其他少数民族统治都要强盛。知识分子进而灵活调用这一套理论强化民族—种族意识，宣传自强。康有为在《大同论》中就提出：“白人和黄人差距不大，中国还可以奋起直追，黑人则是族性已经过于低劣。”

1949年红色中国的崛起，在民族主义的传统话语上打开了缺口。在毛泽东的论述中，非洲黑人和美国的黑人，成为了资本主义奴役的最底层，也因而成为了需要团结起来对抗霸权主义的，广大第三世界人民的一部分。这一时期的中国，除了给予非洲国家援助外，也不断宣传“黑兄弟们把中国抬进了联合国”的中非友谊。

然而这一系列对非洲的援助、感恩和优惠，并没有延续下去。阶级话语随着改革开放开始而逐渐偃旗息鼓。“黄种人”随着各式的科学主义和现代化进程再次浮出水面，在20世纪80年代重新复苏。这一时期的《河殇》、《黄孩子》、《龙的传人》等流行文化产品，都强化了中国人的“黄色认同”。在《河殇》中，“专制封闭的黄色文明”与“民主开放的蓝色文明”形成二元对立，成为海洋文明的渴望，与法农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描述的黑人焦虑如出一辙。恰如黑人需要白人看到他们的文明，需要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成就，需要得到白人的肯定，中国人同样直白地表达了“先进”方向的渴望。

反黑浪潮：80年代的黑暗面

在《河殇》广受追捧的80年代中国，人们对现代化的焦虑与日俱增。1949年以来，中国的发展因为种种原因被“耽误了”，“落后”再一次笼罩了主流叙事。与20世纪初相似的民族主义又开始不断膨胀，优生学也随着全面计划生育而崛起。保持汉民族血统纯正，后代优良，再一次成为“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前提。

而非洲黑人，则失去了团结对象这一身份。中国人越来越将非洲与贫困和疾病相联系。这一联系与早已成型的种族观一起，将非洲形容成了一片传染病（主要是爱滋病）肆虐，资源匮乏的大陆。而非洲人（主要是黑人）则又成了懒惰和贫穷的代名词。

80年代的中国在今天令许多人心生向往，然而那个时代也有它被遗忘的黑暗一面。其中一例，便是驱赶非洲学生的校园运动。对“劣等民族”的偏见，加上对非洲人获得留学生优惠的不满，对爱滋病传播的恐惧，和保护本民族“纯正性”的呼吁一起，激起了绵延80年代的中非学生冲突。

1979年7月3日，上海的一名马里学生被中国学生殴打，并因为肤色较浅而被后者一边喊着“太浅了”，一边不断泼墨水。双方在宿舍门口爆发斗殴，导致50名外国学生和24名中国学生受伤。在此之后，一百多名非洲学生聚集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呼吁停止送非洲留学生到中国，因为中国“反非洲倾向非常严重”。而中国政府仅承诺加强上海学生的“国际主义”教育，否认事件与种族歧视相关。

1979年后，中非学生之间的冲突不但没有停止，反而继续扩大。1979到1989年的10年间，南京、合肥和杭州等地，陆续有反黑人事件发生，每次均有数百人涉及。如1988年12月29日，华中科技大学的300名中国学生向留学生宿舍扔石头，并砸伤了一名斯里兰卡学生。中国学生给校方写信，要求驱逐非洲学生。因为“非洲学生和中国女生的交往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稳定”。类似这些事件，往往以女性和非洲黑人交往为导火索。与非洲学生交往的中国女生，也被污名化成了“汉奸”和“妓女”。

在1989年之后，中国加强了对大学校园的控制，校园反黑运动也随着“美好的80年代”告一段落。然而枱面上种族歧视的消失，让公开的反思变得更不可见。中国的种族观念，不但没有得到指出和讨论，反而变本加厉地发展成了对“劣等民族”的鄙夷。

“洗白”的中国人

中国网民对“种族歧视”广告的反应，常常是“想多了吧？哪有什么歧视？”的确，不像很多国家历史上有过的那样，中国没有成系统成组织的种族歧视。然而，这并不代表在中国生活的黑人感受不到歧视的存在。这种歧视，更多和中国人面对非洲人的优越感有关。这种优越感有关经济，也有关性欲，而且无时无刻不召唤着“白人”的在场。

中国网民常常把广州形容为中国黑人最多的城市。的确，广州黑人以做小商品贸易的商人为主。保守估计人数在10万上下，也有20万、30万甚至40万的说法。他们并非长居，而是往返于中非，做小商品贸易。现今居住在广州的非洲人，无论是流利讲四门语言的商人、医学院的留学生、还是每天都能“打的”出门的女生，或能负担一年四次往返中非的阿姨，都同等地面临着相同程度的歧视。走在被称为“巧克力城”的三元里或者小北，他们会被警察拦下盘问，会遇到路人鄙夷的眼光，人们会在脸上表现出厌恶。而中国网民们，则激进地传播反黑文章，把子虚乌有的黑人移民视为中国21世纪最大的危险——甚至上升到“亡国灭种”。在“小粉红”发源的“晋江论坛网友交流区”里，年轻女性为主的网民经常讨论广州“黑人围城”的主题，热度也不下政治讨论。

中国民族主义也和种族阶序的想象结合在一起。著名的民族主义动漫《那年那兔那些事》，就在第二季中用动物形象描述了非洲人——好吃懒做愚蠢不堪的河马。中国援非的历史也被简化成了“第一世界不和我们玩”的无奈。而性和带着生殖意味的种族想像，也仍然是排斥黑人的核心焦点。在百度贴吧，微信朋友圈里传播的反黑言论，乃至今天这则广告中，黑人都像是目的不纯，只想睡中国女人的渣滓；与黑人交往的中国女性被污名化为“重口味”或者“穷，没受过教育”。

法农描述法国黑人如何喜欢与白人结婚，因为那是高贵之路，当他们揉搓白色的乳房时，他们其实是紧握“文明与尊严”。黑人则被建构为原始、不受约束、充满情欲（这一点，恰恰也在今天的广告中有所体现），他们的阴茎是一切欲望想像的具体化身，既令殖民者畏惧又让他们兴奋。在法农恐惧的洗衣机隐喻中，黑人的肮脏非常明白：洗白黑人、治愈黑人的黑皮肤，不但是白人社会进化主义者一直的梦想，也是康有为早在100年前就表达的理想。

而到了“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之前还是阶级兄弟的亚非拉同胞已经被抛诸脑后，黄种人略差于白种人的自我歧视也被放弃，中国人开始要求和白人平起平坐。这一切如两个世纪以前的白人们一样，依然要骑在黑人的头上来完成。中国人乐于争取的那一个个“五千年”、“历史第一”都是想要挑战西方业已成就的文明，其实如那些黑人知识分子一样，想要获得肯定。工业化的、先进的、现代的、高素质的西方是令人渴望的第一世界，而已经不是要被打倒的资本主义秩序。夹在中间的中国人，既如法农描述的黑人般对于白人有情欲渴望，也有如黑人对自身低人一等的欲望焦虑——黑人是中国人的过去，也是绝不想再面对的过去。

中国人夹在黑白之间，恰如法农。法农在马提尼克（Martinique）时自认为是法国人，不是黑人，直到去了欧洲被人不断提醒，他才发现自己是黑人。他被法国朋友介绍为黑人大学生、黑人作家……外貌表达的种族是第一身份，他们是刻板印象构成的“那帮黑人”（the Negro）而不是“一个黑人”（a Negro）。这也是很多中国人，尤其是留学生感受到的那种矛盾心态。对自己本来文化的归属感和身份的焦虑重新出现并被不断强调，这或许也能解释为什么某些留学生比在国内更爱国。而另一方面，这种是又不是的焦虑，又和那些来自新疆或西藏的年轻人在汉地东部的焦虑有多少区别呢？

法农提出的暴力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案，在中国实现了。但如今却是中国人把自己洗白了，也把黑人洗白了。网上已经有文章，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论述为中国人的种族观念辩护。可是，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和结构暴力，需要如法农所说，去掉自己身上成为白人的意识，才有希望。然而，“黑人只有一种命运，那就是变白”，在现代化的吸引力席卷整个世界的今天，中国的种族歧视问题，也许还远远没到最麻烦的时候。

（戴娜美，两个人类学学生的共用笔名，爱好广泛，热爱生活）